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达

中医药不能治愈尿毒症

—289名尿毒症患者的求医之路

    本人从2006年8月至2009年9月对289名尿毒症的求医过程进行了调查，重点是他们在求医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

 一.患者的一般情况

    所调查的289名患者,分别来自天津市四所二级医院的血透室，大多是因慢性肾衰尿毒症而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病人。男170例，女119例，平均年龄48.1（17-84）岁。原发病依次为：慢性肾炎122例，糖尿病46例，高血压37例，病因不明发现时已是尿毒症31例，其它53例。平均血透时间32.3个月，最长14年。

 二.90%以上患者接受过中医药、偏方等治疗

    在这289名患者中，接受中医药、偏方等治疗者263名，占91%。其中189名是在血液透析治疗前服用的，33名是透析开始后服用的。另有41名患者在透析治疗前就服用过而透析开始后还进行过中医药等治疗。就是说有四分之一（74人）在开始透析治疗后还进行过中医药、偏方等治疗。一直未行中医药、偏方等治疗者29名，占9%。

    这263名患者共进行过659次中医药、偏方等首诊治疗。即平均每人到过2.5处进行中医、偏方等首诊治疗。若加上复诊的次数就更多了。

    另外，这263名患者共到过200来处不同地方进行中医药等就诊，包括天津市各中医院、各级综合医院的中医科，还有民营医院、私人诊所、民间游医等。还有患者是根据电视广播报纸的广告，或邮寄或到外地去求医买药。范围涉及到塘沽、大港、武清、宝坻等天津郊县，以及北京、东北、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和云南昆明、陕西西安、新疆等地区。既有正规医院和媒体广告中的中医专家、教授和主任（其中有两名是被天津市评为首批15名名中医之成员），及媒体广告上的邵霞龄、郭宝叶等，也有社会上的游医甚至诬医等。

    治疗方法五花八门。有中药汤剂，丸药，胶囊，粉剂口服，也有中药灌肠、中药制剂静脉输注及针灸、拔火罐等。更有所谓传统的自制丸药、贴膏药、祖传秘方、偏方及气功、泡脚等。所谓现代疗法如自然疗法、全息疗法、离子渗透疗法、介入疗法等。另外还有保健品，个别还服用带有传销性质的保健食品。

    这些患者所服用的药品鱼龙混杂、名目繁多，名称却何其相似。诸如肾炎片、肾炎四味片、肾炎康、肾炎康复片、肾炎温阳解毒片、中美肾复康、肾衰康、肾保康、河南肾宁散、山西肾衰宁片、尿毒清、石家庄肾毒清、欣清、长春肾安、沈阳肾活胶囊、吉林肾复康、大宁补肾胶囊、清浊益肾胶囊、北京肾宝胶囊、山东尿毒1号、尿毒2号、肾病康汤……品种不下六、七十种。

 三. 中医药、偏方等治疗基本无效

    在这263名患者至少659次的诊治中，有43人次称曾有效，约占6.5%。所谓“曾有效”是指：1.患者主观感觉在某处就诊“有效”。2.尿毒症毒素血肌酐可稳定一段时间。3.血肌酐指标曾有一段时间下降，后又上升。4.此时患者多被要求控制饮食。5.当时患者肾脏大小还接近正常。6.只是通过肠道排毒,并非恢复肾功能。7.最终都需血液透析治疗。

    有93.5%的中医药等治疗被患者明确告之是无效的。而所有接受调查的经中医药、偏方等治疗的263名尿毒症患者没有一例治愈的，也没有一例因服用中医药、偏方等脱离了透析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医专家宣称能根治尿毒症，这和社会上的游医、巫医的对病人的欺骗并无区别。

    这263名患者共到过200来处乱求医，仅首诊就659次，遍布津京两地及九大省市等地区，最终还得进行血液透析治疗，足见有病乱投医的盲目性。而这盲目性正说明许多所谓治疗尿毒症的中药、偏方等是无效的。试想，如真能根治尿毒症，还用到这么多地方，找这么多“医生、专家”，用这么多“疗法”，服这么多种“药物”吗？大家都去喝那一两种能根治尿毒症的中医药、偏方等即可，何必去乱投医呢 ？

 四. 中医药、偏方等治疗的危害

 1.使尿毒症症状加重。

    慢性肾衰发展到尿毒症阶段患者多有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喝汤药、偏方等使上述症状加重。不少患者向我述说：要是不吃中药，不至于这么快得尿毒症；用大盆熬中药，一天三大碗，见了就哇哇吐；后来喝汤药都喷出来了；中药多有大黄，可一闻大黄就吐；药面很难喝，喝完站着不动地儿就都吐出来了； 喝了中药就吐，后来就吐血；吃了就吐，都吐的不行了；住半年院喝汤药，喝完就吐；越喝越恶心； 喝药喝的吃不下饭，光吐；光喝药，吃不下嘛了。如此等等。还有腹泻，有患者喝了8个月汤药就腹泻了8个月，最后不得不去透析。你能体会病人这些痛苦的感受吗？

    另外，服用有的中药汤药偏方等还增加了肾脏的负担。尿毒症患者多数少尿无尿，喝汤药增加了入水量，使浮肿、高血压等症状加重。因心衰、高血钾甚至可危及生命。有的中药本身就有肾毒性，是导致尿毒症的主要原因。这些药对病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2.延误治疗。

    一般不考虑其它因素，患者血肌酐到600umol/L就应该开始血液透析治疗。可是，调查到181名尿毒症患者透析前平均血肌酐水平是1141umol/L。其中最高达2600umol/L。只有26名患者（14%）是在700umol/L以下开始血透治疗的。也就是说有86%的患者延误了治疗。此时，患者各器官并发症加重，严重影响血透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透析成活率。

 3.劳民伤财

    服用有的中药汤药偏方等不仅无效，增加各种并发症，还给病人家属带来很大麻烦。有的所谓名中医需要半夜去挂号，大包小包的买药，有的甚至得用麻袋装。熬药就更费事了，一般药锅不行，有的甚至用脸盆、大桶熬。有的家属说，一天到晚除了熬药什么也干不了了。结果怎么样？起码有55名患者主动反映还没喝完就把药给扔了。

    在这263名中药汤药偏方等治疗的患者中，调查到228名患者中药汤药偏方等用药的费用情况（有35人用药的费用记不清了）。不完全统计，这228人总共费用为900.9万元，平均每人3.95万元。由此推算，在所调查的289名尿毒症患者的求医过程中，平均每人用于中医药偏方等非正规的、无效治疗甚至是造成有害治疗的费用就有3.54万元。这只是个保守的统计，因为许多病人是自费的，而且不少有医保的病人也是只统计了自费的那部分。许多尿毒症患者本来生活就困难，这无疑更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有的甚至卖房、借钱，倾家荡产去乱投医。当明白过来要透析时已人财两空了。

  4.加大医保负担。

    保守地说尿毒症发病率为万分之一，天津市有1200万人口，每年就多1200名尿毒症患者；按照台湾2300万人口有4万多透析患者，天津就应有2万多透析患者。所以，实际上天津市现在需要透析的患者应远大于3000人。若姑且按天津市现有3000名血液透析患者，那么用在非正规和无效治疗上的费用也多达1.06亿元。天津如此，其它省市地区、全国呢？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医改向何处去？能否成功？应该拿这些医保的治病钱救命钱为那些无效治疗所造成的浪费埋单吗？

    2009年美国肾病杂志有一篇“慢性肾病患者的患病经历与感受”中提到，“研究发现：患病后，他们为了得到明确的诊断、合理的治疗和满意的疗效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体力、精力和财力。”在我调查、管理这些病人的过程中也深有同感。为此，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治疗观念，并且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我看来，有时过程比结果还重要。

我和中国科协的不解之缘　　　　　　　　　　　　　　　

在编辑“2009年学术反腐言论集”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的讲话引起我的关注。可以说，韩启德院士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是中肯的。

今年九月在重庆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和“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韩启德院士表示：要“将已经发生的学术不端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深刻进行剖析…让他们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再无立锥之地。”“ 让做出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受到严格的行政惩罚甚至通过法律完成刑事处罚，也让其他想犯规的人感到压力和风险。”“我作为科协主席勇气很大，如果社会认同这个机制就好办了，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该科协认定，科协责无旁贷。” 这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我举报学术造假多年，所接触的部门和领导，不是推诿，就是拖着不办。更有佯装同情我实则包庇造假者的。所以看到韩启德院士的讲话就想，这下反对学术不端，是否要动真格的了？

韩启德院士，中国科协，是何缘由让我有一种亲切感呢？哦，我想起来了！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派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协为青少年举办的一项活动。那是1964年，在首都剧场聆听科学家钱三强的科学报告。置身于宏伟的殿堂，顿觉科学之神圣。回来后还激动不已。我和同学给科协写了封信，就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谈了我们的看法。科协的干部还回信鼓励我们呢。看着45年前的这封回信，想起那个年代科学的纯洁和热情的我们，后来对学术打假的执著原来是缘于青少年时代对科学的崇拜和信仰呵。

我举报学术造假是从1998年开始的。在医院、学校、教委即天津市范围内不予理睬的情况下，我根据当时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和《全国性学会科技期刊道德公约》向全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 投诉。全国科协的工作人员当面接受了我的举报，还说我提出的以科协的名义建立一个接受科技人员举报的学术打假网站的建议很好，答应向领导报告。

后来中国科协的同志告诉我，我的举报受阻于中华医学会。原来，这个学会的元老们也讲哥们儿义气，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呵。那是2001年的事了。我不甘心，于是决定亲自登门，去向在京的医学院士请教。

2001年7月6日，我从中国科协和中国工程院出来，骑着自行车去了北大人民医院、北大医院等，最后到了北大医学部。在韩启德校长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叫肖渊的秘书。他说不凑巧韩校长出国了，有什么事他可以转告。我说明了来意。肖秘书说韩校长是很重视学术打假的有关资料你带来了吗？我把揭露学术造假的软盘递给他，他立即将材料存入电脑打印了出来。我说举报文章已在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上“立此存照”了。他记下了《新语丝》的网址，还给了我一个联系电话，说你放心韩校长一回来就立即向他汇报。

从北大医学部出来，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在那天的备忘录中写道：“北大医学部韩启德校长出国，把软盘给其秘书肖渊打印，肖记下打假网址，并告我联系电话。今天闷热，昨天刚补的自行车胎，又爆了。”

肖秘书在领导不在的情况下，对一个陌生人的来访如此热情又认真负责，着实令人感动。和以往在天津的感受不一样，他们没让我坐冷板凳。秘书的素质和作风常常反映出领导的水平。虽然没能见到，但与其秘书短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倒让我觉得韩启德院士应该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人。

后来，从天津医大这边传来消息说：“听说你把事情闹大了。”我的内心却很平静。闹大了？怎不见解决？起码说明我的举报已经转下来了。还是天津这边顶着不办啊。

此事又过了8年。今年国庆节期间，参加朋友孩子的结婚宴，一个久违的同事告诉我：“你举报学术造假影响很大，国外都知道了。你知道吗？杂志社来调查啦。不过让他们请了一顿给摆平啦。”对我的举报以为对手只是不予理睬，却原来还很忙哩。请一顿就能摆平？我不信。已发表在正式期刊上论文造假数据也能摆平？我也不信。或许，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吧。

最近，全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表示，科协的学会应主动的投入到学术道德建设工作当中去。最近科协已经开始抓这方面的工作，待有初步眉目后向媒体公布。

默默地翘首企盼着，锲而不舍地坚持着。是社会气象学中的干打雷不下雨，还是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八年前就向科协投诉过学术造假的我，难道真的和中国科协有一种不解之缘吗？

2009年学术反腐言论集 (二)

如果学术界是没有诚信的，学者是没有道德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某一篇论文比如说是出现了剽窃或者是他的实验数据不真实，那么这种现象如果泛滥下去的话，一是有可能有些学者道德沦丧之后，他从事的研究有可能是危害人类的。另一种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是潜心去研究了，学术的原创性我们国家真正的自由创新可能也就无从谈起了。（胡海岩 中科院院士 央视 《新闻调查》2009.3.21）

“这个迄今最大的学术丑闻（即浙大论文事件）肯定会唤醒人们注意到，中国大学正面临着诚信危机，”官办的《中国日报》社论说。

大学领导“根本就无视造假指控，或试图将其掩盖……为了保护学校的名声和利益。” (方舟子)

不管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它对中国科研的国际声誉的影响非常严重。例如，有些美国科学家拒绝为中国研究者提交的论文审稿，因为他们不知道能否相信其数据。(方舟子)

中国大学教师承受着发表论文的压力，最坏的情形是，这意味着匆忙复制并粘贴他人的工作。在教授当中有很多装没看见的和事老，因此很多人抄近路，并且逃脱处罚。（Jeremiah Jenne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候选人)

腐败和造假在中国非常常见，学术腐败和造假只是反映了社会状况。（胡星斗）

众所周知，如果付给编辑们足够的钱，许多中国学术期刊将不经同行评议发表任何东西。（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剽窃和赤裸裸的捏造在中国学术界泛滥，因为至少直到最近，造假的回报很大，而对其处罚微不足道。它有利可图。（Stephen）

中国大学的剽窃现象有悠久的传统，有些中国教授实际上教他们的学生如何剽窃。（Stephen）

不相信来自中国教授的推荐信，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中有许多是学生自己写的，他们的老师不过是签个名。（Stephen Stearns 耶鲁大学教授）（以上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9年3月23日）

有必要建立“院士退出机制”，惩戒“那些亵渎学术道德、造成极其恶劣影响、损坏院士群体公共形象的院士”，并构建一套可供现实考量的学术腐败整肃机制。(赵林中 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自《和平论坛》网)

不管李院士有沒有造假的动机，身为文章的第一作者，为文章的內容負責，這是学术界的常识，如果中国学术界缺少对這一基本常识的尊重，学术造假恐怕還會愈演愈烈。（王志安 “学术受利益集团圈养更可怕” 自南方网090317）

近20年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过度宽容，导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不劳而获。（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 朱清时）

学术造假与造假币、假货没有什么两样，不打击假币、假货，经济秩序就会混乱，不打击学术造假，就打击了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创新能力自然会萎缩。（朱清时）

对学术道德不端的行为也要严打。首先要加大舆论压力，让造假的人惶惶不安;其次是进行普查，以自我认识为主;然后对少数越轨者严打。对一些案例要交叉调查，乃至进行司法调查。在法律方面，则需完善司法解释。。（朱清时）

学术腐败像癌症一样，如果听任不管就会恶性蔓延。（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不少大学校长和研究机构领导不愿谈这些问题，往往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认为自曝家丑不会影响自己的声誉，相反会提高自己的声誉。（葛剑雄）

学生发论文很难，就把自己导师的名字署上去，有些杂志，交钱就可以发文章。（葛剑雄）

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屈从。我校对学术造假的态度是一经发现就肯定处理。具体处理要视情况和情节轻重而定，我校的研究生，如果发现论文造假，拿了学位的要追回，或者宣布无效。对教师来说，严重的要开除。（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

对有意造假者一定要处理，让他们付出终生代价。国家立法机构应尽早在《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补充关于学术道德规范的相关内容。（胡海岩） （以上自《人民网》090312）

我国至今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学术打假机构，对政府资助项目的质量和真伪也缺乏有效检验。对造假事件多是学校单独处理，有的院校、科研机构态度暧昧模糊，甚至姑息迁就——近年来，造假事件不少，得到严肃处理的不多。（何勇 宁波晚报 090322）

宽容学术造假势必让道德底线不断后退。（工人日报 自中新网 090205）

那些造假的人自己的脸都不要了，你还给他留一张脸干什么？（方舟子 中华儿女2009年第4期）

学术腐败的根子在于当权者的纵容，在于对敢于揭露学术腐败行为的人所施行的打压使得腐败者更加肆无忌惮。（财经网 网友cetacean 2009年03月22日）

急功近利者不惜在弄虚作假上做文章；自抬身价者在文章加上有名望的专家联合署名，以便于文章发表。我身上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我的名义以求登上学术杂志。（钟南山院士 中新网3月8日）

大学的行政权与学术权应该分离，成立学部制。院长拥有行政管理权；学术权交由专门的“学部”管理。（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中新网3月8日）

如果学术腐败了，这个大学就腐败了。(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

像查处致命假药一样铲除学术腐败，是职能监管机构、学术界及全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独立监管机构的建设、法制体系的建设、激活民间举报、舆论监督等社会资源，都应当在这个共同命题下逐一破解，方能让学术腐败在体制改革中被割除。(毕 舸 济南时报 090204)

现实中很不幸的是，“坚决打击学术腐败”的口号背后却是事实上的对剽窃、造假的纵容，是对异己不择手段的打压。（[新浪杂谈] 反对学术腐败应当言行一致2009-03-26）

对于学术腐败者如果抓住了只是取消资格，解除合同，追缴相关经费，把腐败所得进行扣回和罚处，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处罚不应该是补偿性的，而应该体现惩罚性，这样才有威慑力。只有做到有腐必究，严惩不贷，才是真正遏制学术腐败现象的得力措施。（根治学术腐败就该“下猛药” 《青岛早报》090316）

现在的科技评奖，有很多是大领导领衔，小领导加塞儿，真正干活儿的人在中间，后面是一大堆搭车沾光的人……这已经是科技界公开的秘密了，是一种隐性的学术腐败。（冯成建 昆明冶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隐性学术腐败：领导挂名科技评奖成“惯例”》人民日报 090205）

从我在高校调查的情况看，每一项学术腐败都离不开两样，一个是权，一个是钱，而根本上，出现腐败的原因是权力。(权力集中导致学术腐败

http://huitian.spaces.live.com/blog/cns!F619A4E6B2F09CE8!157.entry）

整治学术失范还应该真正开放社会监督，比如网络监督。只有这样的开放门户，才能跳出利益共同体的“睁一眼闭一眼”式的监督，学术不端、学术造假等腐败行为才可能无所遁形，而学术规范的公共领域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如果仅仅依赖诸如学术道德委员会之类的内部监督，注定不乐观。

在学术即利益的今天，正像北师大教授卫志民所描述的，“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者往往会被看作是不懂事者、找事捣乱者、被人指使者和别有用心者，学界同仁或学界主事者对举报者动机的关心常常大大地超过对事实真相的关心。” （学术道德课并不能根治学术腐败http://www.readfree.net/htm/200903/4716052.html）

2009年学术反腐言论集 (一)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说：“我们要做的是，真正处罚造假者，把他们踢出去。问题在于，很多违犯者即使被揭露了也还在那里待着。”

上海学者曹树基指出，有关方面对学术造假事件往往采取一种不回应的暧昧态度，不仅直接导致学术反腐落实不力，也动摇了公众对学术诚信的信心。

美国卫生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每年接收到的举报达数千起，而最终进入正式调查、可能属实的只有几十起。一旦查实，都指名道姓、有根有据地公布调查结果和处罚决定。

面对泛滥的学术造假现象，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２００８年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发出警告：院士群体科学道德面临挑战，学术腐败现象令人震惊。（以上自新华社记者 柴骥程　余靖静 “中国的“学术造假”为何屡禁不止？” 20090303）

“院士既然署名，并且是通讯作者或者第一作者，就必须承担相关责任。不出事的时候，就将参与署名论文作为自己的科研成果，但一旦出事，就一推了之，这说不过去的。”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北京科技报》表示。

中国工程院庄辉院士也表示，“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些导师，带了很多学生，自己又有很多工作，所以疏于对自己学生的管理。我认为，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老师，不能因为忙而不管，教而不严。浙江大学的论文造假事件也是对全国的老师一个教训。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国外学术期刊在收到论文以后，都要和论文所涉及的作者直接联系，在确认并取得签名的情况下才会发表。因此，就此事件而言，李连达说对贺海波之前的行为一无所知，显然无法说通。”（以上自《北京科技报》2009-02-23）

 学术造假对造假人而言是很危险的。因为造假是白纸黑字在期刊上，这些期刊是要不断被别人学习的，无论事隔多少年一旦被发现都会遭投诉，而一旦调查，就跑不掉了。这样你就一辈子都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这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浙大校长  杨卫 新京报2009-2-5）

我们是绝不宽容学术腐败的，在学术上一旦出现腐败，那么这个大学探求真理的空间就已经丧失了。我想，作为大学校长，任何人都不会宽容这个学校中的学术腐败蔓延下去。现在中国高校正在制定相应的规则，教育部有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大学中也正在根据这个委员会的相关职能建立自己的学术评判机制，所以我的态度是，发现学术腐败就应该严惩。（山东大学校长 徐显明20090307）

大学就是一个学术的共同体。维系一个大学生命的就是学术。作为科研也好，教学也好，一切都是以学术作为它的维系点。如果学术腐败了，这个大学就腐败了。所以我们对学术腐败是深恶痛绝的。

去年也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学校有教师就说某某的学术著作有抄袭行为，我们发现了怎么办？是署名举报，我们请了几个学校里面一致认为比较公正的人，请这几个人组成一个专家组进行对照，给出一份报告。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份报告与那位老师说，最后这个人离开了学校。我们对这类事情是非常严肃的进行处理。（中山大学校长 黄达人20090307）

我们继续欢迎媒体来监督我们学校关于学术方面的，特别是学术腐败的发生，这是对学校很好的监督和促进。当然了，处理起来很复杂，究竟什么样子才是学术腐败？学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依靠专家，但是媒体的监督也很重要，所以希望媒体继续监督我们。

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放心，我们高校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学术腐败。（北京大学校长 周其凤 20090307）

坦率地讲，当今可能有很多大学为了获取某些资源，会对权势、权威有一定的屈从，但是大学不应该对权势、权威屈服。不论什么，在惩治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屈从。（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 20090307）（以上自新华社“大学校长谈学术腐败：大学对此不能有任何屈从”）

我反感国内这些一切和为贵、说话不能太白太难堪、给人留面子的方式。学术上的争论，有几分事实就说几分话，不夸大，也不要留面子。造假的人都不要脸，干嘛给他留面子。留余地反而显得我底气不足、证据不充分、遮遮掩掩不敢揭露他。（方舟子：我反感一切都以和为贵  潇湘晨报《晨报周刊》2009.2.25.）

老师造假，院士造假不解决，我们还怎么要求学生不作弊。（何祚庥做客腾讯网 2009.3.9）

学术造假不除，中国的学术就没有希望了。(全国政协委员 朱清时090312)

“学风不正是科学的大敌，学术不端行为更是对科学的亵渎，危害十分巨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一旦发现，要及时果断、严肃处理，敢于下猛药，不得推诿和隐瞒。”“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要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教育部部长 周济 新华社《中国决心对学术失范“下猛药”》 090315）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其道德标准应该高于社会平均值。但是，实际情况呢？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学术娼妓”的行列。(新语丝潜水人XYS20090317)

要认真受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并及时妥善处理。

要“在舆论氛围上对学术不端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违规者身败名裂、得不偿失，使更多的人引以为戒、自尊自律。”

高校党委和行政部门以及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学风建设的领导责任，建立健全学风监督专门机构。没有学风建设专门机构的高校，要尽快成立；已经建有专门的学风监督机构的高校，要进一步明确职责，规范制度，加大工作力度。

各高校要定期对本单位的学风建设进行自查自纠，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要及时果断、严肃处理，敢于下猛药，不得推诿和隐瞒。

要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把学风建设绩效作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以上教育部部长 周济 转自教育部网站 090316）

要严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学术 “打假”不能“假打”，要“真打”，绝不姑息，绝不手软，让造假者付出代价，起到教育警示作用。（教育部社科委 吴树青 转自教育部网站090315）

教育部１９日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明确高校对本校有关机构或者个人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负有直接责任，应建立健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机构。

这是我国教育部门首次就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发出通知。通知指出，高校对下列学术不端行为，必须进行严肃处理。包括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伪造注释；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其他学术不端行为。（以上自教育部首次就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发出通知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９日电）

“贺海波只能是霉运当头。事实上，每一个学术造假者的马失前蹄都可以适用这四个字。因为现在的学术造假实在太多了，而揪出来的又实在是太少了。”（网友评论  央视《新闻周刊》 20090321）

学术研究需要耐心，需要静心。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不仅危害在当代，而且贻误的是子子孙孙。（《晚间新闻报道》主持人 聂一箐 2009年3月20日）

34种医院制剂涨价最高涨幅接近9倍

 来源《北京日报》2008-8-29

        本报讯（记者袁京）下月起，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院制剂报销范围发生变更。5家医院配置的38种制剂报销价格将有所调整，除了4种制剂降价外，其余34种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涨价，涨幅最大的是原来的近10倍。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发布通知，医保目录下的38种制剂价格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配制单位涉及朝阳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附属鼓楼中医院等5家。其中，散乳癖口服液、益肾口服液、醒脾和胃合剂、软坚消瘤片等4种制剂有1至6元不等的降价。其余34 种制剂价格均有所上升，如原来172.28元的固本消瘤胶囊将提至442元、清肝聪耳合剂由80.1元提至438元；涨幅最大的是痔科止血散，由6.1元 提高至56元，涨了近10倍。

另外，9种医院制剂的名称或规格也作了变更。如“复更生片”变更为“复甦片”；冰醋酸涂剂的制剂规格由“30%60ml”变更为“30%100ml”等。

(责任编辑：黄珊)

    夏雨

    几年前的一个夏日，是持续高温天气。炎炎烈日灸烤着大地。空气停止了流动，没有一丝风。当夜幕降临，大地将一天吸收的热量释放出来。整个城市就像个热气腾腾的大蒸笼。老天爷真是的，明明不喜欢不愿意，你还偏要请我桑拿浴啊。

    午夜已过。正要昏昏入睡，电话铃响了。是一位尿毒症病人打来的：“是周主任吗？我有瘘的胳膊突然肿了，这有危险吗？”“是吕正义呵，你在哪儿啦？”“我在天津医大二院，他们不给看啊！”

    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问题严重了。血透的尿毒症患者一般都做过前臂动静脉内瘘成行术，作为一个血管通路，才能将血液引出进行透析治疗。如果胳膊肿胀压迫致使动静脉内瘘堵塞，就没法透析，其后果可想而知。

    我说：“你别紧张，我得看过以后才能做出判断。咱们在哪儿碰面呢？”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我们在市儿童医院附近见面了。是病人爱人和他父亲跟着打的来的。看他们焦急和担心的样子，我首先给他检查。患者的左前臂包括肘部明显肿胀疼痛，局部可见瘀斑。腕部动静脉内瘘口有震颤感，表明还没有堵塞。为防内瘘堵塞，我告诉他们回家以后应该怎么做，他们都一一记下了。

    动静脉内瘘是血液透析病人的生命线，难怪他们去医大二院看急诊。经急诊鉴别，因为是尿毒症，于是电话通知血透室姜埃利主任。过了好一阵子，姜开着松花江汽车从院外来了。病人和家属告诉我：“令人气愤的是，姜主任来后，一个字也没有说，转身开车就走了。我们挂的是急诊呵！再说了，这个动静脉瘘手术还是他给做的呢…”

    正说着，忽然间狂风骤起，乌云压顶。伴随着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在大雨中终于等来了一辆出租车。他们和我道再见，我大声喊：“按我说的做就行了。”很快，出租车便消失在那茫茫的雨夜中了。

    当我跑回家，完全成了只落汤鸡。深夜中的我已经没有了睡意。我想，姜埃利为什么不理睬他的急诊病人呢？这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1．该患者原在医大二院透析。后来因看病贵等原因离开了。姜曾宣布过，谁不在这儿透析了以后就甭想再回来。

     2．姜主持的医大二院透析室有一个潜规则：你来我这儿透析，我给你看病，否则不给看。

     3．忘记了卫生局医师首诊负责制的有关规定。（首诊负责制是指首诊医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诊治患者，而应热情接待，详细检查，认真书写病历，提出诊断和处理意见。）

     4．对该病人的血透并发症不会处理。

     5．看这样的病人不能创收。

     6．对走穴的兴趣大于看急诊。

     7．那天喝高了，酒精中毒，在病人面前“失语”，正处于酒精对中枢的抑制期。如是，能将汽车从外面开进医院而没出交通事故就不错了。

     8．有先见之明，知道将有暴雨，提前走了。

    真的想不出还有其它什么理由。

    不管怎样，人家是海龟，是主任、教授，导师，是卫生局血液净化质量控制办公室负责人。人家多牛啊！俺是土鳖，是落汤鸡。俺承认，俺真的不是和人家在同一个档次上。谁要说俺和人家在一个档次上，俺就和他急。

    可是俺就是不明白，这个海龟到底是怎么当上主任教授导师和负责人的呢？他到底是怎么控制医疗质量的呢？别说什么主任教授导师和负责人了，就算作为一名普通医生，你对病人还有一丝一毫一丁一点儿的同情心吗？

    两天后，吕正义的胳膊完全消肿，又能顺利的透析了。家属想去告状。有哪个老百姓能告倒集海龟主任教授导师和负责人于一身的姜埃利呢。

    想想那场夏雨，真的很爽耶，它使酷暑荡然无存。

    在这个充满浮躁的世界，多么需要再下一场痛痛快快的夏雨啊！

     荒唐的窃书不算偷现代版

     李龙

     孔乙己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连他自己也是脸红的。可如今抄袭的人脸都不会红，反而还会理直气壮地拿“引用”为自己开脱责任。

     近日，西南交大认定该校副校长黄庆9年前的博士论文抄袭，取消其博士学位，撤销其博导资格。然而针对校方的盖棺定论，黄庆却有话要说。他认为，引用教科书上的理论解释实践，没有问题，“这就像用牛顿定律揭示运动现象一样”，并不是抄袭。

     黄庆所说的引用教科书理论，指的是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所写的一本教材——《经济学原理》。举报者认为黄庆论文的第四章属于抄袭，理由是他把杨小凯的理论说成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黄庆则认为引用教材属于“用公用知识来讨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不算抄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论文注释不严谨。

     黄副校长的辩解看起来很是软弱无力，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严格来说，是其个人的一本专著，是其本人的独创性理论，引用别人的专著、把别人独创性的理论拿来为己所用，当然是要注明出处的，否则就与抄袭无异。既然黄庆在博士论文的第四章中大量引用杨先生的公式、理论，以及相关的见解，尽管《经济学原理》是一本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但大篇幅的引用又不加注释，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抄袭行为。黄副校长自己也说了，“把抄的内容说成是自己的，这算抄袭”，请问如此大量引用别人的东西，而又不加以说明出处，这与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又有什么区别？

     诚然，教科书可以引用，但引用的前提是不会引起别人的误解，作为公共知识，已经得到公众的普遍性认同。但黄庆引用的《经济学原理》部分，连同行都对其提出质疑，恐怕更难以让公众信服。再说引用教科书也要注明出处，这个浅显的道理相信黄副校长应该明白。为什么没有注明？大概是因为“引用”过多的缘故吧，以至于第四章的大部分都来自于“教科书”。

     退一步说，即便《经济学原理》是本教科书，黄副校长也应该清楚，自己是在做博士论文，而不是编辑教材。大量引用教科书上的东西，那只是编辑一般性的教材而为，但博士论文是讲究创新的，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将教科书的东西简单加以编辑，就成为一篇博士论文。这样的文字照抄根本算不上什么博士论文，不如叫“翻版教科书”更为直接。

     以引用教材不算抄袭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解，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鲁迅笔下人物——孔乙己的“窃书不算偷”的荒唐言论。此君偷书时被人抓了个正着，并被打瘸了腿，但他却百般狡辩：“窃书，读书人的事儿，能算偷吗？”孔乙己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连他自己也是脸红的。可如今抄袭的人脸都不会红，反而还会理直气壮地拿“引用”为自己开脱责任，和孔乙己“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心态似乎也很是相似——引用有错吗？没有，至多也只能说是“过度引用”而已。何况时下论文“过度引用”的人多着呢！

     博士论文大量“引用”教材，本身就是在说学术废话，这样的论文有何学术价值可言。抄袭更是件不光彩的事，如今硬要用一个看似没那么丢脸的词汇来掩饰，看来，时下的学术界确实有必要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假运动了。

        周光达转载自2009年07月19日《广州日报》

     警惕学界剽窃之风中的贼船同盟

     周泽雄

     “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

     这是清初大才子李渔写在名著《闲情偶寄》里的发凡语。这段话，听在任何一位充满笔墨自尊心的文学豪客耳里，都视为正常，他们将其看作文人的本分 和行规，未必奉它为励志语。写作，归根到底取决于创造或思想的意志，有此意志，则自然视蹈袭他人为首恶。反观原本不存在此种意志的家伙，是否窃取他人，则 只须瞪圆鼠眼，见机行事就可以了；对他们来说，此事无关意志，更不涉尊严，唯依场合而定。

     我举李渔为例，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李渔身处的明末清初，不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也不存在现代职称制度。当年，任何一位有点名头的大 文人，大名都会被人随意借用，包括李渔本人。比如，李渔为毛伦、毛宗岗父子编次的《醉耕堂本三国志演义》写的精彩序文，就曾被人归到当时另一位大学士金圣 叹名下。我们知道，将自家文字假托在某个前人或无名氏名下，乃是我国形成于汉代的古怪传统，在李渔之时，此风依旧盛行。可见，李渔是在一个无需特别强调笔 墨操守的时代，作此担保的，这更加难能可贵。

    对于当前国内屡禁不止、甚嚣尘上的抄袭剽窃之风，论者不乏从体制角度寻找原因的。依我小见，这话对一半、错一半。

     对于真正视文学创造、学术创新为生命的人，没有一种外在力量可以令其变节，他们的写作不受体制钳制，不随外因篷转。他们执笔为文，纯粹为了实践 自身的文字意志。所以，哪怕今日的某些规定确有怂恿偷盗的倾向，受到怂恿者也只是些三流货，亦即那些即使改邪归正也不会给人类带来非凡贡献的家伙。假使李 渔活在当今，我们不必担心他走向堕落，正如我们不必担心陈寅恪或沈从文等真正的大师会有剽窃之举。

     所以，操着“体制”这把牛刀，不可能分析出李渔或陈寅恪为什么没有抄袭的，此即“错一半”之处。

     然而，当我们用同一把刀来衡量那些可怜的三流货，体制性的诱因就不可忽视了，这便是“对一半”之处。

     扼要地说，一种学术生态相对良好、文字宵小会遭到惩罚的体制，对真正的天才或才华有限但充满笔墨自尊的人，影响微乎其微。再好的体制也不会把平 庸者变成天才，而糟糕的体制虽足以埋没或扼杀天才，但一般不可能迫使他们由创造者堕落成偷窃者。创造者是一群精神贵族，他们的气质翱翔在体制性规定之上。

      所以，在糟糕的学术体制下，曹雪芹仍然会是曹雪芹，而那些原本只配为曹雪芹磨墨的家伙，在糟糕的学术体制中却一个个意态飞扬，悍然院士、院长、 博导起来了。区别就在这里。良性体制会还原三流人物的本色，使他们无从猎取超出自身能耐的光环，而糟糕的体制会使三流人物大为亢奋，使沟渠小虾纷现龙腾虎 跃状。

     仅在最近两个月里，我们的学术环境就因一套组合拳般的剽窃丑闻，再受重创。先是某副校长、副院长相继东窗事发，接着，中国最年轻市长又被曝抄 袭。不知你怎么想，反正，我虽然永远不会原谅抄袭之徒，但在官能上，早已对此麻木了。真正使我震惊的，是《法制晚报》7月10日刊登的一篇报道，其中称“ 我国近半数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普遍，超过50%的科技工作者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态度”。

     我可以把这种“宽容”视为犬儒症的突出表现。犬儒症的特点之一是：总是无法恰如其分地体现自身的道德情感，要么宽容得不是地方，要么中庸得一头 雾水。一个人，脑袋瓜不好使，同时又热衷于体现宽宏之态，一般说来就是高度疑似的犬儒症患者。但比犬儒症更值得忧虑的，是一种我姑且名为“贼船同盟”的现 象。

     宽容一名剽窃院长或抄袭博导，如果仅指保持其工资待遇不变，我或许懒得表示异议。假如“宽容”意味着让他继续享有原来的身份荣誉，那么，对他的宽容恰恰等于对他人的戕害。一旦这种宽容得到广泛认可，并迅速潜规则化，我们就可以把它判定为具有体制性特征了。

     结果会怎样呢？依漫画家华君武一幅著名漫画的指点，我们都听说了一种“武大郎开店”的现象。武大郎开店与其说是现象，不如说是规律，即，你永远 不必相信，一个靠抄袭剽窃起家的院长，会对真正的学术精英另眼相看，而不是视如仇敌；你永远无需怀疑，一个这样的家伙，除了干些进一步污染学术空气的活， 别无他长。因为，只有当他确信自己的周遭存在一个剽窃集团，同时确保周边不会有嚷嚷着“不攘他人一字”的李渔之流给他添乱，他随剽窃而发迹的伪学术前程， 才会最大限度地得到保障。长此以往，“贼船同盟”即告成立。

     不幸的是，贼船同盟还是世上最坚固的同盟，他们因互握对方把柄而决心沆瀣一气、依偎到底。不客气地说，所谓宽容之声，多半出自他们的合唱。明眼人都知道，宽容一个剽窃校长，就是授予他继续荼毒学生的权力。其间利害，孰轻孰重，原本到眼即明。

     糟糕的学术体制虽然无法使天才的李渔一族走向堕落，却会让一伙注定碌碌无为的三流货夤缘得势，占据学术界的要津。当他们因利益趋同而构建出一个 贼船同盟时(依我看，该同盟已然建成，且呈日益壮大之势)，我的心情，唯“黑云压城城欲摧”可表。所以，请你理解，我对宽容派的警惕，并不稍逊于对东窗事 发者的厌恶。

     周光达转载自2009年07月19日《东方早报》

向《计算机应用》编辑部致敬

我去举报学术造假，对有关领导和杂志社说：“我对姜埃利的举报已被《新雨丝》网站《立此存照》了”。 有的说：“我从不上网。”有的如放屁：“是吗?处理了吗？”该他们调查处理的，他们还在推卸，在事实面前采取不承认主义。因为违背客观，所以注定要失败。 今天，再为你们提供一个榜样，请你们起立，让我们向《计算机应用》编辑部致敬！

附：《计算机应用》编辑部对《新语丝》7月7日文章《浙江工业大学的低级抄袭》的回应

经热心读者举报、编辑部核实，2009年第29卷第5期1464-1466页，王松，李玉龙，王卫红的文章《一种新的图像点画绘制算法》涉嫌抄袭，现撤销该文章在本网站及相关数据库中的发布。

《计算机应用》编辑部

2009-07-09

(XYS2009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