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在我的文章后留言，那是相当地不够文明。
不过，能感觉得到，很生气很生气。
生气后会怎样，还是很清晰的，那就是智商的降低和文明程度的下滑。
生气说我不知道1957年的情形。
我没有经历过，可是我知道，可能比这位留言者知道得还清楚。正如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不见得当年有个人活了2000多岁他就一定比后面的40岁的人知道得更清楚。
不过，动气不好，当年王朗被孔明气死的前例在先，您到我地盘上来，不断动气，真要被气死，我可是不赔的，不但不赔命，连钱都不赔。
所以，敬请收拾好心情再来这里访问——
此外，留言如有不文明，立刻删除，没兴趣和一些至今还在用树叶围身的人多罗嗦。
LV似乎是个人人知道的品牌。
可是，我前年的时候还不知道呢。南方周末上有篇文章，说鄙视连ＬＶ是Luis Vuitton都不知道的人，我顿时羞愧起来，这个人在说啥?是物品还是别的?
随后就突然大悟了。
Luis Vuitton故事里面比较香艳的一个是：Luis Vuitton先生曾经给法国王后做过一个很结实的大箱子，每次王后出行都用这个箱子装她的情人。
Luis Vuitton先生的箱子质量不敢不好啊——后面估计都系着好几条人命呢，所以我想大家应该理解它能够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奢侈品牌的原因。
我们到巴黎，自然就想去看看这个牌子，而且，我的学生除了我安排的学术会议之外，还带了其他人的殷殷重托——给捎一个ＬＶ的包包，因此她们身上还多带了好几百欧元现金，让她们自己因为看了巴黎华人经常被抢的新闻而心怀忐忑。
我的学生因为这个重托而去了LV在巴黎的总店，我却没有这个幸运，毕竟自己一定不会去买这类奢侈品，所以也就在去老佛爷的时候看了下里面的ＬＶ分店。
老佛爷这个翻译很有趣，法语是Laffeyete，估计后面几个都是不发音的，所以念下来和老佛爷很像。我们住的宾馆提供免费的巴黎地图，是老佛爷送的，所以，巴黎的所有老佛爷都特别清楚且很大号地标注在上面，你想忽略都不可能。
我们开始是从音乐厅转过去的，可惜那是一个傍晚，老佛爷关门了，甚觉遗憾，只好想着次日再来。
第二天沿着同样的路径再次来得老佛爷。
好像女士们对于著名的购物场所有着朝拜般的心理，我们进入老佛爷，先狠狠地拍了不少照片，尤其是老佛爷的房顶，看上去金碧辉煌的，倒有点像巴黎圣母院花花绿绿的玻璃，更是拍了又拍。
【此处尚缺一照片，我明天加上】
购物环境还不错。看来，在法国，即便是巴黎，人也没法和我们中国的中等城市相比，所以，没有人潮涌动的感觉，也还舒适。
二楼有一家ＬＶ的服装店，我这才知道原来人家也是卖衣服的，不只是卖包（我还是比较土），进入看了会，有的衣服２０００欧元一件，在我的眼里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和人民币３０块的差不多水准。
还有Chanel，“彩脑”？
哦，不是，原来是“香奈儿”，后面这个名字俺们还是听说过的。陈热闹的妈妈取了一件2500欧元的衣服，使劲往身上比量了一阵，又毫不犹豫地搁下。
到得一楼，才发现有ＬＶ的包店，好像还排起了长队，仔细一看，都是亚洲面孔，猜测应该多数是我的同胞了。
【此处亦缺一照片，我明天加上】
据说LV到得国内，反而比巴黎的店铺还贵，因为所有包包都要到巴黎做检测，过关了才能再重新回到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的加工店直接到卖场。
俺们觉得，这个好像更像营销手段，不太像质量控制措施，反正每个包的利润大大地有，那就不在乎多跑这一趟法国到中国的长途了。
他要说每个包都坐了一回飞机的头等舱，我也觉得可以去相信。反正就一个意思：高贵——又高有贵。
看着同胞们用英文和法国的店员说话，我这个穷人有点嫉妒，偷偷地对陈热闹的妈说：操着蹩脚的英文，干嘛呢！
立刻被陈热闹的妈反讽：“你的英文也一样蹩脚，就别说人家了。”估计是有因为我的工资无法承受一个月买一个俩的LV包的缘故。
女人们就应该带男人们去逛这样的店铺，提醒他距离成功的距离还很遥远，不宜自以为是。
当然，最后我们也没敢买上一个，那怕最小的那种，虽然那边的店员在忙着给购物者填写免税单，到了机场还可以退一部分税，整体下很多人觉得还合算。
不过，学生们给别人捎带回北京的包，我们还是过了过眼瘾和手瘾的——400多欧元的包看上去挺小，至少不像照片上那么漂亮，要说它高贵，恐怕得亮出ＬＶ的牌子来才行，经过人脑的推断。如果让我看，那是即便使用最高倍的显微镜也看不出高贵来的。
也所以，中国这个年龄层次的科学家伙们，很多都还处在温饱的状态，里面肯定有水平有比我高的可以毫不犹豫买ＬＶ，不过估计也不会太多。如此的话，我国在科研上的投入还得继续增加，至少增加到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个LV拉杆箱的地步吧。
至于LV拉杆箱是多少钱?我就不告诉你了，您可以自己到网上查查去，好像ＬＶ的商品网站做得很好，这里就给做个广告吧。
在我的文章中提到钱伟长先生，是比较三钱，而不是单说钱伟长先生，给钱伟长先生排了个第三名，因此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能够和另外两钱比肩就已经是钱伟长先生的荣幸了，而这要借助于当时的领袖的一句妙语。
当然，即便是把他排成第三这样的小文章，在钱先生刚刚去世时就说也显得不够厚道，也许过段时间说比较合适，等大家因为巨星陨落而伤悲的心稍微淡一点之后。
但是，当一个人成了著名人物之后，还是需要不时面对这种来自公众的负面评价的。
正如明星，成了明星就得面对对于其生活细节的关注，而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本来应该是隐私的。
我的那篇文章其实是在“大家”之间进行比较，不是拿钱伟长先生和一个普通教授来比。
我们举一个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比坏蛋里谁更坏。拿李逵和希特勒比吧，你说谁更坏?要说，李逵根本没有资格和希特勒比较的，是希特勒的高阶无穷小。但是他们确实都算不得什么好人（李逵的事情请参考《水浒传》原文，不要看被充分美化了的电视剧角色，这里不吵架）。
相对于另外两钱，钱伟长先生的成就或贡献要小至少一个数量级。即便有媒体说到“近代力学之父”，钱学森先生以及郭永怀先生还要从钱伟长先生那里分去一些光环呢，而且是更耀眼的那一部分，这个“之父”就太勉强，说“之叔”可能更恰当些。
陈热闹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害怕她说话不利索，要知道，她爹以口才好著称，并认为口才是自己占第四的能力，如果陈热闹口才却一般，如果对得起她老爹的能力啊。
结果，随着年龄的慢慢增加，是有点让人忧心。
一岁的时候，勉强说得清楚一家子的称谓了。二岁的时候，在数字方面，能说一二五八了，我的研究生说：这小家伙，怎么老给12580做广告啊。
后来就发现念不准“哥哥”这两个字，老念成“得得”，然后就又愁了一阵。
后来，发现好像音基本上都能念了，只是个把音还有点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六”，她一概念成“No”，和英文完全一样。
她妈妈终于受不了了，于是告诉她说：“No在英语里是‘不’的意思。”
再后来，每次她又把“六”念成“No”的时候，我们嘲笑她，她还振振有词地说：“No在英语里是‘不’的意思。”好像她在说英文似的。
今天，陈热闹突然开窍，读“六”就像“六”了，我们也大喜过望——看来幼儿就是一天一个进步，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啊。
去法国，我最担心的就是巴黎的人不说英语，或者你说英语人家假装听不懂。
我在布加勒斯特那次就见识了法国人的傲慢。
还是个法国小姑娘，ＰＰＴ打上去了，纯英文，可是一张嘴，却成了法语，我就听天书一般，只好去认真看她的ＰＰＴ内文。
这个女孩下来后和我坐隔壁，咖啡时间我和她英语聊天，发现她的英语比我好多了。
要命！还和她讨论了一下法国人一定说法语的理由。
晚饭则是在吸血鬼德拉考拉饭店吃的，结果，桌上有４个法国人，４个其他国家的人（包括我），法国人大说法语，给我留下了不太友好的印象。
这次的巴黎之旅，我就有这样的担心，结果，出了地铁达到宾馆，路上还遇到了一家不知道卖什么的店，店门上写着“Ｅｎｇｌｉｓｈ is OK”。哇！惊喜——虽然最后也没进去看看是卖啥的，但是印象整个大变，看来还是有说英文的地方的嘛。
其实，语言完全与国家的强盛有着因果关系，法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没落了，所以老是强调法语，也渐渐成了没有自信的象征。
再联想我看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里面不管是来自比利时的大侦探波罗先生还是其他人，就会不时地冒出几句法语词来。在汉语翻译过来，就用楷体表示之，页脚下面有注：该句为法语。
而托尔斯泰先生的《战争与和平》，里面的法语词更多，几乎每页都有。
其实，这不算是卖弄了，如果真是卖弄，来句希伯来语好了。就是当时世界的真实写照——法语是世界通用语言，如同今天的英语一样。
我不知道20世纪初的欧洲，有多少个国家以偶尔带上个法语词而感觉到骄傲的，反正去年我来葡萄牙的时候，这里还有很多人法语讲得很好，但就是不会说英语。我想依然是过去的流毒——法国当年曾经阔过的历史痕迹。
中国也一样，想当年日本人到我国唐朝把什么都贩去了，包括我们的语言，而今天呢，我们却要有很多人要说日语了，包括我本人就学了一年的日本语，学得痛苦不堪。
而再过一段时间，韩语又成了中国的时尚，包括机场这样的很国际化的地方，英，中，日，韩是标牌的标准配置了。而韩国那边，正热气腾腾地消除汉字的痕迹。
每每我觉得中文应该普及了，我们的GDP高了的时候，就会有类似韩国人消除汉字痕迹这样的事情来刺激我，告诉我我的国家离强盛的距离，还很远很远。
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先生出过一个对联的上联
三强韩魏赵
大家都对不上来，只好由华先生自己给了下联
九章勾股玄
这个上联难就难在三个全列举，你如果也对“三”个啥，则会导致和上联重复，这是对仗中比较忌讳的。
这个对联的故事当年明朝第一大才子解缙也遇到过，聪明的他所面对的是“三才天地人”，味道和华先生这个差不多，他聪明的表现在于用了“四”，四诗风雅颂。有人质疑说你说“四”怎么才列举了三个东西啊，他很骄傲地出来说：雅分《大雅》《小雅》。
关于这类小玩意儿，我自己也给过答案，我的答案也很巧妙，和解缙相比也不差，我认为可以减少，不见得非要增加，比如：
一姓铁木真
不但节约，还同时团结了蒙古族，多么和谐啊。何必非要往多里说呢?！
这个引子是来引出三钱的。
华先生的上联的三强是“三钱”中的钱三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且是居里夫妇的高足，他的夫人何泽慧院士能力也不在他本人之下。据说当年钱三强本来不想用自己老婆来攻关核物理的问题，可是架不住其他人确实不行，而何泽慧又确实行，只好内举不避亲了。也算一段佳话了，不像现在很多情况下，夫妻连对问题的商量都没有，就在论文上联合署名了。【注，我和我媳妇陈宁发表论文时也一起署名，不过我们都对文章的内容是有贡献的，所以恳请大家不要胡乱联想】
钱三强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的儿子，可谓出身名家，钱玄同的学术造诣大家也许不太清楚，可是应该知道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提到了金心异，就是暗指钱玄同先生的，可见其当年之影响。
当然，钱三强学了物理，没有继续其父亲在人文学科上的事业，也是中国的幸运了，毕竟，文字学家中国不缺，可是在当年，物理学家，我们是很缺的。
钱三强先生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何等重要，我想不必多说，连今天的政治家都不可否认这个原子弹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价值。
我父亲是位中学校长，虽然没有什么学术贡献，但是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我对于世界的认知，他就曾经这样评价原子弹的贡献：它不仅仅是一个最高端的武器，能够研制出原子弹，说明中国在武器技术的多个方面同时不弱于其他发达国家。因为原子弹不仅仅是能爆炸，而且还涉及到运载等方面的技术。所以，那次罗布泊的爆炸意义和价值都不仅仅是爆炸本身。
钱三强对于中国的原子弹的研制，是核心贡献。否则也没有“之父”的称谓。
那么，钱学森先生的贡献呢？他到底又是什么的“爹”呢？
一般地，很多地方把钱学森先生看做是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那么，可不可以说钱学森先生是“火箭之父”和“航天之父”呢？
按说，在美国的时候，钱学森先生就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比较大的学术贡献，不过，我从有些前辈这样听说过。在回到国内之后，钱先生更多还是在理念上引领大家往运载火箭和航天上走，而在具体的力学应用方面的学术贡献并不显著。他的作用是带起来一群人，这个贡献应该说也很大。这样，“之父”的名头就稍微有点勉强，也许是“之爷”更恰当吧，他领导下的人从学术意义上做了火箭和航天“之父”。
而钱学森先后后期弄系统科学，玩他的复杂巨系统，我认为就纯粹是理念方面的东西了，到他去世为止，这套东西依然只是理念，连个具体的分析工具都没有做出来。应该说，钱学森先生提出的这些内容浪费了中国很多极其聪明的学者的脑力——他们本来可以从事其他更有希望的学科，解决更多有价值的问题，可是却终生被耗在这个没用处的概念上面。这就太遗憾了！
钱学森先生带起了一群人，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之后又毁了另外一群一样聪明的人（这些人里我还认识其中的相当一批），为国家做了相当大的负贡献。
那么，最后一位去世的钱伟长先生呢？
相对于前面的两钱，钱伟长先生要水得多，这么说可能上海大学的朋友会不同意。而且这位钱先生被打成右派，一度日子过得也相当凄惨，又刚刚过世按说不应该再说些不那么好听的话，显得不够厚道。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不会因为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还得说上两句。
钱伟长先生的主要贡献在力学方面，可是，却不明显，比如说他是什么什么之父，我们就找不到这个“什么什么”是什么。每每提及，只能说他是什么什么之一，比如力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这个就没法说详细了，因为你在那个年代回国，稍微不那么笨的学者，怎么都能成为某个学科的奠基人（或加个之一）。
有人认为，在1949年至1956年间，钱伟长有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项贡献是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还有一项贡献是他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为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说的就相当模糊，不知道贡献究竟在哪里。
这之后他被打成右派， 没了贡献的机会（即使没有打成右派怕也不好说），打倒四人帮之后，他在上海，再后来上海大学成立，他就成了终身校长，据说这也是大家对邓小平一句含义模糊的批示错误理解的结果，否则上海大学不至于需要这样一位98岁的校长——都这把子年纪了，能对大学做什么贡献，就是做一个佛龛罢了。
钱伟长先生和他自己的弟子胡海昌院士的争斗也是中国科学界最著名的丑闻，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判断，应该是胡海昌更占理些，但是，钱伟长先生有中央的批示和之前建立起来的三钱形象，所以，在世俗的看法里，倒是占点上风。
结论：
钱三强先生的为人为学，都是一流的，且有学者风范。
钱学森先生聪明过人，玩啥啥成，学术地位崇高。稍微可惜的是，他也的确是“玩”，晚年玩的东西就不那么让人尊敬了。
钱伟长先生最为幸运，学问也还可以，不过真要说“强”怕也勉强，所以，我们看待他只是从一个幸运幸福的老人这个角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