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有时过程比结果还重要。
我和中国科协的不解之缘
在编辑“2009年学术反腐言论集”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的讲话引起我的关注。可以说，韩启德院士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是中肯的。
今年九月在重庆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和“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韩启德院士表示：要“将已经发生的学术不端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深刻进行剖析…让他们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再无立锥之地。”“ 让做出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受到严格的行政惩罚甚至通过法律完成刑事处罚，也让其他想犯规的人感到压力和风险。”“我作为科协主席勇气很大，如果社会认同这个机制就好办了，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该科协认定，科协责无旁贷。” 这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我举报学术造假多年，所接触的部门和领导，不是推诿，就是拖着不办。更有佯装同情我实则包庇造假者的。所以看到韩启德院士的讲话就想，这下反对学术不端，是否要动真格的了？
韩启德院士，中国科协，是何缘由让我有一种亲切感呢？哦，我想起来了！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派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协为青少年举办的一项活动。那是1964年，在首都剧场聆听科学家钱三强的科学报告。置身于宏伟的殿堂，顿觉科学之神圣。回来后还激动不已。我和同学给科协写了封信，就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谈了我们的看法。科协的干部还回信鼓励我们呢。看着45年前的这封回信，想起那个年代科学的纯洁和热情的我们，后来对学术打假的执著原来是缘于青少年时代对科学的崇拜和信仰呵。
我举报学术造假是从1998年开始的。在医院、学校、教委即天津市范围内不予理睬的情况下，我根据当时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和《全国性学会科技期刊道德公约》向全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 投诉。全国科协的工作人员当面接受了我的举报，还说我提出的以科协的名义建立一个接受科技人员举报的学术打假网站的建议很好，答应向领导报告。
后来中国科协的同志告诉我，我的举报受阻于中华医学会。原来，这个学会的元老们也讲哥们儿义气，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呵。那是2001年的事了。我不甘心，于是决定亲自登门，去向在京的医学院士请教。
2001年7月6日，我从中国科协和中国工程院出来，骑着自行车去了北大人民医院、北大医院等，最后到了北大医学部。在韩启德校长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叫肖渊的秘书。他说不凑巧韩校长出国了，有什么事他可以转告。我说明了来意。肖秘书说韩校长是很重视学术打假的有关资料你带来了吗？我把揭露学术造假的软盘递给他，他立即将材料存入电脑打印了出来。我说举报文章已在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上“立此存照”了。他记下了《新语丝》的网址，还给了我一个联系电话，说你放心韩校长一回来就立即向他汇报。
从北大医学部出来，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在那天的备忘录中写道：“北大医学部韩启德校长出国，把软盘给其秘书肖渊打印，肖记下打假网址，并告我联系电话。今天闷热，昨天刚补的自行车胎，又爆了。”
肖秘书在领导不在的情况下，对一个陌生人的来访如此热情又认真负责，着实令人感动。和以往在天津的感受不一样，他们没让我坐冷板凳。秘书的素质和作风常常反映出领导的水平。虽然没能见到，但与其秘书短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倒让我觉得韩启德院士应该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人。
后来，从天津医大这边传来消息说：“听说你把事情闹大了。”我的内心却很平静。闹大了？怎不见解决？起码说明我的举报已经转下来了。还是天津这边顶着不办啊。
此事又过了8年。今年国庆节期间，参加朋友孩子的结婚宴，一个久违的同事告诉我：“你举报学术造假影响很大，国外都知道了。你知道吗？杂志社来调查啦。不过让他们请了一顿给摆平啦。”对我的举报以为对手只是不予理睬，却原来还很忙哩。请一顿就能摆平？我不信。已发表在正式期刊上论文造假数据也能摆平？我也不信。或许，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吧。
最近，全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表示，科协的学会应主动的投入到学术道德建设工作当中去。最近科协已经开始抓这方面的工作，待有初步眉目后向媒体公布。
默默地翘首企盼着，锲而不舍地坚持着。是社会气象学中的干打雷不下雨，还是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八年前就向科协投诉过学术造假的我，难道真的和中国科协有一种不解之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