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高校如何赶上世界水平?
——答“钱学森之问”
内容提要 本文从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出发讨论如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学术竞争力和学术地位。文章提出首先要能保证学术的独立性和思想的自由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激发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次,在肃清学术界所存在的各种学术腐败的基础上,给学者和研究者以足够的尊严,同时解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废除一些禁锢学生思想浪费多数学生宝贵时间的课目。中国高校的行政部门要摆正自己服务的位置,高校的官本位思想是学术发展的直接杀手。
关键词:学术独立;思想; 学术尊严;清除学术腐败;服务性行政
1, 学术要独立,思想要自由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大都能得到顺利解决。
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学术问题被种种行政行为所控制或干扰。这种控制或干扰有时候对学术发展来说是致命的。目前我国“大多数科学团体还不能摆脱对政府部门的挂靠依赖关系,一些部门领导习惯于把学术团体当成体现行政意志的工具。”(雷宇,2010)某学纯学术性的学术组织受到行政或政府部门的控制和干扰,使得这些学术组织丧失了学术尊严,打击了学者的学术自尊,这种学会组织被某些领导干部把持,这样的学会就将部分丧失甚至全部丧失学会的主要功能。
例如某“世界**学会”原本是一个纯粹世界各地从事某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组织起来的纯学术组织,成员主要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教授,近一半成员为外国籍学者,入会门槛也比较高(具有博士学位,副教授以上),因此学术水准也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后来某些高级领导人要实施某个所谓的“战略”,于是控制和操纵了该学会的换届选举,选举实行所谓的等额方式,选票上的所有候选人都是由控制该学会的某个部门的某些领导人指定的。该换届选举的主要目的便是去学术化,或者去学者化。由于某领导人对该专业性质理解上的偏见(认为对本体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热衷于表面上形式上的热闹,追求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结果真正从事这一行教学和研究的大部分最杰出的专家和学者被排除。由于这些领导人的去学术化,学会会员在近几年内急剧扩展,仅1999年,会员人数从“由原来的600人增加到近2000人……会员人数一年的增长超过了过去十几年”。而学会会长由一位退下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担任,而该副委员长从来没有从事过哪怕一天的该领域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多数场合下只是发一些大胆的外行性的议论。该学会会长声称“在3年任期内把会员由目前的2000人增加到8000人。”(参见:2009年01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其“勇气”令学界震惊。
该学会目前真正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已逐渐远离该学会,学会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大众化的大型联谊会,学术性基本上消失殆尽。目前该研究领域的主导方向也已经主要受政府的某些部门控制,学会的主管部门通过断绝原计划中的科研经费,压制该领域中的本体研究,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水准急剧下降,原来从事该领域本体研究的学者也纷纷改弦易辙另辟蹊径。这对该学科的学术发展而言,几乎是致命的。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本市。本市某高校的某领导利用非学术力量强行担任该学会副会长,在此之前,该领导连该学会的会员都还不是,但这位领导竟然能够在同一次学会理事会上通过“入会申请、候选会长、当选副会长”的所有程序,使得该学会学术尊严荡然无存。
思想要自由,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保证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思想无禁区,允许对任何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揭示客观真相是学者终生追求的目标,任何阻碍思想或思考的行为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学术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以及自律性都是建立在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学术独立了,思想自由无禁区了,科学才具有自我纠错的机制。因为任何研究中的弄虚作假或不符合科学规范的做法都可能受到任何一位学者的质疑,而这种质疑不会因为任何学术外力量的干扰而受到压制。所有质疑者和被质疑者都能同样享受阳光下的评判。
学者们有自由发表不同见解的权利和自由,且不受来自任何力量的限制,任何研究成果将受到任何学者的质疑,任何弄虚作假都不可能受到任何力量的保护。只有在这样极其苛刻的并且也是极为自由的环境下,高水准的甚至领先世界的科研成果才可能经受住学术界的拷问,也才可能鼎立于世界,得到世界科学家的尊重。
2, 教授要尊严,学生要解放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所有高校教授都能相当有尊严地工作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教授的评价只能由教授来执行,这不是任何行政职能部门所能胜任的。这一点在中国官本位的体制下已经被严重扭曲。具闻,江苏省教委的一位官员在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报告中说到“专家”的含义,他说:所谓的专家,我们认为你是专家,你就是专家,我们认为你不是专家,你就不是专家。即使你在学界被认为是专家,我们不用你,你仍然不是个专家。这位官员说出了许多管理部门官员们不敢说出的话,他说的太过真实了。就好像某官员说的“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提老百姓说话”一样。
现在各个高校评定高级职称完全由人事部门一手掌控,表面看来似乎由学术委员会的教授参与评定,但是评审的标准,包括各种申报材料的规定,都是由人事部门决定的。校人事部门完全可以指定某一特定的标准让某些人通过而不让某些人通过。在评审的各个环节,由哪些
申报人专家来评审成果,也都是由人事部门决定。而人事部门的这些决定并不受专家学者的主导,也不受到任何来自专家学者的监督,具有行政垄断性质,因此由此造成职称评审工作中的腐败和不端行为便在所难免。某些官员很容易通过对人事部门的控制,实际上掌控职称评定,很容易为自己或为有关系的人营私舞弊。在这种体制下评定职称,无论其过程还是其结果,真正的教授都能深切地体会到尊严的丧失。
“一位高校的在读博士就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导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项目申请中被一个年轻人摇指训斥的场景,‘那一幕,终身难忘’”。(雷宇,2010)
2.2 学者要能有充分“发呆”的条件和可能
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学术研究需要酝酿和积累,需要长时间的打磨和反复的实验和验证,需要圈内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学者一时间对某些问题一筹莫展也是研究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这些都需要时间。学者们面对某些问题发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毫无进展,这也都是正常现象。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在怠工,恰恰相反,通常情况下这种时候学者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高速运转。我们应该允许学者们在某个历史阶段(某年或某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颗粒无收”。只要这些学者是真正从事该学术领域内的专家,且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并且已经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在该领域内已经有所建树),就应该容忍他们在某些阶段的“低产”。
而目前我们的评价体系是鞭打快马,不仅不给快马修整的机会,甚至不给快马喘息的机会。各个高校几乎给所有学者制定了每年必须完成的科研工作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论文数量。有些高校要求专职研究人员每年必须完成3篇以上核心刊物论文。这已经完全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律,逼迫学者们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拿出一些刚刚成型还没来及仔细验证和推敲的所谓“成果”提交给学术刊物,以求“完成工作量”应付管理部门的“考核”,这对科学研究来说无异于杀鸡取卵,将许多极有意义的研究项目掐死在摇篮之中。很多研究项目的雏形一旦发表,研究者通常也就兴味索然,失去了对其进行深入探索的动力。科学研究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一旦被扼杀,就很难再重新激发起来。因此,在国内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通常是一些较低水平上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罕见极具功力的、颇有深度的、需要大量数据和实验支撑和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成果。即使是所谓的“学术专著”同样如此。因为这些成果没有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投入是无法完成的。
2.3 保证学者们有足够的财力养家糊口,不为柴米油盐浪费时间精力
日本所有大学都能为所有教授提供足够的生活条件,绝大部分教授可以有一位专职太太帮助他解决所有家庭问题。教授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将赋予工作。日本至今已有1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东京大学贡献了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超过半数的学者毕业于东大。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东大的教授这么牛?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任何人在一年中的除了特别节假日的任何一个夜晚去东大教授办公楼看看,每当夜晚降临,东大教授楼总是灯光通明,大部分灯光都会延续到晚上十点以后。反观国内的教授,大部分教授不仅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而且相当一部分时间不得不花费在如何养家糊口的生活问题上,年轻学者要买房还房贷,中年学者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无处不在。好不容易熬到50多岁,生活问题基本解决了,却面临退休问题(日本大学教授的工作年龄有些可以延长到70岁)。
一个显而易见的是事实,中国教授在生活保障方面无法与国外教授相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这种本来就存在明显差异的条件下,要中国教授与世界强敌交手,要赶超世界,只能是痴人说梦。
2.4 解放学生
科学研究的进步不是一代人能单独取得进步的,要靠每一代人的积累和推进。国内大学学生培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学生同样如此。如何让学生在短短的大学四年时间内学到最好的知识,激发出更多的科学兴趣,焕发出学生最广泛的学术想象力,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高校大学生课程负担重,重在哪儿?重在有些课程学时不足,而有些课程纯粹在浪费大部分学生的时间。这些课还是所谓的“必选课”,不能缺席。例如历年来遭学者们病诟的政治课。绝大部分高校的政治课效果不佳,这都是事实。大部分学生不欢迎这些课,但由于行政规定,这些课还不能不开。有人撰文反驳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设类似的政治思想课,例如美国很多大学都设置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等课,还有大学生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课、社会研究课等。但问题是美国所有大学这些课都是可选的,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不选的自由。而我们的所谓政治课是强制的。
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政治课不是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鼓励学生探求真相,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或为解决社会问题设计可行性方案,而是千方百计禁锢学生的思维,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种固定僵化的模式。我们的政治课禁止对某些基本概念的质疑,甚至隐瞒太多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真相。如果学生对某些基本概念进行质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怎么可能培养成科学研究中最为宝贵的质疑精神、探求事实真相(即:实事求是)的精神?
将政治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一定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探求未知世界兴趣,培养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我们相信如果彻底解放了教师的“生产力”解放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经过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科学事业就一定能焕发青春,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不会再是什么难题。
3, 行政要服务,东郭要清退
中国是个官本位思想极其严重的国家。至上而下普遍存在,且等级森严。这不仅不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也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官本位的极端表现就是专制,而专制是科学的死对头。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死于专制之手,包括宗教的专制。
在中国高校,官本位的具体表现就是行政治校。从财务处到人事处,从教务处到外事处,从后勤处到科研处,各个处室的官员们基本上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对所有教学科研人员居高临下,甚至于不屑。这是都是普遍现象,无须赘述。如果仅仅是这些科员大人只在办公室中自娱自乐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会不断地骚扰教学科研人员。今天弄个表格要你填写,明天弄个检查要你上报,后天弄个会议要你去听。教授们好不容易弄个课题,课题经费的使用也能让人头痛不已,甚至在课题经费的报销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为了几张发票就要不停地在物资科、科研处、财务处之间找官员签字。财务科至少要跑两次,一次预约一次报销,而报销通常人满为患,不仅如此遭受财务人员的白眼也是常见。
在研究项目的管理上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订的全过程。’”“从项目的申请到项目的检查,不知道要跑多少的路,写多少的报告,写多少的材料,也不知道在这个之外还要做多少的事情,所以科研人员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时候申请成功了,没干几天又得要检查汇报,一个项目在执行的三年五年里头,好多事都跑在这个上头,无疑干扰了正常的工作。这也促使科技人员去做一些表面文章而不做实质性的东西。”(雷宇,2010)
教授研究人员花费在非学术上的时间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国内一位教授去日本东京大学访问一位日本教授。这位日本教授刚从欧洲开会回来。国内的这位教授亲眼目睹这位日本教授打电话告诉学校财务部门,他从国外回来了,有账目需要结算。财务部门的办事员没过几分钟就来到这位日本教授的办公室,当场为这位教授办妥了所有报销手续。其所见所闻令国内的这位教授感叹不已。笔者也曾经分别在韩国的三所大学和日本的一所大学工作过(每次不少于一年),其间也曾经出国或出城参加过不同的学术会议。报销手续非常简单,有的是学校直接在我开会前将会议资助经费全部支付给我(通常都比我实际花销的多一些),而有的是回来后直接把所有车票发票一股脑儿交给办事员即可。所有费用最后都会直接打到我的帐号上,不用我找任何“领导签字”,就是如此简单。仅这一项,国内教授不知道要比国外的教授要浪费多少时间精力,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中国高校的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如果政府部门无法实行改革,或改革不力,那管理部门就没有理由指责或埋怨高校科研工作者在科研上的落后。
中国高校与国外高校在科研水平上的差距还表现在,国内高校中混混教授和混混博士太多。高校官本位以及行政腐败在高校中的直接表现就是学术腐败,而学术腐败的重头是官员和行政人员混上教授头衔和博士头衔的太多。由于官本位,学校的一切事务,包括学术资源和职称评等等工作均由行政管理部门及官员们控制。什么国务院特殊津贴,什么某些专业的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等等,通常都由学校级官员们私下瓜分。由于官员们在这些资源上的垄断,某些教学科研能力不强的教师便投机钻营,其中善于奉承拍甚至暗地里行贿的就容易混上教授,而老老实实一心埋头于科研的书呆子(尤其是过于认真的书呆子)通常吃亏,各个高校几乎都有在科研上成绩斐然并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学者,临到退休都还是个副教授,而某些不学无术,甚至连一门本科生课程也无力承担的官员却早早地当上了教授,某些人甚至还可能捞个博士学位玩玩。这种现象对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来说,实在是残酷的打击。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许智宏院士展示了一张反映学术生态的漫画,画中代表着“质疑、批评、诚信、反思……”的大树都被砍光,一棵浮躁的大树却枝繁叶茂。(雷宇,2010)
面对以上种种不合理的现状,我们建议国家必须出台最严厉的措施予以纠正。凡是不合格的博士学位一律收回,凡是不合格的教授一律撤销。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科学研究才能振兴,也才能真正激发起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否则只能是在变相地鼓励人们重仕途轻学问,重官位轻学术。长此以往,中国的科学事业必然无望。
如果我们能清退所有东郭教授和东郭博士,并且在清退所有这些东郭分子之后再大幅度提高教授和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使他们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上,我们相信,中国的科学事业必然能在短时间内就有较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雷宇,专家称学术道德到最危险时刻 对腐败麻木系根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