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之隐匿

叔本华与《生存空虚说》

　　德国的的日耳曼民族自视清高，可能与其拥有大量的世界上超一流的哲学家有关。前些日我提到过几位，今天再提一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叔本华不仅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大人物，相信也是许多中国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喜爱的外国人之一，那时，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来自国外的思想类、哲学类书籍，如法国萨特的《理智之年》、奥地利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捷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瑞士荣格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等，曾几何时，这些书店的畅销书弄去了我许多银子。
　　叔本华其人其作都是我偏爱的一部分，《生存空虚说》更是爱中之爱。在野外于“空虚”中度日如年时，它是我对话的对象。在回到城市品味不透一些诸如但丁、聂鲁达等人的作品时，它也是我求得满足的“思想世界”。曾有一位可能与俺谈过对象的女孩子问我读这类书会不会变得很另类？坦率地讲，当时我并未太懂她所要寻找的具体答案，待我明白后可以回答之时，她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写诗的人大概都懂得“表象”，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可见，叔本华也是诗人，还是大诗人——他把整个世界当做“诗的一体”了，这是需要多么的力量才能掌握的“最初”与“最后”啊！
　　当一个人能够清醒地看着自己始终生活着的自己，我想，这是应该在空虚之中生存的最好选择。

 

　　前几天在长江之畔的一个城市的书城，买了一本北岛的《午夜之门》，用于旅途中阅读。我知道如今最“经济”的购书方式，是应该在诸如“当当网”、“卓越网”上网购，但人在外，只好在书店购“粮”充饥。
　　在人们的认识里，北岛是写诗的，可我以为这种认识已经过时，写诗是他“年幼无知”时的嗜好，如今在各种无法逃避的“岁月之痕”的迫压下，他仿佛已经无诗可诗，只能以“散漫”的态度对待跑至面前的“生活词语”。客居，可以是这些年里对于北岛“行程”的最好注释——到处是别人的土地，而他的土地他却不能自由地抵达！
　　北岛这些年里的思考自然多了许多理性，这在他的《午夜之门》乃至之前读过的他的散文集里多有“体面”的发挥。在自己的旅途中阅读它们，更有一种亲身的体验。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虽然我不得不对“客居”也情有独钟，也不得不缄默地将一种自身的感动走近自己，在别人的漠视下更会把身子挺直，以响应陌生的“客居”之地的温暖或者寒冷……
　　我想说的其实都会在许多本书中阐述的明明白白，而在更多的书本上不曾阐述过的正是这种寻找答案的过程，一种极容易忽略的生活的过程。

　　大约在二十年间，与不下十人“正式”地谈及仓央嘉措。其中，有老师，如格桑多杰、朱奇；有朋友，如尕朱、元彪；有省内的诗友，如孔占伟、龙仁青；有省外的诗友，如孙文涛、古马、单永珍；有诗评家，如庄晓明、愚木；也有画家、书法家，如沈羿、白墨……。有时在正式的诗歌研讨活动上，有的仅仅是在一起采风的路上、饭桌上、茶室里……。
　　这位活佛活着很不轻松，而我们谈论他却是很轻松的。
　　近日，在访问一家年度业务额达七个多亿元的文化传播公司时，我在它开办的书店看到由马辉、苗欣宇译著的《仓央嘉措诗传》，翻了几页后，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装桢方面恰到好处。好像青海人民出版社近年也出过一本此类的书，在西宁的旧书摊上见过……（对了，如西宁市文联办的公开刊物《雪莲》杂志，为什么当月刚出版的就能在旧书摊上见到一叠叠呢？还有省文化馆办的公开刊物《群文天地》——我原以为它早停刊了，不料前不久在曹家寨旧书摊上见到它去年的最后一期，有十几本！好像都是新新的，没人翻过。）
　　仓央嘉措自然是令我们崇敬的人物，这不仅他做为大活佛，也做为诗人。
　　应该说这个版本给了我不少原本不知或不详的东西，诗也弄得好，至少是可读的，对我而言。
　　在这些情诗面前，你会写情诗吗？

　　在我床头，几个月来一直放着一本庄晓明用香港书号出版的新著《空中之网》，是一本寓言式的文章之集，每夜读上一篇，感觉到非常富有诗意！
　　我不知道网上能否找到这本书的电子版，如能，我建议大家都读读，不会错的。
　　自七、八年前认识江都的庄晓明，我就认为他是目前中国诗坛为数不多的真实的诗歌评论家！注意，我不用什么“真正的”之言，而说是“真实的”，其中因缘仿佛也勿需在此多说什么吧。我更深知，即使庄晓明曾荣获过江苏省最高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但他目前仍处在非常边缘的诗歌评论家之内，而不被所谓正统的诗歌评论界所认可、所接受！为什么？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在正统的文科高校任教，也不在正统的文学研究机构之内，如此等等吧，他仅仅是一位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小店的小老板而已。所以，他的文章在所谓正统的刊物上发表的也很少很少。

卡西尔与《人论》

　　又是一位德国大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这几天我与德国的哲学家干上了。
　　在可能无聊的日子里重温二十多年前经典的思想类哲学类著作，我想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是不能不选择的。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
　　……
　　天，在许多地方我最初读它时划上了着重线，显然，这些“名言”曾让我不得不“痴吃”了许多年。
　　《人论》是作者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全面阐述了作者的人类文化哲学体系，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你想想，连我们中国都“不得不”翻译出版了的“这类书”，能不受到全球文化哲学界的重视和推崇吗？
　　为什么这类大哲学家都在德国，都在国外，我们的这类哲学家在哪里？我说，还没有出生呢——因为没有出生这类哲学家的土壤，虽然我们有“另外”的哲学家。
　　再细想想，为什么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诗的年代？因为它是“哲学”不得不相对开禁的年代！
　　好像无论怎样都应该说声“感谢”！

姚风与《远方之歌》

　　获得过葡萄牙总统勋章的澳门诗人姚风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汉诗创作与汉语翻译的优秀人士，在澳门回归祖国前，他一般用葡萄牙语写作。他十年前左右在网络诗坛冲浪，有一定知名度后，与广东诗坛的几位著名人士合编《中西诗歌》，坚持一年出版四期，编辑、印刷的蛮有特色。
　　姚风的本职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在三年前于西宁与他见面时只见他颇有绅士风度，文人气甚浓。之所以那年特意在众多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来宾中选择与他见面，是因为他曾寄赠他的双语诗集《远方之歌》于我。这书不厚，收录的他的诗作应该不到五十首，书中配有几幅葛震的油画，给全书增添不少诗味。
　　我复写诗之后，很长时间不曾向任何报刊投稿，但2004年吧突然看到《中西诗歌》上有我的诗，后来才知是姚风特意从网络上选了去的。
　　《远方之歌》中的诗作大多如书名一样，比较好懂，简洁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风格。所以，这些诗容易正确翻译，这，可能是与姚风精通“外文”的缘故吧！

沈河与《相遇》

　　不幸早逝的福建诗人沈河是“诗家园”的常客，从“诗家园”开办论坛，至他去世，他经常过来帖诗。在《相遇》后附的他的创作年表上，他自己写道：“2003年6月，生病出院之后，开始写青印溪这题的诗，《静与动之间的青印溪》（组诗）被诗家园网站列入《2003中国网帖诗歌20家》。”可见，他对“诗家园”也钟爱有加。去年，我们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颁“中国地域诗歌奖”纪念大奖给他，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吧。
　　《相遇》是沈河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在寄获奖证书于他内人后，他内人寄了好几本《相遇》于我，近一年来，这书我转寄给了一些朋友，但手头上一直留着一、二本。在寄来的每本书的扉页的左下角，盖有沈河的印章，也不知是沈河生前盖好的还是他内人帮他盖上去的。
　　在《相遇》的后面还附有许多朋友对沈河诗作的评介，可见他在网络诗坛上跋涉的几年里结识了许多好朋友。从这点来讲，不幸的沈河又是幸运的！

海上与《自由手稿》

　　这不是诗集，而是诗人海上的文论集，由《独立》的主编发星寄赠于我，那是2003年的事。
　　海上早有耳闻，是一位优秀的先锋诗人。在当今中国号称先锋的诗人众多，但真正的很少，但再少，海上也应该算一位。
　　这书比较厚，但老实说我并没有好好地读过它，只读过它的二三篇文章，觉得读了这二三篇文章就基本上知道了全书的所有内容，有点“无非如此”的意思。
　　这书是随便编排而成，话题也相对比较随意，故用“自由手稿”做书名。以我的个性，需要在此指出的是，它书中有些地方好像是故做高深，实际上没有必要，朴素地就事论事可能是与人交流的最佳方式。
　　这其中也有一个话题，即诗是不能诠释的！特别是作者诠释自己的作品。
　　海上的这些文章，自然是诠释着他的不少相关作品，读它们多了，再去读他的诗作就失去了许多“意义”。故尔，我没有太多地读这本书。
　　发星在附信中说海上是一位“民间诗人”，这我自然同意。在很大层面上，他也是一位隐逸诗人，这便是我特意在昨天写罢哑默先生之后找出他出来的理由。
　　海上好像喜欢漂泊，常在一些地方走来走去，祝他新春平安。

哑默与《墙里化石》

　　中国当代隐逸诗人令世人敬佩！
　　在文明与信息程度如此“现代”的今天，在中国其实存在着不少隐逸诗人，贵州的哑默便是其中的一位。
　　这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贵州民间新诗队伍中的主将，至今在中国诗坛知道他的少之又少，他的作品更是在所谓的权威诗刊、诗选集上几乎无任何的立足之地！
　　但是，他的诗在中国非主流领域的诗界确不得不留下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哑默的诗集《墙里化石》由中国致党出版社出版，但大概是安徽诗人何林所为的“盗版书”，即是用假书号出版的读物。何林这事曾做不少，并因此进去了几年。
　　这本书错别字及印刷方面的错误相当的多，在很大程度上使本来一流的汉语诗作变得不忍卒读！虽然，它毕竟为哑默先生集中了许多他的代表作！
　　这本书系我寄赠《诗家园》于哑默先生后他的回赠，在扉页上他写道：“谢谢你们的馈赠……”那是2002年秋天的事情，不久，《诗家园》上还开辟了一次哑默先生的作品小辑。
　　曾多次与哑默先生纸信来往，不过，2005年后吧，便不再与他联系！
　　因为，我们当下不喜欢并让大家也不喜欢哑默这类纯粹的民间诗人！
　　所以，正因为有这种“不喜欢”，当下也一定会有不少像哑默这类的诗人。
　　读他们的人，不会再去读别人！

李云枫与《斯卡斯迷宫》

　　这是我2002年复写诗后收赠的上百本书中较有特色的一本：画家兼诗人李云枫的抽象画作品集《斯卡斯迷宫》，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记得这些画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但收读此书时还是被集中展示而吃惊不小。
　　青海师大艺术系毕业的刘筱青小姐曾热衷于抽象画的创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海南省旅游局主办的《大旅游导报》上曾发表过刘小姐的那些画，而且其中一幅还招来一些读者和领导的批评：这好像是人的屁股吗？
　　只是，刘的画是黑白的，而李云枫的这些画多数是彩色的，更加精致。特别是，这些画还配发了李本人或其他几位诗人的诗作，全铜版纸彩印，二百页码，使整本书的份量格外的重，也格外的显得珍贵。
　　细读，我觉得这书还是画的价值远大于诗的价值。所配之汉诗几乎清一色是用汉语写成的“洋诗”，在汉语史上应该都不会留下它们的任何痕迹。倒是那些画，闲得无事可做时，细品之，定会获得许多灵感的吧！
　　李云枫还年轻，1973年生的。

发星与《地域诗歌》

　　封面的风格是抽象的，一张抽象的图片从封面排到书脊，再排到封底，使人看不到它的全部内容。书名也是怪怪的，“地域诗歌”，好像没有一本书名的“主题”词。但发星的这本由香港银河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诗文集就是这样设计的，颇令人称奇。
　　因地域意识的影响而左右的诗其实从诗的一开始便大量存在，只不过在我国当代短短的新诗史上还没有呈现出它的独特魅力而已。
　　人的所在对他的影响是我们能够容易理解的，诗人的所在对他的影响可能不易被别人理解，但其充满个性的作品风格正越来越被世人重视。这，又是无误的吧！
　　发星在他这书中除收录他的大量地域意识的诗歌外，还收录了他关于“地域诗歌”的一些理论性文章。之所以叫“诗歌”，是书中的的确确收录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可以“唱”的。在特有的“地域之人”吟唱中，书中有些作品可能会发挥出作品的最大功效。
　　生活在大凉山中的发星热爱着那片并不为我们熟悉的大地，并长吟不竭。

卡尔与《悲剧的超越》

　　我特意从书架里找出这本书来。显然，这又是一本改变我某些认识的泊来之书。
　　这是1987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书，在当时属于精装本了。
　　《逃避自由》这书名很费解，说“逃避禁锢”之类通啊，而“自由”需要逃避吗？我们不是渴望“自由”吗？作者埃里希·弗罗姆是德国人，号称是上世纪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
　　信手翻翻，中间时有我最初读它时的痕迹。最初，自然也无法完全读懂它，甚至大部分读不懂，即使到现在再去读它也一定无法完全弄明白作者到底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与己何干？与他何干？有时间上或“民族”的区别吗？显然，现在再去读它一定比最初读它时“未知”的东西会更多！这恰恰说明我进步了，真的！
　　从这点出发，近些天闲下来会再读读它。就不把它放回书架里去了，就放在电脑桌上吧。
　　呦，对了，归根到底，这书我认为逃避的是人权以外的一切“法令”，特别是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的非自由的“自由”。
　　可见，“我”是关键。

　　我的文学路上的启蒙老师之一常江教授是我五年前通过“央视”的节目重新联系上的——常老师在那节目上做嘉宾。后来，我方知“央视”这些年“春晚”上的对联大都也是出自常老师之手。
　　2007年初冬，我在西宁弄一个诗歌朗诵会，曾在青海工作多年的常老师特意从北京寄来他的诗集《流浪歌》，有几十本，但与会的人多，我这个主持人最后也没弄到一本。这事与常老师在贵州的一个诗会上随便一说，不久就又收到常老师特意寄我的《流浪歌》。
　　《流浪歌》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常老师早年创作的诗歌作品集，代自序的是一首诗《致帐篷》：“逝去的，依然那样铭心刻骨／健在的，还是这般扯旗扬帆”……常老师那时在中国诗坛上有“帐篷诗人”的雅号，做为地质队的工程师，常老师曾跋涉在大巅地之上多年。集子中的诗作行列排列工整，十多年后常老师成为中国楹联学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曾多年担任它的秘书长，现为它的名誉会长），看来决非是偶然的事。
　　一直想好好地写一篇关于常老师的文章，但资料等欠缺，至今也就没有落笔。每每信手翻阅《流浪歌》，除了回忆起常老师和我自己出野外的日子外，也自然会想到其间多多少少的“流浪”成份。常老师的女儿在美国，这些年常老师不就美国、中国，中国、美国地“流浪”吗？细想想，我们谁何尝又不是一个流浪的人呢？
　　新春前夕，祝福常老师，祝福每一位“流浪”的人们！

马丽华与《风化成典》

　　马丽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是一位中国西部非常著名的女诗人，一首《我的太阳》曾风靡诗坛，甚至有后来更著名的诗人跑上高原向她表白爱心……
　　生活在与马丽华相同的大巅地上，我不得不注视她，在她写诗的时候，或者在她不写诗之后。新世纪初，与马丽华多有书信与电话联系，甚至向她为《诗家园》约稿，但不得。她告诉我说她从编辑部（作协）调至大学里工作后心态等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不，短短的年头里，她除了诗集《我的太阳》外，其余出版的全是散文类书籍，《追你到高原》、《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近日，她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散文集《风化成典》，这书名里，分明有诗和宗教的意味。
　　老实说，在大巅地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能深入我内心的作家、诗人乃至艺术家（画家、书法家之类）并不多（虽然接触过很多很多），而马丽华肯定是其中一位。每每读到她的书，我就相信自己一次：在中国大陆，马丽华是离所谓的“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位。
　　马丽华的作品已经明显地将爱植入了自然人文地理之脉的根部，这是一般采风者、投机者所根本无法抵达的位置。或许也少有人这样认为，她是如何抵达这个位置的，她真的抵达了这个位置了吗……，我清楚，我只清楚地自己认为，她做到了，她抵达了那里。
　　在这书中，她提到了许多名字，在藏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她娓娓道来，读他们的身世，说他们所处的时代，论他们的得与失……，其立足点都在她自己的“根”上，这个“根”又显然立足于大巅地！
　　有灵性的风是有根的！

李小洛与《偏爱》

　　这书封面装桢朴素，一张小小的作者照，外加小小的书名，百分之八十的地方是空白的。
　　诗中有不少以“我”打头，可见写自己人性的成份很大，这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十年左右吧）是很难将这类诗公开出版的。所以，像李小洛这样七零后、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诗人是多么地幸运。
　　历史的进程是非常缓慢的（甚至会倒退），但是，又是谁也无法抵挡的！
　　李小洛的朴素是到了底的，至少在这本诗集上，譬如没有序，没有跋，只有上百首她“偏爱”的诗。这可能便是她想说的、能够说的全部吧。
　　这正是我所偏爱的，故尔收到它后放在枕边已近一月，才慢慢地品至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也是空白的，没有一个字，不，还有条形码和它的定价——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它们是死的，犹如历史之尸！

卡特与《总是估算及其他诗篇》

　　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是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去年的这个奖获得者也是美国总统，可见世人心中自有公认？我不知道这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或者根本就不愿意、无法去明言，但至少可以这样讲：美国的统治者其实没有“我们”原来所想像的那么“坏”么。
　　这决不是某种或多种态度问题。
　　回到诗，回到卡特总统的诗。这些诗的写作手法、表现方式、诠释对象等等显然都是属于“洋诗”的，与汉语诗歌没有任何关联，虽然它们在我眼前以汉语的形式呈现，甚至有人会说汉语新诗从“洋诗”学习而来。其实不然吧，至少汉语新诗从“表面”上看循的是“洋诗”的皮，但其“里面”有太多属于汉语的特别“实质”。所以，我已多次说过，我反对目前许多人在用汉语写“洋诗”。
　　读卡特总统的诗让我更深地定位“洋诗”的品质，自然，同时也更深地垒构了我心目中的汉诗（汉语新诗）的品质。这两种不同的品质之诗或许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但永远不会融为一体。
　　当然，“洋诗”也决不是只有一种“洋诗”，对于我们而言。
　　虽然卡特做过总统，但读他的诗，我并不认为他的思想有多么高超——思想是各种品质的诗惟一相通的地方，也正是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地方——从技术方面来看，在我了解下的“洋诗”中也非一流，但卡特忠于自己语言文化的“表率”精神值得我们相类的人物们好好学习。

　　

翟永明与《最委婉的词》发星先生说翟永明是优秀的诗人，但没有自己的诗学体系。我不知发星兄如此之说到底是何指？但不管他如何解释，我想一位诗人最可爱的地方正是他自然思想的体现吧。如果一位诗人在写作之前或写作之时就已经有什么属于他的诗学体系，我想这要不是地地道道的天才大诗人，要不就是地地道道的疯子，甚至，要不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政客（这三种情形或者更多种情形在中国诗坛上存在不少啊）。而这些都不属于纯净的诗歌，我们本质意义上的诗歌。我想发星兄是指另外一层意思。
　　“最委婉的词”是指英语（准确地说应该是美语）中“的Pegime Change”（政权更迭）。这，令我们不可想像。可是，人家就是如此。
　　这话题可以说许多话的，但我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对此缄默，甚至反感，因为当你一开口，你所说的一切（甚至许多未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供据。
　　这是难以理解与消灭的事情。
　　翟永明的这本书好文章并不多，虽然书名不错，但多数文章是读不下去的。
　　在我看来，她就是诗人，只是诗人，不是画家或者小说、散文作家，虽然她也画画什么的……甚至，有朝一日，她的画可能比她的诗值钱。

　　

伊姆莱与《另一个人》

　　匈牙利著名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苏军“解放”他时他仅15岁。16岁那年，他便工作，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报社从事记者生涯，直至七年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年经历使他创作了自传体小说、也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命运无常》，但这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方才出版。
　　我没有阅读过《命运无常》，据说它有电影，但我与这位文学大师毕竟不在一个国度、一个洲，故也没看过。他的日记体文集《另一个人》好像我是在上海购买的，不厚，译者余泽民先生是定居布达佩斯的一家商报主编、记者，故读之感觉上“直译”的层面多些，缺乏一种汉语的文学味——是典型的外文型汉文书。但这样也说不上是好是坏。
　　我相信当伊姆莱先生被苏军“解放”的那天起，他已经是个多面人了，或许是活着的，也或许已经死去。生与死，在伊姆莱先生生命间仿佛已经太不重要的。他在尚且活着的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可能早已经是永远的“另一个”，他的实际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他的所在。
　　我更相信伊姆莱先生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绝对地空灵，因为只有空灵才能将世上所有的苦难归结给自己，而不嫁嫁给别人。这时候，自己当然不是仅仅的自己，别人自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别人。我喜欢阅读这般空灵而涌的文字，在它们的注视下，我才变得真实而让自己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的目光，虽然“任何清晰的目光都徒然无济”（伊姆莱语）。
　　人类的智慧真是伟大，它可以使这变成那，使那换成这。
　　“另一个人”永远驻守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
毛文凤与《虚脱之墙》

　　去年三月在秦淮河畔的一家咖啡店中听周俊说过“可一集团”的首领毛文凤先生原本也是写诗之人，而且在高校读书时还相当狂热。
　　由于毕竟在早些时候的、近些年的主流诗歌报刊上从未读过毛先生的大作，故听周俊说后也权当一说而已。不料，前不久拜会毛先生的夫人钱晓征女士，钱女士送我一本毛先生的诗集《虚脱之墙》。这书名蛮有诗味，便翻开读读，诗都不长，读罢几首喝一口钱女士泡好的茶，说：干净。真得干净，诗内书写的干净，诗外表达的干净，我想诗者在写诗的那时刻也是干净的，阅者品诗时自然而然地为诗者的干净而干净。临别时，钱女士又送我几本“可一集团”的杂志，翌日在“和谐号”上翻之，发现毛先生是与佛十分有缘的人，可见我前日曰他谓“干净”并非是无据之言。
　　“干净”之一，在诗中我读不出诗者有功利的色彩，诸如什么先锋、另类、煸情、惟我独尊等“功利”色彩在全书中无踪可觅。当然，对一家年业务额达几个亿的集团老板而言，还需要贴什么文学之金！他曾在一年中捐出几千万元，但不是如某某人捐助于诗歌事业，虽然他是写诗之人，而且在我看来，他应该是“有钱人中”写诗绝对是一流的人，比起“专业诗人”来也相差无几吧。
　　“干净”之二，是出版发行模式方面的“干净”。它并不因作者是一位大享而弄得贵族味十足，而离诗的真谛相差甚远。在装桢上，它走的是平民的路线，是真诗的路线，虽然其主人完全有能力让它走其它的路线。或许它的叩世对主人来说更多的在于“纪念”，所以它并不需要让别人认可，也就是如此，它是真实的、干净的……
　　“干净”之三，是作者情感上的干净。书后附有一文，是写毛先生送别父亲的日日夜夜的事，一片“干净”之心垒构了一座“干净”之城。这城，是毛先生的，也是读者的。
　　因旅美诗人施玮的关系，与钱女士已有两次相唔的机会，但与毛先生却还没有见过面，我想，如果日后能与毛先生见面，相信是一定会谈到诗的，谈“干净”的诗。
　　当然，我更希望与这样“干净”的人合作，因为毕竟我目前也是做文化传播的。

瓦莱里、纪德与《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

　　读别人的书信往往身临其境，那个年代，那个国度，那位写信者与收信者……
　　《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是经济日报出版社于新世纪初出版的一本法国文学大师瓦莱里与纪德的通信集，是一套书信集丛书中的一本。
　　百年前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对法国和人类文化所作的贡献，他的朋友纪德在接受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大为赞颂。阅读这俩人的书信，用什么词可以表述之间的关系呢？！
他俩彼此是多么地幸运！
　　书里收灵了瓦莱里绘画的自画像及手稿什么的，甚是珍贵，也看出编者的用心。
　　书信里有写如何摆脱孤寂、如何幻想、如何克服空虚之类的问题，有记录酒吧招待、城市之类的轶事，更有关于诸多文学命题的讨论。有告诉对方自己最近的所做所为，也有告诫对方应该注意的生活习惯。等等吧，可以说记录了俩人多年的亲密往来。
　　曾几何时，我也喜欢写信。纸信的那种，自然也曾收到过许多纸信。可当电子信流行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仿佛已经不会用笔写字了，电子信也写得越来越短，短得往往没有台头和落款。
　　读俩位文学大师的书信，是一种感受经验的机会，虽然不大会回到大写特写纸信的年代，但对往事进行必要的整理相信也是有意义的事情。

 

 

艾略特与《荒原》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
　　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
　　

　　这是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名篇《荒原》的最初部分《死者葬仪》的前七行。这也是我近些天清晨醒来之际在脑海常浮出的诗句。这首长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西宁组织的诗会上当众朗诵一些片断不止一次，但现在已记得很少了。
　　前年汶川，今年玉树，地震之后都出现了许多“抗震救灾诗”，我写汶川的好几首还被诗刊社做为“三甲作品”收进去年的“全国诗库”。近些日我也写了一些玉树的小诗，有的已公开发表，但我本人对这些都不看好，以为都是应景之作，是没有多大的生命力的。（在此省略一些字吧）一句话，与艾略特的这章《死者葬仪》相比，这些诗都太缺少人性了——甭以为你有所“爱”就有了人性。我看好自己已经动笔的必将2000多行的长诗《玉树：薤露之歌》，不急，慢慢写吧。
　　我相信艾略特写《荒原》时也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不会希望因自己的这首长诗而改变自己什么，更不会希望因这首长诗而改变别人什么。虽然，他因它改变了点什么，读者也因它必然会改变点什么。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我们良心的错。任何一位有良心的人面对这部人性之作岂能无动于衷呢。
　　我很想说的是：艾略特《荒原》中的“荒原”是一块死去的没有生命力的土地，而我们所爱的荒原是有无限生命力的希望之地。他或许有许多罹难者，有许多哭泣和眼泪，有许多夭折的鲜花与幼枝，有许多破碎的心灵与家园，但这些都并不妨碍更多的幸存者追求、拓展他们的希望之路。所以，我要在艾略特代表上帝告诫人类的三个词“给予、同情、克制”后面，再加上一个词：希望。

　　“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尸首，
　　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
　　……”

　　艾略特这样问我们，你说呢？

　　

前几天在我父亲那得到三本均相关青海的老书，其中一本是1996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西海行旅》，也可以说是一部游记的集子，作者是曾任《青海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的著名作家祝咸禄先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曾经在写王文泸老师的一篇博文中提到过祝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去给邢秀玲老师送稿，时常会在王老师、祝老师的“主任办公室”坐一会。祝老师对我说过他与我父亲（曾经《青海日报》的资深通讯员）相熟，故家里的这本书最有可能是父亲在书店买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祝老师送我父亲的。
　　《西海行旅》的封面压着亮膜，内文是电脑排版的，这些技术那时在青海应该是刚起步不久，故从整个装桢而言比较落后和原始，如纸张是泛黄的书写纸，好像是30克的（如今一般得用60克），使得这本260多个页码的书与如今四个印张（128个页码）的书差不多一样厚。难得的是前面的作者彩照，拼版拼得上佳，印的很清晰，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难做到的。在我印象中祝老师是一位高高大大的帅男，那照片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祝老师的书我之所以从父亲那要过来，是书中的一些篇章吸引了我，如《扎藏寺溯源》、《超群绝伦塔尔寺》、《瞿昙寺揽胜》等，都能给我的大散文充实不少内容。还有《“石堡城”觅古》、《寻访文成公主庙》等更给我不少启迪。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青海有不少作家系统地写过青海的山山水水，以诗为之的有常江、白渔、昌耀、刘宏亮等人，以散文（游记）为之的更多，像朱奇、王立道、钱佩衡、王文泸、李振、邢秀玲及祝老师等人。如今，续写这些山山水水的人士就更多了，特别有了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
　　或许是报人的缘故走动的地方比较多吧，祝老师是青海作家中对青海的山山水水写的比较多的一位，文中的资料也比较翔实、直接。
　　更值的一提的是，这书名是著名书法家朱乃正所书，序由《青海日报》的“老首长”李沙铃所写。前者曾在青海工作、生活多年，目前在北京；后者不仅曾长期担任《青海日报》社总编辑，而且也是一位著名散文作家，目前好像在西安。这使《西海行旅》一书增添了不少意义。
　　让我们祝福这些老人们！

　　昆山离我在江南寄居的城市不算远，大约五十公里左右吧。2002年初秋的《诗家园》“无锡笔会”老铁应邀参加，从那时起算是与他结识了。其实在那之前，曾读过他用本名郁建中发表的诗作。他与我一样，是停笔了近十年才在新世纪初重新步上诗坛的。
　　老铁为人厚道，2005年7月初我带儿子去昆山的周庄玩，受到他和黄劲松俩位诗友的热情招待，市委宣传部马部长、市文联主席杨守松等高官都来了。一年后我又带几位诗友从上海特意去昆山的淀山湖玩，又受到他和劲松俩位诗友的款待。这些情，看来我是还不了了。
　　这几年，老铁和黄劲松这俩位昆山的著名诗人先后出版过一些集子，如黄劲松前年出版了一本专门写西藏的诗集，给我相当深的印象。《老铁诗选：2002-2008》是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老铁的诗集，由著名诗人洛夫题写书名，著名诗评家孙绍振作序，后面还附录了著名诗评家叶橹、著名诗人子川等人的文章，对认识老铁其人其诗的不少帮助。
　　老铁近些年的诗作生活味很浓，既写老年歌赛又写拣垃圾的人、既写大潭村又写三山岛，既写他工作的地方柴王弄又写离他很远的汶川……。老铁的写作素材是丰富的，与“当代”与“现在”是紧密关联的，故尔他的作品是有读者的——从书后的近年老铁诗作入选重要选本的统计表上来看，就能知道他的作品所欢迎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记忆中老铁不喜烈酒，但老铁对诗的热爱是浓烈的。这是一定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阜新矿院进修财会期间，班里组织过大家去盘锦、鞍山、锦州、沈阳等地玩过，故我也算是到过盘锦的吧。盘锦诗人宋晓杰最初在我印象中是位男诗人，后来看到一些别人评论她的诗，才得悉她是女士。2007年春收到宋晓杰寄赠的《宋：诗一百首》和另一本她的诗集，才比较认真和比较系统地读了她的诗作。
　　书名上的“宋”我一度曾将它与宋朝联系上，打开目录一看方才明确此“宋”仍宋晓杰的“宋”之意，别无太多的可揣测之义也。这集子里收录的一百首小诗都是情诗，也就难怪作者在封面打着一行字：献给天下有情人的“圣经”。从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度与期望值。

　　　　犹如可爱的小兽——
　　　　因幼小而没有恐惧和罪愆
　　　　我希望微小的事物永远微小
　　　　希望丑恶、浅陋、粗俗在成长中
　　　　逐渐委顿下去……

　　　　让黑夜瞑目！

　　这是书中的第六十首情诗，才短短六行，读之却曲折不已。初写情诗的年轻人会感到情诗怎么如此去写呀，中间怎么没有对象、爱呀、恋呀、他呀或她呀之类的东西啊，这便是高超了，是必须写到一定程度、曾多次否定过自己的诗人才能自然而然地如此牧耕的吧。
　　宋晓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人，曾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是文学体制内的一位幸运者。《宋：诗一百首》由北方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初出版，前面放着作者的靓照。

王强、苏非舒与《大骚动》

　　最早知道王强是在黄翔的文章里，说在黄翔们编辑诗歌民刊《大骚动》时，有一个做艺术的、写诗的叫王强的人。
　　2003年底吧，突然收到北京来的一个陌生地址的厚厚的信，打开一看竟然是王强主编的《大骚动》第五期。复刊词由王强撰写，他说：“大骚动，10年浓缩成一部书籍，并将像焰火一样领跑。”末了还煸情地说：“大骚动　大骚动／昼夜向世界征稿”。有意思吧。我想他本人应该更有意思。故在去年到北京，曾想寻他一下，但后来考虑还是算了。
　　这期《大骚动》王强好像是挂个名（主要是出钱吧），执行主编是诗人苏非舒，我曾在2007年在银川的诗歌节上与他见面，虽然没有多说话，但感觉还是厚的。一个词，另类，对他而言最合适不过了。
　　《大骚动》曾经是漂京诗人的一种梦想，老一些的诗人诸如黄翔们会因此叹婉多多，而年轻一些的诗人诸如苏非舒们则在新世纪传承了一种诗的理想，并把它具体化，这除了金钱外，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忘我精神的！
　　——因为，每当你决定做这类事情之后，你可能就会无法控制自己，无法选择自己安宁的日子。

朵渔与《诗歌现场》

　　朵渔获得了今年的《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诗人奖，授奖辞说：“朵渔称自己的写作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切责问。他坚守自由、真实的言说伦理，凝视个体内部的黑暗，尊敬个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精神对决，并试图由此重建诗歌的悲剧意识和现代汉语的尊严。在一个崇尚轻浅、速度的时代，朵渔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量的。他发表于二○○九年度《朵渔的诗》(组诗)、《高启武传》(长诗)等作品，叙事简洁，情感隐忍，在庄重的战斗性背后，不乏将心比心的同情和超然。他把个人际遇与历史命运相缝合，深感真相的隐匿才是更内在的现世危机，而个人常被生活大潮卷着走的无力感，又说出现代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困境。正是在这种沉痛、矛盾和紧张感中，朵渔以他纯熟的诗艺，描述出了感官解放之后灵魂粗砺的面影和良知残存的意义。”
　　关注朵渔是在收赠到由他主编的《诗歌现场》之后，记得好像它是从黄礼孩处寄来的，应该是黄帮朵在广州排版、设计和印刷的。朵渔，1973生，原名高照亮，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现居天津，主要作品有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
　　朵渔是“下半身”参与者，但我读他的作品，有些有“下半身”的特点，但多数好像至少可以说与“下半身”无关，可见，诗只要写好了，与某些诗歌观点无关，或者说诗作本身与诗理论是没有多大的关联性的：一个对诗理论几乎不知的好诗人照样能够写出好诗来，反之，一个对诗理论精通的人不一定写出诗来。这也是一个对汉语有很高教养的人大多数成不了作家，而作家不一定对汉语有较高的教养——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成为作家、诗人的大有人在。
　　回到朵渔。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是“诗生活网”的得力干将，在《诗生活月刊》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天津有好几位比较独特的年轻诗人，除朵渔处，还有更年轻的宇向等人。对了，天津年轻诗人好像特别与文学奖有缘。这也说明他们的作品有一定的独特性，与众不同是一切艺术存在的首要前提，特别对诗而言。
　　“诗歌现场”这刊名起的也有意思，因为一切都只是“现在”才有意义！

　　图娅大姐的诗集在我初期牧诗那几年在新华书店里是畅销书，我书架上目前还放着当时购卖的她的两本诗集。1994年我特意邀请她来青海参加由青海棉纺织厂赞助的“首届西海女诗人”，未曾想到，2007年在“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又一次见到她。应该说，她是与我比较有缘的比较少的著名女诗人之一。
　　第一次见面时参观当时西宁比较“先进”的青百商城，她怂恿我卖了一身牛仔服，郁梅等其她与会的年轻女诗人说，这身行头方显我“行者”本色。那时，我并没有只身走“南丝”、行“唐蕃”，她们赠我“行者”名号是因为我在地质单位工作的缘故——因为当时我基本上是出野外的“行者”。第二次见面，与大姐只一起吃了个“快餐”，同参加了一场电视晚会，再没有更多的亲密接触。临别时，我也只购卖了一点诸如雪莲之类的青海特产，并没有去飞机场送她。
　　后来图娅大姐赠寄给我不止一本书，但其中最有嚼头的是她的人物传记《尹湛纳希》。我想，做为蒙古族人，图娅大姐来写这书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尹湛纳希是蒙古族文学巨匠。他的文学成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检索阅读。
　　图娅大姐曾长期在辽宁担任一个市的文联领导工作，并主编一本杂志，前几年我突然收到一封信皮上印有“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信，方知她调到沈阳工作了。也难怪，《尹湛纳希》是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想想，图娅大姐与共和国同龄，今年她应该是六十有一了。
　　尹湛纳希是蒙古族里的一位文学奇男子，图娅大姐说在古代蒙古族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尹湛纳希也就足够”，那我要说，图娅大姐其实也是蒙古族里的一位文学奇女人，在世界文学上当代蒙古族里只有一个萨仁图娅也就足够了。

　　“我们柒”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里均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七位诗人，分别是刘瑜、白玛、辰水、朱庆和、邰筐、轩辕轼轲和它的选编者江非，其中，只有白玛是女性。这本诗集，应该是他们自己出资完成，交黄礼孩主编的“海上花图文”丛书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于2006年。这是我这些年来得赠的上百册图书中比较喜欢的一本书，自然也是这些赠书中不算多的基本上通读过的书之一。
　　选编者江非是“70后”诗人中的大将，常在“诗生活网”等处读到他的作品，还有在《诗刊》工作的邰筐，是庞大的“70后”诗群中的姣姣者。其他几位在网络诗坛也时有身影亮相，名字应该是熟悉的。
　　从这本书我不得不想到“一个城市的诗群”现象，在临沂这个非省会城市，一下子竟然有如此多的优秀诗人集体亮相，我想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与当地的土壤环境密切相关。其中，诗人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在很多城市里，诗人们也不少，水平也不低，但团结问题做得好的不多。一代不服一代，一个不服一个，那些原本不多的利益你争他夺，甚是恶心。而临沂的“70后”诗人似乎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那就是，有事大家出力出钱，唯一的目的只是推出作品，而不是其它与诗无关的利益（也不确，那些看似与诗无关的利益其实也与诗有关，譬如成为专业作家后，就由国家养着他呢）。
　　目前，这“柒”人中好像有好几位不在临沂工作……

　　原在东北媒体担任负责人的诗人老剑先生曾担任“诗家园网站”的常务副站长，为“诗家园”出过力。调至浙江宁波担任某学院副院长之后，他仍为“诗家园”出力：去年六月，在他的学校里承办了“中国第二届地域诗歌朗诵会”。
　　《大地红》是老剑继《胆战心惊》的第二本诗集。第一本诗集列入“诗家园丛书”，这第二本系“浙东作家文丛”中的一种。
　　老剑属龙，本名刘建民，生于1964年，东北人，如今却生活、工作在三江口上。我印象中老剑耿直、爽快、豪放、干练，是我欣赏的那种味道十足的男人。去年见他，一场活动下来，果如所料。老剑喜欢旅游，喜欢自己开着车去想去的地方——这些地方，严格地说大都不太出名，这又合我的口味。那天我到宁波，他便开着新换的爱车到站接我，说之前的车不太好走“野路”，我说，这下子他可以开车去西部走走了。他笑笑，却不语。活动那天，正是高考前夜，他公子即将“出征”，他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却稳坐于评委席，直至活动一结束，他安排好一切后才匆匆回去。好在以后得知，他公子考得不错。
　　由东北诗人孙慧锋作序的《大地红》由宁波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收录了老剑2005年至2007年的诗作。孙先生说老剑是“一个优秀的精神越境者”，读之其中的诗，我自然完全同意。

　　阿角是我2006年1月初去上海参加一个诗会时认识的上海诗人，我送给他一些“诗家园”的读物，他送我一本《阿角的诗》。
　　阿角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但在上海诗界有相当的知名度，这本书的封底上就列印了诸如上海著名诗人默默、陈东东等人对他做的一些评语。在这本书的里面，还有一些阿角与一些著名诗人的士合影，有屠岸、梁小斌、芒克、傅开虹、张枣、海岸等人。可见，阿角在上海诗界是位活跃人物。这不，后来，我收到几期由阿角主编的一本诗歌民刊。
　　《阿角的诗》由当代艺术长廊出版社于2005年在加拿大出版，是名义上的“泊回来”诗集，因为它显然是在中国印刷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诗界已成一个“合法的”惯例。
　　阿角对“角”看来大有研究，从诗性方面的研究，他在封面和扉页上都打上了“视角　触角　棱角”这六个字，可见他对“角”情有独钟。读诗集，未读到一首带“角”字的诗，都通读全集，又深感他的每一首诗中都有一个“角”字。
　　这便是阿角之诗的魅力。

顾城与《一代人·远和近》

　　悲剧诗人顾城叫所有的中国当代诗人感叹不已，虽然他最后的绝唱的那种死亡性质在世界诗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因顾城的小小的诗《一代人》与《远和近》而被人命名了他们那帮诗人的整体代称——朦胧派，他们的诗也被称作“朦胧诗”。现在来看，他们的诗不仅一点也不朦胧，而且大都太直白了。可见，那时，中国对“诗”（人类当代之“诗”）的认识多么短浅啊！为什么？因为在1949年前国内战事不断，谁认真地搞过真正意义上的诗？新中国成立后，运动之后的“无数次”运动，又有谁能够写真正的诗？
　　三十年前，诗在中国重新获得新生，但也好景不长……
　　因《一代人》、《远和近》使人在朦胧派诗人中格外地关注顾城。那阵子，有许多人引用过《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与上面的两首著名的短诗相比，我喜欢顾城的几首长一点的诗，虽然它们一时不太好懂，譬如《巨门》、《异国的传说》……

杨炼与《幸福鬼魂手记》

　　《幸福鬼魂手记》收录了杨炼于1998年至2002年间创作的一些诗歌、散文和文论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在这书的封底，用红字写着：“你必须把杨炼二十年的创作读成一本书，一本从不可能开始的自我完成之书。”在前面，还有杨炼自画的油画像，虽然好似以战场为背景，但眼睛、嘴角等器官都挺有神。
　　书名是因其间的一首同名长诗而来，自然是全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而言，书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系列散文《骨灰瓮》和叶辉与杨炼的访谈录《冥思板块的移动》。
　　这本书是杨炼继出版诗集《在海停止之处》和散文集《鬼话·智力的空间》之后的又一本重要的作品集，对研究、认识杨炼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综观“朦胧派”的那帮子诗人，至今仍喜欢的只有一个杨炼和半个芒克！喜欢杨炼是喜欢他的死亡意识，这种“死亡意识”，如果说在《诺日朗》里还不够成熟的话，那1998年后的杨炼就老道多了。
　　去年3月在“北外”，有幸与杨炼有过短短的对语，并合影留念，在大礼堂内一个偏僻的死角。

希尼与《希尼诗文集》

　　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年，我在青垦大厦做了“首届西海女诗人节”和“首届西宁郁金香笔会”——前一个出钱的是青海棉纺总厂，当时它的厂长是李平辉，我曾在西宁电视台“借调”期间受命为他编导过一个专题电视片，正赶上有女工告他，那片子好像为他在“官场”上说了好话！后一个是西宁市林业局出钱，下辖人民公园，记的在人工湖的大游船上吃了一餐。在活动上与人谈起希尼，因当时毕竟网络尚不发达，书店也没有希尼的作品集，故聊的极表面化。
　　比较系统地认识希尼是到了新世纪初了，2001年作家出版社的唐晓渡策划出了一本《希尼诗文集》，或许是唐先生做为中国诗界资深人士的缘故吧，深谙读者的需要，硬是将此书弄的十分精彩，从作品到装桢，均恰到好处，特别是所配图片，一下子好像让读者对希尼认识颇多。
　　这书在当时蛮贵的，近四十元，在书店一发现，惊喜地忘掉了价格。
　　吴德安是这书的主要译者，但周瓒、傅浩、黄灿然、马永波等译界知名人士在书中也有贡献，使这书立体感甚强。这在译著中并不多见。

布罗茨基与《文明的孩子》

　　这书是我在“卓越网”上购买的，原价12.80元，网购价没有超过10元。记的那次在网上购书，共是五六本书，总体上便宜了30多元。
　　这书是“诗与思文丛”中的一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列入这套书的还有纪伯伦、尼采、阿兰、里尔克等人的书，甚至有一本在我国并不著名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基督徒的激情》，也很有一读的必要。
　　约瑟夫·布罗茨基自然是不幸的诗人，但又是非常幸运的诗人，做为人类近现代上用“诗歌拯教世界”（阿诺德语）的重要一员，他从“苏联”逃到美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他有责任完成他的使命，完成比他更加不幸者们的嘱托。
　　1987年，中国也似乎有那么一点迹象给世人惊喜，虽然最后幸运没有与人民站在一起。但就在这一年，布罗茨基却幸运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细想想，这还是全人类的荣幸。
　　对于一切的一切，我们永远是一个孩子，对上帝说，让我们能够成为有文明的孩子吧！

青海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苍茫而深邃，广袤的高原上，山水、草原、寺庙、传说构成了令人神往、着迷的人间天堂。2007年8月，因为参加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我去了那里的一些地方，美丽的蓝天白云、平静的湖水、虔诚的僧侣、悠扬的歌声、动情的舞蹈，甚至金黄的油菜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潜存在记忆里。在那片土地上，我们远离尘嚣与浮躁，我们获得宁静与安详，我们感受大自然的伟大，我们体验生命的渺小，我们因为和世界的融合而敞亮，我们因为呼出浊气而升华。我本来很少写诗，可是那一次，我却写下了一组短诗，歌唱那神奇的风景和独特的文化，歌唱纯净境界中的一种心灵的升华。我甚至觉得，一个人到了青海，如果没有感受到一些诗意，那一定是没有用心或者心灵已经麻木。但是，我毕竟是过客，毕竟只能获得了一些表面的感受，不能像昌耀那样把整个的生命都投放在那里，当然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写出痛苦、迷茫又苦苦求索的诗章。

读到章治萍的诗集《青海地理诗典》，我再次回到了几年前的那一次难忘的时光。

对章治萍，我并不陌生，虽然我们不曾谋面。我曾读过他的几部诗集，如《纯情男孩》、《章治萍爱情诗集》、《大巅地》等，为他对诗的痴迷而心怀敬意。在地质队下岗之后，他仍然坚持诗艺探索，在无锡创办了一份民间诗刊《诗家园》，开办了“诗家园网站”，在诗界拥有自己的影响。章治萍出生在无锡，但不到十岁就随父母去了青海，在他的心目中，青海才是他真正的故乡，1988年回到家乡无锡却被他称为“客居江苏无锡”，足见青海对他的影响有多深。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童年和故乡的经历能够影响他的一生，是他的人格中最初的也是镌刻最深的因子。童年和故乡的记忆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路向甚至终生选择，许多诗人、作家的创作都和童年有关，譬如鲁迅、冰心、艾青、臧克家、老舍、沈从文、艾芜等等。由此可以推测，青海对章治萍的影响应该是非同一般的。

这些年，关于“文学地理”、“诗歌地理”的争论非常热闹。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很复杂。这种关系有时只是表面上的，诗人借助一些地理上的名词来抒写自己的行旅，表达某种人生体验，并没有深入到当地的文化的层面；而有时则是诗人融合到了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之中，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深度体验来抒写诗人的文化之思与生命之悟。但不管怎样，诗歌与地理、诗歌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令人高兴的。这种重视使我们能够更深入、更具体地体会诗人的创作与心灵、与文化的血肉关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诗歌的大而空的抒写。在感受青海及其文化这件事情上，章治萍有着和其他许多人不同的优势，他长期生活在那里，而且是青海煤炭地质局下属地质队的职工，曾多年去一般人无法到达的地方进行野外作业，当然，那也是艰难的精神洗礼。

仅从编排上看，《青海地理诗典》就是一部独特的诗集。每一个篇章均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图片，其二是图说，其三是诗。图片使人能够通过视觉直观地了解诗人所抒写的对象，尤其是对于没有去多那些地方的读者甚有价值；图说是对图片的地理位置及与其有关的历史事件、文化内涵等的基本介绍，是解读诗人作品的背景材料；诗人的创作有时以这些图片、图说为基础，但并不是一般的“诗配画（图）”那样简单，在更多的时候，诗人则展开丰富的想像，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这些地理、文化融为一体，或者生发出一些独特的思考。用一个不太合适的比喻，虽然每一首诗、每一幅图片都可以独立存在，但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又使每个篇章像是一部具有“多媒体”特征的综合性艺术品，通过视觉、心灵等的共同作用，使诗的阅读和欣赏方式发生一些变异，与读图时代的阅读习惯、思维习惯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将一些人已经习惯的“浅阅读”推向深入。

试举有关各拉丹东的作品为例。诗人选择了一幅各拉丹冬雪山的照片，蓝天白云与野山白雪相互映衬，构成一种宁静、开阔的画面。图说是这样的：“各拉丹冬（格拉丹冬）位于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南部，临近西藏，系指唐古拉山脉最高的一组雪山群，主峰海拔6621米，为典型之角峰。长江的上源沱沱河即出自各拉丹冬雪山，与长江南源当曲汇合后称通天河；南流到玉树县巴塘河口以下至四川省宜宾市间称金沙江，宜宾以下才始称长江。”我们由此知道，各拉丹东是孕育南方中国的长江之源头。诗的题目是《各拉丹冬。鱼化石与骤起的天籁》，诗人通过遥远时代的“绞杀”和当下的天籁，抒写了历史的残酷，岁月的沧桑：

 

那都是到处膨胀的子宫哟。我们的天空充满辗转的黑暗

鱼在黑暗的生命里生长眼睛。于是才有了遁袭的水

有了汩汩不绝的江河之魂，那流动的诗章

来自雪藏的坟。忽闪的眸是坟的卫星

 

辩识着一大片一大片生长着化石的宫壁，我们和鱼

在某一个旮旯叫唤着。一定叫唤着膨胀，叫唤着天明

当然，或许还有骤起的天籁

在鱼尾的摆动处，扑簌着陨落的星星

流向澎湃之方，逝水不逝

 

诗人充满欣赏与敬畏，更有无尽的忧虑。长江因为沧海桑田的变迁而出现和长流，生命其实也是如此，没有消失就没有新生，没有放弃就没有升华。这是规律，但也令人感到一丝沉重。难怪，向卫国先生曾这样评介这首诗：地质的演变和历史的演变一样，它们引起我们徒然的“伤痛”和无限追思，那“激浊扬清的鱼”在青藏高原的岩石中永远地消失了，只留下“一大片一大片生长着化石的宫壁”让我们怀着无限伤感地小心“辩识”，幻想着一个“骤起的天籁”。（见《他独有的青海“意识”——略评诗人章治萍近作》，载向卫国专著《目击道存》，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当然，《青海地理诗典》的主体还是诗，它们体现了诗人的发现和创造，有着诗人心灵的回声。诗集中每首诗的题目均由两个部分构成，前面是引发诗人灵感的地点，这些地点和青海紧紧联系在一起，整本诗集合起来，就构成诗人心目中的“青海地理”；后面是诗人的情感体验和抒写的主题，是具体的场景引发的诗人的“心灵回声”。二者之间由句号分开。这样的诗题曾经见过，但整本诗集的诗题都采用同样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对这种做法可能具有的诗学价值，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在我看来，取消诗题的前面部分，诗题照样存在，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作者也许是为了强调“青海地理”才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青海有的是宁静、虔诚与动人的传说，有的是悠扬的歌声，但章治萍的许多作品却充满思想性的人文意义上的“事件”冲突与“角色”抗争——诗人于宁静之外发现了生命发展中的艰难，同时蕴涵着对于崇高、神圣的向往。这有点像是追寻诗人昌耀的诗歌路子。章治萍对昌耀是怀着崇敬之心的，他在《湟水河。诗人魂与朴素的抒情》中写道：

 

沉重地跨过诗歌的天空，自家的芍药不能解困

自家的孤寒。西伯利亚的风曾经恣肆过

诗人沾满砖泥的双手。和着这条河的混蚀中的清婉

就着芨芨草的芬芳，狂嚼童贞般地语言

长出苍茫一片

 

……

我曾蹲在淹没我意志或者理想的低岸，面对你屡屡探起的颅

不肯将手中的顽石抛弃。抛弃在零敲碎打的清晨

我知道那便是思想——便是渐渐明亮的今天

 

我的眼前充满干嚎的黑夜，在证实寂静的晚会上

我知道没有捕狼的人关注着狼的存在

大概是人们睡了，并听不懂狼的善意之歌

 

昌耀曾经在湟水河岸生活了多年，通过章治萍自己写的一些诗文，可以知道章治萍同样生活在湟水岸边许多年，并且少年时曾经常到湟水之畔为家里挑泉水，故他对“这条河”的体验既十分深重，又十分清晰，诗中的“芍药”、“芨芨草”、“狼”等自有他独特的意味，使整首诗在阐述的行进中诠释了“一位诗人”乃至“所有人”如长河般漫漫的本质之美。章治萍对诗人身处逆境而体现出来的隐忍和创造精神深表赞赏，“顽石”、“狼”是对诗人人格的刻画，他的思想是“渐渐明亮的今天”，他唱的歌是“善意之歌”。这思想、这歌声穿透岁月的风雨流传下来，为后人分享，给后人启迪：

 

在很多年后，还是这条未名的长满沙棘的河流

站起了峥嵘的衣角。虽然那依然是黑夜

可我已经能够听出命运无奈中的钢强和崇高

 

如今在那缟素的两岸我寻找不到昂扬的“花儿”

在那通向火葬场的桥头上，我知道会有外埠的生客

在离你的灯火不远的地方，期待撑篙而来的魂

 

通过对历史的追寻，诗人于风景之外思考的其实是历史的烟云，是创造的伟大，是精神的久远，是抗争中的升华，是苦难中的微笑。“期待撑篙而来的魂”则是人们对文化之根的追想。

在青海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章治萍并没有忘记自己是现实中的人，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是他打量人生的基本手段，他从厚重的历史中获得了对生命来源的思考，又从现实中追索、寻觅历史的足迹，最终找到了一种可以疗伤的文化源泉。在古老的伊克柴旦湖，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诗人写下了《伊克柴旦湖。牧命者与葬礼的使臣》这样深沉而激扬的诗篇：

 

谁承诺过我们不会因腐朽的时间而腐朽

虽然我们早知道那仅是出于对荒凉的崇敬

偶一为之，却振奋了我们整个夏天的蜷伏

包括单调的祈祷词和振聋发聩的天籁之音

 

伙计们如今在城市里历练了。我却没有忘记

拯救我的竹竿和一块顽石的根深蒂固

还有难以逾越的男欢女爱，那假设的

婚典确是属于魔幻而不曾需要肉体的倚靠

 

但是，总有使臣将我们拉近草莽的情节

逼迫我们重演被淘汰的厄运或者欣喜若狂

如同那玉不曾粉碎那珠不曾滴碎那魂不曾零粹

如同身体里膨胀的爱怨不曾穿透诗的亲密、歌的亢奋

 

历史是沉重的，现实也不轻松，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沉沦。面对困境，面对被“拉近草莽的情节/逼迫我们重演被淘汰的厄运或者欣喜若狂”处境，诗人的人生底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拯救我的竹竿和一块顽石”既是他生命的元素，也成为诗人精神世界的支撑。因此，漫步在神奇的青海大地，诗人虽然显得有些沉重，但他在沉重之中找到的文化的、精神的依托又给人一种上升的力量。

书中，章治萍有一个短章《巴音山。抒怀或寸草不生的绝地》，只有七行：

 

落日的霞光越发殷红如血

显然，在你刚刚被烘烤过的胸膛

植不活一花一草。仍然你硕实的躯体

与晚霞熔融为风景——风景内外

抒怀的情愫决不会仅仅是绝地的冷酷

我想，钟爱于孤独与寂寞的音符

早已响彻在大山的深腹

 

我相信，他的行走、他的思考、他的歌唱，也如同诗人所写的那样，即使是“钟爱于孤独与寂寞的音符”，也会“响彻在大山的深腹”，为读者所喜爱。这首诗是诗人野外作业时周围“风景”的诗意写照，但在写实的过程中有分寸，好像总有一个自己的音符跳跃在诗行之间，塑造着某种高贵灵魂的出现。我一下子有了与王若冰先生一样的感觉：“在一个消费、享乐、安逸的时代，如果没有一种苦难、牺牲、伟大而坚强的灵魂存在，没有有意义的诗和有重量的诗人存在，这个时代将轻浮如浮萍，并且注定将为历史留下一段空白的记忆。”这是王先生在《唳号与祈祷：章治萍诗歌的苍凉意识》（载《诗家园》2005年第3期）中的论述，章治萍的诗歌真的是常常在苍凉的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热烈的力量，我想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于是乎，我理解了章治萍在青海当代诗人群中为什么比较独特，作品比较有史质价值。

读完这部诗集的书稿，我们会为诗人的良苦用心而深深感动，也会诗人对美的发现而两眼放光。这书稿中有二十首诗曾收入200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治萍个人诗集《大巅地》，叶橹先生曾有读后感说：“在章治萍以行吟诗人的身份而写下的许多青海地貌的诗篇中，他其实不是一个山川地貌的绘图人，而是一个以全身心的个人体验进入大自然怀抱的歌吟者。”我以为亦然。读这书稿，我们首先走过了青海的名山大川，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风云，走过了白云悠悠的轻松，也走过了荒芜渺远的沉重，更主要的是和诗人一道分享了他的沉思，他的快乐，他的苦恼，他的追寻……我们在宁静中体会深沉，在回溯中寻觅未来。

祝愿执著而勤奋的章治萍写出更多具有特色的诗章！

 

　　　　　　　　　　　　　2009年10月27日于重庆之北

 

（蒋登科，诗歌评论家，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