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世界》序

11 09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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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家中藏书的多少。据说学习文史要靠童子功,但我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藏书基本上是靠自己从小一本一本买下来的。购书的经费来自于自己打工所得,这倒和我的家庭背景有了关系:母亲在第二轻工业局工作,所以可以从下属工厂拿来糊纸盒、缝口袋之类的零活供子女挣零花钱,而我的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书。而且也有书可买,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期,重印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和文史读物。读书的另一个来源是图书馆。当时县城有一个文化馆承担着类似图书馆的角色,但藏书不算丰,而且长期不外借,堆在办公室中等待整理、登记。幸而我认识管理员,中学那几年的周末经常泡在那间杂乱地堆满图书的办公室,以帮助整理之名一本本地翻阅下去,很有点坐拥书城的气慨。

不过我阅读文史图书最多的还是出国前后那几年。出国前夕(1990年)是因为等护照、等签证百无聊赖,出国之后是因为所在学校的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大体都是古典。在中文互联网刚刚兴起时(1993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网上中文资料的积累必须从头开始,我就组织过鲁迅全集、唐诗、宋词的电子化工程。但是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发表渠道。第一批中文网民基本上是学理工科的留学生,上中文网不是为了学术交流而是为了业余的消遣,庸俗点的争论政治话题,高雅点的则玩玩文史。我的文史随笔写作就是在这个氛围下激发出来的,都发在网上,也一直在网上流传。

2005年,我的这些文史随笔结集成《江山无限》在国内出版,但出版方删改太过,连书名也是拦腰截断的——我原来取的书名是《江山无限苦情伤》,取自我填的一首《浪淘沙》,这首词倒也颇能反映我写那些文史随笔时的心境:

年少自轻狂
不费思量
凄风苦雨学彷徨
最是仓皇离国日
一样风光

往事已茫茫
梦醒愁长
江山无限苦情伤
芳草连天霜后绿
莫向残阳

这次再把文史随笔结集出版,除了尽量恢复上次被删改的部分,还更换了大约一半的文章,其中一些是近年所写,写时的心境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而事实上近年来我的写作以科普为主,文史随笔只是偶尔为之。甚至我的阅读也变成以科学著作为主了,这既是科普写作的需要,也是因为阅读科学著作更能获得智力上的满足。不过,历史著作我还是时不时地会读的,因为我始终相信,我们孜孜以求的道义,就昭示在血写的历史之中。

2011.12.24.

(《我的两个世界》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签名本可从语丝书屋淘宝店邮购:yusi.taobao.com。)



中文国际网络纵横谈

27 06 2012年

《南方周末》要深挖我的“思想根源”,提到中文网早期(1993~1995)的历史。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今天的绝大多数网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南方周末》为了抹黑我,对其介绍则基本上都是道听途说、造谣中伤。我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主要参加者,在1998年曾写过一个系列《中文国际网络纵横谈》加以介绍,自认为还比较客观,比如在当时ACT名人散宜生、嚎已与我反目成仇,但我也没有因此贬低他们。这个系列的第一、第二篇在今天看来已没有太大意思,如果你对互联网历史兴趣不大的话,完全可以从第三篇开始看起。

一、海外的互联网中文电子文库

     当今中文互联网上的许多人事,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作alt.chinese.text(简称ACT)的网络新闻组(Usenet newsgroup)。这是在成千上万个网络新闻组中,唯一一个以汉字为通讯语言的。它成立于一九九三年,在九四、九五年达到了鼎盛,现在则是彻底地没落了。当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还未起步,台湾的互联网则限于技术条件还很难与外界交流,活跃在ACT上的,主要是海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大陆、台湾的留学生,当其鼎盛之时,其读者据统计有三、四万人之多。这些生活在外语环境中的留学生对这块母语园地是如此热爱,以至在那里用英文张贴也被视为一种罪过。发表习作、讨论、聊天乃至骂大街,除了用的是汉语,ACT上的张贴内容跟其他外语新闻组也没有什么大差别,如果要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在那里偶尔可以读到一些古典、现代的文学名作。这些作品,当然都是一些热心的网友花费了许多时间无偿输入的。在海外不容易看到中文书,偶有所获,就想跟大家分享,而互联网络正是最方便的一个工具。

    最早是有人零星地张贴唐诗宋词,慢慢地也开始有人一章一章地输入大部头著作。这些汉文电子化的先驱者,包括张家杰(输入《孙子》、《鬼谷子》)、知更(输入《周易》、《庄子》)、弘甫(输入《离骚》、《九歌》)、不亮(输入《水浒传》、《三国演义》的一些章节和鲁迅《呐喊》)、莲波(输入几位宋词人的选集和鲁迅《朝花夕拾》)、裴明龙(输入李白、王维诗选)、方舟子(输入《荀子》、杜诗、几位词人选集、鲁迅《野草》和一部分杂文)、笑书生(输入钱钟书《围城》)、幼耳(输入钱钟书短篇小说、散文集)、程鹗(输入张承志《北方的河》)、海生(输入几部当代长篇纪实文学)、黄鱼(输入几部当代中篇小说)、柱子(输入长篇纪实)等。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学习汉语的外国友人也加入了汉文电子化的行列,其突出者包括美国人施铁民(原名戴维·斯蒂尔曼,输入《红楼梦》全书和柳永全集)、井作恒(原名约翰·简金斯,输入“四书”)、奈得·瓦尔希(输入《唐诗三百首》)和韩国人金明学(输入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等几篇现代作品)。

    当中文扫描识别技术还未被开发出来的时候,中文输入的艰辛可想而知。而在中国大陆、台湾的输入大军加入之前,这些海外先驱者的艰辛劳动,就为中文典籍电子化、也为以后的各中文电子书库,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电子化的中文书籍日渐丰富,也开始有团体和个人对其进行收集供网民取阅。但这些收藏都很零散,也缺乏归类、整理。第一个有意识地对电子化中文书籍进行起码的归类和整理、并号召网民投稿,因而也算得上是第一个中文电子文库的,是建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位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太阳升考访站”。“考访”是指Gopher,一种只能传递文本文件的网络存储、取阅方式,现在已被万维网所取代。“太阳升”则一直在使用这种过时的网络技术,到了一九九七年初才加了一个万维网接口,并更名为“太阳升中文图书馆”。

    在“太阳升”建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乃是中文网络上最受欢迎的一个站点。其主持人一木在一九九五年二月的一篇介绍文章中曾经如此“炫耀”道:“全月共有:18,903来访人次,平均每天:652人次;共输出:177,876份文件,平均每天:6,134份。”这样的一组数据,在现在自然还不如一个小型的中文站点,在当时却的确是惊人的。

    “太阳升”的收藏分为“电子刊物”、“文学读物”、“百科知识”、“百家争鸣”、“人物专集”、“各地新闻”几部分,总量据称有上亿字。事实上,近年来,“太阳升”已演变成以收藏各种中文电子刊物和美国之音的新闻稿为主,而很少再加入其他方面的收藏。由于它收藏的中文电子刊物中,有几份是以推翻中国政府为目的的政治宣传刊物,这个站点,也因此被中国政府列入禁单,国内的网友无法取阅。

    到了一九九五年六月,鉴于“太阳升”主持人对收藏中文古典文学的兴趣不大,有许多古典作品仍流失在外,而且“太阳升”使用的汉字编码“汉字码”也非标准码,“新语丝”决定另外建立一个使用国标码、以收藏中文古典作品和鲁迅著作为主的电子文库“新语丝电子文库”。新语丝是一个由活跃在国际中文网络上的网友组成的团体,一九九四年二月起开始出版世界上第一份专门刊载文学创作的中文电子刊物《新语丝》杂志。“新语丝电子文库”开始只是一个公用存档点,供网众用FTP的方式下载、离线阅读或打印。随着中文万维网的普及,为了满足大家线上阅读的需要,在一九九六年十月,新语丝建立了万维网家页。新语丝服务器曾几次搬家,目前位于美国加州。

    在中文经典的基础上,“新语丝电子文库”也逐渐扩大其收藏范围,目前分为中文经典(包括诸子百家、古典诗歌、古文、古典小说、古典文学批评、鲁迅作品等部分)、现代文学、文史资料、期刊阅览(收藏《新语丝》等中文电子刊物)、网人作品等几个分部,总量近一亿字,全部向读者免费服务。新语丝网站是目前海外国标码中文网站中流量最大的一个,每天都有十几万人次取阅,并被雅虎中文、中国导航、《中国计算机报》等机构评为酷站、名站。在“新语丝”的收藏中,被取阅最多的是小说和纪实文学部分,但我在这里却想重点推荐由于主持人的偏爱而花了比较多的心血的古典诗歌部分和鲁迅家页。古典诗歌部分囊括了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作和重要诗人的全集或选集,并且都经过精心的校对;鲁迅家页除了收藏鲁迅全集(已完成约三分之一)外,还有许多相关的相片手迹、传记资料、评论研究、新闻报道等,是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好去处,对专业研究者也不无参考、利用价值。“新语丝”曾经组织过鲁迅著作、宋词电子化工程,目前正在进行唐诗电子化工程。

    建立“新语丝电子文库”的初衷,是为海外华人提供服务。互联网络在中国国内兴起后,“新语丝”也出乎意料地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读者,约占“新语丝”总读者的三分之一。许多国内的网友也为“新语丝”的建设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从而使“新语丝”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网站,象美国的阿瑟、亦歌,北京的老猫、洪亮,上海的一华,天津的Sunny,长沙的Dove,哈尔滨的付振宪,就都是“新语丝电子文库”的众多贡献者中最近比较突出的几位。

    除了“太阳升”和“新语丝”这两个大型的综合文库,海外还有不少中、小型的比较专门的电子文库,其中较有特色的包括:“亦凡书屋”,以收藏小说和纪实文学为主,其收藏基本上复制自“太阳升”、“新语丝”和国内BBS的文学版,最近也“独家推出”了一些新资料。“阿拉谈书屋”,主要收藏当代小说和散文,网页制作相当精致,遗憾的是每部作品都被分割成很细小的html文件,阅读时要一页一页翻阅,很不方便,其主持人也未对其经常更新。“侦探推理园地”,收集、整理分散在网上各处的侦探推理小说,其主持人的设想,是希望能因此推进“侦探推理小说电子文库”的建立。“武侠世界”,专门收藏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在网上众多武侠小说站点中,这是收藏比较齐全、且经常更新的。“军事广角”,收集了许多军事方面的资料。

    这些站点,不管是由团体还是由个人主办,大体上都是非牟利性的,或者为中国人社区提供义务劳动,或者纯粹出于个人的业余爱好。即使有的靠刊登广告获得一些收入,也是为了用于维持站点的运行,因为一个大型的网站要交付昂贵的机器、网络费用,是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但是由于电子文库读者众多,也使某些人开始在这上面动起了靠此赚钱的脑筋,从而也出现了象“全景中文图书”、“文学城”这样的以牟利为目的的网页。这些网页,本身并不收藏书籍,而只是提供链接连到各个电子文库的收藏,因此建立这样的网页,并不需要多少的硬盘空间,本身也不会有多少流量,花费极少,有的甚至根本就是利用免费的网站。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刊登广告牟利。在提供连接时,他们又用框架隐蔽链接,让读者误以为是在阅读他们的收藏。所以,这是一种通过窃取其他网站的硬盘空间、给其他网站增加流量负担,却既未给被连的网站应有的名义,又为自己牟取广告收入的不道德的行为,按美国的法律,也是非法的。国内外各个文库的主持人,都应该通过不时地变化目录、文件名的方式,使这些网页的非法链接失效,以保证自己的收藏不被盗用。

    建立电子文库,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版权问题。对于没有版权或版权期已过的资料,象古典作品、鲁迅著作和历史文献,当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流通,但是对于有版权的当代作品,却不能不顾及版权拥有者(一般也就是原作者)的合法权益。对于电子化作品的版权应该如何认定,目前仍属灰色区域。但在理论上,输入者在把别人作品送上网络传播时,最好能够获得原作者的许可。就象传统图书馆的管理员在选择藏书时很难判定正版、盗版,电子文库的管理员也很难判定在网络上流传的电子书籍是否经过原作者的授权,或原作者是否乐见其流传,在实际上只能采取“告诉乃论”的原则。如果原作者或公开或私下反对将其作品送上网,电子文库的主持人应该尊重原作者的意见。只要能够满足原作者的要求,又未以其作品牟利,一般也不会带来法律上的麻烦。据称拥有金庸小说版权的香港明河社就曾经发表声明反对在网上传播金庸小说,几个中文电子文库也都满足了其要求。随着网络的普及,作家中上网者日众,类似的情形会更频繁发生,这是国内外的电子文库都应该正视的。

    前一阵子国内一个叫做“侠客居”的站点因为他们输入的作品被“新语丝”采用,而兴师问罪。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据说在国内还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认识上的混乱。在此有必要明确一下:输入者、收藏者如果输入、收藏的是别人的作品却未获原作者授权,并不因此拥有版权,也就没有权利对这些作品的流通提出任何条件。唯一有资格兴师问罪的是版权拥有人(原作者)。

    但这并不是说输入者的劳动不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海外的中文电子文库大都遵循海外中文网络尊重输入者的传统,根据输入者的意愿在文件中保留输入者的签名,除非输入者自己不愿留名或输入者不详。曾经有某文库声称“不可以让输入者沾原作者的光”而有意删去输入者名字,因此受到了海外网友们的一致谴责。相反的,国内的许多网站,包括某几个大型的网站,在照抄照搬海外电子文库的收藏的同时,却有意一概删去原收藏中输入者、注解者、乃至原作者的名字,甚至冒名顶替,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国内网络反而见怪不怪,鲜见到批评。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会妨碍中文网络的繁荣,这是值得国内的网友们重视的。

    我希望能够引起海内外网友共同重视的另一点,是不仅要追求输入的数量,更要注意输入的质量。目前流传的绝大部分中文电子书籍,都缺乏起码的整理、校对,充斥了大量的错字、错句、错行,令人难以卒读。在各个中文电子文库中,“新语丝”应该是最重视校勘工作的,但限于人手,也只能把主要精力花在校勘经典作品上。电子书籍胜过传统书籍的一个优势,是便于检索;但是如果没有基本准确无误的文本,检索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校勘工作之重要、工作量之大,并不比输入本身小。但愿以后能有更多的人从事校勘工作。

                                      1998.11.17.

二、海外的中文电子刊物

    无需任何出版经费,更不用去开拓发行渠道,只要有一部计算机和一个上网帐号,人人都可以创办、发行报刊,而且瞬息之间让读者遍布全世界--如果有人愿意读的话。如此简单,如此便捷,又如此大众化,仅仅在十几年前,这一切,听上去还象是天方夜谭。

    在汉语世界,首先演绎这个出版神话的,是中国的留学生们。在短短的六、七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出现过六十多种通过网络传播的中文电子刊物,几乎每年都要冒出十种。不知跟张贴大字报的传统是否有关系,这些中文电子刊物,又几乎都由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们主办。身处外语环境,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那个赖以栖身的角落可能连一份象样的中文报刊都没有,留学生们更有在网络上发表、交流和阅读的迫切需要,再加上海外相对自由宽松的言论条件,这一切注定了海外的电子出版的繁荣;事实上,直至今日,尽管中国大陆、台湾的互联网络已有了迅猛的发展,却仍然没有出现一份稍具规模的民间电子刊物。但是,创办一份刊物是一回事,能否持之以恒地办下去是另一回事,能否吸引投稿者和读者更是一回事。这六十多种中文电子刊物,大多数不过是昙花一现。在创刊的热情消退之后,能够定期办下去一直办到现在的,也不过十几种而已。

    一般认为,第一份中文电子刊物,是“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在1991年4月5日创办的《华夏文摘》周刊,每期《华夏文摘》的刊头之下也都挂着“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的招牌。最近据一位网友说,他们学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通讯早在那之前就已在网络上传播。某个地方的中文通讯很早就已上网是有可能的,但是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发行、并引起了较大反响的,应该还是《华夏文摘》。《华夏文摘》选择在1991年的清明创刊,据其创刊词说,是为了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它的主办单位CND也正是创建于1989年那个时期。这个背景,再加上它的主办人大抵热衷于政治活动,使得这份文摘性的刊物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尽管它一直标榜自己在政治立场上的中立,但是在海外网友中,它一般被视为“右派”刊物。每有一位“民运人士”出了国,我们就可以在《华夏文摘》上面见到专访或专刊,海外几份“反动刊物”的宣传文章也定期在《华夏文摘》上面出现--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华夏文摘》被中国网络拒之门外。

    国内的网友若读不到《华夏文摘》,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它摘录的,主要还是国内报刊上面的文章(是否事先征得过这些报刊的同意,不得而知)。近来随着国内报刊纷纷上网,有时则干脆连输入劳动都省了,而直接从国内报刊的电子版上复制、粘贴,比如电子版《华声报》上面的文章,就定期被其摘用。海外其他中文电子刊物的文章和各电子文库的收藏,现在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稿源。编辑起来固然省事,失去的却是读者。自从电子文库在海外网络兴起而给了网众超饱和的阅读材料之后,这类电子文摘的读者量也逐步在下降,远不象几年前那么受欢迎了。而且,电子出版物的版权问题,总有一天是无法躲避的--笔者认为,电子文库对版权问题可以不得已采取“告诉乃论”的原则,而正式的报刊却不能未经许可就刊用别人的文章。事实上,由于《华夏文摘》擅自刊用海外网友或海外电子刊物的文摘,曾经在海外网络出现过几次风波。面临着电子文库的竞争和版权问题,我们可以觉察到近年来《华夏文摘》在逐渐改变办刊方针,创作的比例越来越大,虽然还挂着“文摘”的名字。

    另一份由文摘刊物向创作刊物转变,而且变得更早、更彻底的,是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1993年9月创办的《枫华园》旬刊。《枫华园》现在主要登载原创稿件,其主要的特点,是对时事政治异常关心。国内外形势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两位“特约撰稿人”的大作,虽然有时也会登一些争论文章,其最后结论也是要由“特约撰稿人”来下的。而其论调,又恰与《华夏文摘》针锋相对,被海外网友视为“左派刊物”,也有的称之为“《人民日报》海外版”。

    不管是“左”是“右”,这两份刊物的主办人显然对政治活动的兴趣远大于网络活动。他们在网络上都不活跃,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或者说,他们都不是网众所熟悉的“网上名人”。第一份由网络活跃分子创办和编辑的、第一份不隶属于任何机构的、第一份以远离时事政治为宗旨的、而且是第一份自始至终百分之百刊登创作稿件的中文电子刊物,是1994年2月问世的《新语丝》月刊。《新语丝》的诞生颇有戏剧性,本身就可以写一篇专文。简单地说:其创办者本来只是想为《华夏文摘》每月编一期专登创作的增刊,这个方案被其理事会否决后,才决定自办杂志,结果遭受到了种种阻拦和压制--当时的那些拙劣的手腕,现在是可以当成笑话看的,但是他们的政治嗅觉不可谓不敏感:他们的确预见到了这份新型的杂志将会成为一大竞争对手。

    《新语丝》有别于其他中文电子刊物的另一个特点,是创刊伊始到现在,每期都固定五个栏目:“卷首诗”、“牛肆”(刊登随笔、杂感)、“丝露集”(刊登文学创作)、“网里乾坤”(刊登文史小品)和“网萃”(刊登个人专辑或专题讨论)。两年前加了一个登载网络简讯的“网讯”。从这些栏目的设置来看,也可知它基本上是一份文学刊物。做为一份文学刊物,在无形中总会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如果要我说《新语丝》有什么风格的话,大概可以用“清新”两字概括。至于在创刊一年感言中所说的:“她力尽于文化自身的探讨,不空谈国是,是恪守于纯粹而多元化的文化刊物。”其实只能算是一种追求。

    《新语丝》五年如一日的固定栏目,给人一种平稳的感觉;而其实近五年来,它还是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的:比如从基本上靠约稿的同人杂志演变成了基本上靠投稿的公众杂志,从每期两三万字增加到每期四五万字,从一季度出一期专题增刊改为每两个月出一期专题增刊--所有这一切变化的基础,乃在于它有了充足的稿源。1996年互联网络在国内兴起后,《新语丝》又成了第一份回归祖国的海外电子刊物。目前《新语丝》有四分之一的编辑在国内,有约三分之一的投稿者、读者在国内,已经不是纯粹的海外电子刊物了。

    在《新语丝》之后,海外网络又出现了几份由网络活跃分子主办的刊物,到现在还在继续出的,只剩下了两份:1995年3月创刊的《橄榄树》和1996年1月创刊的《花招》。这两份刊物都是月刊,也都是同人刊物,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自编自写;而它们能够维持到现在的原因,我看在一定程度上都归功于编辑们几年如一日的写作热情和发表欲。《橄榄树》原来是由活跃在中文网络上的几名诗歌爱好者所创办的一份诗刊,在其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网罗了中文网络的大部分诗歌爱好者--当然不久就纷争叠起,做鸟兽散了。其中最大的一次纷争,是1995年底发生的抄袭事件:《橄榄树》的一名骨干被发现抄袭新加坡一份中文报纸的文章,而《橄榄树》刚刚出过集体吹捧这位“天才女诗人”的专辑。这的确是很令人难堪的。这位“天才女诗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网络上大打出手,其战果是:反对者知趣地离去,支持者留下来支撑门面。《橄榄树》诗刊虽然也登一些旧体诗,但基本上是以现代派诗歌为主的,而现代派的诗歌在现在是连诗人自己也未必读的;几次纷争之后,却连诗人也流失了不少,每期总是那几个诗人的大作,连自己看着也觉得无聊了吧。也许正是不甘寂寥,1997年起,《橄榄树》宣布改变编辑方针,改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文史等无所不登的文学刊物,网络上第一份中文诗刊,至此寿终正寝。至于这份自称是“网络首份汉语纯文学期刊”的风格,据说是“探索性”,虽然他们自以为“先锋”的玩意,其实国内的诗人作家早在十年前就已玩腻。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几位过去的“探索”诗人作家,流亡海外后,现在又在那上面焕发了青春继续探索。

    那一次的抄袭事件,还催生了另一份文学刊物。几位反对“天才女诗人”的女性网友在经过了一番拳打脚踢之后,感到了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的必要。当自称“女性文学刊物”的《花招》问世的时候,在网上还颇引起了一点轰动,因为在上面登载了由女性网民写的色情小说。色情小说在海外网络本是司空见惯,但由中国女性编写的,却还属罕见。可惜这个“女-性文学”的风格没能持续多久,到后来连那个“女”字也岌岌可危了,从女网民的作品到男网民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到最后连男网民与女性毫不相关的作品也都上了台面--除了编辑是女的,已很难看出这“女性文学刊物”的特色何在了。据说国内现在的情形是“男人在外面赚钱,女人在家里写作”,在海外其实也差不多的。在多少还算是“文学”的《花招》月刊满足不了发表“家里写作”的需要后,我们又看到了非文学的《花絮》“生活周刊”和《花边》“每日新闻”,颇有点创建一个花X出版集团的意思,虽然作者其实还是那几个。

    除了这几份立足北美、放眼全球的刊物,海外的其他国家、地区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文电子刊物,现在还在发行的,日本有《东北风》,丹麦有《美人鱼》,荷兰有《郁金香》,瑞典有《北极光》和《维京》。某些大学也不定期地在网络上发行通讯。此外还有一些专门化的电子刊物,包括同性恋刊物《桃红满天下》,保守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主办的传教刊物《海外校园》,佛教刊物《福德海》,灯谜爱好者刊物《谜径通幽》,气功爱好者--说是“气功大师”的崇拜者也许更恰当--主办的交流刊物《枫莲》,中学生刊物《浪漫年华》等等。对这些刊物的来龙去脉我一无所知,无法多嘴。

    上面提及的这些刊物都是由志愿者主办的。海外此外还有几份由中国大使馆或商业公司主办的中文电子刊物,非我同道,不予置评。

                                       1998.11.21.

三、网络文学

    大约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所谓的“文学”。既然有“校园文学”、“课桌文学”、乃至“厕所文学”,在互联网络上,自然也就有“网络文学”。

    当中文国际网络在一九九三年创建起来的时候,计算机还远未象现在这样普及,上网张贴也不象现在这么简单,有条件上网和知道怎么上网的,基本上是在海外大学校园从事理工科工作的学生学者,而且以男性为主。而最初操练中文网络文学的,也就是这些不曾接受过任何文学训练的“野路子”。他们不曾把网络当文坛,也不会刻意追求什么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之所以要张贴,或者是为了交流,或者是为了发泄,鲜有出于创作的冲动。所用的形式,大体上是随意为之的随笔、杂感;其内容,从评论世界大事、鸡毛蒜皮到相互进行人身攻击,无奇不有;而其特色,则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无所顾忌,也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审查。如果这也算文学的话,不妨称之为“莽汉文学”。其上乘者,以讥讽、挖苦为能事,辛辣幽默,令网人肃然起敬--但能有这等水平、这等心思的骂人高手屈指可数,网上盛行的,还是省事的破口大骂,脏话连篇,毫无趣味。所以当时中文网人聚集的新闻组alt.chinese.text (ACT)也就被称为“牛屎铺”(《新语丝》的栏目“牛肆”之名即源于此),比之为“男厕所”。曾有人要改变这种现象,制定网规曰:“骂人不好。要骂,也要骂得有新意。”身处那样的环境中,想不骂人,非要有超凡入圣的修养不可--就连当时网上的稀有动物“文学女青年”也没有不骂人的,更有以“泼妇”、“母大虫”自居的;而骂人要骂得有新意,却是需要有一点文学才能的。因此尽管网规高悬,而千篇一律的骂风依旧。那位网规制定者,后来自己也是一天数帖、十数帖地骂人,而且骂得毫无新意,那条到现在还时不时被贴出来的网规,成了一大讽刺。美国《纽约客》杂志在几年前曾登过一幅著名的漫画:一只狗一边敲打键盘一边对另一只狗说:“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狗。”其实反过来说,在互联网上,人是很容易变成狗的,而“莽汉文学”也就很容易堕落成“狗吠文学”--如果骂街也算文学的话。

    到了一九九五年,海外的互联网络已进入了平民百姓家,家庭主妇们在相夫教子之余,也可以上网打发时间了。这时候,在中文网络,就出现了与“莽汉文学”、“狗吠文学”鼎足而立的“小女子文学”。无非是见花落泪,对月伤心,油盐酱醋,厨房卧室,孩子尿布,爱情手册,育儿日记,好幸福好伤心好苦闷好生气--总而言之,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和廉价的擦面纸是也。生活、感情“丰富”者乃至于象祥林嫂一般天天唠叨个没完没了。“莽汉”和“狗”们是最见不得这种东西的,于是要讥讽,要漫骂,于是“小女子”们慢慢地也就离开了“男厕所”,而躲到小范围的、封闭式的讨论组(邮件列单)里相互赏鉴去了。时不时也还会整理一下帐目、收集一下纸头贴到“男厕所”去,向世界宣告她们生活得很好。

    严格地说,这些随写随发、聊天对骂式的文字,当然都算不上文学。严格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是要等出现了象《新语丝》、《橄榄树》这样严肃的文学刊物,有了比较正式的发表渠道,拥有一批有艺术追求的作者之后,才真正地诞生的。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多伦多“电脑网络与中国文化”会议上,我曾经把网络文学称之为“流放文学”的一部分。在那次题为《在网络上流放》的演讲中,我如此总结道:

    “这些文学创作在内容上具有流放文学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怀旧,回忆在国内时候或苦或甜的生活。人谁不怀旧?尤其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回想过去的时光,但是在异国他乡,遥对祖国,这种怀旧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并且也由于远距离而产生了超出现实的美感。第二个特点是描写文化冲击,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抒发在居住国的感受。多抒发个人的悲欢,而缺乏大手笔,对于居住国的文化,也还没有真切的深刻感受。在形式上,网络文学多采用散文、随笔、诗歌这种便于直抒情怀、无需花费太多时间的形式,较短小,也较随意。在质量上仍与常规文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在海外的中文网络文学当然要比当时繁荣了许多。当时有所谓“网文八大家”,而如今文学水平未必比那八家差的网人恐怕二十八家都不止。但是,海外的中文网络文学,整体上还是不出“怀旧”和“描写文化冲突”两大流放文学的特点。在海外的生活环境中,这应该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如果说在内容上有什么突破的话,那就是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映网络生活的作品。在形式上的突破,则是小说的盛行,中篇小说乃至长篇小说都已在网上大量诞生,虽然其质量,仍未达到专业水平。但是一些网人创作的散文、随笔、诗歌的质量,确乎已与常规文学相差无几。某些网人实际上是网上和网下两栖,他们的作品往往分投网络刊物和常规刊物,只不过在网络刊物上更早跟读者见面而已。但是网络文学要和常规文学最终合轨,则还有待于专业的作家、诗人们纷纷上网。《新语丝》和《橄榄树》开始零星登载海外专业或半专业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也可说是一个趋势。在那篇演讲的最后,我预言道: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诗人、作家流放到网络上来,网络也会产生自己的诗人和作家,以网为家,在网络上流放。”

    我们仍然期待着。

                                1998.11.24.

四、网文大家

    网络既然有所谓的“文学”,当然也就有了以之为园地的“作家”,从中也就必然会冒出“著名作家”。

    在一九九三年,当中文国际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就仿照唐宋八大家的说法,评出过“网文八大家”:冬冬、凯丽(男)、晓拂(女)、不光、图雅、散宜生、嚎、方舟子。某些老网客一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总觉得当时网文的水平高超,为后来者所难企及。其实现在看来,“网文八大家”在当时所写的文章,固然不乏有一股灵气,却都相当的幼稚、粗糙,实在是不足称道的。只不过在当时上网发表的人不多(绝大多数人只读不贴),瞎子国里,独眼称王罢了。

    我在前面说过,真正的中文网络文学,是在一九九四年出现了《新语丝》文学刊物才开始的。这时候,八大家中有的退隐,有的堕落,已只剩下了四家了:图雅、散宜生、嚎、方舟子。再加上两名新上网的女士:百合和莲波,也只能说是六大家。这并不是说中文国际网络这时候已经萧条,恰恰相反,一九九四、九五年的新闻组alt.chinese.text (ACT)正处于顶峰时期,张贴的数量之多、水平之高,都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在众多的“作家”中,在写作的数量、质量和读者群各方面,能与这六人相提并论的,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原先就已名列八大家的四名男作者,其文风,其实也是在这时候才磨炼成熟的。这六个人,在其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上网发一篇或数篇随感、短评。图雅在1995年8月所作的《砍柴山歌》的后记中自我总结道:

    “先吹吹这个篇幅。两年之间(方按:指1994-1995),贴了总有五六百张贴子,二三十万字。通过英特网放如此之多厥词的人大概不多--这还不包括字数更多的小说和散文。别的不说,有这么多闲功夫就不容易。贾平凹写过一篇《闲人》,大概指的就是我这种人。当然,光有闲,没心情也不行,几十万字,信手涂鸦,说明这两年还挺有心情。这个也值得高兴。生活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着急构成的。一会要交作业,一会要去饭店洗碗,一会又要去车站接同学,每一件事都刻不容缓,每一个人都讨债似地追你,一直把你轰进坟里才罢休。这就导致了生命质量的显著下降。在如此劣质的生活中,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往键盘上打一篇玩意,不是相当对得起自己吗?”

    更有闲心的方舟子在这两年间的写作数量,大约又是图雅的两倍。其他四个人,虽然不象图、方两人那么随意,但敲键之勤,涉猎之广,却也是在今天的网人中所罕见的。

    在创作上,这六人也各有其一、二强项:图雅、百合的小说和散文,莲波的散文,散宜生的文学评论,嚎的文史小品,方舟子的散文和文史小品,都是很受网人欢迎的,至今仍在网上流传不衰。散宜生在一九九五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如此评价这几个人:

    “大陆当代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发而为Posts(网络张贴),就有四大流派:图雅可以代表民间口语;莲波是传统文化的诗词一路,舟子该是古文一路;外来影响的代表则非嚎莫属。本人初上网时受过嚎总长提携,就投在他的旗下算了。图雅一派的特点是语言鲜活;小麒麟说的文笔优美,本人不敢当,那是莲波一路的特色;古文派的特长是气势雄浑;但是,要说思想深刻,嚎总这一拨当仁不让。”

    按照这种分法,文中漏提的百合该是属于文笔优美的一路。

    但是,网人所最津津乐道的,最肃然起敬的,其实并不是这些较严肃的创作,而是图雅、散宜生、嚎和方舟子四人在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骂人艺术。此处之所谓“骂人艺术”,并不是指那种泼妇骂街式的破口大骂,而是指较为含蓄、精致的讥讽。在ACT这个“男厕所”铺天盖地的骂街声中,这四个人始终能自重“身份”,信奉“骂人骂不好,骂的人比挨骂的难看”的信条,掐架之时还能讲究一下骂人艺术,也可算是出污泥而不染了。古往今来的骂人第一高手,非鲁迅先生莫属,这四个人,也一致推崇鲁迅为祖师爷--简称鲁爷。老爷子的武功博大精深,后学小子偷得了其一招半式,或诙谐(图雅),或霸道(散宜生),或阴沉(嚎),或尖刻(方舟子),也就可以纵横网络无敌手了。而这四个人,由于都是出身理工科、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的缘故,其作文议论,更有传统文人所欠缺的严密逻辑。在鲁迅身后,由于种种原因,正统的文坛无人敢于师法其笔法,想不到在自由自在、无所顾忌的国际网络,却有了传人,老爷子九泉之下有知,当可瞑目了。

    一些老网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四个人在ACT上彼此之间没有真正交过手。除了嚎和方舟子曾经唱过双簧,除了图雅和方舟子曾经为了时事政治而友好地争论过,在当时网上的纷争中,这四个人不幸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联手出击,也就少了许多好戏。曾经有人感叹说:方舟子是石头,图雅是棉花,不知石头和棉花打起来,会是谁输谁赢呢?图雅已在一九九六年悄然离网,这石头和棉花的问题,也就成了千古悬案了。

    当这网文六大家因种种原因一个个先后离开了ACT,ACT也就无可避免地衰败了下去,而逐渐被各封闭式的邮件讨论组和万维网论坛所取代。但是讨论组和论坛具有与新闻组不同的特征,不可能象ACT那么自由自在,也不可能有往日ACT那样汇聚四面八方之英豪的荣耀,也还没有从中产生在写作数量和涉猎范围可与六大家相比的新的“大家”。这些大家在离开了ACT后,也逐渐沉寂下去,还在当不甘寂寞的老不死的开网元老的,只有散宜生和方舟子两人;而其实散宜生近年来也鲜有新作发表。所以,这也可说是中文国际网络史上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结束,接下来是百家争鸣的平民时代。

                                  1998.11.26.

五、ACT的兴起

    在中文国际网络上,ACT是经常被提起的一个名词,它是互联网新闻组alt.chinese.text的简称。ACT是国际网络中最早采用中文张贴的新闻组,可以说,有了ACT,才有了所谓的中文国际网络。

    ACT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魏亚桂请该校的系统管理员建立的。魏亚桂提了alt.zhongwen, alt.chinese.text等几个名称供管理员选择,该管理员不懂中文,就选了alt.chinese.text这个英文的名称。为什么不简单地称为alt.chinese,而要在后面加上text(文本)呢?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计算机的编码常识。可以在网络上畅通无阻的真正的标准文本编码,是“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编码”(简称ASCII或“美标”),但是它只有128个编码(即7比特),只能用来编写英文字母和常用符号,显然不能用来编写汉语。用来编码简体汉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简称“国标”)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案,即把两个美标组合起来编写一个汉字,比如用“VP”编码“中”字,这套编码,本来也是纯文本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个如何区分中、英文的问题,比如说,在中英夹杂的文件中,怎么让程序分辨“VP”究竟是代表两个英文大写字母呢,还是“中”字?对这个问题,有两套解决办法:最早的解决办法,也是现在最通行的办法,是CCDOS的开发者发明的,他们在每个国标码的前面都再加上了一个非美标的数字,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非美标的“VP”是两个英文字母,有这个非美标的就是“中”字,我们现在所用的国标码,其实就是这种经过改造的国标码。这样,固然可以区分美标和国标了,用国标码编写的文件却不再是纯文本的文件,而变成了8比特的所谓“二进制文件”。在当时的互联网络,直接传递二进制文件还很不可靠,那个用于定义国标码的非美标符号在传递时经常丢失,为了保险起见,在传递之前必须用加密方法把它改编成文本文件,到达终点后再解密还原成二进制文件供阅读。因此,在当时的互联网上,是没法直接阅读国标码中文的,很是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九八九年,黎广祥、魏亚桂、李枫峰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即恢复国标码为纯文本的本来面目,但在中文的段落之前和之后各加上控制符号与英文区别开来,这些控制符也属于美标,这样,整个文件就都是一个纯文本的文件,可以在网络上直接传递了。这种编码方法,被命名为“汉字”码,简称HZ。建立ACT的动机,就是为了推广、使用HZ码,所以,该新闻组对张贴的内容没有任何的要求,唯一的要求是必须使用HZ码张贴。因为HZ码属纯文本,所以才有了新闻组名称后面的那个奇怪的text。

    既然ACT在一九九二年夏天就已建成,我为什么一直说中文国际网络形成于一九九三年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又得简单地介绍一点新闻组的常识。在当时国际互联网上的新闻组,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所谓六大主流新闻组(news为网络管理类,comp为计算机技术类,soc为社会类,sci为科学类,talk为闲谈类,misc为杂类),要成立一个新的主流组。手续非常麻烦,需要经过提议、表决,但是一旦成立,绝大部分新闻服务器都会自动订阅,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另一类新闻组是所谓另类新闻组(alt)。要建一个另类新闻组非常容易,事实上任何一个系统管理员都可以建立,但是相应地,要传布开去就不容易了,是否要订阅它,完全由各个新闻服务器的管理员个别决定。ACT做为一个另类新闻组,它的传布就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根据魏亚桂的回忆,虽然ACT建立的第一天,就有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张贴,但是在开始的几个月,大部分为测试贴和技术性文章,以及《华夏文摘》和抄来的一些诗词、短文,显然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交流网络。这些张贴也没有存档。我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张贴,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一个张贴,在印第安那大学的新闻服务器上(也就是最早订阅ACT的服务器),它是ACT的第2732封张贴,也就是说,在ACT建成后的九个月内,总共就只有这么多张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ACT的鼎盛时期,有时一天就有上千封张贴!

    这一个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ACT交流张贴,是一个征下联和应征,上联为“紫阳泽民”,应征的下联为“瑞环耀邦”。征联者和应征者分别贴自德国和加拿大,可见在这时候ACT已从美国传布到了全世界。在同一天,后来被列入“网文八大家”的冬冬也贴了他的第一个张贴“唱支山歌给你听”:

      “没劲!
        大家怎么都那么空虚呀!
        给你们唱首歌吧!

        从北京,到延安,
        路途是那么遥远。
        七十二条,羊肠小道,
        弯弯曲曲,走不完!

        看远处,又走来,咱们的毛委员。
        头带着礼帽,他身披着长衫。
        小鬼,就跟在后面。

        ……”

    ACT早期的活跃分子四月也贴了一篇“对话”,可算是ACT最早的两篇“经典”作品。这一天以前的张贴都已不可考,网上元老能够忆起的中文网大事最早也都发生在一九九三年,所以我很保守地把中文国际网络的形成时期定在了一九九三年。这么做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我当时所在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是在这一年开始订阅ACT,我当然也在这一年才开始阅读ACT。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为了方便使用繁体字的大五码的网友,另外成立了一个另类新闻组alt.chinese.text.big5,简称ACTB,与ACT相互镜射,也就是说,在当时,两个新闻组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后来这两个新闻组分了家,此是后话。

    在ACT成立之后不久,最早的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就在上面发行,ACT上的张贴有时也被《华夏文摘》拿去刊登,而且往往不预先征求作者的许可。其编辑大概觉得既然已贴在了网络上,理所当然地可以自由使用,说不定还觉得给了作者天大的面子。这种态度,引起了一些ACT活跃分子的不满。这也可以说是中文网络上最早的版权事件,只不过被侵权者最多是抱怨一、两句,并未引起注意,《华夏文摘》依旧是对网上文章随意采用。一直到了一九九三年年底,因为方舟子的一首诗被瑞典的电子刊物《北极光》不告而用、乃至篡改,才引发了中文网络上第一次对版权问题的大讨论,从那以后,各家中文电子刊物对采用网上张贴才比较小心了。这也是后话。总之,也许是为了搞好与ACT的关系,《华夏文摘》在一九九三年七月请当时ACT的活跃分子编了一期“ACT文选”的增刊。选的是当时ACT上所谓“严肃”“正经”的文章,其实都是一些讨论政治问题的短评,现在看来文笔都非常随意、幼稚。不能怪选者的眼光不行,当时的ACT也就是那个水平。当时更流行的,是把ACT当成玩耍、吵架的幼儿园,互相论功行赏、封官赏爵过家家。   

    但《华夏文摘》的这个文选,却对宣传ACT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人在读了这期增刊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用中文交流的国际场所,阅读ACT和在ACT上张贴的人,突然多了起来。“网文八大家”中最晚上网的两位,图雅和方舟子,也在一九九三年的七、八月间首次登上了ACT舞台。在这一年的十月,图雅为《华夏文摘》编了一期“留学生文学专辑”,其作者,全部都是ACT的活跃分子,而其作品水平,确实也当得起“文学”两字,非三个月前的“ACT文选”可比。ACT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告别了几个人过家家的阶段,而进入了繁荣时期。

                       1998.12.26.

六、ACT的繁荣

    自一九九三年年底起,ACT进入了长达两年多的鼎盛时期。其氛围,也由幼儿园式的过家家,变成了大学生宿舍式的胡吹神侃。

    在当时,有一名NEC公司的系统管理员每个月都抽样统计各个新闻组的读者数。按他的统计,当时ACT的读者数保持在五万多,ACTB的读者数保持在两万多,因为这两个新闻组互相镜射,实际上是一个新闻组,合起来,竟有八万读者在阅读ACT/ACTB。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互联网,台湾的互联网还自成一统,这八万读者,基本上也就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ACT用的是简体字,那五万多读者可以说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当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不过十几万,也就是说,几乎有一半的大陆留学生在阅读ACT,不读的人大都也知道ACT。ACT也就成了中国留学生最主要的交流、舆论渠道,那些长年活跃在ACT上的网人也就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尽人皆知的名人。

    在ACT的鼎盛时期,平均下来,每天有两、三百封张贴,若遇到非常时期,自然远不止此数。几天不读,贴数就多得无法处理,所以许多人都养成了每天上网阅读ACT的习惯。象所有的另类新闻组,大部分的ACT张贴都是没有任何价值--不管你把价值尺度调得多么低--的垃圾。对这段时期的ACT张贴,可以说每一封我都过目,稍稍有点内容的就给存档,每个月的存档平均能有五百多封,也就是说,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张贴算是有点保留价值。即便如此,积累下来,这个量仍然是相当惊人的。当初我以中文网档案局局长自居保留这个庞大的存档,并不是为了以后能把它做为写网史的资料,完全是为了在网上吵架--或者说得好听点,打笔仗--的方便。在一个自由的论坛,难免有人要跟你吵架,吵着吵着就难免要向众人揭发你的网史污点,更难免有意无意的添油加醋、造谣中伤,这时候这些原始的资料就派上了用场。用ACT的黑话来说,这叫“记变天帐”。

    的确,在ACT这个独特的语言环境中,有自己的一套黑话,用惯了,有时就不知不觉地把它当成了普适的语言来用。比如,在《新语丝》的发刊辞中,我如此写道:“几万分布世界各地的汉字使用者,黑白红黄蓝各色人等,通过一张无形的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常读ACT的人,读了这句话,说不定要误以为说的是中文网络的读者包括各种人种,还要奇怪怎么会有蓝种人。其事那也是ACT的黑话,不过是用颜色来给形形色色的网人标签:“黑”指匿名骂人,“白”指热衷反动宣传,“红”指紧跟中国政府,“黄”指黄色下流,“蓝”则用来形容多愁善感的文学青年。

    ACT之所以能够汇聚到各色各样的汉语使用者,有两个因素:第一,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中文新闻组,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除了都挤到这里来,也没别的地方可去;第二,其他的新闻组大抵都有一个主题,ACT却是主题不限,只要是用中文就行。在那个时候,在ACT上贴一封英文贴,几乎就相当于扔了一个“硝烟诱饵”(flame bait, 指在新闻组上有意引起众怒制造混乱),所以那些识相点的,在迫不得已(比如说无法打中文)贴英文请教问题时,都要赶紧先赔不是。

    也正因为三教九流毕集,而又不限论题,才使得ACT的张贴如此丰富多彩:有在那里进行政治宣传和反宣传的,有传教和反传教的,有发表文学创作的,有抄书的,有聊天的,有感慨的,有吵架的,有骂大街的,有讲故事说笑话的,有交流日常生活经验的,有对联猜谜的……甚至还有进行“学术交流”的,比如我就曾在那里跟人争过杜诗用韵、明初民族政策、某个汉字的来源、古音,诸如此类,其实都是相当专门的问题,一般的人本来不会感兴趣,然而却也有很多看热闹的。ACT盛行的是嘻笑怒骂的文风,所谓的“学术交流”其实也不过是你一拳我一腿的打擂比武表演,旁观者即使对比试的内容一窍不通,光看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招式也尽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如果有人找错了地方想到那里做认真严肃的学术交流(这样的人也曾经有过),就算不被三拳两脚地打扒下,也早被看客轰下了台。学术交流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所以ACT虽然多姿多彩,然而又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也就是掐架。有人说ACT是茶馆,也有人说ACT是男厕所,但我却以为把ACT比做大学生宿舍更恰当些。那里的氛围,总让我想起大学时代宿舍熄灯以后躺在被窝里的吹牛、抬扛,只不过面对面的交流不象网上交流那么肆无忌惮,火药味没有那么浓而已。

    曾经因参与撰写电视片《河殇》而名噪一时的作家苏晓康在流亡海外后,寂寞之余,也曾在一九九六年(其时ACT已过了鼎盛时期)到ACT看过两眼,写了一篇谩骂中文网的奇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在美国看网上中文世界》,针对ACT这种嘻笑怒骂的风气,下了一个河殇式的论断:“……被压抑的交流欲、发表欲一时都借网络宣泄,但从人们的下笔肆无忌惮来看,中国文化的儒雅、含蓄、精致,真是所剩无几,却是一个更深的灾难。现代科技无补于一个没有生机的文明,此处全然彰显。”中国文化的儒雅、含蓄、精致,固然在中文网络所剩无己,但中国文化的另一面--阳刚、奔放、粗犷--却在中文网络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博大、华夏文明无处不活的勃勃生机,本不是这种欺世盗名之徒可以理喻。

    仿佛为了“全然彰显”其无知而又臆断的文风,苏晓康在该文中又替中文网归纳了“永远不灭的十个话题”:“一个话题是关于炒菜(即烹饪);一个话题是关于在好莱坞颇为成功的大陆女演员陈冲的,大部分是骂她;还有一个话题不知道为什么是调侃奚落上海人……,中国大陆大学优劣名次,也是一个题目,一派‘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孙子’,从‘唇枪舌剑’中直把‘清华’贬为‘青蛙’、‘复旦’贬为‘蜉蛋’、‘科技大’贬为‘裤子大’,可以一窥网上这类中文之品位和格调。”所谓的“青蛙”、“孵蛋”、“裤子大”也是苏晓康所一窍不通的ACT黑话,不过是各名校的校友们对自己母校的幽默称呼,跟“优劣名次”何干?而他列举的那些话题,烹饪和奚落上海人在中文网还算常见(在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大概也常见),但也算不上“永远不灭”,而骂陈冲和争大学名次,则根本只是昙花一现,也许苏晓康在为中文网预设了品位和格调之后,上网收集证据之时,碰巧看到了这些话题,就极其慷慨地给戴上了“永远不灭”的桂冠。

    那么中文网上有没有什么“永远不灭的话题”呢?有的,只不过我数来数去,也未能屈满两只手。象中国统一和台湾独立之争、简化字优劣之争、进化论和神创论之争、科学与伪科学之争、对“六四”以及民运人士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鲁迅评论、金庸评论,就都是在中文网上过一段时间就又会冒出来的话题。但所有这些话题,在有海外华人的地方,在现在大概就都属于“永远不灭”,并非中文网的特点。

    ACT的特点,就是在掐架的主旋律之下,呕哑嘲哳的百家争鸣。到了一九九四年下半年,ACT进入了全盛时期,却也象其他新闻组一样,开始受到商业广告的冲击。面对每天几百乃至上千的垃圾与信息夹杂的张贴,大家都觉得有必要加以改组。当时提出了三个改组方案:一个是把ACT再细分成几个专题小组,比如alt.chinese.text.politics用于讨论政治问题,alt.chinese.text.history用于讨论历史问题,等等。这个方案换汤不换药,而且成立一批新的另类新闻组,并不能保证就会被新闻服务器同时订阅,更有可能一齐被拒订,所以这个方案赞成的人很少。第二个方案的提出者认为互联网即将在中国大陆兴起,既然有德文、日文顶级新闻组,也应该有中文顶级新闻组,所以主张新设立一系列以chinese打头的专题新闻组。这个方案的致命弱点在于: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服务器一般只订阅六大主流新闻组和选择性地订阅另类新闻组,以chinese打头的新闻组会被当成地区性新闻组而被中国之外的新闻服务器拒之门外,能读到它的人毫无疑问要比能读ACT的少。正是针对这一点,才有了第三个方案:既然要改组,就应该改得读者更多,而不能读者更少。世界上大概只有一半的新闻服务器订阅ACT,何不在主流新闻组中也成立一个中文组,让所有的新闻服务器都订阅?因此,我主张设一个talk.chinese,把ACT整个搬过去。丰富多彩正是ACT的吸引人之处,没必要再分成小组,但是可以象其他主流新闻组一样,设一个管理委员会过滤掉垃圾贴和商业广告以减少帖数,对垃圾贴定义可由网众表决划定,管理委员会则可由几个从不张贴、也从不参与网上纠纷的热心读者组成。

    对后两种方案,各有一批人支持,谁优谁劣,当时争论得很厉害。主张中文顶级组的人,大约以为是在为未来的中文网开天辟地,踌躇满志,组织了一个很庞大的筹备委员会壮大声势。我虽然主张主流新闻组方案,却也并不反对中文顶级组方案,因为我不觉得二者有何冲突,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只不过中文顶级组是为未来而设,主流中文新闻组才是当务之急。要成立一个新的主流新闻组,有一套繁琐的手续,需要写一个提案供讨论两次,然后提交一个叫news.announce的新闻组表决。我按规定写了一个提案,也经过了讨论,但提交news.announce后,却不见贴出来供表决。然后就见主张中文顶级组的人说,他们已说服了互联网总管支持他们的提案,反对成立主流新闻组。我正奇怪互联网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总管,就接到news.announce管理员--也就是他们的所谓总管--的来信,通知我由于我提出的主流中文组与筹备中的中文顶级组重复,他决定不把提案贴出来供表决。主流中文组就这么胎死腹中。我想,主张中文顶级组的人之所以不乐见主流中文组,是担心分散了人马吧。但如此做为,却也使人寒透了心。所以,在中文顶级组成立、筹备人员过了一把开网元老的瘾之后,虽然一遍遍地在ACT上贴告示请人转移过去,虽然一再请网上名人们去给他们捧场,却也没有几个人买他们的账,大家仍愿意挤在ACT与之共存亡。不久那几个“开网元老”也就从中文网上消失了,大概觉得开了网就已大功告成,可以功成身退了。他们开下的那些chinese组,到现在也基本上是空的,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并没能使之复活。有一个chinese.talk.misc看上去倒热闹,其实是在镜射ACT--而“全美学自联”的网页上,却自欺欺人地说“ACT已成了chinese.talk.misc”。

    当ACT鼎盛之时,若能未雨绸缪地把它改组成有所管理的主流中文组,或许可以使中文新闻组保持长盛不衰,中文网人在现在也不必分头躲进各个有管理的邮件讨论组和万维网论坛。可惜这个机会是永远地失去了,中文新闻组从那以后就只能跟ACT共存亡,而ACT自一九九五年年底起,无可避免地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到现在则是彻底地败落。

                                      1998.12.28.

七、ACT的衰败

    如果说一九九三年十月ACT网人通过《华夏文摘》出版“留学生文学专辑”增刊一事标志着ACT从此走向繁荣,那么,新语丝在一九九六年二月成立“新语丝之友”邮件讨论组则是ACT已经衰落的标志,它表明了《新语丝》这份在ACT上产生、由ACT活跃分子主办、以ACT为最主要的发行渠道的电子刊物从此将与ACT脱离关系,而另辟新的交流园地。

    实际上自一九九五年年底起,ACT就已败像丛生了:

    第一个败像,是大量地转贴报纸电台的新闻报道,ACT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闻”组。ACT向来有人在贴报纸上的新闻、评论,比如有位叫王海生的香港网人,就长年累月在ACT上张贴香港反共报纸的文章;但当时传统媒介都未上网,要贴它们的文章需要自己抄写,所以还很稀罕。到了一九九五年年底,传统媒介纷纷上网,转贴也就易如反掌了。最早这么干的,好像是一位台湾网人每天在ACT上张贴十来篇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然后也有人每天在那里贴《星岛日报》、《明报》、《联合早报》之类的海外中文报纸报道,到现在,则是大陆BBS和万维网论坛上的张贴也被大量地转到ACT上来。在大量的转贴的包围之下,ACT自己的声音也就被淹没了。人家若要读那些新闻报道、评论,自可以自己到相应的站点去,又何必到ACT上来呢?自从ACT成了新闻机构、其他网站的传声筒,失去了用于交流、讨论的本来面目,读者自然也就不再觉得有阅读它的必要。所以,这第一个败像,导致了读者的流失。

    第二个败像,是污言秽语骂大街成了ACT的主流。诚然,象一切自由的论坛,ACT从来就没能免受污言秽语的污染,以至有人惊呼其为“男厕所”。但在其鼎盛时期,骂大街毕竟还是个别现象,而且往往是匿名者为之,为网上舆论所不齿。ACT的常客,大抵都相当自律,比如其鼎盛时期的六大家(百合、莲波、散宜生、嚎、图雅、方舟子),两位女士不必说,即使是四位男士,纵横网上三、四年,掐架无数,在硝烟弥漫中,却也不曾失态骂过一句脏话(图雅的某些张贴稍微过分,也无伤大雅);所掐的架,也都是有点内容的,并非为掐架而掐架。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年底,ACT的风气开始转变,其始作俑者,是两位所谓的“元老”。这两位老网人在ACT早年过家家的时期,也颇受网众欢迎,被捧为“主席”“国师”,离网一段时间后重新回来,发现ACT早已改朝换代,往日的风光不再有,成了无人买他的账的遗老。于是,不知是为了引人注目呢还是破罐破摔要ACT跟他们一起堕落,自坏“骂人不好,要骂也要有新意”的规矩,有贴必跟,逢人便骂,每天张贴十几、几十篇,短平快地用污言秽语骂大街。有“元老”联合带头,ACT也就世风日下,见怪不怪了。从那以后的ACT,岂止是“男厕所”,简直就是粪坑,臭气冲天,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不愿同流合污者纷纷离去,网外高人也不愿加入。在ACT上张贴大作,已没有从前那种“终于找到了组织”的亲切感,反而会让人觉得跌份了。所以这第二个败像,导致了作者的疏离。

    第三个败像,是英文贴的泛滥和汉字编码的混乱。互联网上的新闻组,基本上都是英文组,只有ACT和它的镜像组用中文,“不要贴英文”也就成了ACT的第一守则。如果要用英文讨论中国问题,则另有一个叫soc.culture.china (SCC)的新闻组。在ACT的早期和鼎盛时期,大家也都相当自律,虽然打英文要比打中文容易得多,也很少见到英文贴。有时SCC的英文贴被交叉贴到ACT,也会很快被骂了回去。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年底,这条第一守则也被破坏了。SCC因为成了政治宣传的场所,读者日见其少,那里的活跃分子眼见ACT读者众多,就也在ACT开辟战场。英文贴逐渐泛滥起来,却鲜见有人抗议了。连为ACT定下了“用中文不用英文”的规矩的魏亚桂,这时候自己也用起了英文。到了后来,ACT上的张贴,大约有一半是英文,已算不上“中文”组,对于汉语使用者来说,也就失去了其亲切感。即使是那些中文贴,编码也五花八门。ACT本是为HZ编码的中文而设,老网人也都习惯了用HZ码,但是新手们却是什么码都用,国标码、大五码、MIME码、QP64码、Unicode码、还有不知什么码,全都在ACT上争奇斗艳。对于许多已用惯了HZ码的老网人,其他这些码有如天书。图雅在离网之前就抱怨ACT上的张贴有一半他看不了了。英文的泛滥和编码的混乱,是迫使许多老网人离开ACT的一大原因。

    自一九九六年起,在这样的形势下,ACT鼎盛时期的网文六大家一个个告别了这个舞台。虽然他们离开的具体时间与个人生活的变动有关,但ACT的此情此景却使他们对之不再留恋,离开后就不再回来:嚎自一九九六年三月中旬起就不再在ACT上交流;散宜生在五月二十日贴了最后一帖《女人的定义》;百合在同月二十八日贴《没话找话》--从那以后也真的没话了;图雅在七月三日贴了《罕见的天才》,然后不辞而别;莲波则在同月的二十日贴出了离网告示。也就只剩下了方舟子一人在ACT上“拔剑四顾心茫然”,除了揭揭神创论者、原教旨基督徒、伪科学者以及以民主斗士自居的斗兽们的画皮,实在也找不到更有趣的、更有份量的架可打了。若真能达到“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林语堂评鲁迅语)的境界,自然可以就一直陪阿猫阿狗们玩耍下去;可惜做不到,进入一九九八年后,连方舟子也很少在ACT上露面了。

    除了这六位曾经每天都在ACT上大放厥词的六大家,ACT还有一些网人时不时地贴一些很有意思的张贴,象醉人、古平、座山雕、东风不败、四月、东邪、CC、呆子、白毛女、程鹗、剑锋、苏等人,都可算是ACT在某一时期的活跃分子,也在差不多同时从ACT上完全消失或基本消失。只有那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者留了下来,而新加入的,也大抵是这类人。ACT到后来,基本上堕落成了张贴新闻、政争和骂大街的场所,看上去似乎还很热闹,却毫无趣味可言。在ACT的鼎盛时期,我每天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阅读ACT,可以说上网时间基本上都花在那上面,而现在呢,是每周看一次ACT,十分钟就可全部看完。在我的ACT存档中,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分别有659和544篇,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只有27篇,十二月则一篇未存--我前面已说过,我的ACT存档标准是低得不能再低的。以最近的三天为例,ACT共有199篇张贴,其中58篇是王海生重贴或新贴的报刊反共评论,19篇是一位网名“四匹”的台湾网人三言两语地谩骂大陆人(这两位都是几年如一日,几乎天天如此,令人不能不佩服其韧劲),十几篇是大陆网人三言两语的回骂和其他台湾网人的再回骂,剩下的是从新语丝电子文库、万维网论坛转贴的文章,新加坡和大陆报纸电子版的新闻报道,反共电子刊物《小参考》,几个网站的广告,每周自动贴一次的、写于五年前的ACT常见问题解答(指导怎么读、写HZ码!),测试张贴……有哪一封值得一读、值得存档?

    在ACT上发生的最后一件大事,大概是一九九七年年底和九八年年初的“阿波罗假登月”事件。哈姆雷特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论证“阿波罗登月”之虚假,方舟子则东拉西扯对其冷嘲热讽,两位自一九九三年就已活跃在ACT上的硕果仅存的元老,在ACT上做了最后一回掐架表演。ACT其实是早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了,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大帝国尸体上,衍生出了无数的独立王国:文学创作有各电子刊物,抄书摘录有各电子文库,交流讨论有各邮件讨论组和万维网论坛,骂街则有某些论坛和苟延残喘的ACT。只有掐架一脉,算是失传了。现在上网者日众、花在网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但网上可去之处、可干之事却也多,不象ACT的元老们那样心无旁骛地耕耘一块园地,所以以后的中文网人中,大约也不会再见到象六大家那样的风采。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却未必分久必合。象ACT这样的大杂烩,乃是中文网发展初期的特定现象。中文网络发展到今天,若有人还想重开已散的宴席,做整合中文网、一统江湖的美梦,注定只是一枕黄粱。

                   1998.12.30.



美国怎么选院士

18 09 2011年

最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果第一轮通信评审后就被淘汰,舆论大哗。每次院士选举结果出来,总难免引起争论。有的当选者被认为学术水平不够高,甚至有造假前科,没资格当院士。而有的落选者则被认为水平很高,甚至在国际上很有名望,却怎么也当不上院士。美国科学院经常被拿来做对比。在国际上,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声无疑比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得多,但是有三个中国科学家当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却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他们是袁隆平、李爱珍、周忠和。按说科学没有国界,一个科学家的学术成就让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来评审,结果应该差不多才对,却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怪现象?

两国科学院的选举程序非常不同。从表面上看,两国科学院都采取推荐制度(美国科学院由院士提名候选人,而中国科学院除了院士推荐,还有归口单位推荐),不受理本人申请。而事实上,中国科学院的选举采取的是申请制度,因为被推荐人的材料是自己写的,所谓推荐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有3名以上院士推荐,或有归口单位推荐,就能成为有效候选人,名单公示。然后各个学部的院士分别对有效候选人进行通信评审,产生第二轮候选人,称为初选候选人,再次公示。开院士大会时,各个学部的院士再分别选一次,产生本学部正式候选人,人数是增选名额的1.2倍。然后各个学部再进行一次投票,产生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选举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由某个院士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材料也是由提名人写的,候选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与中国院士候选人厚厚的一大本材料不同,美国院士候选人的材料要求很简单,一份简单的履历和不超过250个单词的学术成就介绍,以及不超过12篇的论文目录。候选名单分别交给相应学科的院士初审(美国科学院共设31个学科分支)。各个学科的初审程序可能都不一样。初审结果交到高一级的学部(共有6个学部)委员会合并,根据各个学部的名额产生学部的候选人(人数为增选名额的150%),由于名额限制被淘汰的候选人则在第二年自动成为被提名人。然后候选人名单送给全体院士投票(对投票有一定要求,比如每个学部至少要选多少人)。根据投票结果产生等额候选人名单,在每年4月底开院士大会时,对名单集体表决通过。然后再通知当选人,当选人同意了,才正式成为院士。

中国院士候选人名单是公开的,美国则是秘密的。公开有助于舆论监督,然而也使得候选人能够去搞活动拉选票。对美国院士选举来说,没有接受舆论监督的必要,因为他们有比较正常的学术环境,造假者能骗过同行院士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当然是另一回事了。中国院士的选举自始至终是分学部进行的,而美国院士选举只是在提名阶段分科进行,正式的选举是全体院士投票。分学部选举的优点是选举人都是同行,对被候选人的学术成就都能有更专业的判断,缺点是选举结果容易被少数人操纵。

美国院士选举程序非常复杂而繁琐,选院士因此成了美国科学院的主要工作,这让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最终忍无可忍,愤而放弃院士,因为他看不出有何必要要隶属于一个把主要时间花在选举院士上的机构。搞这么一套繁琐费时的程序是为了尽量保证选举结果的公平。但是即便如此,美国院士选举结果有时也会引起争议,争议最大的是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一直没能当上院士。萨根其实也是一个有很高的学术成就的天文学家,其成就获得同行的认可。在院士选举时,天文学分科的院士都投票给他,但是他给其他分科的院士的印象却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科学家,不愿把票投给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就一直选不上。作为弥补,美国科学院授予萨根“公共福利奖”,表彰他在科普方面的贡献。

但是这毕竟是少见的例外。总体上,美国院士的选举是公平的,至少比中国院士的选举公平得多。两国院士的选举程序各有利弊,不正常的选举结果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美国院士仅仅是一个崇高的荣誉,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唯一的特权大概是有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论文的便利),当不上院士也没有利益损失,当上了还有放弃的。中国院士则不然,一旦成为院士,就俨然成为“学霸”,手上掌握很大的学术权力和大量的学术资源,没当上时孜孜以求,当上了从未有人放弃过。正是与权力的结合让中国院士成为了一块很多人不择手段想要攫取的肥肉,也让院士选举成为了各个部门相互争夺、利益分割的结果,候选人的学术成就如何反而是次要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再好的选举程序也会出现不正常的选举结果。

2011.9.14

(《新华每日电讯》2011.9.17)



【旧作】从鲁迅弃医从文想到的

12 09 2011年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在中国大概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再过几天就是先生诞辰120周年,又恰逢美国九·一一恐怖事件让中国人痛痛快快地当了一次看客,忽然想起这个故事: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
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
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
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
——呜呼,无法可想!
    试想,如果有当时的看客后来看到这一段描述后,辩解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人死了喝彩,事实上我们还很同情被杀者,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杀的过程很漂亮,才忍不住叫好!大家做何感想呢?
    这一幕和这一辩解在这几天都重现了。那些为恐怖事件叫好的中国大学生们在被斥责为幸灾乐祸、没有人性,特别是在发现遇难者中也有许多中国人连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之后,委屈地辩解说:我们是在为整个过程干得很漂亮、为美国霸权主义遭受打击叫好,不是在为无辜死亡叫好,你不能说我们幸灾乐祸、没有人性!而在美国发生的惨剧倒给那些或专业或业余的“国家问题专家”提供了一个控诉美国霸权主义的机会,他们忽然记起了久违的巴勒斯坦、伊拉克、南斯拉夫难民,甚至几十年来第一次为巴勒斯坦的悲惨遭遇“流了泪”,迫不及待地长篇大论清算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罪行,把恐怖主义罪行拐一个弯推到了美国当局头上并大义凛然地为其指出了出路,雄辩地论证恐怖事件在美国大地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甚至必要性,虽然学了乖先表态对无辜死亡“深表哀悼”(哀悼中还能做如此雄辩的剖析不能不让人佩服其定力),也让人不能不闻到了心里那声“活该”的窃喜。
    什么是幸灾乐祸?“见人遭受灾祸而高兴”(《辞海》的解释)是也,不管是因为什么动机、为了什么缘故而高兴。那些向本拉登表忠心、以恐怖分子自诩、哀叹中国怎么不出这样的勇士、恨不得多死几个人、乃至津津乐道地研究起“更先进”的恐怖手段的人,以及包括那些不知不觉地应用恐怖主义理论、论证美国人民必须为他们选出的政府犯下的“罪行”偿命的人,固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嗜血;而那些因为恐怖过程干得漂亮、美国霸权主义受到打击或者别的其他什么原因而叫好的人,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冷血,不管事后如何表白,在他们叫好的时候,已无视了这个打击美国霸权主义的艺术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许多国人见到“美国”两字就要昏了头脑,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当你读到广东某个合资企业起火灾烧死多名女工的报道时,能不能因为不仁厂主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失而大叫“烧得好”?
    不要幸灾乐祸,并不等于就要去关心一切苦难,否则除了整天伤心落泪、长吁短叹就什么也别想干了。我因为在美国生活,所以更关心发生在美国的惨剧;因为是中国人,所以也关心发生在中国的灾难;而对其他地方的惨剧、灾难,则未必会引起我的震动、关心,我觉得这很正常。所以我总怀疑那些在这时候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关心受过美国欺压、或可能要受到美国欺压的国家的平民百姓的命运的人的诚意。对与己无关的悲剧,不管是悲伤还是淡漠,都是人之常情。幸灾乐祸则只能归咎于对无辜者的恻隐之心已经丧失,对生命的尊严变得麻木了。
    那一次偶然的“看客”事件,使得鲁迅改变了对中国国民的看法,以毕生精力力图改变“国民劣根性”: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
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
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一段名言已被引用了无数次。引用者的用意无非是要说明,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才能使中国变得强大,才能再避免去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大概也是鲁迅的意思。在这里,中国强大是目的,而改变国民精神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是这次的“看客”事件却使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改变国民精神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事实上,不改变国民精神,中国也未必就不能强大。鲁迅的杂文之所以被公认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时代的国民精神和鲁迅时代相比并无多大的变化,而中国已经强大了许多。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世界强国乃至超级大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警察,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如果国民还是这样的国民,人文精神未深入人心成为立国之本,造就的也不过是像纳粹德国、苏联一样的超级大国,国民也不过是从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变成了杀人的材料和看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这些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不知人道为何物的都是些以后会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寒而栗。
    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人性”的,在别的事件中未必就都有“人性”,特别是里面有些人乃是“候补汉奸”,对中国的灾难向来幸灾乐祸。在这一事件中丧失了“人性”的,在别的事件中也未必就没有“人性”。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亲友也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所以有“人性”的不必觉得高人一等,没“人性”的也不要觉得受了侮辱,拼命想刷清自己。更重要的是,这种恻隐之心是怎么在中国人当中普遍丧失的,又该如何反省、找回、重建?那些反人文精神的、包括借机传教的青年“导师”因此最值得我们鞭挞。被扭曲的天性很难再改变,因此还只能是“救救孩子”,鲁迅先生在八十多年前的这声呐喊依旧振聋发聩!
2001.9.17.



大学教授应该干什么?

11 09 2011年

【方舟子按:这篇文章写好后没法在国内媒体上登,拖得没有时效性了。近日《光明日报》发报道把贺卫方美化成“愿意抛开高校论文数量,踏踏实实做科研”的学者,而维基解密(wikileaks)暴出贺卫方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官员的亲密关系,让贺卫方再次成为舆论交点,就在网上登一下。】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贺卫方在网上被批评近20年来基本不发表论文(自1993年以来19年间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2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大学教授的职责是什么的讨论。有意思的是,参与讨论的两名美国华人教授的观点截然相反。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认为教授的主要工作是教书,把教授必须有论文的说法斥之为谬误。而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徐开彬则认为兢兢业业地、甘于坐冷板凳地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与论文,才是研究型大学知名教授应该具有的风范;否则,身为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却不愿潜心从事学术研究,那是对学术资源与教授岗位的浪费。

两位徐教授的不同看法,其实与他们所在的学校有关。徐贲所在的加州圣玛利学院是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的私立学院,基本不从事学术研究,因此其教授只要求能搞好教学即可,并无从事学术研究、发表论文的压力。徐开彬所在的天普大学则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教授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学术研究,教学反而是次要的(教学任务由讲师和助教分担了)。事实上,研究型大学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场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研究生可以当廉价劳动力。公布自己的学术成果的规范渠道是在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助理教授要升为副教授,进而升为正教授,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论文。一般是四、五年评估一次,平均一年至少也要有一、两篇拿得出手的高质量论文供同事和校外同行评价。

成为正教授后,没有了晋升的压力,而且正教授都是终身的,不做研究学校也不能将其解雇。即便如此,正教授通常还会自觉地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努力发表论文。如果不做研究不发论文,就没法申请课题获得研究资助,就招不来研究生,也没法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相当于脱离了学术界,会被认为已丧失研究能力而受到同行的鄙视。经济上也会受影响。美国大学只支付教授九个月的工资作为教学的报酬,暑期三个月没有教学,工资从课题经费支出,如果不做研究没有课题经费,就少了三个月的工资。当然,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是作为研究型大学教授的兴趣和职责。

北京大学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学术成果能否达到世界一流,因此必然要办成研究型大学,做学术研究应是其教授的最重要工作。学术研究成果要为世人知晓,就要写成论文发表,而且最好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才能与国外的大学一较高低。国内名牌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已基本与国际接轨,论文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才会获得认可。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的研究国内大学与国际的差异仍然非常大,只是要求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由于缺乏学术训练,国内很多文科学者不知道怎么写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很多文章连论文都算不上。例如贺卫方教授拿出的41篇“论文”,绝大部分是随笔、杂感、评论、翻译、对话录、发言稿,都不是论文。

国内大学一方面强调论文的重要性,造成了论文数量的大跃进,已跃居世界首位;一方面发表的论文又很水,剽窃、一稿多投盛行。要改变这种局面,应该是从提高论文的质量着手,而不是干脆不写论文。有人以不愿同流合污发表垃圾论文为由为贺卫方辩护,是很荒唐的。否则其他教师是不是也可以以相同的理由拒绝发表论文呢?大学教授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当然还可以有别的活动。例如,应该鼓励大学教授参与社会事务,从事普及性工作。但是教授首先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不然就是本末倒置了。如果一名大学教授因为其社会活动而成为媒体明星,有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再也静不下心从事学术研究,那还不如让出教授岗位,全职去做社会活动家。

2011.8.24



如果电视台不插播广告

13 08 2011年

中国电视节目起初是没有广告的。电视广告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一开始只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播出少量的广告,后来在节目当中也插播广告,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把节目搞得支离破碎,以致有“在广告中插播节目”之讥。现在有个地方卫视为了政治和地方形象不播广告了,又成了新生事物。

20年前我初到美国时,当时国内电视还都是通过天线收看的,只可以收到几个台,也还没在节目中插播广告。而美国已有了有线电视,有几十个频道可供选择,但是广告也多,每大约15分钟甚至更短就要插播一次几分钟的广告。为了迎合电视直播时插播广告的要求,美国篮球比赛分成了4节,每节15分钟,而当时其他国家的篮球比赛都是分上下两场(现在当然也都实行美制了)。也有个别频道不插播广告,但是要额外收费,例如收费电影频道HBO。

但是有一个频道,公共电视台PBS,却既不收费也不插播广告(只在节目开始前有赞助商的简短广告),而播出的节目又以科普、教育、纪录片、新闻调查等精品为主,很符合我的口味,成了我收看最多的一个频道。特别是其中的科普节目,制作更是精良,比商业化的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都更为优秀,只可惜这些节目都没有被中国引进。

既不插播广告,又不收费,PBS的收入从何而来?一部分(约15%)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也就是联邦税收;一部分(约25%)来自地方政府和公立大学的资助,也就是地方税收;剩下的部分(约60%)属于私人捐助,主要是观众捐款(约25%)和企业赞助(约15%),还有基金会的资助等。观众交会费的形式的捐款成了PBS最大的一笔收入,因此每年有一段时间,PBS就会中断常规节目,以播出特殊节目的形式进行募捐。

收入的来源决定了电视节目的取向和品味。以广告收入为主的电视台,由于广告费与收视率挂钩,必然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力图吸引最广大的观众,会导致过度商业化和低俗化。PBS就没有收视率的压力(在2010年之前其节目甚至不参与收视率排名)。它虽然从联邦政府拿资助,但是美国《公共广播法》禁止联邦政府干预或控制节目内容,只是要求对有争议的内容必须做到客观、平衡报道。因此其节目的内容和质量主要影响到了观众的捐助,而愿意交会费的观众属于受过较好教育、较为富裕的人群,相对来说欣赏品味也比较高。PBS之所以能保证节目的质量,能播出一些在商业台无法看到的高品味节目,其原因就在于既避免了商业化,又必须对有较高欣赏能力的观众群负责。

中国电视台的收入基本上以广告收入为主,节目成了商品,为了推销出去必然要迎合最广大观众的口味,低俗化难以避免。即使是所谓“科教频道”也有低俗化的倾向。不播广告的电视台则全然由政府资助,必然要符合政府官员的意志,节目又成了宣传品,难以被观众接受。中国电视能否走出商业化和政治化之外的第三条路,PBS也许能给予启发。

2011.8.10

(《新华每日电讯》2011.8.13)



如果听证会不只是一个形式

2 08 2011年

我曾经间接地参加过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那是十年前,美国参议院老年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题为“骗子、小贩、江湖医生:向老年人推销抗衰老产品的浮夸和希望”的听证。一位得州医生做为美国“反对保健骗局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听证,打算提醒国会注意,在美国那些非英语的社区中,保健骗局也相当严重,但被执法人员忽略了。他从新闻报道中知道我在反对发生在中国的保健骗局,问我是否注意到美国华人社区的情况,能否向他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于是我去华人商场买了中文报纸,选择了其中最荒唐的几个保健品广告,译成英文,给这位医生寄去。在听证会上,这位医生在简短的发言中只提了一句应注意非英语社区的情况,但是我知道随后会有更详细的材料提交给国会,其中应该包括我翻译的资料。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设有十几个常设委员会,此外还有几个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权力很大,负责处理国会的日常事物,分工就某个议题进行调查,写成报告,供全体议员表决时参考。举行听证会,就是国会进行调查的主要手段。在国会工作期间,每隔几天就会有听证会。如果某个国会委员会要举行听证会,需提前一周发布公告,并且除非事先表决因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原因而需要开内部会议,否则全过程一律公开。美国有线电视“公共事务网”频道会直播和重播听证会整个过程。如果当天错过了,还可以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网站下载听证会的实况录象和文字纪录。

到听证会作证的证人,有的是被委员会发传票传唤,有的是受议员邀请参加,也可以自己主动申请作证。申请者必须提前提交申请报告,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与议题的利害关系。作证前要举手宣誓“说真话,说全部真相,只说真话”,作证的内容可被做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当然,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政府不得强迫人做反对自己的证词,换言之,被传唤的证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可以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听证会被认为是国会最重要的发表渠道,因此一般人都很愿意去参加听证,借此让公众了解自己的观点,并希望能影响到议员的决策。

美国国会在中国的对应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国的人大常委似乎还没有举行听证会的规定、做法。倒是一些地方部门经常举行听证会。听证的内容往往很琐细,甚至连公园门票是否要涨价都要搞听证。有的听证方案很不合情理。例如几年前北京曾为地铁票价举行过听证,当时的地铁票价是全程3元,听证会主办方提供了两个取代方案:一种是全程2元,一种是2元起步,按距离增加。很显然这两种方案没什么可讨论的,不可能有人会支持后一种方案(如果第一种方案改为全程3元,还值得讨论)。这么不合理的设计让人怀疑听证会主办方其实已内定把票价降为2元,听证只是一个形式。

正因此一般人对参加这种听证会不会感兴趣。那些已退休有空闲时间,又有表达欲望的人才会热衷于参加,每次申请听证的人很少,有时甚至达不到原定人数。有的地方竟因此出现了所谓“听证专业户”,熟悉的面孔频频出现在听证会上,以致被冤枉为政府部门的托儿。这样的听证会是没有代表性的,起不到应有的表达民意的作用,人们就越发对其不感兴趣。

如果中国的有关部门想让听证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话,美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第一,听证的内容要足够重大,不是可有可无的鸡毛蒜皮。第二,要公开,感兴趣的公民都可以申请参加或收看;第三,要中立和代表性,正反双方的证人都要叫到或允许主动作证;第四,要宣誓,为自己的证词担当法律责任。只有这样,听证才是真正表达公意的场所,才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走过场做表面文章。

2011.7.27

(《新华每日电讯》2011.7.30)



科学与自由的交融

17 07 2011年

美国《独立宣言》是在235年前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再由本杰明·富兰克林略作修改而成的。这两个人有一个在当时很罕见的共同点:他们对科学都有近乎狂热的热爱,都是业余科学家。当时的美国并不存在职业科学家,所以他们也就代表着同时代美国人在科学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富兰克林在电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用风筝把雷电引下来的实验,是众所周知的。杰斐逊也有不少发明创造,也许他对科学的贡献比不上富兰克林,但是对科学的痴迷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就在写作《独立宣言》的当天,杰斐逊还和往常一样每6小时记录一次气温,并在第二天去买了气压计。他的某些科学观念完全是现代的,例如他认为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体质和智力与白人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是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为此受到了很多攻击和嘲笑。
当然,我们现在想起杰斐逊,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自由权的主张,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就和几何学的公理一样。他如此自信,因为他认为这是科学所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相信科学,就会相信人类是平等和享有自由权利的。“自由是科学的长女”,他后来如此写道。在临终前十天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杰斐逊更清楚地说明:“所有的眼睛已经或正在睁开看到人的权利。科学之光的广泛传播已经让每个人看到了一个浅显的真理,那就是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准备好供少数受上帝的恩典偏爱的鞭策者合法地驾驭他们的。这就是别人的希望所在。至于我们,让每年这一天(按:指7月4日美国独立节)的回归能永远让我们重新记起这些权利,并不懈地为它们献身。”国内一些敌视科学的人却自称“自由主义者”,想来他们挂在嘴上的“自由”与杰斐逊说的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自由。科学需要学术自由才能更好地进行探索、质疑、思索、讨论和达成共识。杰斐逊也曾指出:“自由是科学和美德的伟大父母。一个国家后二者的伟大程度将会总是与其自由程度成正比。”经常有人以苏联很不自由,但是科技很进步,来说明自由并不是科学发展所必需的。事实上,苏联的科技成就主要表现在工程技术和物理领域的个别学科,这些学科与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还能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甚至受到官方的扶持,所以还能有所发展。其他科学领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例如,由于遗传学被苏联官方认定为“资产阶级学科”,苏联遗传学家被杀害、流放,遗传学被取消。由于遗传学是生物学的核心学科,这样做的后果流毒深远,直到现在,俄罗斯和受其影响的国家的生物学研究仍然在世界上毫无地位。
科学的许多特征,例如探索、怀疑、理性、实证、反权威、合作、信息共享、同行评议,都是自由、平等的体现。自由、平等是普世价值,科学更是。科学家有祖国,但是科学没有国界。自五四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现在又有人提出应该欢迎李先生(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这三位先生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
2011.7.6.
(《新华每日电讯》2011.7.15.)

 



大学校长应该对谁负责

26 06 2011年

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为号召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自筹办以来就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力挺者众,质疑、批评者也众。这场争论近日达到了高潮,曾被邀请为南方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又先后退出的三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发表公开信,猛烈批评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把南方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南方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等等。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南方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并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做了对比。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任命了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
实际上,不能说不存在对南方科大校长的问责和监管。校长由谁任命,他就向谁负责。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任命的,他就由市政府问责和监管。很快要成立南方科大理事会作为管理机构,校长由理事会聘任,也就由该理事会问责和监管。那么,一旦南方科大理事会成立,就能做到如三位教授所说的“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吗?不能,因为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市政府聘任的,理事长是由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的,校长实际上仍然是向市政府、市长负责。
在这种框架下,校长本身就是政府的行政人员,“高校去行政化”就只能如三位教授批评的那样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深圳市公开选拔南方科大两名副校长,规定了是正局级,朱清时校长自己就是副部级了,与国内名牌大学的行政级别并无不同。虽然南方科大号称要以“教授治学、学术自治”为原则,但能否做到,完全要看深圳市政府的肚量,它能够制定这条原则,也可以随时破坏这条原则。由市政府赐予的,也随时可以收回去。
国内名牌大学都立志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就是想要赶超美国的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美国也有公立大学,为什么它们就没有行政化,就能保证做到“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就是因为政府管不了校长,校长不对政府负责,而是向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的成员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全民选举产生的。以密歇根州的公立大学为例,每个大学有一个由8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任期8年,每隔两年由全州选民选举出两名理事。校长由理事会遴选、任命,向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向选民负责。州政府管不了校长,也管不了理事会,无法干预学校的管理、运作,学校也就可以保证“教授治学、学术自治”。
美国还有私立大学,其体制实际上与公立大学相似,都属于非赢利机构,也是由理事会遴选、任命、问责校长,差别在于理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例如哈佛大学的理事会(监管会)是由校友选举产生的。这与中国的民办大学不一样,中国民办大学实际上是某个人或某几个股东的私有财产,在美国也有这类大学,属于赢利性的“私有大学”,在社会上都很没地位,和中国民办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一样。
只要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和权力基础,中国的大学就只能要么办成官僚机构,要么办成商业公司;大学校长要么当官,要么经商,目前还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2011.6.22
(《新华每日电讯》2011.6.24.)
(XYS20110626)




【旧作】新年随感

2 01 2011年

【14年前写的。】

    过年也无非是这样,年老者可以算算旧年的账,年少者可以做做新年的梦,对于不老不少忙于生活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可以暂且忘却过去与未来的借口。而对于我,这一个日子跟别的日子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过去不会因此离开,未来也不会就不来困扰我,一切照旧。几年来,我只是选在这一个日子,独自仔仔细细地重听一遍贝九,打打一年来所消耗掉的阳刚之气,于是还是一切照旧。今年的元旦出门在外,贝九没听成,就想,改过旧历年了,到了年初一再听。到了年初一,却还是未能回家重温贝九,这一年,恐怕就要虚弱起来了吧。

    所幸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新年礼物,不知谁寄来的一套新版《约翰·克利斯朵夫》。只从邮戳上知道它寄自佐治亚州的Americus,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名。我曾经在《新语丝》上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读过的“最后的小说”,而这位陌生的朋友,却是在诱使我重温少年的旧梦了。读一遍这部小说,也就等于聆听一场最为盛大的贝九演奏。欠了贝九的,就由此补偿吧。只不知十二年前读后的激昂,现在还剩余多少?

    当年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自励励人,为的是自我的扩张,反抗一切的约束,争取一切的自由;晚年却自承放弃抗争,回归“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的中华民族的智慧了。其实克利斯朵夫最后听到的,不也是恬静的和弦?难道一切的英雄和自命的英雄,其结局都是如此吗?

    在第三卷的末尾,高脱弗烈特指着冬天的朝阳对克利斯朵夫说:

    “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将来大地会醒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象它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如果你是好的,一切都会顺当的。如果你不行,如果你是弱者,如果你不成功,你还是应当快乐。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干么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么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竭尽所能。”

    “你说太少,可是大家就没做到这一点。你骄傲,你要做英雄。所以你只会做出些傻事……英雄!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也是冬天,一切也都睡着。我手捧这一本书,为了来自远方这一份莫名的温情而沉默。

1997.2.10. 于《新语丝》创刊三周年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