南开大学能不能有点节操?

5 01 2017年

我看到一则新闻说,美宝国际集团向南开大学捐赠五千万元,成立南开大学徐荣祥再生生命科学中心。徐荣祥是谁呢?就是美宝国际集团的创始人和原来的董事长,我以前几次揭露过他,他也就此攻击我。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明了一种中药烧伤药,发了财,就搞了美宝集团。他发明的烧伤药是不是真有效果,是不是要比常规的烧伤药效果好,是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就上市卖了。香港研究人员曾经对他的烧伤药做过临床试验,发现和常规的烧伤药相比,并没有优势。中国市场上类似这种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中药产品很多,因此发财的人也不少。但是我跟徐荣祥打上交道,不是因为他卖烧伤药,而是因为他不满足于卖烧伤药,号称自己研究的是再生医学,在2002年的时候宣布要在5年内克隆出人体全部器官,我写了几篇文章驳斥这种神话。当时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先生还健在,也表示徐荣祥的说法不可信。徐荣祥专门搞了一个所谓听证会反击我们的质疑,还扬言要起诉邹先生损害他的名誉权。

过了5年,2007年,徐荣祥果然宣布他把人体全部器官都克隆出来了。当时腾讯科技频道问我怎么看这事,我说那是挂羊头卖狗肉,靠杜撰术语糊弄人,是伪科学。徐荣祥也给腾讯科技频道回了封信,说我不懂生命科学基本常识,不懂装懂云云。究竟谁不懂生命科学基本常识,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徐荣祥曾经说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伪科学,测的不是人的基因序列。这个只要懂一点生物学的就知道徐荣祥的说法是贻笑大方的无稽之谈。不管怎样,徐荣祥号称克隆出人体全部器官这事,也就是在国内热闹了几天,国际上没人理他。他还去起诉诺贝尔奖委员会不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他,也没真要来诺贝尔奖。他说他是奥巴马总统的医学顾问、奥巴马总统时不时要打电话给他咨询医学问题,但是在美国政府所有顾问成员名单中,是找不到徐荣祥的名字的,想必是个“秘密顾问”。2015年,徐荣祥在美国跟一些同事、朋友吃饭的时候,被噎着了,一桌子的再生医学专家,没有一个知道怎么急救,被饭噎死了。

徐荣祥死后,他儿子当了美宝集团董事长,号称继任了奥巴马总统医学顾问,然后就到处给徐荣祥树碑立传。他给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捐了一笔钱,让这个学校用徐荣祥的名字命名一个学院。大家听清楚了,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不是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敢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学校,会误以为是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找这么个学校捐款,不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吗?

南开大学在中国倒算得上是名校,为了区区五千万元,就把自己的节操卖了。美国大学可能不知道徐荣祥的底细,南开大学会不知道?邹承鲁还是南开的校友,南开大学这么干,对得起邹先生在天之灵吗?这并不是普通的慈善捐款,是冠名的,其实是美宝集团拿了五千万元在中国名牌大学做了一个广告。而且要研究的是号称徐荣祥创建的再生生命科学,难道也是要学他克隆人体全部器官,找诺贝尔委员会要奖?有哪个中国生物学家会去那里做研究?不过中国生物学家没节操的也有的是,这个中心应该不愁找不到人。

2016.12.30



当我们遇到有人宣布惊人的科研成果

30 12 2016年

(按:最近南开大学从徐荣祥儿子要了五千万搞“徐荣祥再生生命科学中心”。徐荣祥靠卖烧伤药发财,几年前宣布克隆出人体全部器官,起诉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发奖给他,吹嘘自己是奥巴马总统的秘密医学顾问,去年在美国吃饭噎死。他在2002年声称要在5年内克隆人体全部器官时,我曾写了篇文章批驳。下面就是那篇文章)

    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科技的整体水平仍然很落后。在绝大部分领域,中国科技的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距离。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很少像中国这样有“诺贝尔奖情结”。在中国本土出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了许多中国人的梦想。但是,我们却经常在中国媒体上见到中国的研究人员做出领先国际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的报导。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报导,中国科学家获诺贝尔奖,似乎指日可待。这些惊人的宣称不仅可以满足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人们的虚荣心,而且许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例如,虽然在最发达的国家,纳米技术也还只是处于实验阶段,而前一段时间中国市场上却出现了大量的“纳米产品”,好像中国已率先进入了纳米时代;虽然癌症至今还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但是在中国报刊上,某某医生征服癌症的报导却屡见不鲜,理论和治疗方法五花八门。最近,则又有从事烧伤研究的徐荣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所领导的科研小组发现了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人体细胞──潜能再生细胞,并利用这一细胞完成了55个组织器官的人体原位复制或动物实验的体外复制;再过5年,将有望完成人类206种组织器官的原位复制云云。随后又有一些从事干细胞研究的专家对此提出质疑,还为此开了一次“听证会”。
    对这些惊人的宣称,专家不难判别其真伪,但是广大公众怎么办?而且声称者往往也自称专家,甚至反过来指责质疑者是外行,我们该相信谁的?没有人能够同时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你能判断“纳米水”的真伪,明天却可能上了某种“抗癌药物”的当。所以这种困惑,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这些惊人宣称的共同特征,并了解一点科研惯例,那么至少可以减少受骗上当的可能。

                                 商业动机

    现在据说是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研究者如果做出了有应用前景的重大科技发现,不仅能出名,更能推销产品,或者吸引来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者的目的一般是在两、三年内让公司上市,所以即使明知研究者开出的是空头支票,只要在上市前不露馅,就能实现从股民身上收回投资并赢利的目标。惊人的宣称往往有着浓厚的商业目的。为推销“纳米产品”、“抗癌药物”、保健品之类的商品所做的宣传不用说,即使那些似乎更学术化的成果,也不难发现其商业背景。2000年有个美籍华人技术人员带了三个普普通通的“基因库”回国,被夸大为价值无法估量的爱国壮举,而其真实用意却是为了在北京建一个准备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一些报纸在报导徐荣祥的成果时,只含含糊糊地称他是“烧伤专家”、“中国生命科学家”,却没有提及徐荣祥的主要身份是美宝集团的创建人和董事长,这是一家开发药品、美容品和保健品的商业公司,在推销十几种“再生产品”,并将根据徐荣祥发现的“生命物质”制造保健品。徐荣祥也明确表示,美宝再进一步的商业计划就是引资及集团上市。了解了其商业背景,就不难明白他宣布重大成果的商业动机,那么对其成果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研究资格

    现代科学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人员必须受过相当长时间的专业教育和训练,在专门的研究机构专职从事专业研究,才有可能做出重大成果。外行碰巧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可能性可以说为零,在正规的研究机构之外从事业余研究的所谓“民间科学家”能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一个重大成果,如果是由该领域的专家做出的,还比较可信。如果是由业余人员宣布的,就很可疑了。毕竟,突然冒出一个大天才的可能性太小。徐荣祥虽然自称“生命科学家”,有的报导还说他是“著名生命科学家”,但是他从未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我只找到他在由他创办并担任主编的《中国烧伤创疡》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对照其履历,可知他既没有受过基础研究训练,也没有在正规研究机构做过基础研究:1982年从青岛医学院医疗系大学毕业,1982-86年在济南第四医院任医生,1987年创办“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后以此为主体成立美宝国际集团,任董事长至今。所以可以说,徐荣祥其实是个业余从事科研的商人,最多算是“民间生命科学家”。
    我还注意到,他曾经一再攻击“人类基因组图谱就是个伪科学”、“这只是基因物质在离体后的电泳排列顺序,不是DNA上的真实序列”。这表明他其实对现代生物学是个大外行,对基本的生物技术原理甚至缺乏了解。DNA测序方法保证了它能测定DNA的真实序列,而且其可靠程度是已经被无数基因工程实验所证实的。徐荣祥还如此介绍他是如何发现神奇的“生命物质”的:
    “我们先在体外培养肠粘膜细胞,然后分析人可以食用的食物的成份,一个一个试,看看哪一个细胞喜欢吃,哪一个不喜欢,然后再进行不同组合的测试。”
    大概在他看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成份是不经过消化、降解的,而是直接被细胞吸收的,所以他才在体外试验细胞都喜欢吃什么食物。这种贻笑大方的简陋“实验”就像小孩的游戏,倒也颇能反映徐荣祥对生物学实验的理解到了何等外行的程度。一个生物学的外行能够做出生物学的惊人成果吗?这在现代生物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

                                    发表渠道

    “商业动机”和“研究身份”的认定可以促使我们怀疑成果的可靠程度,但是也仅仅是怀疑。商业机构也能做出重大科研成果,而业余研究者做出重大发现的奇迹的可能性也无法完全排除。而且,有时候专门的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也会弄虚作假。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对研究成果本身的认定。按照科学界的惯例,重大的科学成果,要经过几名同行匿名鉴定,在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以后,才有可能获得承认。最终是否能获得承认,还要看其他研究小组能否重复出其结果。历史已经证明,那些绕开了正常的发表渠道,在论文被接受发表之前抢先发布新闻,试图引起轰动制造声势的科学成果,往往是有问题的。发表学术论文,公布详细结果让专家们验证,是认定一项科学成果的必由之路,其他渠道都不可靠:
    新闻发布会或记者采访:其目的是为了让公众知悉最新科学成果,但是一般公众以及记者并无专业判断能力,因此按惯例,应该在论文已被学术期刊接受后才开新闻发布会。
    学术鉴定会或听证会:这大概是中国特色,对工程成果验收也许有其价值,对基础科学成果的鉴定则没有什么意义,由于缺乏公开性,不会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特别是,这类会议涉及到人事关系、行政关系,往往流于形式。
    在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基础学科的学术会议一般来说不审稿或审稿不严,只要提交了论文就都会被接受,交了会费就可以参加会议,因此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那里发表论文,都不足以说明其成果获得承认。何况学术会议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甚至可以自己组织。比如,“生命核酸”的发明人曾宣称其成果在泰国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引起了轰动,还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张会场照片为证。那张照片显示那次会议的横幅竟全是用中文写的,则其国际性可想而知。
    获得专利:获得专利只是表明其成果有独创性,并不能证明其成果是真实的。有时只需提出一种设想、设计就能获得专利。
    获得国际奖项:西方国家的结社完全自由,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组织一个全国性协会,随心所欲地颁发各种奖项。如果有人以获得某个不见经传的国外奖项做为自己的科研成果获得国际承认的证明,那就像江湖医生摊上的锦旗一样的可疑。徐荣祥声称美国烧伤受难者基金会高度评价其烧伤治疗成就,授予他“人道主义奖”。该基金会是个为美国新泽西州烧伤患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民间组织,并不从事科研,而且其信誉相当可疑。据《华盛顿邮报》2000年11月20日报导,该基金会执行主任斯多克(Gary S. Stocco)由于与烧伤有关的骗局和做伪证,认罪并被永远禁止在美国法庭上作证。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发布惊人成果的人士采用了种种方式试图证明自己,却唯独缺少最应该有的、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爱国牌”和烈士姿态

    利用公众的爱国心,打“爱国牌”为自己造势,是一种常见手段。几乎每一个发布惊人成果的人士同时都要表白自己是多么爱国,多么为中国科学争了口气。徐荣祥在发布成果的同时如此介绍自己:“1996年,为了完成在美国的重复性实验研究,经批准我移民去了美国,利用其西半球的地理环境,经过5年的重复研究,申报了国际专利;现在是返回国内以国内为基地将发明创造首先造福于父老乡亲和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时候;……”刚好在华访问的国际细胞学会主席里奥纳德·宗(Leonard I.Zon)对徐荣祥的成果表示怀疑,徐就说他“诽谤我们的成果,侮辱我中国文化……公众报告会将以事实回应Leonard I.Zon对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侮辱,保障我们中国人的人权,维护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尊严。”质疑某个华人的科研成果谈不上什么侮辱中国文化,国内的专家也都普遍对徐的成果表示怀疑,所以这并不是中外的冲突。对国家做出了多大贡献,最好等成果获得承认后再由别人来评价。迫不及待地自己代表民族尊严,如果被证明成果是虚假的,开了国际玩笑,岂不是让民族跟着丢脸。
    以当代哥白尼、布鲁诺自居,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烈士,是另一种手段。徐荣祥声称:“我深知,我现在走的路是进入无底的生命隧道之路;但生命科学的革命总要有人向前闯,我细读了数遍的世界生命科学发展史,生命科学的每次大革命均是不平坦的,有的甚至丢掉生命,……我这次的成果宣布,也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我告诉我的妻子,请把儿子照顾教育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安心独立生活,我将把后半生交给社会;在回国发布会的第二天我驱车回山东老家,在父母坟前作了个祷告,希望保佑我,儿子从今天起是社会的了,我要进行生命科学大革命……”听上去很悲壮,不过现在早已不是黑暗的中世纪,做出重大科学发现,不管多么惊世骇俗,都不至于要以性命相搏。充当异端、烈士,并不等于就正确。历史上有异端是大英雄,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更有无数的异端不过是跳梁小丑,一开始是错,结果还是错。后一类异端要比前一类多得多。
    总之,打爱国牌、做烈士状,虽然很动人,却与其成果的真实与否无关。

                            玩弄术语

    外行很容易被科学术语吓唬住,一见到科学术语,就觉得特高深,特科学。因此,杜撰科学术语,也是迷惑人的一个高招。徐荣祥声称他发现了“潜能再生细胞”,但对这种细胞的形态、结构却语焉不详,只有一个杜撰出来的名词。他后来又声称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生命物质”,但对这种物质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化学成份是什么,没有任何说明,同样也只是一个杜撰出来的名词。用现代生物学技术研究细胞的形态、结构以及化学物质的成份、性质,都早就不是什么难事,而徐荣祥却没能为他的发现出示任何证据。
    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是另一个迷惑人的高招。比如,“组织”和“器官”是解剖学上两个基本概念,学过解剖学的都知道其意思。组织是指由许多形态相似、功能相近的细胞由细胞间质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结构,几种不同的组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一定形态和机能的结构,就成为器官。组织就是组织,器官就是器官,不能混为一谈。徐荣祥却发明了一个“组织器官”的说法,并声称人体有206个组织器官,故意混淆了组织和器官的差别。由此可知,他的所谓“体外器官克隆”,其实就是人类已从事了几十年的“体外组织培养”,连新成果都算不上。他靠偷换概念,再杜撰两个新术语,一项惊人的成果于是出笼。

                              科学不是神话

    人体大约由200多种细胞构成,不同的细胞担负着不同的功能,但是所有这些细胞,都是由一个细胞--受精卵发育而来的。具有“全能性”的受精卵在发育过程中,不仅不断地分裂使细胞的数目扩增,而且还不断地分化使细胞的种类也增加。所谓“干细胞”,就是指那些未分化、因而有可能分化成不同类型的细胞的细胞。细胞还未分化的早期胚胎是干细胞的主要来源。成年体内也有干细胞,但是这些成年干细胞的命运都已决定了,只能分化成某一类细胞,并不能分化成所有类型的细胞。只有胚胎干细胞才具有这种全能性。现在备受关注的干细胞研究是以克隆器官为目标的,但那是一个极其长远的目标。目前干细胞研究只能做到将胚胎干细胞或成年干细胞转变成某种分化了的细胞。至于如何由不同的细胞、组织形成具有特定构造的器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发育生物学问题,对这个过程大多还未明了。如何解决克隆器官中的血液供应、神经功能问题,更是令人头疼。体外器官克隆还只是一个梦想,没有哪个负责任的专家敢打保票在5年内能克隆出哪怕是一个器官,更不要说全部器官了!那不仅是魔术,更是神话。至于徐荣祥所发现的那种能治病疗伤、延年益寿的万能的“生命物质”,只存在于古代炼丹道士和现代伪科学者的白日梦中。
    科学研究是一个知识累积的过程。科学的发展是连续性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是连贯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大革命,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演化。即使是所谓科学革命,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跃进。徐荣祥却妄图一举推翻生物医学,创建全新的科学,“先从药学来说,所有的理论全变了,用我们的这个模型来说,所有的药都是对抗性的毒药,以对抗细胞的物质对抗疾病,这种两千年的药物方式应该淘汰了,这就面临着一个药学大革命。我们主张用器官的自然再生来代替药物,维持生命。从医学来说,整个生命科学家必须放弃他们的研究,这些年科学家仅仅研究基因什么的,没有研究生命主体。……这样一来,人的整个饮食结构都变了,生命科学革命引起了食品革命。这些,将使农业产生巨大改变。……在这个理论下,人类的顽疾──癌症的攻克也指日可待,……人的生命之谜已经揭开了,下一步就是解决长寿问题……”也就是说,他以一人之力,彻底改造、全盘创建新的生物学、医学、药学、食品科学、农业科学,当之无愧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科学家,连牛顿、达尔文都要为之逊色,得几个诺贝尔奖都还不够。不是他疯了,就是世界疯了。只是有如此天才,如此成就,却为何只浪费在为其公司的生存“正在准备打一场巨大的商战”?



何必夸大豪华装修的危害

25 12 2016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生钟南山在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主办的高峰论坛上发表了《室内空气污染与婴幼儿健康》的演讲,据报道,他在演讲中引用了中国环境保护协会有关统计资料:“90%白血病患儿家中曾进行过豪华装修,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80%的家庭装修甲醛超标;70%孕妇流产和环境污染有关;每年我国因室内环境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11.1万人。室内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现代人类健康的杀手之一。”把这些数据综合在一起,意思就是,豪华装修会导致甲醛超标,甲醛超标会导致儿童得白血病,每年210万儿童死于因为豪华装修导致的白血病。

这个数据实在惊人。从上下文看,钟南山指的是中国的情况。那么每年中国真有这么多儿童死于白血病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世界每年有二十多万人死于白血病,其中大约90%是成年人,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年死于白血病的儿童只有两万多人,怎么可能中国一下子有210万儿童死于白血病,比全世界还多了100倍呢?

有人可能会说,钟南山只是说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没有说就是死于白血病啊,有可能死于别的疾病。那好,我们来看看每年中国有多少儿童死亡。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为18万。5岁以上儿童死亡人数没有找到确切的数据,但是按理应该比5岁以下儿童少,加起来每年中国儿童死亡人数大概也就20多万。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09年11月1日到2010年10月31日0-14岁的死亡人数是14万。这个数据与联合国的数据有出入。但不管用哪个官方数据,就算所有0-14岁儿童都死于豪华装修,也只有十几、二十多万人,怎么可能每年有210万死于豪华装修呢?

所以很显然,这个惊人的数据错得离谱。我原以为可能是钟南山口误或记者记错,搜了一下,发现这个数据最早来自2003年8月23日新华社一篇疑似宣传北京一家“室内环境达标幼儿园”的报道《百万儿童因装修污染死亡》,是“中国儿童卫生保健疾病防治指导中心”主任说的,声称“目前中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而致死亡的儿童约有210万,其中100多万5岁以下儿童的死因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这个机构名头很大,其实是首都儿研所一个医生自己搞的。不管什么机构说的,不管指的是因上呼吸道感染还是因白血病而死亡,这个数据都是荒谬绝伦,明显是为了吓唬人而胡编乱造,钟院士竟不能识别。

那么我国每年有多少儿童死于白血病呢?我国0-14岁儿童人口大约是2.2亿人,儿童白血病发病率大约是3.44/10万人,这样算下来我国一年儿童白血病患者大约新增7千多人。儿童白血病治愈率相当高,百分之八、九十都可以治愈,所以我国每年因为白血病死亡的儿童大约也就几百人。这个数据就一点也不惊人了。

当然,每个儿童的死亡都是悲剧,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那么有没有证据表明装修材料中释放的甲醛能够导致儿童白血病呢?甲醛是一种致癌物,长期吸入甲醛主要是能增加鼻腔、鼻咽等呼吸道癌症的风险。吸入甲醛能不能增加白血病的风险,不同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并不增加风险,有的发现能增加风险。但是即使是那些发现吸入甲醛能增加白血病风险的,增加得也不多,大约是增加了50%的风险,而且这指的是那些在工作环境中长期吸入高浓度甲醛的专业人士和工人,比如殡仪馆工人、病理科医生、验尸官等等,并不是指甲醛浓度要低得多的居家环境,也不是指儿童,按理儿童在居家环境中的这种风险应该要低得多,甚至可能没有风险。

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有一小部分是遗传的,比如某些遗传疾病能够增加白血病的风险。大部分是环境因素,但是什么样的环境因素增加了儿童白血病的风险,这个风险有多大,目前是不清楚的。根据上述对工作环境的研究,即使装修材料释放的甲醛能够增加儿童白血病的风险,也是不高的,何况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装修材料释放的甲醛能够增加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并非像钟南山说的那样,把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绝大部分都归咎于豪华装修,这是非常荒唐的。

考虑到钟南山是在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的论坛上发表的演讲,而这个行业协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推销室内空气净化器,我们只能怀疑钟南山是为了替该行业站台而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作为一个著名的医学专家,这么做会对公众造成严重误导,是非常错误的。

我在音频节目发出上述内容之后,见到钟南山发表了一个道歉声明,声明说:“在今年12月12日广州召开的一个室内环境质控的学术会议上,我谈到了室内环境污染对婴幼儿健康的损害,其中有一张幻灯片引用了某协会的资料,提及‘我国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这个材料经过不少专家的查证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且可能引起公众的过度恐慌。这个协会所引用的资料未经过严格的流调研究证实,我引用了它是不恰当的。在此,特向公众表示歉意。为了不辜负公众及社会对我的信任,今后在参加学术活动及各种发言内容中,我将严格地只收集基于有科学实验依据的资料,避免误导公众。”

很多人称赞钟南山有错必改的态度,其实他的态度是大有问题的。以前我多次批评过钟南山误导公众的错误言论,比如夸大雾霾的危害,为中药站台,就从未见过钟南山道歉。这次因为他引用的数据实在荒唐,所以道歉了。但是他的这个道歉也是很成问题的。他说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其实那是个行业协会主办的推销产品的会议,跟学术没有关系。他只是为错误引用了“我国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这个数据道歉,但是他的演讲内容的错误并不只是这个数据。目前并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豪华装修会导致儿童白血病,也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表明豪华装修会导致儿童死亡。我不是说装修材料释放的甲醛对人体无害,只是说没有证据表明它会导致儿童得白血病或导致儿童死亡。甲醛是致癌物,但是装修材料释放的甲醛浓度偏低,如果能让人致癌的话是要经过很多年的,不太可能在儿童身上就表现出来。钟南山的演讲不仅是数据错误,观点也是错误的。

钟南山在道歉声明中说他引用的是某协会的资料,据报道,他在演讲中说是引用中国环境保护协会有关统计资料。但是据我查证,“我国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这个谣言最早是“中国儿童卫生保健疾病防治指导中心”主任说的,后来被某些推销空气净化器、甲醛检测的网站拿来,改成了“中国环境保护协会有关统计资料”。钟南山在演讲中引用的其他错误数据也都是来自这些网站。这些网站是这么说的:“中国环境保护协会有关数据统计表明:90%白血病患儿家中曾进行过豪华装修,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80%的家庭装修甲醛超标;70%孕妇流产和环境污染有关;每年我国因室内环境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11.1万人。室内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现代人类健康的杀手之一。”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与钟南山的演讲内容一模一样,钟南山的幻灯片文字是从这些网站抄来的。

很难相信堂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界权威会去抄袭推销空气净化器产品的网站。钟南山这个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夸大豪华装修的危害,帮一个行业协会推销空气净化器产品,有可能其演讲使用的幻灯片就是该行业协会提供的。所以钟南山以后要注意的,不仅是要严格只收集基于有科学实验依据的资料,而且不要再以参加学术会议的名义去为行业协会站台。

2016.12.24



评黑龙江禁止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

24 12 2016年

据中新社报道,黑龙江省官方对外发布消息,根据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自2017年5月1日起,将在该省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种植、生产、加工和销售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以及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

这个说法与《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规定的有所出入。该条例的相关规定是:“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禁止非法生产、加工、销售、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这个规定的后面两句,“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禁止非法生产、加工、销售、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是废话,因为既然是“非法”的,当然要“禁止”,用不着特地规定要禁止非法如何如何。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句,“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这句和后面两句不同,里面没有“非法”,那么是不是合法的种植也要禁止呢?

我国目前批准合法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没有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在现在种植这些粮食作物都是非法。如果这个条例是这个意思,那么我国没有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还有很多种,为什么该条例只提了禁止种植这三种粮食作物?难道其他转基因作物即使没有批准也不禁止种植?

显然不应该是这个意思,只要没有获得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不管是什么样的作物,都是应该禁止的。那么独独标出这三种粮食作物,意思是不管这三种作物有没有获得农业部批准,都要禁止在黑龙江省区域内种植了?我国不是联邦制国家,如果哪一天农业部批准了种植这三种粮食作物,黑龙江省政府有何权力禁止农民种植合法作物?

报道称,黑龙江省之所以出台这样的规定,是因为转基因食品不属于绿色食品的范畴,禁止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是为了促进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这个说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促进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不等于就要禁止非绿色食品产业。难道黑龙江省要只允许生产绿色食品?黑龙江省政府有何权力禁止合法的非绿色食品产业?第二,退一步说,就算黑龙江省政府有权力禁止非绿色食品产业,黑龙江省区域内只允许绿色食品产业,但是绿色食品并非仅包括粮食,还可以用别的作物作为原料,那么为什么只禁止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难道不是应该禁止所有的转基因作物?

黑龙江省人大法治委员会主任委员说,“我们支持转基因技术在科学的范围内研究和发展,也不反对转基因技术在农产品方面的研究与试验。但是,当这种技术还不能准确回答安全与不安全时,谨慎推广应该是明智的选择。”这个说法也完全错误。如果农业部批准了某种转基因作物,那么就是对这种作物的安全性给出了准确的回答,黑龙江省政府有何权力认为自己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认定比农业部还要有资格,即使农业部认定安全的转基因作物,他们也不认为是安全的?所谓“谨慎推广”,意思就是认为安全了、获得批准了,才可以推广,然而黑龙江省却是不管安不安全、有没有获得批准,都要禁止种植,根本就不推广,这哪叫“谨慎推广”?

既然是无论如何都要禁止,都得不到推广,那么研究、试验转基因作物还有什么意义?所谓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实质上就是反对、阻挠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转基因技术在提高作物产量、品质和保护环境各方面都已经和将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是代表农业发展未来的重要技术。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不去支持转基因技术,却去反对转基因技术,这是倒行逆施,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2016.12.20



《自然》:同行评议的论文升级了NgAgo基因编辑争议

25 11 2016年

记者:David Cyranoski (翻译:方舟子)
2016年11月23日

6个月前,中国研究人员报告说一种叫NgAgo的酶能够用于编辑哺乳动物基因,而它可能比流行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更精确、更通用。但是其他科学家几乎马上就在互联网论坛抱怨说他们没能重复出该实验结果。

现在,一篇有20个作者的论文在《蛋白质与细胞》上发表,列出多次试图重复原始实验但是失败的结果,而另一篇发表在《细胞研究》上的论文表明,把NgAgo注射入斑马鱼胚胎中,它可能只是在遏制而不是编辑基因。

位于石家庄的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学者韩春雨是第一个报告NgAgo基因编辑实验的,他说他坚持原来的主张。

《蛋白质与细胞》论文的20个作者描述了他们如何试图用NgAgo编辑各种基因组而未能成功。其中8个实验室用尽可能与韩春雨实验相同的方式,使用韩春雨提供的材料,针对相同的基因,也将该技术用于人类细胞,再次做了尝试。他们全都失败了。

该论文呼吁韩团队“澄清围绕NgAgo的不确定性,提供能重复当初非常重要的结果的所有必需细节”。但是其中一个作者、北京大学分子生物学者魏文胜已经对NgAgo有了结论。“它根本就不工作,句号,”他说。

北京出版的《蛋白质与细胞》曾在2015年发表关于在人类胚胎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第一篇报道,它的编辑张晓雪说,该杂志尽量快地发表该NgAgo论文,是因为围绕着该研究的辩论还在持续。“在中国,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也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她说。

在《细胞研究》论文中,研究人员报告他们试图用NgAgo编辑一个斑马鱼胚胎的基因,该基因被认为与眼睛发育有关。有些胚胎发育出一个非常小的眼睛和一个基本正常的眼睛,还有的胚胎的眼睛融合在一起,长在头顶“就像一个独眼龙”,这是人们预料如果NgAgo把那个基因敲除掉后会出现的结果。但是研究人员在对斑马鱼基因组进行测序之后,惊讶地发现该基因还是完整的。

该论文的首要作者、江苏省南通大学一名分子生物学者刘东提出了一种解释:NgAgo分子与基因组结合,但是没有切除目标基因,而只是降低了其表达。因为NgAgo蛋白很容易在实验室制备,刘东说这种功能能够让它作为暂时遏制斑马鱼基因功能的更便宜、更容易得到的另一种方法。但是如果他是对的,那么NgAgo并不会产生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的永久变化,因此不会被认为是一种基因编辑器。

刘东不据此对围绕最初NgAgo实验的争议提供什么见解,他注意到该实验是用人类细胞做的。他说,他的论文只是提供了NgAgo一种新的可能用处,用来作为遏制而不是编辑基因的便宜工具。

但是批评者说,刘东的论文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最初NgAgo论文的说法站不住脚。“这是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另一篇报道证实了NgAgo不能作为基因编辑器发挥作用,”马德里的西班牙国家生物技术中心的遗传学者Lluis Montoliu说,他以前已批评过韩春雨的论文,“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遗传学者Gaetan Burgio是最早在网上报告未能重复韩春雨实验的研究人员之一,他说他不相信NgAgo能够在韩春雨或刘东实验使用的温度下具有功能。两个实验使用的温度都比该蛋白质的来源——一种细菌——生活的环境温度低得多。

Burgio认为斑马鱼的异常结果可能是由于与NgAgo活性无关的毒性导致的。刘东说他的数据让他确信NgAgo能够可靠地遏制基因,但是承认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决定性地证明这一点。他说他现在正在汇总这些证据。

韩春雨告诉《自然》他已发现了其他研究人员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解释为什么其他人难以重复他的结果。他说他目前正在做确认实验,这样他就能发表数据和实验步骤让批评者满意。“我现在不能说,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中国媒体都会跳,”他告诉《自然》,“我需要一点点时间。”

发表其论文的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言人说,很多批评韩春雨NgAgo论文的人和团体已经与该刊联系,它根据发表研究结果的准则已经或正在仔细对此进行评判。“目前我们对该论文的调查还在继续,”该发言人说。《自然·生物技术》隶属《自然》的出版社Springer-Nature,与《自然》新闻团队的编辑是相互独立的。

有少数几名科学家此前告诉《自然》他们能重复出韩春雨的发现,但还未发表这些结果,现在其中一个说他用NgAgo做与其研究有关的实验,希望不久能够发表。但是另一个此前注意到用NgAgo有初步阳性结果的人现在说,“数据令人困惑”,“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这两人都不愿透露姓名,因为害怕被牵涉到争议当中。

这一大失败让人质疑韩春雨所在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在八月份宣布要建的基因编辑中心项目,该项目由当地政府投资2.24亿元人民币。“没有韩春雨的《自然·生物技术》论文和之后的炒作,该校不可能获得如此巨额的资金来建基因编辑中心,”方舟子说,他以前是生物化学学者,因为揭露造假科学家而闻名,是最早公开批评韩春雨论文的人之一。

他说,除了韩春雨关于NgAgo的主张,该大学并无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专业资质。因此如果韩春雨的工作站不住脚,“该中心就失去了其合理性。”

魏文胜也批评建立该基因编辑中心的决定,他也把它归因于韩春雨论文导致的激动。“考虑到这是一个热门领域,在中国建一个基因编辑中心并不是坏主意,”他说,“但是把这样的中心建在河北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韩春雨的论文。”

河北科技大学拒绝与《自然》新闻团队讨论该中心。

NgAgo gene-editing controversy escalates in peer-reviewed papers
One paper describes surprising results in zebrafish embryos, another lists failed replication efforts.

David Cyranoski
23 November 2016

Six months ago, Chinese researchers reported that an enzyme called NgAgo could be used to edit mammalian genes — and that it might  be more accurate and more versatile than the popular CRISPR–Cas9 gene-editing technique1. But almost immediately, other scientists complained on Internet forums that they could not replicate the experiment.

Now, a paper with 20 authors, published in Protein & Cell2, lists multiple attempts that failed to replicate the original experiment — while another, published in Cell Research3, suggests that NgAgo may only block, but not edit, genes when it is injected into zebrafish (Danio rerio) embryos.

Han Chunyu, a biologist at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hijiazhuang who first reported the NgAgo experiment, says he is standing by the original claims.

The 20 authors of the Protein & Cell paper2 describe how they attempted without success to use NgAgo to edit a variety of genomes. Eight of the labs then tried again, adhering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Han’s experiment, using genetic materials provided by Han, targeting the same genes and also applying the technique to human cells. They all failed.

The paper urges Han’s team to “clarify the uncertainty surrounding NgAgo and provide all the necessary details for replicating the initial, very important results”. But one of the authors, Wensheng Wei, a molecular biologist at Peking University has already made his mind up about NgAgo. “It simply doesn’t work, period,” he says.

Zhang Xiaoxue managing editor at Protein & Cell in Beijing China — which also published the first report of gene-editing in human embryos in 2015 — says that the journal made an effort to publish the NgAgo paper quickly because of the ongoing debate over the work. “In China, it’s not just a scientific issue. It’s also an ethical and political issue,” she says.

In the Cell Research paper 3, researchers reports an attempt to use NgAgo to edit a gene thought to be related to eye development in zebrafish embryos. Some of the embryos developed either just one very small eye and one largely normal eye, or eyes that were fused and that formed on the top of the head “like a cyclops”, as one would expect if NgAgo had knocked out the gene. But when the researchers sequenced the genomes of the fish, to their surprise they found that the gene was still intact.

The lead author, Liu Dong, a molecular biologist Nantong University in Jiangsu province, offers an explanation: the NgAgo molecules clamp onto the genome but instead of cutting the target gene, just reduces its expression. Because the NgAgo protein can be easily prepared in the laboratory, Liu says that this capability could make it a cheaper, more accessible  alternative to current methods of temporarily blocking gene function in zebrafish. But if he is right, then NgAgo would not make permanent changes that are passed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would therefore not be considered a gene-editor.

Liu offers little insight into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riginal NgAgo experiments, which he notes were done in human cells, in vitro. Rather, he says, it raises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use for NgAgo, as a cheap tool to block but not edit genes.

But critics say Liu’s paper is further evidence that the claims in the original NgAgo paper1 don’t stand up. “This is another report, now published in a peer-reviewed  journal, confirming that NgAgo does not work as gene editor,” says Lluis Montoliu, a geneticist at the Spanish National Centre for Biotechnologyin Madrid, who has previously criticized the Han paper. “This needs to be highlighted.”

Gaetan Burgio, a geneticist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Canberra and one of the first to post online a failed attempt to replicate’s Han’s experiments, says he doesn’t believe that NgAgo can function at the temperatures used in either Han’s or Liu’s experiment. Both were carried out at much cooler temperatures than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protein’s source — a bacterium — lives.

Burgio thinks the zebrafish abnormalities might have formed because of a toxicity unrelated to the activity of NgAgo. Liu says his data convince him that NgAgo can reliably block genes, but acknowledges that he needs more evidence to show this conclusively. He says he is working on assembling that now.

Han told Nature he has discovered a problem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obvious to others and that could explain why others are having difficulty replicating his results. He says that he is currently running confirmatory experiments so that he can publish data and a protocol that satisfies his critics. “I cannot say right now because the media in China jumps on everything I say,” he told Nature. “I need a little bit of time.”

A spokesperson for the journal that published his paper, Nature Biotechnology, said that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critical of Han’s NgAgo paper had contacted the journal, and that it has considered or is considering them carefully, alongside any published critiques of the research.  “Ou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paper are continuing at this time,” says the spokesperson. Nature Biotechnology is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of Nature’s news team and is owned by Nature’s publisher Springer-Nature.

One of the few scientists who previously told Nature he had corroborated Han’s findings — but has not published these results — now says that he is using NgAgo for experiments related to his research, and that he hopes to publish soon. But another who previously noted positive initial results with NgAgo says now that the “data are confusing” and “we cannot make a conclusion”. Neither wanted to be named for fear of being dragged into the controversy.

The debacle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a 224-million yuan (US$32-million) gene-editing centre that Han’s university —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nnounced in August that it would build, to be paid for with local government money. “Without Han’s Nature Biotechnology paper and the hype after that, it’s impossible for the school to get such huge funding to establish the gene editing research centre,” says Fang Shimin, a former biochemist who has become famous for exposing fraudulent scientists and one of the first to publicize criticism of Han’s paper.

He says that aside from Han’s NgAgo claims, the university lacks gene-editing expertise. So if Han’s work doesn’t stand up, “the centre will lose its legitimacy”.

Wei too is critical of the decision to build the gene-editing centre, which he also attributes to the excitement over Han’s paper. “It’s not a bad idea to have one in China considering that it is such a hot area,” he says, “but the only reason such centre is built in Hebei is because of Han’s publication.”

The university has declined the Nature news team’s requests to discuss the centre.

Nature doi:10.1038/nature.2016.21023

References

1.Gao, F., Shen, X. Z., Jiang, F., Wu, Y. & Han, C. Nature Biotech. 34, 768–773 (2016).
2.Burgess, S. et al. Protein Cell http://dx.doi/org/10.1007/s13238-016-0343-9 (2016).
3.Qi, J. et al. Cell Res. http://dx.doi.org/10.1038/cr.2016.134 (2016).



崔永元要卖什么非转基因商品?

13 11 2016年

11月4日,在苏州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2016中国全零售大会上,崔永元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著名主持人的身份,做了演讲。崔永元在讲话中提及,今年他成立自己的食品公司,实行会员制。公司业务在3个城市,每个城市1万名会员,为会员提供非转基因商品。

崔永元反对转基因,把转基因食品说得很恐怖,把滥种转基因作物说得很严重,已经有三年了。此前很多人就怀疑,他作为一个电视主持人,这么热心地反对他没搞明白的转基因技术,是不是有商业目的。以前他曾被发现在为有机食品站台。对此他也曾经激烈否认,说都是别人的污蔑。不过现在很清楚了,他不只是要为别人的商品站台,而且要推销自己的产品。他说那些科普、推广转基因的人都是有商业目的的,都是被孟山都公司收买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比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孟山都长什么样,也没有要开店专门卖转基因商品。崔永元其实是用自己的心思揣度别人。

有媒体查过崔永元新成立的这家食品公司,貌似规模不小,光是注册资本就有一个亿。这么大的投资,却只为三万名会员服务,想必会员费是非常昂贵的。那么你有必要支付昂贵的会员费去购买非转基因商品吗?我们以前科普过很多次了,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证明了无害的,甚至有益的,根本不用害怕它,没有必要刻意回避。

假如你不相信科学,或者不相信中国监管部门,或者是出于追究所谓“天然”的信仰,非要避开转基因食品,那也没有必要加入这种会员,而可以自己挑选。因为中国对转基因食品实行的是标识制度,如果是以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都要标识出来,你避开有这类标识的就可以了。其实目前中国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种类很少,就国内自己种的转基因木瓜和转基因棉籽油,还有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菜籽油、玉米油这几种。

当然,崔永元一直在说,中国监管部门对转基因作物管理不力,存在滥种的问题,没有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也在大量种植,没有标识是以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食品也可能是转基因食品,自己识别不出来。非法种植没有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的事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像崔永元说的那么严重,而且这些转基因作物,比如转基因水稻,它的安全性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只不过因为程序的问题没有被批准,就是无意中吃到了也不会有危害。退一步说,就算转基因作物的滥种像崔永元说的那么严重,什么食品都可能含有转基因成分,防不胜防,那么崔永元怎么保证他卖的产品就不含有转基因成分?难道他对他卖的产品都做过了检测,查有没有转基因成分?如果没有做过检测,却以非转基因商品的名义推销,被查出来含有转基因成分的话,算不算是虚假广告呢?算不算是滥卖非转基因商品呢?

严格地说,大部分加工食品都会含有转基因成分。加工食品如果用到植物油,基本上就是用的转基因大豆油或者转基因棉籽油,如果用到果葡糖浆,基本上就是来自转基因玉米。那么崔永元的食品公司卖不卖加工食品?如果卖,怎么保证里面没有用到转基因植物油和转基因果葡糖浆?假定他的公司自己生产加工食品,控制所有原料的采购,只采购非转基因的原料,那也很难避免非转基因原料不会掺杂了相同品种的转基因原料。例如,在美国市场上卖的有机食品,按规定是不用转基因原料的,但是检测表明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掺杂了转基因原料的,有的是在运输时受到污染,有的是在种植时受到污染,要完全避免转基因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即使你花再大的价钱,想要完全避开转基因食品,在今天就是一个幻想。与其花钱买幻想,还不如增长科学知识,放心地吃转基因食品。

2016.11.7



“诺贝尔奖级成果”成了大笑话

27 10 2016年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浙江大学教授沈啸的所谓“诺贝尔奖级”成果遭到质疑一事,最近有些新进展。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Joe Miano几次试图重复韩春雨实验都失败,要求韩春雨要么公布秘密方法要么承认造假,并要求韩春雨用他获得的巨额经费赔偿各个实验室为重复其实验造成的金钱和人力损失,向学术界道歉。国内有13名研究人员发表公开信,说他们都没能重复出韩春雨的实验结果,要求对他进行调查。与此同时,韩春雨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科研经费。国内有一家报纸采访韩春雨,针对各种质疑,他说:“我为什么要自证清白,自己有病吗?”

这话我听着熟悉。2012年我质疑韩寒的作品是别人代笔的时候,他一开始还敷衍一下,后来一看敷衍不下去,就遛了,说是“作家不能自证清白”。作家当然是能够自证清白的,比如说拿出能够证明创作经过的手稿,就能自证清白。当时有个著名作家也被怀疑作品是别人写的,他拿出了手稿,上面有密密麻麻的修改,证明了是他写的,别人就无话可说了。现在大多数作家都用电脑写作,没有手稿了,但是也能自证清白,比如出来详细地介绍创作经过。韩寒团队其实也是知道作家能够自证清白的,出版了手稿就是想自证清白,不料弄巧成拙,那份非常干净的、有很多奇怪的抄写错误的手稿,反而证明了不是创作稿,而是抄稿,是别人写好了以后,让他抄写的。

科学研究要自证清白就更容易了。科研人员把成果写成论文拿去发表,就表明了和这个成果有关的所有数据都是可以公开的,如果有人质疑,随时可以拿出原始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另一种证明清白的方式是,成果被别的实验室重复出来了。韩春雨其实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说有很多家实验室重复出了他的成果,但是不愿公布这些实验室的名字,说质疑的那些人都是匿名的,他们要是愿意实名出来,他就让重复实验成功的人实名出来。其实国外质疑韩春雨的科学家有很多是实名的,这回国内也有13名研究人员实名质疑了,但是韩春雨还是拒绝公布究竟有哪家实验室重复出了他的结果,说明他心虚得很。而别人要求他拿出原始实验数据证明没有造假,他又说“我为什么要自证清白,自己有病吗?”如果无缘无故就抓住人要求自证清白,那当然是不行的。但是在面对众多有根有据的质疑时,不自证清白,就是有病,或者有假。

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发了一份声明,说是:“已经有独立于我校之外的机构运用韩春雨团队的NgAgo技术实现了基因编辑,该机构与韩春雨团队的合作正在洽谈中。具体信息我们会适时向社会公布。”并说一项新的科学发现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验证周期,恳请社会各界多一点支持、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耐心。

对比韩春雨、河北科大校方以前的说法,会觉得这份声明很有意思。以前韩春雨说是有20家实验室重复出了他的实验,后来改口说是有6家重复出了他的实验,再后来又改口有3家机构,现在又变成了有一家机构重复出来了。然而就像他以前从来不说明究竟是哪家机构、哪个实验室重复出来了,这回究竟是哪家机构重复出来了,河北科大也不说。这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又不是什么商业机密,有什么保密的必要?什么机构这么神秘,连名字都不能透露?在韩春雨的实验结果遭到全世界各个实验室质疑,甚至有人要求其赔偿损失的时候,有独立机构重复出了韩春雨结果,河北科大应该赶快公布出来还韩春雨清白才对,为什么还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说?为什么全世界各家实验室没有一家能重复出韩春雨的结果,却唯独有一家重复出来了,这是什么样的高级机构,掌握了没人能掌握的先进技术?这么牛的机构,还遮着掩着怕人知道?还需要与韩春雨洽谈好合作再出来?

几个月前河北科大说用一个月时间公布对韩春雨实验的验证结果,一周前韩春雨说一周后会公布验证结果,当然他们都食言了。现在河北科大学乖了,不再给一个明确的时间,说是“会适时向社会公布”。适时到什么时候?到把能搞到的经费都搞到手、大家全都忘了有这回事的时候?有什么必要需要拖着不公布?如果是涉及到商业利益,完全可以用专利的方式保护。实际上韩春雨、沈啸就已经申请了专利,而能获得专利保护的前提,就是公布具体信息。

河北科大说新的科学发现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验证周期,这是对的,但是忘记了这一点的,恰恰是河北科大。在韩春雨刚刚发表论文,其发现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验证的时候,河北科大就迫不及待地给予了韩春雨各种荣誉,申请建立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获得了2亿多元的政府投资……他们显然已经认定了韩春雨的结果是真的,怎么一被质疑,就改口说还需要一个较长的验证周期,呼吁全社会多一点耐心呢?他们自己的耐心又在哪里?如果他们真有耐心,那就应该等到韩春雨的实验结果被别人验证了以后,再给予韩春雨各种荣誉,再建立研究中心,再申请巨额经费。

从河北科大这份可笑的声明看,所谓的独立机构很可能是假的,或是被其收买的,所谓适时向社会公布,不过是继续拖时间避开风头的做法。河北科大实际上就是韩春雨造假的同谋,因为能够靠造假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早些时候,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公布了他们一封给河北科大校长的信。原来在九月上旬我建议他们亲自验证韩春雨实验时,他们没有采纳,而是私下给河北科大校长写信要求调查韩春雨,而河北科大校长装聋作哑,拖了一个月才简单地回了一封没有实质内容的短信。河北科大是造假同谋,去私下和他们商量要调查韩春雨,这不是与虎谋皮吗?难怪讨了个没趣,最后还是得公开地说。而在这个扯皮的时间,韩春雨、河北科大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规范的做法应该是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公开举报。我上个月举报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没有给我任何答复。但是如果是大教授、院士去举报,可能就不好不给答复。

韩春雨在今年5月份说他发明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时候,《知识分子》最早发表一系列文章,吹捧他在国内一所末流大学做出了世界一流的成果,其他媒体因此进一步吹捧为“诺贝尔奖级”成果。可以说,在吹捧韩春雨,让韩春雨获得各种荣誉和巨额科研经费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之后韩春雨的成果遭到了国内外众多科研人员的质疑,《知识分子》却没做任何跟踪报道,甚至在英国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报道了韩春雨遭到质疑之后,《知识分子》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没事一样。直到几天前,几个月过去了,《知识分子》才去采访韩春雨对遭到质疑的看法。《知识分子》解释说,以前不报道韩春雨遭到质疑,是因为“不依据私下匿名来源为主左报道,直到13位中国科学家公开实名发言后,《知识分子》才有可以较为完整、公开的事实可以报道”。

《知识分子》的这个辩解完全不符合事实。以前对韩春雨的质疑并非都是私下匿名的,恰恰相反,大都是公开、实名的。我本人就写过好几篇文章质疑韩春雨的结果,分析那是造假。我虽然用的是笔名,但大家都知道我的真名,实际上也是实名。而且我还用本名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报韩春雨。《知识分子》可能认为我不是学术界的人,不算数,那么在国外还有多位科研人员也都是公开、实名地质疑韩春雨,甚至要求韩春雨赔偿损失,难道《知识分子》认为国外科研人员也都不算数?难道要等中国科学家实名出来才算数?

《知识分子》对韩春雨的采访,基本没有新意,提出的问题是几个月来人们一直在追问的,韩春雨的回应也是老调重弹,说别人重复不出来他的实验结果是因为实验受支原体污染,说不能透露有谁重复出了他的实验结果是因为不想让这些人受到骚扰。不过韩春雨的回应有一点是新的。《知识分子》问韩春雨有没有实验记录来佐证他的实验成功率时,他说他的条件非常有限,有时要用公共实验室的仪器,只是把数据扫在电脑上,有些是能扫的有些是不能扫的。韩春雨承认实验记录不完整,原因他说是实验室很穷。

保存实验记录是对科学实验的最基本要求。我们在小学、中学做实验时,老师都会要求我们做好实验记录,难道读过博士的韩春雨不知道?他说有的实验数据不能扫到电脑里,难道不能用笔录,或者用相机拍照保存?难道他的实验室穷到连实验记录本、照相机都买不起?这么穷的实验室又是怎么做出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都重复不出来的实验结果的?

保存实验记录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证明实验结果的真实性。美国大学要求实验记录至少要保存五年。如果一个成果的真实性遭到质疑,那么实验记录就要无限期保存,以便供调查、核实。一个号称“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居然没有实验记录来证明它的真实性,这是天大的笑话。在一个成果遭到质疑时,没有实验记录来自证清白,都可以认定就是造假。只有造假的成果才不需要有实验记录。连当初吹捧韩春雨的《知识分子》拖了几个月后现在也不得不发表质疑韩春雨的报道,说明他们也知道韩春雨的成果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2016.10.19.



方舟子再次起诉崔永元侵犯名誉权

14 09 2016年

(方舟子按:鉴于崔永元继续在网上诽谤我“诈骗”、“骗子”,决定再次起诉崔永元侵犯名誉权。今天北京海淀法院通知已立案受理。)

民事起诉状

原告:方是民
笔名:方舟子

被告:崔永元

案由:名誉权侵权纠纷

诉讼请求:

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删除“新浪微博”网站中微博用户“崔永元”发表的侮辱、诽谤原告的侵权微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被告在以下时刻发表的微博: 2016年7月17日16:05;2016年6月8日23:47;2016年6月19日01:15;2016年6月13日01:37;2016年6月6日23:26;2016年6月8日23:47;2016年3月14日21:19;2016年2月27日20:27;2016年2月21日14:49;2016年2月20日17:19;2016年2月5日18:07;2016年1月21日22:38; 2016年1月2日03:37),以停止侵害;
二、被告在《新华每日电讯》和《人民日报》报纸广告版及“新浪微博”网站首页刊登道歉信(其中网站道歉信刊载时长不少于一个月),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三、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四、被告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2万元;
五、被告赔偿原告公证费    元;
六、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是自由撰稿人,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科学、教育界学术腐败现象、虚假新闻报道等,长达数余载。这些批判行为因有损个人或集团利益,原告常招致种种打击报复行为。

被告是前知名节目主持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浪微博网站中微博用户“崔永元”的使用者,并获得V认证。

2014年原告因名誉权侵权纠纷起诉被告,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程序审理完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程序审理完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删除侵权微博信息,公开向原告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该判决于2015年12月25日生效,并为终审判决。

几日后,被告再次发表具有侮辱性、攻击性的微博信息,捏造虚假事实,对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经整理,从2015年末至今被告发表此类微博信息数十条,导致不知情的微博网友轻信其编造的谎言,不断转发、评论,对原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舆论影响。现整理如下:2016年1月2日03:37“流氓听不懂道理”;2016年1月21日22:38“对过街老鼠,对世人皆知的方骗子来说呢,它怕人,人打它。货舱比头等舱封闭,隐秘,安全”;2016年2月5日18:07“方骗子的脸皮厚,五颗子弹还没打穿?警察蜀黎,看好你们!”; 2016年2月20日17:19“年快过完了,骗子们也都上班了,小心啊” ;2016年2月21日14:49 “是我带坏的,她的奥运冠军也是我带出来的,肘子和肘子粉的坏都是自学成才的”;2016年2月27日20:27“现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不容易,抢红包抢到一分钱倒是不难。警察蜀黎好辛苦,那个骗了三百万的方骗子,抓起来了没有?”;2016年3月14日21:19“打骗子,迎接315。”;2016年6月8日23:47“方是民方骗子,三百万骗起来容易,吐出来不容易。警察蜀黎还没出手,想来是监狱里的转基因饲料、瘦肉精还没准备充足。方骗子,还钱!请问各位,三百万在刑法里属于数额巨大么?”;2016年6月6日23:26“骗了三百万的方骗子,居然还没被抓起来?别着急,人民警察为人民,警察蜀黎会出手抓骗子的,等待警察出手前,咱们发扬点娱乐精神,做个游戏,请朋友们用一句话,或者一个段子,描绘流氓骗子方是民的无耻。”;2016年6月13日01:37“请站出来解释清楚,欠债就要还钱,做人不能像方骗子一样。希望你不要愧对网友筹钱的信赖,我和你素昧平生,你私信里诚恳请求转发请大伙免费喝咖啡图喜庆,我就转发了,有要求转发书店,我没转。直到现在我依旧希望你不应该是方骗子。”;2016年6月19日01:15“老肥问我,瘦肉精也是方是民方骗子心之所爱,肘子们为什么不全国试吃瘦肉精呢?骗子无利不起早的本性,老肥不懂,我已按程序对安委会名单提出异议,等待回复,群众的眼睛比老肥的亮,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这点事,早晚大白于天下,名单在这里,清者自清”;2016年7月17日16:05“薛宇先生科学网博客,罗伯茨爵士回信下面的主要评论,大家自细瞅瞅,有点意思。谢谢发给我的朋友,科学网的用户都是科研工作者,当然不包括骗人三百万,这几天还跑回国来继续骗的方是民方骗子。”

被告作为前知名节目主持人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应知其言论会使大众舆论产生一定的倾向性,更应遵守媒体人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准则。非但如此,被告屡次捏造虚假事实,恶意公然侮辱、诽谤原告,使原告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尤其在法院做出生效判决后,被告不仅没有删除侵权微博信息,而且无视法院的判决,继续对原告进行侮辱、诽谤,侵害原告的名誉。这种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是藐视法院判决、亵渎司法权威的表现。

综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及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查明事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方是民(签字)

2016  年  7  月  19  日



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报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

9 09 2016年

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近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31650002,项目名称为《NgAgo-gDNA基因编辑技术的完善及应用研究》,批准金额100万元,项目起止年月2017-01至2018-12。

显然,韩春雨能获得这笔资助,是基于其“发明”的NgAgo-gDNA基因编辑技术是真实可靠的,否则“完善及应用”也就无从谈起。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该基因编辑技术是不真实不可靠的。

自韩春雨于今年5月初作为通讯作者在Nature Biotechnology发表有关该技术的论文以来,国内外至少有几十家实验室试图重复其实验结果,都失败了。全世界只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仇子龙声称能够重复出韩春雨的结果,但是后来也表示结果与韩春雨在论文中所述相差甚远。韩春雨于8月8日提交了一份新的实验protocol,与其论文所述大同小异,但试剂配方有所不同,实际上已承认其论文有错。然而即使根据新的protocol,至今也没有哪家实验室能够重复出其结果。韩春雨极其可笑地把如此多的实验室重复不出其结果归咎于别人的实验技术不过关,声称有20家实验室已重复出其结果,后来又改口有6家实验室已重复出其结果,然而又拒绝透露这些实验室的具体名字。

因此,目前已可以认定,韩春雨发明的基因编辑技术是不真实不可靠的,其原因要么是无意的失误,要么是有意的造假。由于韩春雨有关该技术的论文插图存在明显的造假(注),由于韩春雨在遭到质疑后拒绝按照学术规范公布实验原始数据,可以判断,是属于有意的造假。

但是要经过正式的调查、获得其实验原始数据才能最终得出是否造假的结论。河北科技大学因为韩春雨的这项工作已从河北省政府获得了2.24亿元的投资建设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该校校长孙鹤旭在刚刚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把韩春雨立为教师榜样,可以说,该校的利益和名誉已与韩春雨紧密绑在一起,是不可能通过该校校方进行调查的。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组成独立调查组,对韩春雨涉嫌造假一事进行深入的调查,要求韩春雨交出实验原始数据,请其他实验室重复韩春雨的实验。如果造假属实,应撤销对其项目的资助,并根据规定给予处罚。建议聘请曾经大力推荐韩春雨的成果为其获得各种利益和荣誉立下汗马功劳的北京大学饶毅、清华大学鲁白、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等人参与调查。

举报人:方舟子(实名:方是民)

2016.9.9.

注:例如其图4a是对DNA进行了编辑后产生的不同片段进行电泳的结果。经过剪切之后,图中的G6和G13相差30个核苷酸。根据marker判断,相差30个核苷酸的条带应该能够很明显地分开,但是在韩春雨出示的电泳图中,G6和G13却在同一个位置,高低一样,看不出差了30个核苷酸,这就很不合理。用其他基因编辑方法做类似的切割能看出区别。



调查韩春雨造假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5 09 2016年

今年8月2日,对于公开韩春雨实验原始数据的要求,河北科技大学向《人民日报》表示,在一个月之内韩春雨将采取适当形式公开验证,届时将有权威第三方作证。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河北科大并没有如期公布对韩春雨实验做调查的结果。实际上,据我所知,河北科大校方并没有真正启动对韩春雨的任何调查程序,他们采取的是缓兵之计。在一片质疑声中,韩春雨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当上了河北省科协副主席,被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厅授予“美丽河北·最美教师”荣誉称号。韩春雨和河北科大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河北科大基因编辑项目入选河北省“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河北省发改委在8月9日批复了河北科技大学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项目,总投资2.24亿元,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安排,并于8月31日开始招标采购进口仪器设备。

而更多的迹象表明韩春雨的实验结果是伪造的。韩春雨在8月8日提交了一份更详细的实验步骤,与其论文里的实验步骤大同小异,但是在试剂配方上存在差别,这实际上已承认了原论文的实验存在问题。但是即使是根据其新的实验步骤,仍然没有人能重复出来。迄今为止,不管是根据原有的还是新的实验步骤,全世界实名宣称能重复出韩春雨实验结果的只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所研究员仇子龙一人,而仇子龙在这个月内也躲到了幕后,全世界还在实名为韩春雨辩护的,只剩下一个对分子生物学技术一窍不通的名为岳东晓的物理学博士,因为其辩护理由过于荒唐,甚至被国外分子生物学家怀疑是韩春雨的马甲。

与一个物理学博士藐视全世界分子生物学家一样荒唐的是,韩春雨声称国内外众多实验室之所以重复不出来其实验结果80%是因为实验受支原体污染,剩下的20%是因为实验基本技能太差,好像他做过调查、统计似的,又好像世界各国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条件都不如他那个简陋的实验室,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会做分子生物学实验——虽然他声称世界上有6家实验室重复出了其实验结果(从原先说的20家大大缩水),但是拒绝透露究竟是哪6家。他也拒绝按照学界惯例公布实验原始数据,把这比做韩寒公布手稿。2012年韩寒作品被质疑是他人代笔时,他为了“自证清白”出版了号称一气呵成的手稿,结果里面无数匪夷所思的抄写错误反而成了代笔的铁证。那么,很显然,韩春雨不敢公布实验原始数据,也是害怕成为造假的铁证。

因此,韩春雨的造假已是昭然若揭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调查结果。《自然·生物技术》杂志编辑部虽然说要启动调查程序,但是按照惯例,具体的调查仍然只能是交给河北科大或其主管部门去做。但是河北科大及其主管部门的利益已经跟韩春雨紧密地绑在了一起,是不可能真正去调查的。怎么办呢?

韩春雨能在国内暴得大名,获得种种荣誉和利益,要归功于饶毅、鲁白、谢宇主编的《知识分子》对其成果给予的极高评价。除了饶毅、鲁白本人的大力推荐,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也撰文“呼唤更多的韩春雨”。这些评价在韩春雨的宣传材料中被反复引用。例如在《[美丽河北·最美教师]韩春雨: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报道中,如此说: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生物学家饶毅教授如此评论:“韩春雨的工作是国际一流的技术推进。”他担任主编的科学类新媒体《知识分子》刊文,介绍了这项成果的学术细节和价值。……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鲁白表示,在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在简陋的实验室,用极少的钱做出了这样的成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根据我对国内学术界惯例的了解,不难设想这几位学界大佬的评语也会出现在河北科大基因编辑项目的申请报告上,为该项目的获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调查韩春雨造假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由饶毅、鲁白、邵峰的实验室来尝试重复韩春雨的实验。

第一,这三家实验室都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都有条件验证韩春雨的实验结果(《知识分子》的另一主编谢宇是搞社会学的,没这个条件)。韩春雨的实验其实是个简单的分子生物学实验,用一两周的时间就可出结果。

第二,这三家实验室不论按国内标准还是按国际标准都是生物学界顶级实验室,实验条件好,研究人员水平高(最早在《知识分子》上对韩春雨实验做出高度专业评价的就是饶毅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如果重复不出实验结果,韩春雨就不好再以受支原体污染、实验技能不过关作为借口。

第三,这三位大佬可谓韩春雨的伯乐,如果他们的实验室重复不出实验结果,向韩春雨请教,甚至请韩春雨现场指导,韩春雨也不好像对待其他实验室那样给予拒绝。

第四,这三位大佬德高望重,韩春雨本人也一再表示过对他们的敬仰之情,还向记者炫耀过饶毅加了他的微信。因此,他们的实验室做出来的结果,不管是阳性还是阴性,大家都能接受。如果是阳性的结果,相当于验证了一项“诺贝尔奖级”成果,如果在韩春雨指导下仍然做出阴性结果,那么就可以认定是“诺贝尔奖级”造假。

在韩春雨论文刚刚发表之时,这三位大佬出于对中国本土人才的关爱之心,对中国本土出重大成果的殷切希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热情洋溢的推荐,虽然有过于心急、被人利用之嫌,也无可厚非。但是在该成果遭到国内外众多专家的质疑,韩春雨在质疑声中获得许多荣誉和巨大利益的时候,三位大佬却默不作声,熟视无睹,《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发过任何质疑声音,甚至对此没有任何报道(只是由其影响力低得多的姐妹刊《科学春秋》翻译了《自然》的报道),好像没这回事似的,这就非常不妥。三位大佬有责任参与对韩春雨的调查,利用自己的条件和声望,给这个事件一个结论,而不要让它像国内其他重大学术造假案一样不了了之。妖怪是你们帮着放出来的,你们就有责任帮着收回去。

201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