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ky

我们差点儿被无形杀手谋杀

我们在上海市郊有一套比较简单的两居室，室内装修的时间在1999年，因为刚装修完的房间，味道非常难闻，气味刺得双眼流泪，所以很少在那里长期居住，那时一般只有周末才有人偶尔在那里。一直到2005年4月开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05年11月上旬学校为所有教职工检查身体，我跟太太的白血球全部低于医学上设定的参考下限水平。医学上的白血球下限为4.5单位，而我们都只有3.5左右。因为没有什么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们也就没有太在意。

到了2006年8月，我的右手大拇指关节开始疼痛，连汽车喇叭按钮也无法按下了。上网查询后，我怀疑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于是去医院做类风湿关节炎的检查。类风湿关节炎一般与人的免疫功能有关，于是又做了血液检查和类风湿因子的血检。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我的白血球数量已经降低到3.1个单位，如果继续下滑，到2的话，就是白血病，此时人基本上就丧失了抗菌能力，必须住进“无菌”病房了。这不能不重视。

我仔细排查了各种引起白血球降低的原因，都没有找到我自认为可信的根源。

06年8月下旬，我跟太太赴韩国任教。同年12月我们在韩国釜山一家知名医院做了血检，结果令人欣慰，我们的白血球水平开始回升。根据一般的逻辑推理，我们的白血球水平的波动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关。根源开始显露出来：甲醛。家庭装潢中如果甲醛超标，将会造成人体白血球数量的降低，中国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0.08的单位标准，如果严重超标，例如在3的水平，将致人于死。

这时我才回想起来，2003年我曾经将一盆办公室的水栽吊兰带回家，那盆吊兰在办公室已有很长时间，由于我的细心照料，在我案头一直都是郁郁葱葱的，曾经给我带来不少愉悦。后来将它带回家，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但是自从带回家后，这盆吊兰就莫名其妙地开始打蔫儿，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叶子开始发黄，并且不断凋落，最后几乎惨不忍睹地变成了“季根发”。04年我们出国任教，就将这盆都快要枯萎的吊兰拜托岳父照管。没想到，它到了岳父家，竟然很快恢复了生机，重新盎然起来。后来得知，吊兰是对甲醛相当敏感的植物，也有吊兰能够吸收甲醛的说法。答案比较清楚了。

今年我们回上海度暑假，请了专门的室内空气检测公司来进行检测。这家公司来我们家取样，通过一周的分析，给我们的检测报告上写着：甲醛含量0.309，超标接近国家标准的4倍。这还是装修完8年之后检测的结果，可想而知，8年前这套房子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这证实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室内的甲醛主要来源在装修用的板材。当时装修这套房间是委托上海的一家著名公司操作的（请允许我暂时不公布这家公司的名称），包工包料，装修的同时请该公司订做了整个一面墙的书橱、一面墙的衣橱以及厨房料理台等，使用了大量的合成板材。装潢公司可能为了节约成本，使用了甲醛严重超标的合成板材。结果差点儿让我们患上白血病。上网一查，令人吃惊，2006年已经公布的通过法院解决的室内装潢案件中，有两例是因为甲醛超标造成儿童患上白血病死亡的案件。因为甲醛的比重较高，通常悬浮在一米以下的范围，所以儿童首当其冲受到危害。

据知，目前市场上的板材的环保标准主要有E0（欧洲标准，环保，对人无害），E1（中国标准，对人基本无害）。而那些超出这些标准甚至没有标号的板材，其危害就很难估计了。希望各位打算买房装修的网友千万注意。

家庭装潢中可能引起白血球减少，或者引起白血病的还有具有放射性的瓷砖。有报道，一位爱好书法的老太太家里铺设的瓷砖比较多，但是由于瓷砖质量有问题，有严重的放射性，结果这位老太太就患上了白血病。教训深刻！这里我提醒各位网友注意，如果你以后装修房屋，工程结束后，一定要请专业检测公司来检测，通过检测你再跟装潢公司结算工程款，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

对比国外，让我有一点我很不明白。现在国内大城市的房价已经基本与国际大城市接轨了（尽管工资水平相差很大。而我始终认为，衡量物价贵贱，不能使用绝对比值，而应该用工资比值才对。相对工资水平来说，中国的物价水平是世界上最贵的）。但是房子的实际价值远远不及国际水平。有两点是国内商品房与国外商品房完全不同的。一是，国外的商品房标价中包含土地的价格，买了房子同时也买下了建这套房子的土地，购买者不仅是房产的所有者，也是土地的所有者，即使是公寓式房产，所有公寓房产主都有相应的土地所有权证明（业主均分）；二是：国外的商品房相当于我们的“精装修”房，顾名思义“商品房”是“商品”，商品就是买来能够直接使用的。而我们的商品房却不是，几乎没有业主买了商品房不进行装修就能入住的。

还有重要的是，国外所有的商品房、家具等都要经过专门机构的空气检测，如果发现有空气污染，那么负责施工或生产的企业不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老板吃官司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呢？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必须对这些企业进行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尤其是关涉人民健康的所有产品（主要与入口、呼吸和生命安全的产品）应该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诸如食品、药品、汽车、桥梁、家庭装潢材料等，确保人民的健康安全。凡是由于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或玩忽职守所发生的问题，要严肃追究这些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不能让这些官员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为纳税人服务。

我们的不安全感来自何处？

趋利避害以及惰性等都是人的本能。人类的天性之一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有利于自己的好处，尽力避开对自己不利的危害，以及尽可能地用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等等。这些本无可厚非。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相信曾经存在过弱肉强食的丛林准则。由于弱肉强食的社会成本太高，因此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繁衍并无好处，人类最终在互相竞争的关系中建立起了相对公平的社会规则。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而如果有人通过不遵守规则或去额外的好处，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他也就必然要受到社会体制的惩罚，惩罚必将超过其所获取的利益。由于这一套社会规则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因此这一套社会规则必须对任何人有效，无人可以超越。

因此，一个公平稳定的社会，必然是规则至上的社会，所有人都在这套规则的约束下行事，并且这种规则是长期稳定有效的，不轻易改变的，如果不得不改变规则的话，必须征得社会全体成员的认可，因为改变规则所造成的后果是由所有社会成员承担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所有人在规则面前一律平等。那么我们每个人只要遵守规则，就一定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无论你是谁，无论是有多么的老实、无论你有多么的羸弱，只要你遵守社会规则，你就能在这个社会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因此，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老实人决不吃亏的社会，是一个不老实的人最终一定吃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安全感。因为社会规则是有效的，稳定的，无情的，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

我在前面的博文中说，中国人的种种陋习（参见“虚张声势”那篇博文）的根源是国人缺乏足够的安全感。那么我们的不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规则出了问题。

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一点一点来分析。

先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更迭。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朝代的更替归结为残酷的宫廷政变和战争杀戮。尤其是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颠覆朝廷的农民起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每次成功的政权颠覆之后总是伴随着残酷的大清洗大屠杀，这些农民政权大都会重新颁布一套社会规则。这些新社会规则基本上没有传承性。除了几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的在野太子党们也处心积虑试图篡夺王位，一旦颠覆成功，他们便可重新建立一套有利于自己及其党羽们的规则系统。这一点，从王室到地方，莫不如此。中国的社会规则系统长期处于不够稳定的状态，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深深烙在中国人的文化中。于是总有一些“识时务”的脑袋瓜特别好使的“俊杰”能够“见机行事”，从新规则中或者还没有建立起规则的领域中获取大量的好处。甚至某些“俊杰”还能够参与制定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新规则，而那些无权无势的老实人则必然屡屡吃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中有那么多的投机钻营者、而且投机钻营者总是得手的原因。

中国社会规则的多变性、不稳定性助长了社会投机分子，而且总是让大多数老实人吃亏并受到利益上的威胁，这是他们感觉不够安全的首要因素。从古代到现代，莫不如此。即使到了现当代，这一文化传统依旧左右着我们，我们的社会规则依旧缺乏长效性、稳定性。我们依旧没有建立起一套长期稳定、超越一切权势的规则系统。有一句流行语说：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真是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我们社会规则的不稳定状态。“照到哪里哪里亮”——没照到的地方自然就不亮！这反映的是一种地域的不公平，而规则应该是超越地域的！只要是中国公民，无论其生活在何处，无论他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理应享受任何社会规则所带来的权利和利益，不应受到任何地域歧视；“初一十五不一样”这反映的是时间先后的不公平。任何社会规则不应该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短时间内朝三暮四的频繁改变更是不可思议），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国民心态的稳定平和。然而我们的社会现实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多变，且毫不顾忌社会公众是否认可。因此，一旦有了新政策（其实就是新机会），大多数国人便毫不犹豫一拥而上，争先恐后，生怕一旦慢了，政策又有改变，对自己不利。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系统迫使我们国人去争抢，因为谁不争不抢，谁就吃亏！而且没有任何社会规则会同情你、保护你。这不是一个保护弱者的、保护老实人的社会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下生活，老实人没有安全感可言。

其次是中国社会规则的软弱性。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大概就数中国的法律最软弱。我说的软弱指的是下面两个意思：一是法律在某些达官贵人或者社会集团面前，软弱无力；二是法律的执行软弱无力（所谓的有法不依）。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任何社会集团均不得超越。但是在中国不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某些人，某些社会集团可以超越法律，他们甚至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怜中国的法律甚至要受到某个社会Party的“领导”，请问，这样的法律还不是形同虚设？这样的法律只能是面向弱势群体或异己的，在弱势群体与主流不合的异己分子面前，我们的法律无比强大，甚至残酷无情。回想文革时期，任何一群“红卫兵”都可以冲进任何一家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里进行“抄家”，抄走你家任何值钱的家产，理由是封资修的东西不得保留，他们可以任意给一个人戴上高帽子游街，而罪名可能是莫名其标的“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试想，在这样的法律体制下，一些普通如你我的一般之人，能指望法律会保护我们吗？如果我们得罪了某个达官贵人，得罪了某个社会集团，法律还会保护我们吗？绝对不会，那时候法律便会成为被我们得罪的人的打手来镇压我们了。此外，中国的法律规则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详细，但存在大量的“有法不依”，既然法律可以不依，那，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意义？它还能保护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吗？所以，这是中国人缺乏安全感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是资源的匮乏。生活资源的匮乏，可能造成某些社会成员享受不到他应该享受到的资源，这也是造成我们缺乏安全感的因素之一。我们把问题简单化一下就很清楚。假定有10个人，但可供应的某项资源却不到10（小于10大于1的任意数字），那么这必然会造成十个人的不安全感，必然造成这10个人之间的争抢。相反，如果10个人却有着大于等于10的资源可以供应，那么这10个人不必为了获得资源而花费心机。这就是绝大多数生活富足的国家，他们的国民心态相对平和的原因之一。那么资源的匮乏是不是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呢？不是的。我们最后讨论资源匮乏的因素，也是因为这一因素不是造成不安全感的充分条件。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类有足够的智慧解决资源匮乏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制订出足够好的规则，由规则来控制公平性，也能解决由于资源匮乏锁造成的恐慌心理。例如得不到某项资源的人社会在其他资源上给予足够的补偿，使之感觉失去该资源和获得另外的利益二者相等，甚至获得的更多。这就不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全感。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是这样，通常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一方面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为社会成员服务，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制订出足够好的规则给那些未能得到资源的成员以补偿。这便毫无悬念地造成了社会恐慌，迫使人们自然地产生了社会不安全感。使得国人在任何方面，一有机会便急吼吼地争抢起来。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人少资源多的情况，国人们也会习惯性地争抢（有时候抢到最后，大家都有份，并且还有多余，这些人竟然也没有一丝的尴尬，真令我悲哀！）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不用举例，我想聪明的你，一定能够理解吧。

最后请允许引用我的一位好友给我的来信中说的话：培根说过：“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危害就是狡猾人被当作聪明人”，也就是说，老实人吃亏是国家最大的危害。有句话说，“民主社会就是孤立者是安全的社会”，我们也可以套用一下说“公正社会就是老实人不吃亏的社会”。我最近的三篇博文想说的主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让所有老实人能够安心自在地生活的、公平公正的天堂？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思索的问题，也是我在新浪开博撰写博文的动力。虽然这不是我的专业，但他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不能不加以关注。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本话题暂时打住。如果网友们有什么好建议请告诉我，也希望网友们对拙文给予批评和补充。

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

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

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

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

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

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

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

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

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

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

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

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

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

一样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

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

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

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

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

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

到、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

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

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

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

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

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

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

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

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

贫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

之一。
　　What for?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

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

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

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

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

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

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

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

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

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

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

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

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

对他们的期待也更多。”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

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利，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

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

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

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

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

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

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

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

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

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

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

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

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

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

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

为人类。
　　Good luck.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
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
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

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

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

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

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

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
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

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

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

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

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

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

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

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

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 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

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

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

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

开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

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

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

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

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

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

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

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

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

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

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

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

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

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

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

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

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

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

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

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

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

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

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

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

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
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

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

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

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

值观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

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

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

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

——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

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

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

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

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

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

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

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

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

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

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

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

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

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

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

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

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

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

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

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

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

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待续）

为什么中国人习惯虚张声势？

为了解答前文的问题，我们先从普遍的生物学现象说起。人类的很多社会行为都可以从最为原始的生物学现象上得到解释。香港大学朱晓农教授在语言学上所提出的“高调标小”理论就是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高音”现象。几乎绝大多数语言中表示较小、柔美、令人怜悯疼爱的对象，都使用高音调。因为在生物学上，任何物种都自然地对新生下一代加以关爱，哪怕被人认为凶残的狼也同样会保护他们狼崽。更何况人类。而几乎所有新生幼崽所发出的声音都是高调。雌性动物也同样如此。因此高调容易引起人的疼爱。在人类语言中，凡是向别人表示请求的，表示疑问（请求别人给以答复），表示同情的，表示关爱的，表示怜悯的，表示爱慕的，或者上海人所说的的那种“嗲”的，都是高调。都使用高元音，声调也偏向于升高。例如北京女国音，写字楼Office里那些喜欢使用英文名的女士们的英文名，你查一下，她们的名字保准都使用高元音。呵呵！

相反，凡是强大的动物，凶猛的动物，令人恐怖的动物，或者貌似令人恐怖的动物，它们所发出的声音通常为低沉，洪大。能发出大声的动物通常个头都比较大。在动物世界里，动物为了争夺领地、保护家族或争夺配偶权，都会发生残酷的争斗。通常，在争斗之前，双方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强大，如果这种威慑力量足以吓退对手，那就可以避免一场流血事件，这对争斗的双方来说都是最合算的（动物们同样跟我们一样懂得经济理论）。如果这种展示威力的方式表现为双方彼此不分上下，并且不得不决一雌雄，战争才会正式展开。那么动物们是如何展示自己强大的呢？通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声音，另一种是尽量展示自己硕大的身躯。例如猫在争斗前发出低沉吼叫时，会尽力拱起自己的腰，好像它的身躯高大了，公鸡则会竖起头部的所有羽毛，甚至身体的羽毛，尽力扩张自己的躯干。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动物之间在争斗时都会尽力夸张自己。而声音则是其中的一种手段。

回到我们人类社会里来。在我们人类社会中，最原始的能够表现力量的便是个头。而通常身躯强壮高大的人，声音也自然低沉（听听姚明的声音），洪亮；身躯较小的人，音调也比较高，音量也比较小（比如小鸟）。女人和孩子都是。在社会交际中，通常是社会地位高的人、有权势的人说话低沉，语速也比较慢，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语音比较高（甚至语速也会比较快）。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更为普遍。登峰造极的时代是文革时期。一个普通人一旦当上了中央首长，说话便会低沉慢速起来，甚至每说一个词都要停一下（典型的如林彪，还有陈永贵，当农民时和当中央首长时，说话的语调完全不同），以表示自己的权威。在这一点上，民主国家表现相对不明显。越是讲究等级的社会，这种现象越明显。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古代的皇帝说话，其语速和语调必然又慢又低沉。这一点毫不奇怪。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语音的高低和音量的大小和社会地位以及权势关系之间的联系了。那么，我们如何用这种从生物学引申到社会学上的道理来解释我在前面的博文中所列举的当今中国的种种社会现象呢？

先从中国人爱大声说话开始。我们假定在一个非常正常和谐并且充分安全平和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利益争夺的必要，没有任何显示自己权势和地位的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断定，人们说话完全不必大声。因为根据经济原则，人们没有必要额外付出更多的力量以驱动发音器官，大声说话总比小声说话累得多。大声说话总是有相应的社会需求的驱动。而这种驱动在我看来，是人与人之间的较劲儿。大声说话的人总希望占据优势地位，如果对方不服也同样会增加分贝。人们在争辩时总会不自觉地加大音量，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加大音量，以至于成为习惯呢？

这就是我们要追寻的问题的根源——缺乏安全感。

如果一个人，他缺乏安全感，对自己不够自信，他便会提高自己的音量。因为提高音量由于动物学上虚张声势的原理会给他带来信心，或许能跟他带来交际中的利益。各位可能看过类似的电影镜头：

一个八路军战士冒充敌军军官带领一些人闯关，遇上守卫的敌军士兵，当敌军士兵根据常规进行盘查时，冒充敌军军官的那个八路军挥手就给那个守卫一个耳光，同时还要高声大骂“你瞎了狗眼……”之类的，直打得对方昏头转向，丈二和尚末不着头脑，不知是何方神圣，不敢得罪，乖乖开门放人。这就是虚张声势得到的好处。有意思的是，类似的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或多或少或变相地存在着。例如我们在前面的博文中提到的某些人到了饭店自然而然地对服务员提高了嗓门，好像自己是老食客；在商店购物则假装自己好像很有钱的样子等等。

显然，虚张声势是由于其本人缺乏自信，用来吓唬人的。而其本质是其本人缺乏安全感，通过虚张声势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和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呢？

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国人爱攀比、喜欢大声说话不排队大概是个不争的事实。与这些毛病相关的毛病还有跟风（一窝风地追逐潮流——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习惯性地投机取巧等等，甚至这些毛病都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聪明人”的标志，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下了。

为了分析这种现象，我们不妨先拿另一个社会来比较：这个社会里的人，绝大部分人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给他们之间有多大的贫富差别（例如你看不到他们头颈里有过分粗重的黄金饰品或者手指上有尺寸过分的戒指）；绝大部分人说话小声说话（照顾到别人，不给别人带来不快）；在公共场合，所有人都很平静地依次等候，毫无任何慌乱迹象（如果有人表现紧张或者有什么“违规”行为，他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同情，让他优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会因别人的行为而影响自己的社会判断，他们通常根据自己的社会定位，选择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社会可能有投机者，但通常投机者很难获得成功，他们会受到严格的社会规则的限制，甚至受到社会法规的制裁；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老实人受到大家的照顾和足够的尊重，也只有老老实实的人才能在这个社会平安生活，并不因为他们的老实而吃什么亏。这个社会中，上级和下级之间虽然有等级，但是上级不会炫耀自己的权势，对下级有足够的礼貌和尊重，无论是说话还是办事，不会让你不舒服。有钱人也同样精打细算，绝不铺张，也不浪费。让很多愤青网友气馁的是，我们的邻居国家中就有这样的社会。

相反，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是这样。在我们周围随处可以看到下面的情形：我们会下意识地利用任何机会向别人炫耀自己，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炫耀自己如何地能干，或者炫耀自己的富有，说话中有意无意地“透露”自己的这种地位象征，或者如何地与众不同，这些很可能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当然很多都是“有意无意”地发生的。在我们周围你还可以很容易看到有些人进了公共服务场合（例如饭店里、飞机上等）就神气活现起来，好像自己是个百万富翁，把服务员指使得团团转，目空无人，大声说话，好像自己就真的成了“上帝”。而他不会去买昂贵的头等公务舱机票，可能会因为账单上的几块钱小错与饭店服务员大声争执。在我们周围你还很容易看到上司对下司的大声呵斥，就像封建社会中老子教训儿子，而挨训的下司不仅很自然地低头哈腰接受这种呵斥，转过身他便很自然地以同样方式训斥他的下司。甚至一个城管人员可以粗暴地训斥摆摊的城市“盲流”，而这个“盲流”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欺负一个刚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民工。我们的社会普遍存在这种层层欺压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行为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陌生人初次接触，他们会动用自己所有的神经细胞包括第六感觉来判断对方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同时以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图在社交中获取制高点占据优势地位。同时，大部分国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也会自然地对周围的人抱着警惕和怀疑的谨慎心态，生怕一不小心上当受骗。他们机警与聪明，甚至聪明过头。被有一位网友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个从上往下扇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评论很形象。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会存在很多荒诞的事情，以前我很难想通，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越穷越摆阔？例如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并不发达，而政府办公楼却越盖越豪华？为什么干部们的坐骑都是进口豪华车，并有专用的司机；为什么人们的名片上要印刷一大串社会职务？为什么人们那么热衷于名牌服装，甚至不惜穿假冒伪劣的名牌？为什么在长途车、飞机、火车上你能看到西装革履的装扮？一个工薪阶层的普通职员结个婚要花费数十万人民币，死要面子的程度登峰造极。为什么越弱势越虚张声势？在与人交往时，有些人故意扯起了嗓门，挺胸凸肚，高声吆喝？包括上文我们提到的不守秩序不排队，投机取巧等等。现在我都有了答案。原来这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现象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些必然的普遍联系。请允许我在下次的博文中分析。当然，我也恭候您的赐教。

不少80年代出国留学后来定居国外的人大都已经娶妻生子，有了下一代的小鬼子。遗憾的是，这些老留学生们带着他们的小鬼子“回国”，总是会面临小鬼子们的一系列奇怪的问题，这些问题让小鬼子的父母不堪忍受，它像一系列响亮的耳光扇在小鬼子爹娘的嘴巴上，把原本让小鬼子“回国”感受我几千年中华“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想法击得粉碎。那么小鬼子们经常提的都是哪些问题呢？说来其实很简单，通常是：

1） 
为什么街上的气车从来不让行人？

2） 为什么到处都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

3） 为什么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

4） 为什么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

5） 为什么厕所里没有卫生纸？

6） 为什么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

7） 为什么人们乘车都不排队？

8） 为什么人们见了都不打招呼？

9） 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不分场合地抽烟？

10）            
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总有那么多的人扑过来非要卖东西给你而且缠着不走？

11）            
为什么……

这些“新十万个为什么”真让小鬼子的爹妈尴尬不已。

有个老留学生在杭州游览西湖，见到一对年轻夫妇在拍照留恋。男的给女的照，女的也给男的照。可惜两个人无法给自己照。这个老留学生见了，起了恻隐之心，对他们说，要不要我给你们照个合影？没想到的是，这对夫妇惊恐地望着他，赶紧手捂着相机跑开了。老留学生尴尬万分，他被人怀疑图谋不轨了，人家怀疑他骗照相机了。老留学生感慨万分，我手里的照相机怎么说也比他们的贵好几倍吧？这……这……无言。

说个真实的我自己的故事。一个雨天，我撑着伞等公共汽车，旁边站着一位姑娘，雨水淋湿了她的衣服也淋湿了她的长发。我不由自主地把雨伞靠近了她。但是没想到，这位姑娘转过脸两惊恐地望着我，躲到一边去了。这事儿总时不时地浮现出来，总让我感觉悲哀，十分地悲哀！这在国外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啊！

中国人啊，你怎么了？

PS：楼下“矿山徘徊者”的评论让我想起一件使我郁闷至今的事儿，这次不是中国人，是一个标准的老外。今年4月我回国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铁路上海站，我见到一位女老外带着两个孩子，但是她却拖着两个大行李，在穿越地下通道前，我估计她几乎无法承担这两个行李的重量，便用英语问她是不是需要我帮她一下。因为我手里只有一个电脑包，我能帮助她。没想到，她却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我，拒绝了我的好意。刹时间，我心真的被刺痛了，如果在国外，我想她一定不会拒绝我的好意的，怎么到了中国就草木皆兵了呢！我不忍心看她如何穿越地下通道，低头离开了。一路上我都在想，我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吧？那天我还西装革履着呢。反过来想想，也难为她了，在咱中国形形式式的骗子也实在太过了（或许也有西装革履的骗子呢），自然而然地让人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了！甚至老外到中国也都学会了（学乖了？）咳！真的很郁闷啊。朋友，如果你在韩国乘公交车，如果你手里提着比较重的手提包，坐在你面前的乘客顺手拿过你的提包，你不必紧张——作者的乘客都会为站着的乘客拿提包，放在他的腿上，等你下车他自然会还给你。朋友，在中国会有这样的镜头吗？

我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根源是什么？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有答案的朋友请多赐教。恭候……ing

　　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1:30

　　地点: InterContinental Toronto Centre
　　225 Front Street West Toronto, ON M5V 2X3, Canada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各位来宾大家好，KVB昆仑国际2007中国

经济论坛现在开始！
　　首先让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来宾：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

王勇领事、杨学刚领事、陈国治先生、陈志辉先生、陈丙丁先生、香港特区经济

贸易办事处的萧显扬先生、还有我们KVB昆仑国际执行董事刘先生、还有KVB昆仑

国际主席吴先生。其他的嘉宾还有环球时报等媒体和记者和我们KVB昆仑国际忠

实的客户，还有来自多伦多中国留学生的代表，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欢迎郎咸平

教授！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多伦多，来做一场演讲，我相信

在座每一位来宾，对于中国的现状，以及未来是给予高度的关切，不然也不会来

听我的演讲。今天我一来就接受了两个电视媒体的采访，他们问我的问题，可以

代表在座各位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看法？那么我的回答，我既不

说乐观，也不说悲观。我说这是路径依赖，我说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经济成长每

年高达10%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各国来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增长率。那么中国

经济的实力也陆续展现在各个国家的面前。包括中国对外的扩张、收购等等的行

动。我今天谈的问题不是这么的简单，而是在这个表象之下，你看到了什么？我

们看到的呢，是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

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

跟各位谈的主题！

　　我相信今天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最近这一两年首次针对这么大的一个话题，

提出的所谓的综合性的看法，今天由于这个理论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特别准备

了一个简单的ppt，希望能够协助我的演讲！

　　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来源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首先我要谈一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事？非

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的

成功，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

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

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

腐败和社会的堕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以钱为纲，走到今天这个制

度，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几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我们首先谈一谈医改、教改、房改。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告诉各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被以钱为纲的理念误导

的。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

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

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

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

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

　　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那么再谈谈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那么当时推出一个政策，

我相信各位很清楚，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就是将

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

你不能上大学。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
年之前，你们
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

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习，你成

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

村子弟的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打着改革的旗号，你可以无恶不作。那么我

想请您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美国做一下比较，你晓不晓得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

到高中公立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

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

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另

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发言，只想找

一个正确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看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胡说八道，

有人说专业不对口。任何国家的大学、本科就没有对口过的。你念过加拿大大学，

什么时候对口过了，专业不对口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

你搞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机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

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

业为主，尤其是美国占了8
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
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

要大学生，甚至有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

那么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路问题，没有人想到，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

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

到事。

　　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

房改是怎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

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大家知不知道

上涨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卖地的地价。因为政府官员有这个欲望提高GDP，

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

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京市

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

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比如说把自己的办公室盖的富丽堂皇的，以北京、上海为例。各个区的区政

府比白宫还要豪华。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广州，各地搞什么？就是艺术中心。上海

的东方艺术中心，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艺术中心个个腐败。那么当然了还

有很多的用途你们都很熟悉的，包括公款吃喝、考察旅游，反正名堂多了。让他

们给老百姓做事不高兴的，搞一些这些事情，是很积极的。

　　那么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

那么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

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

一顿，就这么简单。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

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

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

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

　　那么第四个就是国企改革。大家关切我的言论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我第

一个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荒谬的改革，叫产权改革，

为什么国企不行呢？那么“冰棍理念”就出来了，什么是“冰棍理念”呢？就是

是你的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做不好。因为是自己的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这样子的吗？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我告诉

你，这个理念贯穿了28年的国企改革。你晓不晓得，这个理念，破坏了中国的伦

理道德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因为东西不是你的就做不好，真正的受害者是

谁？真正的受害者是民营企业家。当民营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不要聘请

职业经理人、副总、财务总监等等？当然要了。那么请这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你

是民企，你的公司是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是。如果当然不是，他们

是不是可以不做好了呢？

　　到最后你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走到最后，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员工从来不

为他打算，不是对付竞争者，而是对付员工。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人的

信托责任扫除一空，再也没有了。员工对老板没有信托责任，这就是现今的中国。

而且社会败坏如此，如果哪一个干部被抓了以后，贪污被抓了，要是20年之前的

话，舆论会说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父母和子女。今天不是，今天

是被抓了，“哎，好倒霉噢。”社会的堕落。

　　那么以前的国企改革是怎样的？地方政府认为国企包袱重，没有效率，市场

化，把它卖给某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以钱为纲的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干脆这些

公司强迫下岗，工厂拆掉，建高楼，把楼卖了，所有的利润付给贪官污吏。什么

是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而且改革的成本归于全社会，这

些下岗人员由全社会负担。你说老百姓能够不怨恨吗？

　　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之

后的改革，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医疗改革

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

28年前，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家没有效率的国企做事，但是回家有一个破房

子可以住，没有问题的。儿子、女儿考上北大、共产党拿钱读书没有问题的，生

病以后拿点药吃没有问题的。虽然过得不咋的，但是过得下去。改革开放之后，

再也过不下去了。你说怎么造成的呢？你发现原来这些问题，不是因为邓小平本

身出的什么问题，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出了问题，造成了今天这种乱象。

　　你们谈了汇率的问题，以钱为纲的市场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压力？对于美国政

府对人民币的压力很多，美国侵略中国什么什么的，什么话都讲了。那么在这里

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是汇率？难道汇率是像我们教科书上面说的，各种货币之间

的价格吗？我告诉你是错的。汇率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

的的手段叫汇率”！

　　所以，当美国要整治中国汇率的时候，就不会单独出规定，会像打伊拉克一

样，找了很多的盟邦，联合起来逼迫人民币升值。只要升值一次，就再也停不下

来了。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今天的电视媒体问我，会不会重蹈覆辙。当时美

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联合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当日本签订广场协议

的时候，灾难开始了。为什么呢？一旦签订了就告诉各国日币要升值了。不签没

事，一签就有事。签了以后，日币肯定要升值了。所以大量的日币升值了。你以

为汇率是价格吗？就像买矿泉水一样，需求多了一调整就平稳了，那是教科书，

教科书基本上是错的。

　　到时候你会发现，汇率一上升，真的上升了，再买，更多的热钱流入，汇率

再上升再流入。一直到日币升了一倍。当时发生的时候，日本的央行采取低利率

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火上加油，助长日本经济的崩溃，问题出来了。

为什么当时会采取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当时在国内没有谈出来了，那是

因为日本腐败的财团在后面施加压力，要以低利率的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好

了，最后的结果使日本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整个大幅度的崩盘。由谁来买单？

由全体日本人买单。

　　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呢？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那就是中国人民币汇率，

在美国以及其他美国盟邦压力之下开始调整，一旦升值就停不下来了，那么日本

的故事重演了，就再升值再流入。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是什

么样的货币政策呢？是提高利率，紧缩货币的政策，和日本相反。

　　我们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我们叫支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我们

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请问在座各位，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不断升值是什么结

果？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服务业它的

利润是非常之高的，没有什么成本，利润肯定高的。中国以制造业为主，而且是

传统制造业大国，利润
5%就了不起了。那么我们的汇率不断上升，你就可以知
道中国将有大量企业倒闭，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些问题出来了，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难道你不知道汇率是各国政府为

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吗？怎么走到这一步呢？很遗憾的告诉各位，又是以钱为

纲的理念带我们走进这个绝境。我们过去时代出口创汇是一句神话，各地政府为

了出口不择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不在乎、剥削劳工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只要

出口创汇就可以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资源贫困的国家，还敢出口煤炭，这种错误

不可思议。

　　什么叫制造业国家，就是一个把资源挖光的国家叫做制造业国家。我们把树

给日本，日本怎么自己不砍树，我们砍呢？这不是傻瓜吗？就是出口创汇的理念，

把我们最好的产品给全世界别的国家了。到最后你发现，你一旦给了大量的外汇

之后，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央银行要抵制人民币升值，但是不是这样的，

数字发展的很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人民币升值是很可能的。做到这一步本质

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各地政府，对于出口创汇理念，这种以钱为纲理念的过度执

行，出口、退税到最后让我们全体老百姓买单。

　　告诉各位这么多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把我们带入这步田地的是我们意

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被彻底的驱赶。

所以我要谈下面一个话题。

　　那就是“以钱为纲”理念走到今天，这么多的改革是谁席卷了改革的利益？

我的结论就是“腐败铁三角”。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

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那么这个铁三角是由学者提供一些

冰棍似是而非的理念，地方政府执行，透过医改、教改、房改、国企改革。那么

资本家赚了钱以后回馈给学者，这个铁三角已经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操

纵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

　　但是，腐败铁三角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讲到这里，要告诉各位一个悲观的事

情，就是在座各位问郎教授，你认为亚洲各国哪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好？只要

你们想到的一定是错的。亚洲最好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菲律宾，完全是美国的体制。

可是我告诉你，菲律宾的经济在1960年代是亚洲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走到了2000

年之后，他的女人要去别的国家做保姆呢？原来政治体制本身是中立的，问题是

看谁在执行。

　　你要想想看，如果执行体制的是腐败铁三角，那么这个想象改革的结果是绝

对的悲观。就是前面讲的，在任何体制下，在美国菲律宾体制下一样这么做。所

以你要记住我今天讲的话，你不解除腐败铁三角，中国会逐步走向菲律宾，不会

走向美国。那么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继往开来，那就

是直接继承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呢？跟发射火箭一样，

火箭有三截，第一截过了是第二截。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必须结束了，

否则的话就是腐败了。现在是到了点燃第二道火箭的时候，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

发展，这也是突破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最重要方面。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呢？今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

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来解决。只有跳出经济圈来努力，才有可能反过来解决经济

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那么我对于十七大之后的政治形势我有个人看法，邓小

平提出以经济发展为纲，拨乱反正，拨阶级斗争的乱，现在必须要做到公平、公

正，拨什么乱，拨以钱为纲的乱。做到公平、公正，给每一个老百姓一个平衡点，

你要上得起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这才是一个小康社会。

我们过去800美元说是小康社会，不是的。我们今天真正做到的，不是看这个数

字，而是看得起病、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要做到这样，要给每一个老百姓立足

点的平衡。

　　所以我在此呼吁，呼吁什么呢？呼吁中国走向一个以公平、公正为纲的真正

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讲到这儿，你们马上问我一句话了，郎教授，咱们是不是

走回头路了？我们的市场化还要不要搞了？我非常愿意回答你们这个问题。

　　下面就是一个你们会感觉比较激动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走市场化的道

路”。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腐败铁三角哪个是

最重要的？一个是国企改革、一个是房地产改革。国企改革从我呼吁之后已经产

生了警惕。房产改革我在多伦多呼吁，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那么现在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之下，我们还要走市场化的路吗？我

可以清楚的告诉各位，28年的改革开放，你认为我们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吗？我告

诉你，绝对没有。我们是什么市场化呢？这28年，是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需

求化市场严重过剩。因此我认为，未来我们要加深改革，什么叫加深改革？真正

走向真正的市场。为了阐释我的观点，我想用房地产的案例和各位说一个说明。

什么叫做中国传统的市场化理念？我想从地产的供给面和需求面来谈问题。

　　首先谈谈供给面。什么叫做楼市的供给？它是长流程管理，加上两个核心资

源。哪两个呢？一个叫土地开发权：一个叫做大额贷款，就是银行信贷权。

　　这些完全操纵在政府手上。那么长流程管理，就是从立项到开发等等据说有

100个公章要盖。所以楼市的供给面根本就是一个市场化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个供

给面。看长流程管理，100个公章都需要政府来盖。你知道一个公章多少钱吗？

以前请吃饭就可以，现在不行。这个价码是水涨船高，越来越高，几万都不行，

现在要几十万才可以。100多个公章，你加加，看多少钱？不得了了。政府大量

参与，使得贪污的成本大量的升高。

　　所以你看，原来房地产供给是一个完全没有市场化的，市场化是严重的不足。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很快的给你讲一个案例，因为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国

内发展，因为你们对国内市场发展有一个了解，但是我还是讲股市是比较担心的。

　　那么看看地产的违规操作，中国地产违规操作分为三个方面：包括非法土地

的操作、代收税、非法的土地开发。没有公开竞价，全部都是私下协议。

　　第二是以代征税方式逃税，上海市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很微妙的，就是交成交

税。那么上海市税务机关对于收税机关很奇怪，不要多收税、不要超前，这是腐

败政府的奇怪现象。代征税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餐厅，由于你的成本难以核算，

那么对于这种企业，按照规定是以代征税来做。上海房地产以代征税的方式来做，

收7.24% 的营业税。

　　按照我们的资料显示，除此之外，上海市的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等于逃税天

堂。所以你相信不相信2001年之前，上海市最大竞争优势是低税率，这么低的税

率，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简直是匪夷所思。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也是不可思议

的。那么2001年，中央政府在其他省份的压力下，不得不要求上海将承包税拿出

一部分支持西部大开发。所以朱熔基搞了分税制，国税和地方税增加。

　　那么最有趣的呢，就是违规的资金操作，这种现象在中国遍地都是。这个案

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什么叫做违规的资金操作？上海市具规模的地产商
500家，
资金回报率等于150%这么高。比如你买土地，好了，你钱不够付怎么办？拿不到

土地证就办不了银行贷款，包括土地证、建设证、开工证你没有不担心的，上海

市政府会帮你忙，你给政府的钱，政府补偿金占7成。那么这个30%里面就有问题

了。

　　那么这个现象不但在上海有。新华社在三天前也公布了一个，也是一样。实

际启动资金只有1000万元，但是最后的收入是5.6亿元，是一样的。这个和地方

政府的勾结，上海市这个案例可以用到全国都行得通，这是新华社三天以前通告

的。那么这个资金不足怎么办呢？我们发现有一家公司，地产商钱不够怎么办？

提供委托贷款给你，你买土地钱不够，上海市政府把钱借给你，拿到这个土地证

了，就可以向银行贷款了。那么这个钱来自哪里呢？来自老百姓的养命钱、社保

金等等。这个钱属于全体老百姓，图利谁呢？图利某一些资本家，这就是“以钱

为纲”的改革。

　　如果实在没钱怎么办呢？这家国资公司，他们出80%的钱，地产商出20%的钱，

那么项目完成以后，把80%的钱还给国资公司，顺便给一点利息。那么这样的操

作几乎用于全中国。地价越贵，GDP越高。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严重不足的市场，

使得供应成本大幅度的增加，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买呢？你可不可以不买呢？那

就是今天中国讲的问题，到底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缺乏投资机会的国家，你除了炒股票、买房子以后，你

没有机会投资。如果你是一个餐厅老板，你赚了钱之后，你敢不敢开第二家餐厅，

你想做什么？更有趣的是有钱也不敢投资。问国内的企业家学生，问他们有钱干

什么？跑到加拿大办绿卡算了。为什么呢？不放心，怕再投资下去，钱收不回来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很多优秀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他们投资相当的短视，不是不想投

资，而是投资环境恶化。所以大家注意，一个新观点出来了。

　　企业家该投资不投资的钱，配合上贪官污吏的赃款，配合上国外的热钱，再

加上社会上各类的游资，这四类形成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虚拟资金。这个虚

拟资金，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那么这个虚拟资金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

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监管。那么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中国股市这么热？

原因就是这一部分的虚拟资金打入股市的结果，股市利润不高，那么打入楼市。

　　成都购房的外来资金占了50%，所以房价高。重庆的外来资金是10%，所以房

价低。虚拟资金来的时候是不可预测和控制、不可监管的。虚拟资金打入了重庆，

重庆搞了一个项目，房价开始蠢蠢欲动，急速上升。不是你想不想上的问题，而

是虚拟资金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

　　这是一个现状。那么你说虚拟资金进入股市，股市很好，赚了钱炒房子。你

们股市一跌的话，虚拟资金照样转入楼市基金。股市涨也好、跌也好，楼市都是

一样的。根本无法预测、无法控制、无法监管的。那么这种现象不是靠所谓的宏

观调控可以解决的。那么你们可能有一个怀疑，为什么在3月、4月、5月，当政

府提出宏观调控的时候，利率上升，为什么利率上升，当天上午大盘跌一点，一

到下午大盘马上上去，甚至更高。这和我们以前的情况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你

知不知道利率是什么结果？利率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这样有

更多的基金进入股市。

　　把印花的税收从千分之一调整到千分之三，好像虚拟资金走了，走到楼市去

了。楼市的价格大幅上升，无法控制。所以今天听我们这么一讲，在座每一位来

宾都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所以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市场化呢？那就是供给面由于政府的垄断，

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面呢，虚拟资金横行造成市场化过度，这两个扭曲在一起，

老百姓再也来不及防止了。因为这种虚拟资金大量的进出，是没有办法的。这是

中国最新的现象，房价特高。卖不出去，还不能买。那么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就

是这种供给面严重市场化不足，需求面严重市场化过度，可以解释中国所有的改

革。举个例子，医改是不是这样的样子？你发现医改，你要搞市场化，很多民营

企业进入这个市场，以上海为例，包括长江医院、红桥医院等等。需求面呢，市

场化太过了。所以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的垄断，配合随意定价，老百姓再也看

不起病了。教改一样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都是政府的学校，都是政府垄

断的，拿政府的补贴、政府的财政预算，是供给面严重市场化不足。需求面随意

涨价、乱收学费，又是市场化太过。一个市场化严重不足的供给面，配合上严重

不足的需求面，农村子弟上不起学。

　　前一阵子各位关注国内的报道，吴敬琏教授提出火车票涨价导致老百姓的强

烈反应。今天听完我的教授，你成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你就知道谁对了。铁

路也是一样，供给面市场化严重的不足，需求面如果你允许铁路随意定价的话，

一定定得高，又是市场化严重过度，到最后老百姓火车坐不起。所以铁路本身也

是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老百姓是对的，原因就在这里。通讯是不是？银行是

不是？通讯我们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家垄断。在中国打手机双方收费，你打

来我还要付钱，为什么呢？所以中国银行的需求面也是过度，怎么过度？存款利

率和贷款利率息差很大。原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过去所

谓的市场化了。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和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住不

起房，真正的实质问题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扭曲造成前面的现象，上学难、住房难、

看病难，完全是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原来我们未来的路，要

摆脱这样的扭曲市场，走到真正的市场才行。如果走不到呢？如果市场供给面还

是垄断呢？那么你在需求面，就应该控制价格了。就恢复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

是没有办法的事。

　　那么最后一个课题，我要跟各位谈谈，我相信也是大家所关切的。为什么中

国通货膨胀这么严重呢？和我前面讲的有没有关系呢？

　　那么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数据。去年农产品丰收，按照经济学理论，如果农

产品丰收的话，粮油价格应该下降才对啊？是吧？可是我们竟然发现，这种经济

理论中国不能用的，还都是相反的。所以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你发现粮油价

格大幅上升、上升幅度高达10%到20%，我想请问为什么？那么国内很多的经济学

家又在胡言乱语，说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胡说八道，根本不是。就是我前面讲

的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腐败。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各行各业只要

跟腐败有关系的，一定是欣欣向荣。跟腐败没有关系的，一定都是萧条的，很有

意思的。

　　这是我给你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了，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你们听，

你们看今天国内的报纸，问某某经济学家，现在是萧条还是膨胀？如果他的答案

是萧条、或者是膨胀，下面不用看了，因为他没有搞清楚。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

的经济体系，它是萧条跟膨胀同时存在的。和你们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就是萧

条。

　　那么中国是哪个部门萧条？那个部门膨胀呢？和腐败有关的都膨胀。比如说

房地产、公共建设、形象工程、基础建设、股票这个都是通胀部门。那么萧条部

门呢，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什么养猪的都是萧条，干部对猪没有什么兴趣的。

　　那么是这么一个二元经济体系。那么如果你是这么一种二元经济体系的话，

那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可以向各位解释，为什么宏观调控政策在中国容易失效。

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央银行提升银行利率0.25%，你知道对过热的部门是什么情

况吗？这些过热的部门，很多都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者房地产，他们对过

热绝对不感兴趣。

　　所以在膨胀的部门，你利率调高了以后还膨胀。萧条部门就不一样，萧条部

分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向银行借不到钱的，他们的金融是通常的黑市。

黑市是非常敏感的。当官方利率提高0.25%，黑市利润提高4倍，提高1%，这是什

么结果呢？进一步打击了本身比较萧条的部门。利率一调整以后，膨胀的部门更

膨胀，萧条的部门更萧条。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讲到这里你就清楚为什么宏观

调控没有用了。一个政策很难同时管膨胀、同时管萧条，没有这样的政策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膨胀部门虽然占的总量不是很大，可是他把资源大

量吸收过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膨胀部门跟贪污部门有关，把我们

的社会资源大量引入到了这个部门。其他的部门缺资金、还缺投资欲望。所以既

缺资金又缺投资欲望。所以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虽然粮食大涨、粮食丰收，可

是由于萧条部门需要资金，政府加印钞票造成了全面通胀。因为粮油价格上涨

20%，当我们中国老百姓每吃一口饭，就要给贪官污吏买20%单，你说惨不惨。今

天不是说中国老百姓要不要反腐的问题了，要不要配合胡温新政了。鸡蛋价格上

升37%，猪肉价格上升26%，那么我们看这个猪怎么回事？为什么猪肉价格上升这

么快？最近报上出了一个笑话。洞庭湖有水患，老鼠全出来了，所以老百姓说猪

肉买不起了，我们就吃老鼠肉吧，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为什么猪肉要上升呢？

第一个是猪瘟。第二个就是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不高。还有就是把大猪杀了之后，

没有小猪，所以产生了猪肉荒，所以产生了猪肉价格上涨。所以你发现，我们这

个体系，大家对于实实在在投资信心不大，他愿意拿这个钱去炒股票有兴趣。

　　如果你连四个月猪你都不想投资，你说我们的投资环境能不恶化吗？各位你

下次看到中国股票蓬勃上涨的时候，不要认为是乐观，而是更多的虚拟资金挤压

出去了，一定是投资环境继续的恶化。那么在投资环境恶化的前提之下，更显现

出胡温政府意识形态改变的重要，也就是要从过去的以钱为纲，改为公平、公正

为纲。只要把投资环境治理好了，才能消除虚拟资金问题。才能让大家该干什么

干什么，现在是全民炒股。

　　那么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两税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外商不再享有税收优惠，就是内资和外资享受同样的税率，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

道？世界五百强在香港发表声明，世界500强是这么说的，他说支持中央政府两

税合一的决定，但是他们有要求，什么要求，各位知道吗？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

他们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所以讲到最后你发现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

很清楚，必须打破以钱为纲的理念，转到公平公正。这是世界500强的需求，只

有转到了公平、公正、把基础打好之后，才有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以

前，对于这类所谓的和谐社会我们理解不够，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我们宣传部门

理解不到位所至。各位听了我的演讲，我讲了这么多的问题，你会发现公正、公

平的需求，对于我们中国的未来，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按照主办单位的安排呢，是希望我的演讲分成两段，讲一半休息一下，再讲

一半。但是今天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使我一口气讲到结束。谢谢各位。

今天早上出门办事，在离家门不远的沪闵路新建路口，我身后一个漂亮女孩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以为是推销员，继续走我的路。她好像又跟我太太说了些什么，然后只听见太太大声说，你背包拉链没拉上，这么小事儿也值得嚷嚷嘛。我还没拉上拉链，太太说，你钱包呢？我一摸，糟了，钱包没了。里面除了一千多人民币之外，还有我在韩国的居留证，韩国的银行卡，中国银行卡，韩国的交通卡等其他证据。那个漂亮女孩跟太太说，刚才我身后有个新疆人。我立刻明白了。赶紧转身往回跑，哪里找得到新疆人的影子？如果他偷了我的钱包，哪里还会傻傻地等在原地不动啊？可我还是继续往回找，好像是一种本能。

前面的广贤路口，有两个新疆人。我上去对他说，可能是你的两个兄弟拿了我的钱包，钱拿去就算了，但是里面有我的证件，麻烦你让他们还给我。他说好的，我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了他。

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消息。估计他们不会送回来了。钱包被偷走了，心里很不好受，太太也没怪我。我自己给自己安慰，算了吧。那些偷我钱包的人，估计也是生活艰难，迫不得已做了三只手。那些钱就算捐给贫困的人了吧。希望他们能用我的这点钱维持几天生计，或者改善一下生活也可以。但是那些证件最好还是还给我。如果他们不好意思，那就算了吧，我回韩国再补办手续吧。

上次回上海，一台很好的最新款Sony数码摄像机，还没用，就在上海的地铁上被人窃走了。都是我自己太大意，在国外时间长了，基本上失去了“防备”的意识。在国外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怎么想也想不到的啊。在韩国有一次我出远门一个星期，房门忘记了锁上，回家也没事儿。一次在日本京都大街上，我的钱包放在自行车前面的车兜里，我离开后快半个小时才想起来，回去找，还在自行车的车兜里呢。正因为国外的环境太安全，这才导致我连续两次回国两次吃了苦头。所以，顺便提醒一下要回国的朋友，上街时小心你的钱包，手机等物品，最好不要把背包背在后面，我今天就是因为把背包背在后面吃的亏。

在上海街头，每次看到漂亮姑娘把小巧的双肩包吊在胸前那种奇怪的样子，我就感觉莫名的悲哀！她们原本可以很潇洒地把双肩包背在身后，展现她们优美的身姿的。可惜啊！

我们的社会实在算不上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这样的。和谐社会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花，人人有房子住，人人衣服穿，甚至人人有车坐。任何人他都犯不着冒险去偷去抢，也犯不着冒险去打黑工，他们的工作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他们所呼吸的空气没有污染，他们所吃的所有食品保证安全无毒无害，人和人之间没有防备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建成了和谐社会。

我们完全能够建成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历史上我们曾经是全世界最令人向往的和谐社会。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够和谐，但是只要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把精力放在为纳税人服务上，而不是拼命捞钱上，把思想放在考虑如何为纳税人增加福利，而不是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利益上，我们就能建成一个我们希望的和谐社会。

　　在我们的国家，有用头发做酱油的，有用纸浆做包子馅的，有用敌敌畏泡火腿的，有用工业染料去染食品颜色的。

　　至于常见的如伪劣食品药品在我国的横行，官员的大面积腐败，学者们论文的大规模抄袭，不免让人感慨：

　　这个国家官员不像官员，倒象生意人，总想着捞、捞、捞；

　　生意人也不像生意人，倒象刽子手，不断制造假药、伪劣食品
，恨不得早点要了顾客的命；

　　学者不像学者，个个成了剽窃专家；

　　专家也不像专家，个个成了糊弄百姓的演员；

　　演员也不象演员，明星们个个成了推销商品广告人，为了广告费，明星们连”爷爷的爷爷”也毫不犹豫的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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