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这一阵子崔永元过了一把“民族英雄”的瘾之后，网上言论又回归老三篇，一是造谣转基因如何有害，二是大骂“方骗子”如何“诈骗”，三是大骂“司马夹头”，如此循环往复，毫无新意，却乐此不疲，仿佛要这样才睡得着觉，倒是刺激得崔卫兵们都睡不着觉，一遍遍地高呼“保卫崔永元”。例如崔永元昨天发的微头条是这么骂司马南的：

【司马夹头，艺名司马南，曾用名于力，到处宣扬是我的朋友。司马以热爱祖国反对美国为人生两件大事，谈至高潮处涕泪滂沱。一年，逢农历春节，司马做完反美报告，即登机飞赴美利坚与家人团聚。不料在美国机场头部挤入电动扶梯，幸亏美国医生全力抢救，遂夹头重生。网友质疑其两面三刀，其辩曰：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现职业为方骗子诈钱保驾护航。】

并第N次附上司马南受伤照片，宠物的头被夹的照片若干。

崔永元用来骂司马南的话，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些，他已经说过无数遍了，归纳起来，有三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到处宣扬是我的朋友”。崔永元摇身一变成了“反转基因斗士”、天天在网上骂街之后，司马南以老朋友的身份给他写过公开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就成了司马南的一大罪状。但听崔永元的意思，两人从来就不是朋友，是司马南要蹭他的交情。崔永元甚至还说过，司马南出名是他捧出来的（就像他说过我出名也是他捧出来的），似乎两人以前的关系不是朋友关系，倒像是帮主与马仔的关系。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2004年9月23日央视10套《人物》栏目播出《反伪斗士司马南》（这个栏目前一天播出的是《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崔永元以司马南多年好友的身份，多次出镜，盛赞司马南如何正直、善良，讲了一些只有朋友之间才知道的司马南轶事，给人的感觉倒像是崔永元到处宣扬司马南是“我的朋友”。崔永元当年做的节目现在早没人看了，只有他和司马南合作的《实话实说》特别节目《揭秘》现在还有人回顾，在那个节目里，崔永元可是一口一个“我的朋友司马南老师”的，这难道不是到处宣扬司马南是“我的朋友”？

司马南在2014年2月刚开始劝说崔永元的时候，崔永元还把他当朋友，发微博称：“我的朋友司马南最近对我说三道四，我没在意。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的脑壳被重重地挤了，无法确定他现在说话还过不过脑子。”可见直到那个时候崔永元还在到处宣扬司马南是“我的朋友”。那时候崔永元还没对司马南破口大骂。他开始大骂司马南，始于2014年4月11日：“司马夹头，不管是不是老朋友，拜托你能否不造谣？比如陈一文是我的科学顾问。这张照片是你头被夹了，你介意我说成你死了吗？做人可以不要脸，但不能像肘子那样不要脸。”并贴出司马南受伤照片。

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去美国开会（不是崔永元说的“与家人团聚”），在华盛顿机场乘滚梯时出了意外，不幸受伤。消息传出后，网上“公知”、“民运人士”个个兴高采烈，一片欢腾，宛如滚梯替他们报了深仇大恨。北大教授贺卫方更是给司马南取了个外号“夹头汉”。这些人对意外受伤者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同理心，毫无人性，正所谓人面兽心。当时崔永元还把司马南当“我的朋友”，没有参与网上狂欢，说不定私下还表示过慰问。两年以后，两人因为转基因问题闹翻，崔永元才把司马南受伤当成了司马南的一条罪状，跟着贺卫方叫“司马夹头”，有一段时间天天发司马南受伤照，号称是“一日一夹头”，巴不得司马南再出意外。一直到现在，事故过去六年多了，还在幸灾乐祸，看样子要为此高兴一辈子。我们实在不能明白为何一个人意外受伤也能成为一大“罪状”，只能祝愿这些人这辈子平平安安，永远不要出任何意外。

崔永元列举的司马南第三大罪状，也与这个事故有关：“网友质疑其两面三刀，其辩曰：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这个谣言虽然司马南多次澄清过，至今流传不衰，有时还被传成是我的“名言”，再经崔永元不停地传播，看样子要一直流传下去了。这个谣言是司马南受伤之后，轮子功媒体炮制出来的：

【反美斗士司马南来美国探亲，在美国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当场昏迷被送急救，后无大碍。他在随后发布的微博中表示在国内反美是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并不影响自己的工作，此次到美国是自己工作外的生活，希望网民区分开工作和生活。】

事实上，司马南在受伤后发的第一条微博是这么说的（2012年1月24日）：

【2012年1月20日晚，华盛顿国际机场，本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其后，伤痛与活动受限耽误了开会不说，“飞来的横祸”让远在国内的家人大过年的揪心添堵。意外收获：体验美国急救全程，感动同机乘客搭救，忍看轮子谣言嘴脸，庆幸自己虎口脱险，珍惜活着给大家拜年。】

司马南当时的微博说得很清楚，他到美国是因为开会，家人都远在国内，怎么就成了“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呢？

即使没有留意到司马南当时发的微博，只要注意一下司马南平时的言论，就不难明白那是一条捏造得很拙劣的谣言。司马南虽然经常批评美国，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反美”，而且他发表言论都是业余爱好（自称“自由说话人”），不是把这当成职业，怎么可能自称“反美是工作”呢？司马南只是偶尔到美国旅游、录节目，从没有在美国生活过，更没有移民美国，他的家人也没有移民美国，怎么可能自称“赴美是生活”、“自己妻子儿女目前在美国生活”呢？捏造这个谣言的人甚至连司马南有几个儿女、是儿子还是女儿都不知道。

司马南没有移民美国，不用像崔永元那样只亮中国护照封皮作证，不仅我可以作证，腾讯也可以作证。2012年腾讯微博请我和司马南去美国观察美国大选，日程近了才知道司马南没有美国绿卡，需要办理签证，于是多付费加急给他办了签证，刚好在登机前一天拿到签证。何况，即使有美国绿卡，也不等于就不可以批评美国，更不等于就不爱国。对这点崔永元其实也很清楚的。2010年10月25日《广州日报》曾经报道过：

【记者从有关可靠渠道获悉，崔永元已得到美国绿卡。当现场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名人精英分子移民如潮的问题，崔永元淡定而风趣地回答，“天高任鸟飞，谁说移民就不爱国，杨利伟还上了月球，又如何评价。沈群就是美籍华人，也一样为中国争光，开辟了一条民间外交的路子，尽管他上路没有警察优待，但他做的工作效果不比大使差。”】（《美籍华人出书揭露美国荒唐现象 名主持崔永元对话作者沈群——美中两国谁更荒唐》）

当然，现在的崔永元早就不是以前的崔永元。以前的崔永元还能淡定地回答“谁说移民就不爱国”，现在的崔永元却只会不停地传谣“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而且不管别人怎么澄清，还会一直传谣下去，崔卫兵也会一直跟着传下去。对某些人来说，造谣、传谣是工作，也是生活。

2018.10.23.

由于《黑龙江日报》把造谣“吃转基因大豆让人得癌症”的王小语评为“40年40人”，《科技日报》采访了几个专家辟谣，惹得崔永元不高兴了，大骂《科技日报》“无耻”，反过来说《科技日报》“造谣”。为什么要骂《科技日报》呢？崔永元说了，这家“没底线的报纸”配合孟山都把转基因大豆卖给中国人吃，而据崔永元的调查，美国人是不吃转基因大豆的：

“在美国，转基因大豆主要是作为工业燃料、制造油墨和部分牲畜饲料，而在美国市场上、美国消费者所能直接吃到的大豆制品，包括豆腐，豆奶（豆浆），和新鲜毛豆，统统不是标明‘有机’就是标明‘非转基因’，反正肯定都是非转基因的（因为标‘有机’的就一定是‘非转基因’的，还比‘非转基因’多几个指标）。下面是我上次逛商场时随手拍的几张照片。《科技日报》的记者马爱平所采访的那几个转基因砖家，只会反复背诵孟山都市场部转基因材料里的几段广告词。即便用猪脑袋想一下都会产生疑问：既然转基因大豆那样安全，为什么在美国市场上供人类直接食用的大豆产品全部要标上‘非转基因’？”

美国种的大豆基本上是转基因的（2018年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占大豆的94%），而美国种的大豆大约一半（2016年占53%）国内自己用，也就是说，美国种的转基因大豆一半左右是自己消费掉的。崔永元一直在说转基因大豆有毒，吃了会让人得癌症，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难道美国农业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不顾美国人死活，让美国人吃转基因大豆吗？崔永元也知道，骂中国农业部还有人信，骂美国农业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连崔卫兵都未必买账。所以他干脆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转基因大豆不是给人吃的，美国转基因大豆“主要是作为工业燃料、制造油墨和部分牲畜饲料”，不是供食用的。

崔永元号称他在美国调查过了，声称在美国市场上供人类直接食用的大豆产品全部要标上“非转基因”，说得好像他把美国每一款大豆产品全部考察了一遍似的。在美国，豆腐、豆奶市场很小，属于非常小众的“健康食品”，消费“健康食品”的人很多迷信“有机食品”、“非转基因食品”，所以卖这种产品的厂家就乐于打“有机食品”、“非转基因食品”的招牌，趁机卖贵一些。然而要去贴这种标签，正说明美国市场还有同类“非有机食品”、“转基因食品”，否则就没必要做这种区分了。

美国市场上还有一种大豆制品，几乎全是转基因的，被崔永元故意忽略了，那就是大豆油。在各种植物油中，大豆油是用得最多的，以致美国市场上说的“蔬菜油”（vegetable oil）指的就是大豆油，曾经有人奇怪，美国超市怎么买不到大豆油？那是因为美国超市卖的大豆油不叫大豆油，叫“蔬菜油”，在成分里才会标注是大豆油。如果崔永元能够在普通美国超市卖的“蔬菜油”发现有“非转基因”标识，那才是件新鲜事。消费“健康食品”的人要用高大上的橄榄油，有的也用花生油、菜籽油、椰子油，才不会去用“蔬菜油”呢，所以目前我还没发现美国有“非转基因”或“有机”大豆油卖，美国卖的大豆油全是转基因的。

美国自用的转基因大豆，和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一样，主要就是用来提炼大豆油，而大豆油主要就是供人食用的。美国生产的大豆油，68%供人食用，一部分用于烹饪，一部分用于加工食品——我们经常听到“美国包装食品百分之七、八十含有转基因成分”的说法，主要原因就是要用到转基因大豆油。2017年美国自用大豆油948万吨，那就是吃掉了645万吨。剩下的大豆油，25%用来做生物燃料，7%用于工业用途。大豆炼油后剩下的豆粕，97%用来做动物饲料，3%供人食用，例如用来做豆奶，或作为植物蛋白质添加到食品中。2017年美国自用豆粕3166万吨，那就是吃掉了95万吨。（以上数据见：https://ussoy.org/uses-for-soybeans 和https://www.indexmundi.com/agriculture/?country=us&commodity=soybean-meal&graph=domestic-consumption ）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批准转基因大豆时，都说明了既可供人食用也可作为饲料，从来就没有说只能当饲料不能供人食用。如果按重量算，美国大豆的16.91%是供人食用的，74.84%是做饲料的。（数据见2017 Soy Products Guide：https://reader.mediawiremobile.com/USB/issues/200233/viewer?page=61 ）

崔永元连美国大豆油用于工业燃料、制造油墨都知道，岂会不知道美国大豆油更多地用于烹饪和食品加工？无非是故意造谣，误导中国公众。对故意造谣的人我们也就不指望他会改正错误，即使摆出再多的数据，他也还会继续宣扬“美国人不吃有毒的转基因大豆”，而崔卫兵也会一如既往地相信崔永元的谣言。

2018.10.22.

近日《黑龙江日报》将原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选入该报“40年40人”，原因是他是“非转基因大豆的坚守者”，发现“转基因大豆不安全”。《科技日报》为此采访了几个科学家辟谣，把崔永元气得破口大骂“骂你们丫一句孙子是不是算轻的”，还要指导科学家怎么做“流行病学调查”、“队列研究”呢。

为什么崔永元大骂并要指导科学家呢？因为据他说，王小语有一个惊人的“流行病学”发现：“黑龙江王小语，读了全国肿瘤登记年报，发现了一个简单事实，哪里吃转基因大豆油多，哪里癌症发病率高。”王小语的这个发现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2013年就在电视上说过了，我当时也驳斥过了。我当时的驳斥是夹在一篇全面批驳郎咸平、石述思造谣转基因的长篇文章里头（《全面驳斥郎咸平、石述思散布的转基因谣言与谎言》），有的读者可能没注意到，现在既然旧谣言又被崔永元拿出来当成“简单事实”传播，有必要再回顾一下。

王小语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依据自身在粮食行业20年的工作经历，发现致癌原因可能与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有极大相关性。河南、河北、甘肃、青海、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基本是我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这些区域同时也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黑龙江、辽宁、浙江、山东、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基本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

大豆协会去发布肿瘤发病因素的研究结果，本来就是极其可笑的，更恶劣的是，这是该大豆协会出于不正当竞争的需要，捏造数据，故意撒谎，妖魔化转基因大豆，恐吓中国消费者。

我没有找到我国各地转基因大豆油消费状况的数据，无法知道王小语说的这些省份的转基因大豆油消费情况是否属实。但是我找到了这些省份的癌症（恶性肿瘤）发病率情况（据李媛秋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癌症发病率预测统计方法研究》引用的数据http://www.doc88.com/p-997970483320.html ，这是2008年的统计数据，王小语宣布该“发现”时我国最新的有关癌症数据应是2009年的，但我没有找到2009年的系统资料，仅一年不会有什么差别），稍一对比，就可发现王小语在撒谎。

比如被列为“基本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的”浙江乃是我国癌症的高发区，男性发病率322.00/10万，女性220.19/10万，湖北、辽宁乃至该协会所在的黑龙江的癌症发病率也不低，分别是：湖北男性发病率287.09/10万，女性205.50/10万；辽宁男性251.97/10万，女性180.38/10万；黑龙江男性242.47/10万，女性133.39/10万。相反地，被王小语列为“我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的广东、青海的癌症发病率都低于上述几个省份，分别是：广东男性174.80/10万，女性114.10/10万；青海男性233.80/10万，女性144.08/10万。

根据黑龙江大豆协会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吃转基因大豆油降低了癌症发病率？

然而崔永元却觉得这个捏造数据、胡乱联系的王小语很有科学精神，吓唬大家说：“支持王小语的科学精神，依照目前的研究结果，我知道转基因大豆高残留的草甘膦是致癌的，所以转基因大豆油，吃不吃您看着办。”

如果真有科学精神，就该知道，依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并没有确切证据能够证明草甘膦致癌（参见《草甘膦究竟会不会致癌？》《“美国法院判决转基因除草剂致癌”是怎么回事？》），转基因大豆也不存在草甘膦高残留的问题（参见《答崔永元：转基因大豆油含有有毒农药残留吗？》）。其实即使崔永元本人，也未必真把王小语的“发现”当回事，因为在王小语宣布其“发现”之后，人们还发现崔永元的“给孩子加个菜”项目在用转基因大豆油，当时崔永元辩称“只要国家批准的油都能用”，后来才改口说要改用非转基因油。但是那么多小孩已经吃了那么久的转基因油，如果他们的家长真相信了吃转基因油会致癌，以后哪个小孩得了癌症，是不是可以找崔永元算账？

2018.10.20

上海公安局发了一条“警情通报”称：“近日，有新浪微博‘@小崔读书汇’发帖举报上海公安民警涉嫌违法违纪。上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小组并多次联系崔永元先生，但尚未得到其回应。警方将继续联系崔永元先生，希望其也能主动联系警方并支持配合，相关举报问题一旦查证属实，将坚决依法依规处理。”

上海公安局的这条通报，针对的是崔永元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声长叹一声雷》，声称自己因为向税务总局举报范冰冰、华谊兄弟却遭到上海经侦的打击报复。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崔永元说的话十句不能相信一句。我们姑且相信崔永元在这里说的都是实话好了。按崔永元的说法，他总共去了三次税务总局，前两次税务总局的人很客气，第三次多了两个“蛮横的警察”询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大轰炸》的合同（崔永元写文章大喘气，一句一段。为了节省篇幅，我给重新分段）：

【第三次是突然被叫去的，多了两张陌生的面孔，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出示证件。对我补充提供的阴阳合同证据看都不看。拐弯抹角地询问我是从哪里弄到的（大轰炸）的合同。一高一矮两位越问越急，终于原形毕露，这是俩蛮横的警察。在他们的世界里，有罪推定，人人都是凶犯。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他们就是法律，没必要对谁客气。我坚定地告诉他们：这合同是我从垃圾桶里捡的。一旁的国税总局大声喊着：把这个给他记上！

我认为，这两个身份不明的人不出示证据随意传唤审问公民是违法的，要求国税总局予以合理解释，国税总局称要请示领导，至今无下文，说话像放屁一样。 】

崔永元为什么会有一抽屉《大轰炸》的演员合同，的确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因为崔永元不过是《大轰炸》的艺术顾问，而演出合同是制片方与演员私下签的，怎么会落到他手里呢？演员不可能集体把合同给他，那么是不是从《大轰炸》原来的总制片人、因“快鹿金融诈骗案”跑路美国的施建祥那里得来的呢？如果是的话，施建祥为什么要给这些合同呢？警方追问此事很正常，崔永元拒不回答就很反常。守法公民不是应该配合警方调查吗？为什么怕泄露合同的来源呢？是有人不许他说吗？

然后崔永元就说自己受到打击报复了：

【再然后，上海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所有我参与的公司彻底侦察，对我以前的助理不断询查，彻夜询查。我知道原因在于（大轰炸）。参与这次大欺诈的既有演艺界大腕也有上海经侦的警察。曾经当着我的面，他们喝两万一瓶的酒，抽一千一条的烟，几十万的现金用个书包就提走。】

如果在北京的税务总局要报复他（由于崔永元的“举报”，税务总局多收了那么多的税和罚款，为何要报复？这个崔氏逻辑我们不懂），却让上海经侦去查他在上海的公司，这个弯绕得有点大。不过，崔永元说查的是《大轰炸》的事，这就不奇怪了，因为《大轰炸》原来是上海快鹿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祥投资的，而“快鹿金融诈骗案”是上海经侦查办的。崔永元说《大轰炸》是大欺诈，而他曾经是《大轰炸》的艺术顾问，而且他与施建祥的关系非同小可，多次为施建祥、快鹿集团站台、当“公益形象大使”，和快鹿集团的人一起在上海创办过至少三家公司，雄心勃勃要一起搞“大电影”（参见我以前写的《崔永元的“阴阳合同”》），那么上海经侦在查办“快鹿金融诈骗案”时，也去查崔永元的公司，不是很正常吗？崔永元与施建祥、快鹿集团的关系，是在他举报范冰冰之后被人曝出来的，这个时候去查他的公司，也说得通。如果既没有参与金融诈骗也没有偷税漏税，问心无愧，再怎么彻查也不用害怕，对不对？

崔永元说上海经侦的警察曾经当着他的面“喝两万一瓶的酒，抽一千一条的烟”，这个情形我们想像得出来，因为警察和崔永元一样也是会有应酬的，也是会参加大款的饭局的。但是崔永元说上海经侦的警察当着他的面“几十万的现金用个书包就提走”，这就很不可思议。虽然世界上有的国家已经贿赂公行，但中国还没到那种地步，按常理受贿都是不会当着外人的面明目张胆地干的，如果崔永元不是梦里见到，那就是受贿的警察没把他当外人，误以为他是行贿者一伙的，当然行贿的也没把他当外人。然而正义感爆棚的“民族英雄”、“中国脊梁”、“实话实说”的崔永元为何当时不举报，不及时制止“大欺诈”，却继续当他的艺术顾问，要等到无数受害者血本无归之后，等到自己被查了才嚷嚷出来呢？

2018.10.12.

我最近看了新华社一篇报道，“量子之父”、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中国的量子技术做得不错，‘量子袜’‘量子鞋垫’都来了。现在民间有一些厂家利用量子的概念来推荐量子包装的保健品。这些几乎都是假的，不要受骗上当。”潘建伟说市场上的“量子保健品”几乎都是假的，这意思是还有少数是真的，等着他这个“量子之父”来推销了？但是不管由谁来推销，我们还是可以说，所有的“量子保健品”都是假的。

国内媒体介绍潘建伟的时候，喜欢说他是“量子之父”，潘建伟似乎欣然接受，从没见过他表示不敢当。去年英国《自然》有篇报道，提到潘建伟在中国被称为“量子之父”，传到了国内，就被潘建伟的团队说成潘建伟被《自然》称为“量子之父”。我以前多次说过，把潘建伟称为“量子之父”是荒谬绝伦、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现在新华社还这么称呼潘建伟，给量子乱找父亲，那我还是再具体说一说这件事。

说某人是某某领域“之父”，意思是他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量子”这个概念是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在上个世纪初提出来的，普朗克才是当之无愧的“量子之父”。量子力学的创建和相对论的创建不同，不是某个人一蹴而就的，而是多个人共同创建的，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薛定谔这些物理学家都对量子力学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除了普朗克，把他们称为量子力学之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那么潘建伟在量子力学的辈份有多高呢？潘建伟的导师是维也纳大学的泽林格（Anton Zeilinger），泽林格的导师是维也纳理工大学的劳奇（Helmut Rauch），劳奇的导师是奥地利大学原子研究所的沃特纳（Gustav Ortner）。我没查到沃特纳的导师是谁，但查到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维也纳大学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候量子力学的框架刚刚建起来，沃特纳可以说是量子力学最早的一批学生。这样算下来，潘建伟和量子力学的创建者至少差了五代，所以我以前说，潘建伟应该被叫做“量子孙子的孙子”才对。

也许有人会说，把潘建伟称为“量子之父”是个简称，指的是他是“中国量子之父”。这也不对，因为潘建伟并不是中国量子力学研究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中国物理学家研究量子力学很多年了。

还有人可能会说，“量子之父”是指量子力学某个研究领域之父，例如，潘建伟是因为研究量子纠缠在中国出名的，能不能说他是“量子纠缠之父”呢？不能。“量子纠缠”这个概念最早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这个名词则是薛定谔提出来的，他们才是“量子纠缠之父”。爱因斯坦、薛定谔都不相信会真的存在量子纠缠这个现象，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明量子力学不完备。但是后来量子纠缠现象被证明的确是存在的。那么潘建伟是不是证明量子纠缠现象第一人呢？也不是。在1972年就有人用实验证明量子纠缠现象的存在了，那时候潘建伟才2岁。之后陆续有实验物理学家做了各种量子纠缠实验，潘建伟只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但是这些实验都存在漏洞。2015年才有人据称做了没有漏洞的量子纠缠实验，这个实验也不是潘建伟做的。

潘建伟在国内还以搞量子通信出名，虽然他所谓的量子通信其实只是用量子技术编码密钥。那么能不能说潘建伟是“量子通信之父”呢？还是不能。量子加密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家威斯纳（Stephen Wiesner）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最早去实现威斯纳的设想的也是美国人。

那么潘建伟在量子方面有没有什么首创呢？有的，他从中国政府要到1亿美元，在2016年主持发射了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就为了证明从太空到地面这个距离也存在量子纠缠。这个大手笔，让国外科学家们羡慕不已，纷纷感叹潘建伟太能搞钱了。这颗卫星虽然在国内媒体上被宣传为具有重大军事、金融价值，但其实并没有实用价值，而潘建伟还计划不停地发射类似的卫星，要在2030年建成一个由众多卫星组成的全球量子加密网络。从这个角度，把潘建伟称为“放量子卫星之父”，倒是非常恰当的。

2018.9.18.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转一条消息给我，要我评论。这条消息的标题是《央视：美国法院判决孟山都转基因除草剂致癌》，内容是：“美国孟山都转基因草甘膦致癌，法院判赔致癌园丁2.89亿美元。中国科协支持的美国间谍方舟子对中国人科普说‘草甘膦除草剂比食盐还安全’，中国科协与美国间谍方舟子长期合作，最终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患上了癌症。中国科协出来走两步解释一下吧！”

没见中国科协出来走两步解释，既然不少人都要我解释，我就解释一下好了。

首先，草甘膦不是什么转基因除草剂。早在有转基因作物之前，草甘膦就已经在作为除草剂使用了。草甘膦是目前使用最多的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在用，非转基因作物也在用。因为草甘膦是孟山都研发的，而孟山都研发的转基因作物中有一种是抗草甘膦的，所以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比如崔永元才会把草甘膦和转基因扯上，以为把草甘膦打倒了，就把转基因也打倒了。其实即使草甘膦被打倒了，也不过是让农民改用别的除草剂，和用不用转基因是没有关系的。草甘膦有没有毒，能不能用，和转基因有没有害，能不能种，完全是两回事。

其次，我曾经比较过草甘膦和食盐的安全性，那仅仅是指急性毒性。比较两种物质急性毒性的大小，毒理学上用半致死量来比较，半致死量大，说明毒性比较小。草甘膦的半致死量比食盐大，也就是说，喝草甘膦把人毒死需要的量，要比吃食盐把人毒死需要的量大，那么就说明草甘膦比食盐安全。这仅仅指急性毒性。但是一个物质除了急性毒性，还可能有慢性毒性，比如是不是会致癌。

一种东西能不能致癌，是由谁决定的？是由美国法院决定的吗？不是。比如这次的判决，是由12名陪审团成员做出的。这些陪审员都是随机找来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对致癌物、癌症的认识，未必比一般人强。即使给他们看科学研究的证据，他们未必看得懂。他们做出的判决，也就不具有权威性。他们判决草甘膦让一名园丁得了癌症，或者是出于对科学证据的误解，或者是被原告律师的雄辩说服，或者是可怜癌症患者，总之，并不具有科学性。

原告律师出示的最关键证据，是草甘膦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5年评为2A类致癌物。所谓2A类致癌物，是指致癌的证据很有限，还不能确定就是致癌物。即使确定为致癌物了，也不能就以此说明某个癌症病例和它有关。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这么归类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有几项调查发现使用草甘膦增加了非霍奇金淋巴癌的发病率。这名园丁得了非霍奇金淋巴癌，就认为是因为他使用了草甘膦引起的。但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根据的这些调查都是回溯性研究，不那么可靠，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能证明草甘膦与非霍奇金淋巴癌的因果关系，更不能用以证明该园丁得癌和使用草甘膦有关。该园丁自述自己在2012年使用草甘膦时出了事故，喷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在2014年就被诊断得了非霍奇金淋巴癌。根据他的这段自述，反而让人相信他得癌症和使用草甘膦没有关系，因为癌症的发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太可能说2012年出事故，过两年就得了癌症，而且还是癌症晚期。但是陪审员未必有这样的医学常识。

原告律师出示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是他们搞到的孟山都的内部邮件。孟山都的毒理学家在邮件里说，“不能说农达不是一种致癌物”（农达是草甘膦的商品名）。原告律师以此说明孟山都高官早就知道草甘膦会致癌，隐瞒下来了，所以该重罚。陪审团相信了这个说法。但是我看了那封邮件的原文，说的是：“草甘膦和农达这两个词语不能互换，也不能再用‘农达’来称呼所有基于草甘膦的除草剂。例如，你不能说农达不是一种致癌物……我们还没有对其配方做过必要的检测做这种陈述。对该配方的检测还没有接近其活性成分的水平。我们可以对草甘膦做这种陈述，而且能够推断说没有理由相信农达会致癌。”（The terms glyphosate and Roundup cannot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nor can you use “Roundup” for all glyphosate-based herbicides any more. For example you cannot say that Roundup is not a carcinogen … we have not done the necessary testing on the formulation to make that statement. The testing on the formulations are not anywhere near the level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 We can make that statement about glyphosate and can infer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Roundup would cause cancer. ）很清楚，原告律师乃是断章取义误导陪审团。孟山都的毒理学家的意思是，对草甘膦已经做过了必要的检测，可以说草甘膦不是致癌物，但是农达除了草甘膦还含有别的辅助成分，和草甘膦不完全等同，对农达还没做过必要的检测，就不能说农达不是致癌物，只能说没有理由相信农达会致癌。这根本就不是在承认农达会致癌，而是否认农达会致癌，只不过用比较严谨的表述罢了。

可见，美国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完全是乱判的。草甘膦是不是致癌物，法院是没有资格决定的。只有专业机构、监管部门才有资格决定。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专业机构、监管部门还有争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为草甘膦可能是致癌物，美国环保署、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却都认为草甘膦不是致癌物。草甘膦会不会致癌，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和转基因没有关系。

2018.8.31.

由于数学没有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被认为是数学界最高奖，往往就被当成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其实要获得菲尔兹奖比获得诺贝尔奖还难，因为它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只颁发给40岁以下的人，而且四年才颁发一次。今年轮到菲尔兹奖发奖，发给了四个数学家，其中德国数学家舒尔茨才30岁，是历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堪称数学天才。舒尔茨的数学才华从小就表现出来，多次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过三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最近北京龙泉寺闹出了大丑闻，有人想起那里有个和尚，俗名叫柳智宇，曾经在中国也被称为数学天才，在2006年和舒尔茨同时获得奥数金牌，而且是满分，而舒尔茨不是满分，好像显得比舒尔茨厉害。其实中国对奥数的重视、投入、训练程度是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中国选手获得的分数高未必就是比外国选手更大的天才。而且中国学生参加奥数有非常功利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保送上大学，获得金牌功成名就了就不会再去参加了，不像舒尔茨一次次去参加奥数。柳智宇获得奥数金牌后，被保送上了北大数学系，毕业后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出家去龙泉寺当和尚。

中德两个数学天才的不同结局，让很多人感慨。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有一份叫《赛先生》的网刊，发表了一篇署名蒋方舟的文章《天才的出走》，就对这种对比很不以为然。文章中说：“将柳智宇和舒尔茨进行对比，既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追随本心，便已是难能可贵，没有高下之分，更不由他人评说。”蒋方舟不许别人对比、评说，自己却就在对比、评说，只不过她对比的结果是认为两人没有高下之分。

如果两人真的没有高下之分的话，那么柳智宇选择的道路反而要比舒尔茨的高明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舒尔茨获得数学界最高奖，是世界顶尖的数学家，而柳智宇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和尚，人们知道他是因为其放弃学业出家一事让人惊讶，而不是因为他佛法多么高深。舒尔茨这种级别的数学家，全世界大概也就几十个，而柳智宇这种级别的和尚，全世界起码也有几十万。蒋方舟认为一个世界顶级数学家和一个中国普通和尚没有高下之分，言下之意不就是当和尚要比研究数学高得多吗？

如果以后柳智宇和他的师父一样成了佛学大师而且没有闹出丑闻，是不是就能说他和舒尔茨没有高下之分呢？这要看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如果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当然会说两人没有高下之分甚至要认为柳智宇比舒尔茨高。但是如果是站在科学的立场，就应该说舒尔茨与柳智宇有天壤之别。这份网刊名叫《赛先生》，不就是要提倡科学吗？不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投身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吗？中国不缺佛学大师，但缺舒尔茨这样的数学大师、科学大师。《赛先生》却说柳智宇和舒尔茨没有高下之分，岂不是认为理工科学生毕业后从事科研还不如出家当和尚？如果当年牛顿毕业后不是去研究物理而是去当修道士，《赛先生》是不是也要说没有高下之分？这就是抛弃了科学立场，把《赛先生》办成了《佛先生》。

2018.8.15.

声称发明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被质疑造假到现在，整整两年过去了，其间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多次表示要“验证”、“调查”，昨天在其网站公布了“韩春雨团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其调查结果只有一句话：

【校学术委员会成立调查组，本着“依法依规、严谨规范、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核查了该论文涉及的全部原始实验资料，并委托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重复验证实验，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

然而这句话几乎每个部分都是有问题的。

“校学术委员会成立调查组”：也就是说这是学校内部自查。但是河北科技大学因为韩春雨的这篇论文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得到超过两亿元的投资，入选“双一流”，建立“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与韩春雨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怎么能让人相信他们会本着“依法依规、严谨规范、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调查呢？如果河北科技大学真的相信这个原则，真的想让人相信调查结果，那么就应该交给第三方调查，至少应该邀请校外专业人士参与调查，并且公布调查组成员名单。

“认真核查了该论文涉及的全部原始实验资料”：以前韩春雨一再声称由于实验室条件不好没有留下原始实验资料，那么这些原始实验资料是从哪来的？是这两年造出来的吗？敢不敢公布出来让人见识见识？

“并委托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重复验证实验”：世界各国至少有几十家实验室开展过重复验证实验都没能得到结果，河北科技大学为什么不相信这些实验室的结果，还要自己再去找“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难道这家实验室比那几十家实验室都更有资格？在2016年10月河北科技大学校方发表过声明：“已经有独立于我校之外的机构运用韩春雨团队的NgAgo技术实现了基因编辑，该机构与韩春雨团队的合作正在洽谈中。具体信息我们会适时向社会公布。”现在可以公布这家号称重复出韩春雨实验结果的校外机构的具体信息了吗？难道是上海神经所仇子龙实验室？究竟有没有这家机构？为什么现在不再采纳这家机构的结果，而是另找“第三方国家重点实验室”呢？

“认为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是发现了论文的结果完全不成立了，还是像韩春雨说的，只是需要改进等着推出“升级版”？

“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况”：很多人看到这个说法，第一反应都是，难道造假还有主观和客观之分？河北科技大学也许只是措辞不当，只是想要强调韩春雨没有造假。然而没有造假，问题又出在哪里呢？这个公告却只字不提。在河北科技大学网站上，另有一篇题为《韩春雨就公布撤稿论文调查处理结果表态》的简短报道，似乎想对此做出一点说明：

【韩春雨表示，在国际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领域，存在许多不可预知的问题。在经历了质疑、撤稿和调查之后，通过校内外同行专家的指导和进一步的实验验证，深刻地认识到，撤稿论文的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存在着不严谨的问题，论文的发表给国内外同行学者造成了误导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也就是说，该调查结果认为，问题出在“撤稿论文的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存在着不严谨的问题”。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不严谨会让人对实验结果做出错误的解释，却没法得出一个漂亮的结果。例如，如果韩春雨仅仅根据论文中的图3就说他发现了基因编辑新方法，这就属于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不严谨。但是韩春雨还知道去做图4的实验，说明他的实验设计是没有毛病的。问题就出在别人重复不出图4的结果。靠实验设计存在缺陷、研究过程不严谨是怎么搞出图4所显示的DNA条带大小正好的阳性结果？难道要怪罪给韩春雨做实验不戴手套，由于韩春雨说的“不可预知”因素才得出了预知的结果？难道他不严谨地用了CRISPR这个“旧”的基因编辑技术？想当初，面对别人的质疑，韩春雨都说别人实验技术不过关也就是“研究过程不严谨”，声称“在满足一些关键条件的情况下”其系统可以进行有效的基因编辑，反复声称自己多次重复出了实验结果，现在怎么反过来承认自己研究过程不严谨了？严谨的做不出结果，不严谨的反而能做出结果，河北科技大学难道是处在另类世界？

河北科技大学的公告声称秉持“兴业尽责”校训，然而这种留下无数疑问的调查何曾“尽责”。河北科技大学的公告声称“学校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然而这种文过饰非的调查哪里有丝毫的科学精神，对学术不端行为宽容得很。如果真的要弘扬科学精神、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那么不仅应该开除明显作假的韩春雨，还应该处理包庇、纵容韩春雨的负责人。然而河北科技大学校长自己当年就在替韩春雨站台，在开学典礼上把韩春雨当成学校的骄傲，在这样的校长领导下，怎么能指望河北科技大学真正对韩春雨做出调查、处理呢？所以这样的调查，完全就是“主观造假”。两年来，河北科技大学不仅纵容韩春雨造假，而且包庇韩春雨造假，对不起“科技”两字，应该改名河北科假大学。

2018.9.1

网上流传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请暂时遗忘袁隆平，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文章的主旨是否认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作者自称专业人士，摆出一大堆一般人没听说过的人名，还列出一大堆数据，显得很专业，很能迷惑人，一些科普爱好者也都在转这篇文章。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篇不懂装懂、胡搅蛮缠的文章。它否定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列出一些中国研究水稻的专家，说这些人的贡献不比袁隆平低，甚至比袁隆平大。但是这些专家有些根本就不是研究杂交水稻的，而是研究常规水稻的。常规水稻虽然也用到了杂交育种技术，但是没有利用杂种优势，是经过很多代培育的自交品种，性状稳定，所以农民可以留种。而杂交水稻利用杂种优势，属于杂种一代，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栽种的品种必须每次都制种，所以农民不可以留种。

这篇文章搞不清楚二者的区别，所以才把常规水稻专家和杂交水稻专家混在一起。例如它介绍黄耀祥，说“黄老爷子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袁隆平老爷子”、“那么把黄耀祥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是绝对应该的”。黄耀祥的贡献是不是超过了袁隆平且不说，问题是黄耀祥研究的根本不是杂交水稻，而是水稻矮化育种，属于常规水稻研究，即使贡献再大，也和杂交水稻无关，怎么能因此把“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改授给他呢？还有些专家虽然是研究杂交水稻的，但都是在袁隆平之后才开始研究的，甚至是在袁隆平指导下研究的，贡献再大，同样也不能去跟袁隆平争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这篇文章否定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的另一条理由是，去国家水稻数据中心查了一下，发现我们现在吃的水稻品种、包括杂交水稻品种，没有几个是袁隆平培育的，就认为袁隆平不能算杂交水稻之父。这条理由也是莫名其妙。且不说现在推广面积较大的杂交水稻品种有的还是袁隆平培育的（例如威优64），我们称一个人是某个领域之父，是表彰他对该领域的开拓之功，评价的是他的历史贡献，跟后来的成果是不是他做的根本就没有关系。例如普朗克被称为量子之父，是因为他首先提出量子概念，开创了量子物理研究领域，怎么能够以现在的量子物理研究成果不是他做出来的就否定他的贡献呢？可能有不少中国人不能理解这一点，才会同样莫名其妙地把研究量子纠缠的潘建伟叫做量子之父，不知潘建伟和普朗克之间都差了多少代人了，潘建伟最多只能说是量子孙子的孙子。

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是因为他在杂交水稻这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研究杂交水稻的第一人。不仅国内这么认为，国外也这么认为，所以袁隆平才在2004年先后获得农学领域的两个最高奖——以色列的沃尔夫农学奖和美国的世界粮食奖。由于诺贝尔奖没有农学奖，沃尔夫农学奖往往就被视为是农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沃尔夫农学奖授予袁隆平的颁奖词是这么说的：“袁隆平教授是现代农业研究的科学巨人之一，对世界范围的粮食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袁隆平教授研发出新策略显著提高水稻单产，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研发出杂交水稻。在他的领导下，来自众多研究所和大学的数以百计的水稻科学家在十年合作研究之后，水稻单产普遍增加20%，中国水稻产量增加50%。袁隆平教授进一步利用种间杂种优势开创‘超级杂交’。作为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的关注超出了中国粮食供应，延伸到世界饥饿的重大问题。他为了帮助提高世界粮食供应，与全世界科学家们分享他的知识、技术和育种材料。”

这个评价简单地介绍了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对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导作用和国际上的合作，有的用语比较主观，但是并没有抹杀中国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如果过度拔高袁隆平的地位，抹杀了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当然不妥；但是如果以众多水稻科学家的贡献来否定袁隆平的开创性贡献和领军作用，同样不妥。

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研究的贡献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他于1964年在湖南省安江农校实习农场首次发现水稻雄性不育植株，在此基础上在1966年发表论文，提出通过进一步选育, 可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及恢复系, 用作水稻杂种优势育种的材料。正是因为他的这篇论文，国家科委决定大力支持研究杂交水稻，于1967年成立由袁隆平领导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没有袁隆平的这个发现和设想，中国在当时不会开展杂交水稻科研大协作。那篇贬低袁隆平的文章说袁隆平的这篇论文只是指明了方向，不是教程。这是对科研工作的无知。提出想法、指明方向，要比提供具体教程重要多了。研究生导师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出想法、指明方向，而不是提供具体教程。第二，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水稻花粉败育不育植株，袁隆平将它命名为“野败”，用它培育出可以实际用于育种的不育系。之前国内外都发现过水稻雄性不育植株，但是都不实用，包括袁隆平此前自己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植株，先后用了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都没能成功。野败型不育系是第一个成功的不育系。袁隆平无偿和所有杂交水稻育种人员分享“野败”。杂交水稻不管什么品种，其不育系亲本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野败”。第三，袁隆平在1974年领导培育出第一个大面积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虽然南优2号由于不抗病后来被淘汰，但是这个首创之功仍然属于袁隆平。

有人说李必湖才是杂交水稻之父，因为“野败”是李必湖发现的，当时袁隆平在北京查阅资料，和他没有关系。按这个理由，“野败”是海南崖县（即现在的三亚）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李必湖在一处铁路桥边的水坑沼泽野生稻田中发现的，冯克珊岂不是更应该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李必湖是袁隆平的学生，毕业后当袁隆平的助手，去海南找野生稻，是袁隆平带着他去的。没有袁隆平的指导，李必湖、冯克珊不可能去找野生稻，也就不可能发现“野败”。指导思路对了，换了别人也能发现。所以学术界的惯例，学生、助手做出的发现，首先要归功于做出指导的导师。

有人说江西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才是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比袁隆平还早一年培育出野败不育系。颜龙安对袁隆平也很不服气，曾经和袁隆平争过国家特等发明奖排名，认为袁隆平虽然最早研究杂交水稻，但是他比袁隆平做得好，应该排第一。实际上颜龙安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是从袁隆平那里学来的，是在1970年被萍乡市政府派去向袁隆平学习才知道了怎么培育杂交水稻的，而他用的“野败”育种材料也是袁隆平提供的。没有袁隆平的指导和提供材料，颜龙安不可能培育出不育系。当时各个省的农业技术人员都去跟袁隆平学习培育杂交水稻，也都把袁隆平提供的“野败”带回去培育，后来做出的成就有大有小，有的培育出的品种比袁隆平自己培育的还好、推广更多，这并不奇怪，因为育种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袁隆平的指导下，在袁隆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成果，真正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只有袁隆平，怎么好意思去跟袁隆平争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呢？

袁隆平很善于向媒体宣传自己，国内媒体对袁隆平也有神化的倾向。袁隆平对抗虫转基因水稻的质疑非常外行，对转基因技术的推广起到了阻碍作用。这些都让人反感。但是不管怎样，不应该否认他对杂交水稻的开创性贡献。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2018.8.10.

每隔一段时间，中国就要出现疫苗事件，有的是谣传，有的是真有问题。然后就有人趁机妖魔化疫苗，吓唬大家不要去接种疫苗，特别是不要去接种国产疫苗。现在曝光出来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也是如此。几年来为疫苗问题我已经写过好几篇文章、做过几个节目了，现在正在外地度假，本来是不想再多说的。但是崔永元翻出了我两年前评论“山东疫苗案”的推特，大骂我是为“疫苗利益集团”洗地的骗子，指挥一大帮粉丝翻墙到我的推特骂街，好像我要对疫苗出问题负责似的；还有人趁机要为那些以前妖魔化疫苗的媒体人翻案，吹捧其为“民族英雄”，我就再说几句。

这次疫苗事件和两年前的山东疫苗案是在不同的环节出了问题，一个是生产商的问题，一个是中间商的问题，但是导致的结果实质还是一样的，就是疫苗质量出了问题。不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疫苗质量没有保障，就是严重的公共卫生事故，都应该严惩。“山东疫苗案”的主犯后来被追究刑事责任判了十几年徒刑，这次的长生疫苗案也应该追究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而不应该只是行政处罚。

造假者应该处罚，但是公众也没有必要为此恐慌，把不合格疫苗想像得十分恐怖。这次出问题的疫苗有两种。一种是狂犬疫苗，被发现生产记录造假，疫苗本身是不是有问题不清楚。但是这批疫苗并没有出厂上市，即使疫苗有问题也没有造成危害。狂犬疫苗和其他疫苗不同，是比较特殊的治疗性疫苗，如果疫苗有问题，后果会很严重，能导致被狂犬病毒感染的人因为没能产生免疫而死亡，相当于杀人。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有假的狂犬疫苗在市面上流通。有报道有人在被疯狗咬了之后虽然接种了狂犬疫苗但是还是狂犬病发作死亡，怀疑是接种了假疫苗。其实狂犬疫苗的免疫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会有个别人免疫失败或在身体产生抗体之前已经发病，个别的案例是不能证明疫苗有问题的。

第二种有问题的疫苗是百白破疫苗。那个批次的疫苗上市后被抽检发现效价偏低，不合格。也就是说，如果接种了这批疫苗，有可能达不到免疫效果，有效性比较差，甚至完全无效，打了白打。但是疫苗无效的最大危害只是对它针对的那种传染病起不到抵抗作用，本身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网上有传闻说有人打了这种疫苗后失明，这如果不是谣言就是和疫苗接种无关的偶合事件。低效或无效疫苗不是所谓毒疫苗，其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因为每个批次的疫苗在上市前都会做安全性检测，合格了才能上市。对疫苗的有效性则只是做抽检。所以上市的疫苗的安全性都有保障，有效性则不一定有保障。

有人说以后要只打进口的疫苗，信不过国产疫苗了。其实进口的疫苗也曾经被抽检出效价低不合格，并不是就百分之百没问题，何况有的疫苗只有国产的，没有选择。我女儿在北京生活过几年，我都是选择国产疫苗。我相信国产疫苗有问题的只是少数，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国产疫苗普遍有问题的话，各种传染病早就在中国小孩中流行了。例如，如果国产百白破疫苗有问题的话，它针对的那三种疾病就会出现疫情，而实际上这三种疾病在中国仍然是很少见甚至极其罕见的，说明疫苗免疫还是很有效的。

易中天愤怒地问：“已经接种问题疫苗的孩子们怎么办？”好像这些孩子会因此受到多大伤害似的。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补种疫苗。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对疫苗的厂家和批次都有记录，哪个小孩接种了问题疫苗是可以查出来的。实在不放心的话，还可以去查查小孩体内是否产生了抗体，有抗体就说明免疫成功了。

总之，对生产问题疫苗的厂商要严惩，但千万不要因此被吓得不敢让自己的小孩接种疫苗。那些趁机妖魔化疫苗吓唬公众的人，和那些生产问题疫苗的厂商一样没有良心。

2018.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