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指挥 [随便写写]

78年时还太小，没有赶上。

82年时家里刚买了一个黑白电视，记得看了一场决赛，意大利胜德国，也是看了一个热闹。

86年时支持普拉蒂尼，很高兴看到他们很早就淘汰了82年的冠军意大利，下一场熬 夜看了法国巴西的世纪大战，欣喜地看到法国进入半决赛，再下一场法国输给德国，十分沮丧。对马拉多纳的手球很气愤，但又惊喜地看到他两次从中场把球带进球门，一次对英格兰，一次对比利时。决赛时当然希望阿根廷拿下德国，果然如愿以偿。

90年时支持荷兰，可惜他们太令人失望了。同时为巴西惋惜不已，对阿根廷基本靠防守，坚持到加时赛后再踢点球晋级痛恨不已。最后阿根廷在决赛下半场被罚了一个点球而输给德国，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94年时看好巴西，并准确地预测了巴西与意大利在决赛相遇，而且巴西夺冠。那次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当时是学生，几个同学开车去了一次现场，最后嫌门口的黄牛票价太贵，都没舍得掏钱进去看一场，记得好像是墨西哥的一场小组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98年时继续支持巴西，但也同时希望法国能拿一次冠军，让普拉蒂尼高兴一次。决赛巴西居然能0：3输掉，让我无话可说。赛后有人议论说这是一场假球。

2002年时继续支持巴西，他们太强大了，夺冠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2006年时已经无所谓了，就希望能看到一些精彩比赛。

金庸小说里头的华山派历来有气宗与剑宗两个流派，气宗讲究以内力制胜，剑宗则讲究以招数取胜。

在世界杯足球的发展历史上，也早已形成了两大流派，传统欧洲打法和拉丁技术流派，前者类似气宗，依赖身体条件，追求速度力量，大刀阔斧，长传冲吊，简练而实用。后者类似剑宗，讲究个人技术，强调带球突破，短传配合，穿针引线，打法细腻，进攻犀利而又漂亮。

当然，顶尖高手都是既有内力而又招数精奇。现代超一流的球队也是这样，传统欧洲派的代表德国，荷兰等顶尖球员的个人技术，传接配合也是一流，拉丁派的代表巴西，阿根廷，西班牙球员的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强壮。

大约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两个流派开始相互融合，而未来的足球发展必定是两个流派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当然足球气宗会继续依赖其身体条件，而足球剑宗会继续强调技术配合。。。

Quarterfinals:
Nigeria: England
Argentina: USA
Netherlands: Brazil
Italy: Spain

Semi-finals:
England: Brazil
Argentina: Spain

Final: Brazil beats Spain.

对英格兰能否进四强有所怀疑，先这么着。比赛开始后，预测再随时调整吧。：）

近日北美大雪不断，适逢新语丝读书论坛上一些网友在讨论旧体诗，于是便想起古诗词有不少关于雪的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等等等等，这些名篇虽然都与雪有关，其主题却并不是雪。而毛泽东的名篇沁园春，虽然以雪为题，全篇重点其实却是后面的风流人物。

想来想去，倒想起来一首真正以雪为主题的短诗，可能不是那么有名，但也算流传千古了，而且是打油诗的开山鼻祖:

江上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黑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姓张的唐代人，以打油为业，人称”张打油”。自张打油写了这首《雪诗》以后，这类俚俗语句的诗篇便被人称作打油诗了。

既然提到了有关雪的打油诗，又想起前些时候网友Latino2也愤怒地当了一回诗人：

车顶上,
积雪三尺三;
hood里,
电池木有电。
死丢必得啊!
大前天灯忘了关！

网友cornbug便开了一句玩笑： The girl next door could help.

于是我就即兴写了一首英文打油诗：

The Sun is red
The sky is blue
The snow is white on top of my car
As high as three feet and more
The car is dead
The man is stupid
The girl is so sweet from next door
To come over and warm my heart

无独有偶，我那8岁儿子最近在学校课堂上也写了一首英文短句：

Snowman

Snowy around and fat
Often fun to play with
Realistic and cold

似乎也颇得”白狗身上肿”的谐趣了。

20年了，贴一篇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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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苦难中国最后的血腥？

　　已经六年了，每年此时，心中常常默念的是两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可是今天，读了朋友们的回忆文章之后，我却忍不住拿起了笔。

　　那一年，我大学快要毕业了。因为考研究生需要口试，于是我到了北京，那是五月七日吧。大概是五月九日，口试结束了，但我并没有马上离开。那时候学生运动刚刚平息了一阵子，虽然还有小股学生偶尔上街游行。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酝酿一次更大的行动——绝食请愿。

　　五月十三日，绝食学生们进入天安门广场。随后的几天，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因为我当时住在玉泉路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那里，所以就跟着中科院的队伍走了几次。说来也巧得很，走在前面打着“中国科学院”大旗的一位年轻小伙子正是我报考的那个研究所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后来我入所后，他还例行公事地问我动乱中的表现，大家相视一笑，也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市面上的秩序并没有因为大游行而搞得混乱不堪，恰恰相反，那时几乎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笑意，就连商店里的售货员也不例外。能通公共汽车的地方也不象以前那么秩序混乱了，仿佛这次激动人心的运动一时之间净化了人们的心灵，谁不希望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好起来呢？大学生们更是到处受到热情的欢迎，我想，当年解放军进城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

　　年轻的我当时真是感觉好极了，觉得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尽管年初我刚刚考了托福，但在那以前我已经准备来北京读研究生了。走在复兴门到天安门广场的大街上，我不禁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定暗暗感到庆幸。

　　在北京百万游行的人海中，我也就算个外围的散兵游勇而已，完全不清楚高自联是怎么操作的，王丹、柴玲、吾尔开希这些人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对当局的动向更是毫无觉察。由于信息不灵，再加上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我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当时社会各界都在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赵紫阳或是李鹏出来跟学生们对对话，表个态，把绝食的学生劝回去，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就会慢慢平息下去，接下来大家就看政府反腐败的具体行动了，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竟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才发现当时的情形之所以没有按照我预想的方式发展下去，有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于一些学生的“我们干革命，他们摘桃子”的自私心理在作怪。难道这些学生已忘掉这场运动的初衷了吗？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想从这场运动中得到什么才会感到心满意足？

　　我的同学也跟我有着一样的判断，另外我身上带的钱也快花光了，便用剩下的钱买了张火车票，于五月十七日跟同学一起离开了北京。临走时到北京大学三角地附近的一个学生组织联络处拿了一些传单。这些传单使得我俩在那节车厢上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后来我实在不得不硬下心来面对那一双双恳切的目光，骗他们说传单真地已经发完了，这才使我得以留下一部分传单带回杭州。大概我们的骗术很不高明，他们也许从我们的眼睛中看出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再强求。其中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因为没得到传单而感到很委屈，我俩都很害怕她会哭出来，于是我的同学在南京下车时悄悄塞给了她一张，虽然我们都很怀疑她是否能真地看懂。

　　在１１９次列车上度过的那个夜晚真是令我终生难忘。我那同学多才多艺，自弹自唱一曲“只要月亮照在我身上，心儿象白云飘呀飘”，至今仍在耳边回响，而我们当时的心情则正如那个电视剧的名字所言——凯旋在子夜。

　　回到杭州，先不回家，而是直奔浙大。刚进校园，赫然入目的标语竟然矛头直指赵紫阳，我在北京时听说赵总书记算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我马上意识到这场学生运动有些混乱而且目的不很明确，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一种“干革命”的豪情已经完全控制了我。刚把从北京带回来的传单帖出去，还没有考虑接下去该干什么，便从电视里看到了李鹏总理色厉内荏的讲话。我母亲一下子就慌了，急忙把我召回家中，要把我看在家里。我当然不干，我们家还是很民主的，经过一番对话，我父母给了我有条件的自由，两个条件：一不绝食，二不去北京。我母亲还是很不放心，但我父亲的一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让他自己去闯闯吧，以后他会明白的。”当时杭州也已经有很多学生在武林广场绝食，声援北京学生，我想，也不能大家都不吃饭吧，既然我在天安门广场那会儿都没坐到绝食圈子里去，那么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北京戒严令发布后（也许是“六·四”开枪后），浙大同学成立了一个叫“浙大学生救国阵线委员会”的组织，大概起这个名字的人觉得那时候已经是国将不国了。我们班活跃分子分到的任务是负责宣传和募捐。白天我们走在杭州炎夏的大街小巷，晚上则在宿舍里收听美国之音、ＢＢＣ、和台湾电台的播音。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台湾电台夸张得太厉害，极不可信，而美国之音则要好得多。募捐则是为了绝食学生，我和另一个同学抱着一个硬纸壳糊的盒子，走了一下午，回来一数，有三千多块钱，我们把钱交给了“上级”，后来大概又转交红十字会了吧。当时捐款的人形形色色，从小学生到退休的老人，有城里职工，有从乡下来的，有作生意的，有来旅游的，还有抱着孩子的家庭主妇，有些场面是很感人的，可惜我这拙笔无力将它们一一写出。

　　戒严后的十几天里，一开始人心惶惶的，稍后得知戒严部队在进城的路上举步维艰，而且北京市民继续上街，北京学生继续占领着天安门广场，戒严令简直有如儿戏，大家就都有些轻松。有些人开始乐观起来，有些人则很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引发内战？这种担忧起源于戒严部队三十八军倒戈的谣言，后来才知道，这个谣言也是无风不起浪的结果，原三十八军军长拒不执行带兵进京的命令（真是好样的！），他被撤职，后来又上了军事法庭。

　　十几天就这样过去了，“六·四”开枪的消息传到杭州的校园，正是半夜。一下子群情激愤，就连平时冷眼旁观我们忙来忙去的一些同学，这时也都高唱着国际歌走上街头。其后的几天，同学们悲愤的心情急于得到发泄，杭州市市内公交系统全线瘫痪，还好没有发生打砸抢、烧商店的现象，某些大城市的确发生了这种事情。当时很少有同学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也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出要深入工厂企业，争取罢工罢市；有人提出去火车站卧轨拦截过往列车，造成交通系统更大的瘫痪，好象当时确有人这么做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响应北京学生的空校运动，都回家去。有不同意见指出，北京学生的空校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外地的理应坚守阵地，大家都回家了，力量一分散，学生运动不攻自破。事后看来，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多余的，是这场运动巨大的惯性使然。

　　“六·四”以后的那个暑假，跟我一起募捐的那位同学想去浙江乡下躲起来，避避风头，让我跟他一起去，因为我们募捐的那天，有不少人经过时给我们拍了照，他怀疑其中可能有奸细。我觉得躲起来没有必要，跟他说，要是连你我这样的都要给抓进去，那中国的监狱怕是再造一倍都不够用呢，何况你这一躲，岂不更显得你心虚吗？他想想，觉得我说的有理，也就没下乡。不知怎地，我那时突然有个古怪念头，终于忍住没有跟他说，那就是，万一真被抓起来了，也许我会被逼上梁山，全心全意投身于民主事业，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关于自己的未来，一直不敢想得太多，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那时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即使在某些人（比如我的父母）看来，我们是被少数民主精英利用了，我亦不悔，直到永远。

　　后来浙江省确实没有对学生搞秋后算帐。只是听说有一个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被抓了起来，因为他跟美国之音的记者说了些什么，而美国之音广播时提到了他的名字，大概上面认为影响较大，不得不抓。那个全国闻名的肖斌就是因为类似行为而被判了十年，也不知这个学生后来怎么样了。我的同学们都平安无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据说，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也许不是他，而是省委宣传部长），在向中央汇报时，说浙江省是“动而不乱”，没能做到跟中央保持一致（中央的结论是北京暴乱，全国动乱），果然不久就被撤换了。

　　六月九日傍晚，浙大学生在学校大操场为“六·四”死难者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我的同学们痛哭流涕。也许是“愤怒出诗人”吧，就连从来都不会作诗的我，脑子里却也突然冒出了这么两句：

　　　　就让这一代流尽华夏民族最后的血泪
　　　　就让这一次成为苦难中国最后的血腥

　　从那以后，杭州街头便一下子平静下来，只是这种平静并不能掩盖人们心头的不平。

〔写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

新语丝资深网友Latino2在读书论坛发表了他研究多年的成果：“水痘理论”（见后面的附录）。其实，作为一个理呆而言，只要在脑子里做一些仿真实验，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出水痘，也能做到“和异性交往时行为坦坦荡荡的，讲话时直接看着异性的眼睛，态度很真诚。”

这是我们理呆对社会实践派Latino2的水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需要进一步研究大脑，搞清楚如何通过电刺激，让“脑干中分泌出毒品安非他命”，从而产生坠入爱河的体验。

然后就可以开设Happy Club，里面一个个单间，每个顾客控制一个电极按钮给自己的大脑提供适当的电击，一个个作如痴如醉状。

这些单间可以分成出水痘体验室，得道成仙体验室，成名成家得诺贝尔奖体验室，等等，甚至还可以满足一些顾客的特殊要求，比如体验一下让中国实现民主的满足快感，体验一下让中国足球队拿到世界杯的狂喜。

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这一切。

参考文献:
Dr. Fang, 谈性说爱:

http://www.xys.org/fang/doc/science/tanxing.txt
Dr. Fang, 快乐就在大脑中: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ingdian/pleasure.txt

附录: Latino2的水痘理论：

http://www.xys.org/forum/db/4/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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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 出差去了。 今天简介哈水痘理论。 

水痘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各人情况不同，但大同小异。

1。 出外遇就像出水痘，早晚要出的，出过就好了， 越早出危害越小。

2。 无论丈夫多么忠实，都逃不出“水痘”定理 。当新好男人和出水痘不矛盾。 但“水痘理论”只对秦人有效, 不能随便外延其适用范围。因为老中的文化传统， 使得老中在情感依附上和白大哥等不一样。

4。 必须要有真实的感情投入的才算出痘，逢场作戏占点小便宜那种不炕特。到风流场所鬼混的更不抗特， 那叫腐败，不算出痘，也为正经男人所不齿。 区分在于有没有真实的感情投入。 全身心投入的， 尤其是那种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经历， 才是痘出的最全的， 这种痘一旦出过, 终生会有免疫作用。

5。 如果你到了40岁还没有出过水痘的， 那你是高危群体的一份子。中年以后想保持晚节比较难， 并且越晚出水痘的紧迫感越强烈， 人就变得越WS。 比较典型的像赵大叔那种， 老房子着火， 不可收拾。 在37, 8岁前出过的最好。 就像老邓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引起的， 出过了，就好了。出过痘的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种人和异性交往时行为坦坦荡荡的，讲话时直接看着异性的眼睛，态度很真诚。

7。 出水痘是可遇不可求，为出而出的叫WSN。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下回再分析你的案例， 并解释出水痘的五个阶段。

For further elaborations, 请到隔壁洗脚池去听老帮菜的讲座。

最后， 祝出痘顺利！

最近新语丝在讨论王澄提起的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的事情。直白认为这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去无偿支援别的国家”。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派遣医疗队远赴非洲，也并不一定完全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去”无偿”支援别的国家。

回顾一下历史，1963年4月应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邀请，中国首次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考虑到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尚且向非洲国家进行粮食和经济援助，那么63年派遣一个医疗队对那时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就更是责无旁贷了。1971年，中国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正是因为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的提议以及投票支持下，联合国大会才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将台湾的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近年来，中国也是靠着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才多次阻止台湾重返联合国，多次否决关于中国人权的提案，甚至成功申办奥运会也有着非洲兄弟的一份功劳。中国是否应该这么做暂且不论，但应该看到无偿援助非洲的政治利益所在。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利益之外，还有经济上的回报，比如中国取得在苏丹的石油开采权，也未必与长期援助非洲国家无关。

另外，中国近年来致力建设和谐社会，在争取社会公平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2005年6月，卫生部启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每年组织一万名大中城市医院的医务人员分赴数百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西藏、新疆地区的一些县级医院和基层卫生院，进行医疗支援。至于具体成果如何，卫生部有责任向公众通报。

再来比较一下两者的投资预算。中央财政每年安排大约1~2亿元人民币作为援外医疗队的预算，而”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按照每名派驻医师每年2.2万元给予补助，如此算来，一年的预算至少2.2亿元。另外，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4亿元，用来资助城乡低保对象、五保户等困难人群参保，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

综上所述，解决中国农民的医疗问题投资更大，见效较慢。而援助非洲投资相对较小，政治收益很大。当然，如何权衡社会公平与政府投资效益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审查中央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议题。具体到是否应该减少向非洲派出医疗队，是否增加对农村医疗的投资，应该由人大代表们充分讨论后向政府提出议案，而不是对政府提出的所有财政预算一律投赞成票。

最后，赞赏一下韩木所说的，”新语丝鼓励摆事实讲道理，即使对那些罔顾基本事实和科学常识、甚至装傻充愣欺世盗名的中医骗子、学术大师、环保精英们的口诛笔伐，也是建立在事实、证据和分析说理的基础上，这是这个平台的根本特点和魅力所在”。

整理一下两年前在老友客栈的一些帖子。注：小标题1，2，3，4是吴礼的观点。

吴礼的原文见：

http://www.mitbbs.com/pc/pccon.php?id=2721&nid=2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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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说吴礼的《科学与宗教之我见》

1．*** 科学与宗教着重的领域是不同的。***

“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没错。但工程，技术才是用来改造世界的。
“宗教，至少是现代的主流宗教，的目的是了解和驾驭人生”。也大致不错，但如果对世界的认识不科学，有偏差，那它对人生又能有怎样的指导作用呢？ 科学的发展使得宗教的空间越来越小，我就是这么想的。“而这种倾向不会导致科学最终取代宗教”，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所有的宗教都走进博物馆，让那些教堂庙宇成为人们的观光胜地，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场所。

2．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有限的。***

又重读了一下方舟子的那篇文章《科学与宗教能够调和吗？》，尤其是最后一部分，我还是赞同方舟子的看法。“妥协也许会暂时改善处境，但是真正的胜利还需 要靠坚守和进攻才能获得”。我觉得就美国而言，在科学研究领域除了向政府争取科研经费时会遇到宗教思想势力的阻力，比如干细胞的研究就已经受到负面影响 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主要还在于科学普及教育方面。我的印象，欧洲就比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好，方的文章和鹿老的回帖证实了我的这个印象。

 3．***宗教对人类文明的负面作用并不在于对科学的威胁***

历史上，宗教对人类文明的负面作用主要并不是对科学的阻碍，而是对人的思想，自由的负面作用，还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想想世界历史上有多少次战争是由于不同的宗教之间冲突而引起的？这种威胁，在今天依然存在。

 4．*** 渲染“科学”对抗“宗教”的现实意义不大***

“但是我认为以“地心说”这些宗教中不足道的支派来渲染宗教对科学的威胁，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无助于事的”。

首先我不认为方舟子是在过分渲染宗教对科学的威胁，他的文章是对那份传单的有感而发。他告诉大家: “美国有一个据称有几千名成员的地平学会，就是根据《圣经》而有如此荒唐的信仰”。 还有，“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乔恩·米勒最近主持完成了一项调查，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坚决拒绝接受进化论，比例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欧洲各国成年人接受进化论的比例都在80％以上，日本为78％）。米勒认为导致这个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原教旨主义信仰对美国的影响。”这些都应该是事实，美国在这方面的科普教育确实已经落后于欧洲和日本了。

“特别在今天的中国，提倡和帮助宗教自由对于整个社会是利大于弊”，这个可以讨论，但我是不同意的。这里已经有一些网友反对这一点了。我同意任何国家都应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对中国而言，当前更要提倡的是老百姓发表言论的自由，参政议政的权利，农民进城工作的自由，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新闻自由，文艺自由等等，这些自由都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当然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作为一个对西方文明比较了解的学者，最好的作法是宣传和揭露宗教的消极因素，帮助人们识别各种宗教现象（包括邪教）的负面，在思想教育上想办法限制（而不是压迫）宗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直面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希望人们接受科学并以科学的思想和态度来批判所有宗教现象，这才是对未来，对科学和对社会的一个负责的态度。

总的来说，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我对科学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是相当乐观的。当然，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如果我连吴兄这样的明白人都说服不了的话，那我的这个乐观不免要减少一些了。

【吴礼的回应】
1. “但如果对世界的认识不科学，有偏差，那它对人生又能有怎样的指导作用呢？”

我觉得“认识”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正确性，另一个是可操作性。人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象。即使在遥远的将来科学能解释所有的人生现象，那样的认识也不见得 是“可操作”的。相比之下，许多简单的“哲理”，比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比如“好有好报”，并没有科学基础，而且肯定有很多反例，却是很多人的行为指南。我想，宗教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

 【我的回复：你说的这些不就是一些简单的人生和社会经验，或者说一些世俗观念嘛，为什么非要扯上宗教呢?

更有效的面对困难的方法，就是直面现实，想办法解决困难，教徒祷告完了，不也得这样做吗？“可操作的，也就是有意义的”？花钱建那么多教堂，花那么多时间祷告，有这钱和时间干点什么不好？这难道不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比如说有些人认为遇到困难时祷告会有用，而原因是有个上帝在照顾他。他这个“有用”的结论肯定是个人经验证实的。你可以说他不科学，因为祷告的有 效性没有经过对比实验证实。你也可以用某种心理学的理论说明祷告有用并不等于有上帝存在。但是对他个人来说，这个“上帝在照顾”的认识是可操作的，也就是有意义的。除非科学能提供更有效的面对困难的方法，那个“不科学”的认识还是有指导作用的。当然，与科学不同的是，这里的“有效性”是基于个人经验的，也 就是因人而异的。宗教要宣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这是我所不接受的。但是说它对任何人都是误导，我认为也不符合我的观察。

 2. “科学与宗教能够调和吗？”和“科学与宗教有没有冲突”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的立场是：科学与宗教是有冲突的。但是不是“你死我活”那样的冲突。也就是说，它们是相容的。你说到在美国科学受宗教影响，如干细胞研究，我认为那是科学与伦理的冲突。我希望我们就这个问题可以另外深入讨论。关于科学 普及，其实就是说进化论部分。这在我看来是科学（也是宗教）中一个很小的，孤立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消灭宗教或消灭科学。就是不解决这个问题， 也没有多大的害处。把干细胞和进化论这两个问题推广到“科学与宗教能够调和吗？”的高度，在我看来就是歪曲事实的做法。

【我的回复：美国南方一些州不还在争论在中学教育中引入智能设计论吗？只要宗教在这方面不断退却，我看就算是科学已经取得胜利了。如果你认为科学与宗教能够调和，那我们再继续争论不迟。】

 3．对宗教的负面作用我也分析了。我觉得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也许分析角度不同。我原来想说的论点是：用“科学”来反对宗教，实际上是trivialize宗教的危害这个问题。而且在我看来，要解决宗教的危害也不需要消灭宗教。佛教就是一个例子。

4. 见2。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有宗教自由，我的看法主要是在可操作性的层次上的。我们都同意言论自由是重要的。但是在中国引入言论自由有不少实际的问题。如果 开放政治讨论，就目前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自由的政论很可能威胁到政权本身。讲些“无害”的话题如YT，“文化”等，又不能帮助建立民 主所需要的机制。而宗教既不直接与政府冲突，而又有一定的组织性（当然这样的组织需要限制，以免其负面作用），是打破言论禁锢的一个途径。美国的宗教势力 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拿美国教会过度干涉国事的现象来说明中国目前就应该压制宗教，就象说民主国家美国侵略伊拉克，所以中国不应该搞民主一样的逻辑。在我看来，这也是歪曲事实的做法。

【我的回复：我不赞成压制宗教，但如果像法轮功那样闹事，我赞成取缔，但对其信徒要教育，而不是镇压。另外，我提倡公民自由（隐含信仰自由）。】

–以上这些帖子发表于【老友客栈】2007年1月

现在海内外华人中流行这么一种观点，那就是“民主不适合现在中国的国情”，还有人说“西式民主根本就不适合中国”。这里先澄清一下民主与西式民主的概念。其实大家都知道，民主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并成功实现的，所谓现代民主就是西式民主，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国式的民主。正如现代医学就是俗称的西医，而根植于阴阳五行的中医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医学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把一党专权，形同橡皮图章的最高权力机构，没有结党结社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甚至对互联网也要屏蔽的所谓中国式民主称之为民主。所以说现代民主就是现代的西式民主。关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定义可以参考：

http://www.stanford.edu/~ldiamond/iraq/WhaIsDemocracy012004.htm

再回头来看一下“民主不适合现在中国的国情”这个流行观点背后的一些论据吧。网上看到加上平时听到的论据五花八门，但主要的无外乎三种，以下结合陈志武的博客文章与自己的想法，逐个予以反驳。

     1. 国人素质论：中国人的素质，教育水平太低，还不适合搞一人一票的现代民主制度。

如果中国人自己不妄自菲薄，自我歧视，应该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永远都会素质低下吧？实际上，西方各国的民主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拿美国来说，从立国到民主制度趋于成熟，历时近200年，其早期的议会辩论也曾出现过类似台湾立委在立法院打架斗殴的局面。我们应该相信现在国人的素质应该不会低于200多年前的美国人吧。事实证明，公民素质与民主实践应该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退一步说，就算我们基础差，素质低，我们才更应该及早开始民主的进程，所谓笨鸟先飞嘛。

另一方面，为了全面提高公民素质，教育水平，国家理应加大在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投资力度，而中国政府2006年全国财政开支只有约31%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科研，政府行政开支却占了18.73%。对比一下美国，2006年全国财政开支的58%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而行政开支只占10%。行政开支比重在日本是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6．5％、加拿大7.1％。据去年的《瞭望》报道，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2. 经济发展论：现在发展民主会阻碍经济发展，破坏已有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好局面

实际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民主法制来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更上一个台阶。历史表明，西方很多国家的民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注：这个论点需要另外研究一下】。中国经济现在正面临着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转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在中国是到了需要发展民主的时候了。

有些人说，印度搞了民主，经济不是也不如中国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社会制度，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印度的经济不如中国应该是其他方面的因素，而不是因为受民主的拖累。恰恰相反，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施行民主制度，中国的经济应该能够更上层楼，得到持续性的发展。中国的长远目标应该是赶英超美，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不一定比美国好的情况下而要实现这个雄伟目标，我认为不首先不实现民主是不可能的。

     3. 社会安定论：现在发展民主会搞乱中国

首先，我不认为中国应该立即实行西方三权分立，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制度。对于渐进式的民主进程，我认为搞民主会搞乱中国的担心是多余的。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如果不发展民主，经济会不会阻滞不前，腐败会不会愈演愈烈，中国社会会不会越来越不安定？

我觉得中国的执政党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胡的报告中还说到“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现在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还不是那么密切，现在城乡还在按照不同得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不管怎样，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也算是朝着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

胡的报告似乎没有直接提到户籍制度改革，但是众所周知，改变不公平，不合理，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户籍制度是势在必行的。国家户籍管理部门在2001年表示“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五年之内彻底改变”，但五年过后的200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表示，“中国不会马上取消全部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后几年，国人将会继续关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

现在赞成推动民主的各界人士中的共识应该是中国要走渐进式的民主道路，要一步一步来。我认为，首先要放开互联网的屏蔽封锁，放开新闻出版自由，让民众能够听到各种不同声音，不同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自由表达民众自己的意见，从而真正做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其次，如陈志武建议的那样，考虑开始党内民主实践，政务党务真正公开，“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试行党内一人一票选举制度，逐步积累经验。另外是不是应该考虑在适当时候引进国民党甚至民进党到大陆参政议政，从而一举两得，让台湾问题随之迎刃而解。

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