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关于钱学森责任的讨论，我认为大家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提出理论与该理论能否实现是两回事。比如，有理论说人类的寿命可达到150岁。就算这个理论是对的，但到目前为止可考证活得最久的人也就122岁而已，假如有人现在跑出来宣传他已经150岁了，正常人也不会傻到信他的话吧？退一步说，要确定他的年龄，去实验室做个检验不就行了？

不时在论坛看到一些网友（最近一个是Eddie）跑出来指责中文。比如说中文有歧义，主语模糊等等。

其实，绝大部分有歧义的中文，不是因为中文固有的原因，而是作者的写作水平问题。

就拿英文来说，考过GMAT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改错。同样的意思，可用来表达的单词句子有很多，但GMAT要求选择最准确，最有效，最精简，不会产生歧义的答案。注意GMAT是对读MBA的一个要求而不是对英文的基本要求，而且不只是针对外国考生而已，也包括以英语母语的考生。换句话说，就算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是有很多人在写作时会犯下错误导致句子有歧义(仔细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不少见，比如我前天就在公司的内部文件里发现错误，而该文件是由几个老外写的)，而GMAT的一个功能就是确保英语写作的规范化。

中文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所谓有歧义的句子，其实换一种句子表达就可以消除歧义了。作为作者，写作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采用有歧义的表达方式。反过来说，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就可以避免歧义，那么肯定不是中文的错，而是作者的能力问题：为什么他不使用更完美的句子呢？

总而言之，中文不存在有所谓“弊病”的原罪。那些所谓的弊病，完全可以通过写作规范化和提高写作水平来避免的。我支持对中文写作规范化，但反对拿一大棒子来砸中文。

    多年前有一次乘车去广西一个颇为边远的地区。车从广东进入广西地区后，人迹开始稀落，天黑后，更显山路荒凉，十几里才看到一点灯火隐在山野之中。这是我第一次坐那么久的车，颠簸中一路上昏昏沉沉的，大概熬到半夜，终于抵受不了，让车停在路边，下车休息。

         然后，我看见了世上最美的一幕：在一望无边的旷野上，在澄净墨蓝的天空中，是满天的，无数的，无比璀璨的星星！他们有的如爱玩的孩童挤在一起，围成一团，却依然可以看到每一颗的光芒；有的围绕在月亮的身边，月大如盘却柔光似水，星如针芒却光彩迸射；更多的星光淡如薄云，如牛奶般融在一起化为飘逸的白纱。我看见那最有名的北斗，还有传闻的牛郎织女，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更多不知名的星星，在我脑海里组合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幻化成一个个神奇的传说。

         这才是真正的星空！这样的星空，才能够让诗人为之咏叹，乐师为之轻弹，智者因其顿悟，众生因其梦想。

        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再也没看过如此壮观美丽的星空。

       听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目为“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我马上想起那晚的星空。我怀疑，现在的学生有几人看过真正的星空？住在拥挤的城市，透过混浊的空气，看到仅有几颗暗淡星光的夜空，也能称得上“仰望星空”？

         有人说“仰望星空”是比喻年轻人要有梦想。只是，梦想对许多人来说，如同城市的星空一样暗淡。当星光不再灿烂，我们也只剩下脚踏实地了。然而，经过一番辛苦耕耘或奔波劳累后，有些人发现尽其毕生之力，也不能拥有可以容身的立足之地。当星空与土地都不能拥有，有些人只能幻想自己有双隐形的翅膀，翩然飞走，留下烦烦扰扰的议论。

         在城市里，我们不仰望星空，我们站在高楼，俯看灯火霓虹。我们依然脚踏实地，但我们也许只是路过。拥有自己的方寸之室，守着温暖的一室灯火，也许才是大多数人最真实的梦想吧。

昨天看了凤凰资讯台的《记者再报告-海外中餐馆生存报告》。有一段说的是纽约市卫生局加强对餐馆卫生的执法检查，华人餐饮业者面对着苛刻的检查标准。其中采访到的一个业者辩解抗议说中餐情况特殊，不应该用西餐的卫生标准来要求中餐（大意如此，具体每句话我没有记下来）。

我看了实在是无语。中医说不能用西医的标准来要求，我已经见惯不怪，没想到连中餐也来这套。华人吃的东西卫生标准就应该比西餐低才对？难道我们华人只配吃脏东西？除了西餐，还有日本餐，韩国餐，泰国餐等等，为什么他们没有声称自己情况特殊？为什么比如日本餐馆可以给人干净高雅的感觉，而想起中餐馆，就联想到脏乱？

由于烹饪手法不同，中餐馆也许比西餐馆更加不容易维持卫生，但我相信只有下功夫想方法，中餐馆的卫生是可以达到标准的。问题在于一些华人，总想着拿特殊性之类的东西来做借口，而不是改进自己来达到更高标准。对这些人，我只能怒其不争。

每次社会上发生惨绝人寰的恶性杀人公共事件,总有些人跑出来为凶手喊话。这些人有的以社会公义的名义，有的以宗教的名义，有的以人性的名义，但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凶手是值得同情的，凶手之所以成为凶手是社会的错，凶手也是受害者。比如马加爵案，比如杨佳案，比如赵承熙案。这些为凶手说话的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从凶手的动机和背景出发，然后扯到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扯到比杀人凶手更加罪大恶极的人比如希特勒之类的统治者和贪官奸商等等，结论就是我们应该反思社会同情凶手。

在那些恶性杀人公共事件中，凶手杀人的动机也许来自环境的影响，但终究是其个人变态心理所导致，其行为也必须由个人承担。而为凶手喊话的人却是把焦点转移到社会环境，淡化个人的责任，强调凶手的受害者身份，模糊凶手的施恶者身份。不管是打着什么名义，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实质上就是转移焦点美化杀人狂魔，默认滥杀无辜的合理性。因此这种所谓的反思，我称之为“恶魔的反思”。

赵承熙案后出现的“恶魔的反思”是把罪恶的根源归咎到美国社会的黑暗和对亚裔移民的歧视，对此我已写了文章《恶魔的反思》反驳。最近中国连续出了校园砍杀事件,“恶魔的反思”又跑出来了。这一次的“恶魔的反思”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把罪恶的根源归咎到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对弱势群体的歧视。

让我吃惊的是，“恶魔的反思”竟然出现在新语丝博客上。天路客的《到底谁该反思，谁是罪犯？》就是典型的“恶魔的反思”。在这篇文章中，天路客完全无视郑民生滥杀无辜的现实，完全不提郑杀人的凶残，反而强调郑是社会的受害者，把焦点放到社会的丑恶现象。比如他说到：“你、我、政府是否该反思一下呢？谴责杀人者作恶者没有错，但都是就事论事，掩盖在这些事件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所谓的“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天路客后面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不外乎说的就是当代中国的丑恶现象和人物。那我就奇怪了，这些不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吗？你要批评这些直接批评就可以，非要扯上恶性杀人事件才能批评？再说了，你凭什么肯定这些跟郑民生的恶行有直接关系？你看得到“掩盖在这些事件背后的东西”，却看不到恶性杀人事件的血淋淋的现实：凶手滥杀无辜！

天路客还认为“郑民生杨佳还属于敢于“挑战”的人（当然，虽然我非常痛恨和鄙视这种做法）”。一边说非常痛恨和鄙视这种做法，一边却认为郑民生杨佳是挑战社会不公。看来天路客根本不明白郑民生杨佳之类的本质。真正本性善良的人会“抓住12名小学生，持刀朝他们的胸、腹等要害部位猛刺，其中八名大出血死亡，另有五名重伤”？鲁迅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真正挑战社会不公的人，是直接挑战社会丑恶，而不是拿刀砍向无辜。

天路客认为“防止下一个郑民生的出现才是正道”。看来是个理想主义者。地球上几十亿人，总是难免会出现恶徒。没有恶徒出现的完美社会是不存在的，起码如今的地球上不存在。防止下一个郑民生的出现简直比防止地震海啸的发生还更不现实。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在郑民生出现后如何尽快阻止他施暴，以及过后把他绳之以法。至于天路客说的“治标不治本，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一不小心就露出了中医的尾巴。

最后，借用网友“雷泓霈”的话结束：“对恶魔收回同情心吧：

一旦出现了此类公共事件，我们总喜欢从社会根源、财富分配以及社会公正缺失等方面寻找原因。进而得出凶手如何如何值得同情，公平发展如何积极推进落实等。

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可缺乏对凶手的口诛笔伐和严厉声讨，就容易产生一种可怕的误导。不反对就容易产生纵容，不排斥就可能走向默认。

我们当初的“无意同情”可能是一种生物本能，也可能是一种仇富心理、呼唤公平的发泄，可当这种毫无原则的同情送给了恶魔，就可能点燃、激活报复的种子，我们本想用农夫的体温温暖冻僵的蛇，可毒蛇醒过来的时候，送来的不是感谢，反而是虐杀和死亡。收回我们毫无原则的同情。我们应该鲜明地反对这种反社会人格，千万不能将反社会人格简单化为仇官和仇富。解决这个问题的重心是要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让人意识到反社会人格是可耻的 。这是很有必要的。”

附本人旧文《恶魔的反思－驳王正方的<不可承受之轻>》

评论家喜欢反思，这是正常的。但是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血案的反思，如果过了头，失去方向，就成了魔鬼的反思。5月28号《联合早报》中刊登的《不可承受之轻》就是如此。该文作者王正方是台湾作家、电影导演，却不小心成了魔鬼代言人。

 作者王正方在整篇文章中，把赵承熙视为一个无辜可怜的受害者，错的是周围的人，错的是他亚洲人的背景，错的是美国文化，唯一没有错的是赵承熙自己。  

该文一开始说到“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压垮了赵承熙，这个“轻”是别人对他的轻蔑、轻忽、轻心。流光15年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匆匆过往的同行者何必如此自私、吝啬？多给路上朋友一点微笑、关怀、协助和鼓励，一场血案或许可以避免，冷漠是最可怕的杀手……”

    这段文字写得很感性，轻描淡写地把凶手描述成受害者：如果不是别人对赵承熙轻蔑、轻忽、轻心，如果不是同行者自私、吝啬，他怎么会杀人？换句话说，赵杀人是情有可原，而那些忽视他的人就是活该被杀。作者在最后一句还来个补充，血案的凶手原来是“冷漠”。当然作者也可以说“仇恨”，“孤独”，“无情”,”歧视“等等是最可怕的杀手，总之作者不认为杀死32个人的赵承熙是杀人凶手就对了。

     如果说上面这段文字，作者王正方只是隐晦地替恶魔代言，下面的一段就赤裸裸地用恶魔的头脑来思想：“我还是不认为赵承熙是一个秉性邪恶的人，虽然他做了最邪恶的事，血腥屠杀30多人。他程度不错，可以成为一名有贡献的青年。那段演讲，他控诉美国享乐主义者的浪费，为富不仁阔家子弟的恶行，观点和论述没有人能否定。”一个做了最邪恶的事的人，竟然不算秉性邪恶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邪恶？按照这样的逻辑，全天下都没有一个恶人了。作者王正方比耶稣还要厉害，一句话就说明了我们的世界是天堂，人人都是大好人。说到演讲，希特勒就是天才式的演讲家。如果说赵承熙“程度不错，可以成为一名有贡献的青年”，那么希特勒的程度就更厉害了，他为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千多万人的种族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王正方又进一步指出：“亚洲人的长相在美国是一种非我族类的原罪，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痛苦可以想见。”把赵承熙的亚裔身份拿出来当挡箭牌，把责任狠狠地推给美国佬。就是因为你美国人歧视亚裔，赵承熙才会杀人。所以，美国佬被杀活该。

不止如此，作者王正方又说到“ 产生这种想法在美国最为自然，美国以暴力立国，文学、艺术、运动、电视、电影、电玩都以崇尚暴力为主题，赵承熙认同美国主流暴力传统是必然的事。1970年代美国反战领袖卡麦可（Stockley Carmichael）曾有一句传神的名言：暴力和苹果派一样，都是纯美国产物。（Violence is as American as apple pie.）”。原来如此，美国的暴力才是罪魁祸首！美国人是自作自受！赵承熙是美国式暴力的受害者，赵承熙是无辜的！

这是典型的魔鬼式的逻辑。那些极端自私的人，总以为全世界都是欠他的：亲生父母欠他，因为没有带给他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留给他家财万贯；同学老师欠他，因为没有给予他温暖的友情和关怀；学校欠他，因为他在学校没有高人一等，也没有聪明美貌的女生仰慕；社会欠他，因为他自以为才华出众，思想超群，却怀才不遇，遭人冷落。总之全世界都不对，就他自己对，把一切责任推给周围环境影响，都是环境的错。我记得10年前同样在美国发生的校园惨案，凶手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凶手留下遗书，从父母到学校教授到社会都批评埋怨了，就是没埋怨自己。这跟王正方的逻辑何等相似！

     赵承熙真的可怜吗？他虽然不是美国土生土长，但却顺利地拿到了绿卡在美国的学校读书生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也算是不错的大学。要知道，美国有几百万的非法移民，每年有几十万的申请绿卡被拒，比起这些人来，赵承熙算幸运的了。更不要说早期的海外移民，许多人就是被卖猪仔卖到美国去的，无数人被闷死在船舱里，就算到了美国，也是过着被压榨的日子。但是，这些先辈们都顽强地熬过来了。又如在新加坡，随便跟一个新加坡人聊天，就会发现他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大都是飘洋过海历经千辛万苦过来的。跟他们比，赵承熙的可怜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无病呻吟。

不管在学校还是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互动的。如果你整天躲在黑暗的角落，不要怪别人不给你阳光。与其怪同学老师没有给予你关怀，不如大胆主动地交朋友。很多新移民因为英语不好不敢开口说话，完全是爱面子怕丢脸的关系，其实只要大胆开口，冲破心理障碍，就发现一点点的丢脸根本算不了什么。

在美国发生的几十宗惊人的校园血案，凶手都是本土美国人，这足于说明赵承熙的杀人行为，跟他亚洲人背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有些敏感的亚洲人比如说王正方之类的评论家，却偏偏要把校园血案跟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中国俗语说得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赵承熙虽然不是君子，但是那些硬要把校园血案跟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人，只能说明他们心里就是这种小人之心。

至于把责任推给美国暴力文化，虽然有些道理。但是，美国文化除了暴力吸毒这些负面的元素，更多的是正面的元素比如人权平等博爱自由梦想等等。同样生活在美国，有人可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有人成为杀人凶手，这里面影响的因素太多，谁能肯定就是美国文化让赵承熙成为杀人凶手的罪魁祸首？

正如我在另一篇博客文章说到:“其实，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任何年代，都总会有一些丧心病狂的杀人者，凶手的身份与国籍种族等等根本无关。”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血案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减轻伤害的程度，至少，不要替杀人凶手脸上抹金。杀人凶手就是杀人凶手，就算他杀人的动机来自环境的影响，但终究是他个人变态的心理所导致。不管怎样，杀死32条无辜生命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恶魔行径。那些替赵承熙说好话的人，不是虚伪的空谈家，就是魔鬼代言人。

作者：未火

鲁迅读史，读出“吃人”二字。

吴思写《潜规则》《血酬定律》，刻画了官僚集团如何分食老百姓。

就连热爱古代大侠的金庸，写《鹿鼎记》开篇就说“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咱们做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

如今，孔庆东说，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戳穿了很多精英对中国古代史的妖魔化描述。原来“中国人千百年间，一直按照正常的方式、正常的逻辑过日子”。

我没有看过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不过我知道，向往古代美好日子的当代人实在不少。网络上有一类小说叫“穿越小说”，主要写的就是主角穿越时空回到古代建功立业享受美女成群写下一段传奇。如此看来，中国古代人的生活何止正常，简直是天堂。

在孔庆东之类的眼中，看的是万里长城紫禁城的辉煌，看不到的是无数埋在墙下的奴隶庶民，看的是秦皇唐宗宋祖建功立国，看不到的是连年战乱中士兵横尸遍野，看的是歌舞升平三宫六院，看不到的是百姓饥寒交迫路有冻死骨，看的是孔孟儒风君君臣臣三纲五常，看不到的是礼教束缚下追求自由的灵魂，看的是田园生活自然风光纯朴民风，看不到的是日晒雨淋天灾连连封闭愚昧，看的是神农华佗扁鹊李时珍，看不到的是人们寿命短暂无法对抗疾病瘟疫，看的是四大发明勾股定理，看不到的是世界科技史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影子。

以前就算自比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伟大领袖，也要高举打倒封建主义推翻旧社会的旗帜。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后，孔庆东之类振臂高呼：还是古代好，让我们回到500年前去吧。

我希望真的有时光机器，那么我就可以欢送孔大爷们回去他们爱慕的旧社会了。祝王爷们一路好走！

 (注：《回到明朝当王爷》是一部有名的网络穿越小说，仅借此书名以讽刺孔庆东之类）

大家都说现在中国房价涨得太厉害了。这不，一部连续剧《蜗居》因为描写房子问题而被炒得火红，网络上纸媒上房价都是最热的话题。

我却知道，有样东西比房价涨得快得多了：那就是当官的价码。对比中国的官价，中国的房价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卖官买官已经是普遍现象，从南方到北方都是。我老家那个地方，一个镇的局长原来叫价80万，镇长叫价150万。过了三个月，局长价升到120万，镇长价升到200万，涨幅50%。现在价码还在涨。

如果在大城市，官价更是吓人。请看一则公开的报道：深圳市9·20“舞王”大火烧出了一位贪官深圳龙岗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报道透露，陈旭明家藏现金千万余元，总资产过亿。陈旭明副局长的官位就是买来的。从其投资回报看来，官价肯定不低。假设按投资回报（总资产一亿）的20%来算，一个特区公安副局长的官价为2000万。虽然官价高，但回报率更高，所以官价以火箭的速度上涨。

再看另一则比较新的公开消息：涉黑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光其拥有的别墅价值3000万，加上其他资产，据说总资产也过亿。两个局长级人物，一个在中国南方，一个在中国中部，身家皆过亿。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出事都不是因为贪污腐败，一个是被一场大火烧出来，一个是被扫黑扫出来。文强的两栋别墅堂堂皇皇地耸立在重庆，如果政府真的有决心要反贪，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取证调查，别墅就是罪证。虽然没有证据说明文强的官位是买来的，但其官位的价值跟陈旭明差不多，基本过亿。

可见，买官不止投资回报率高，而且风险低，只要不被意外事件卷入，官位绝对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绝对中国特色：许多基层官员不惜借钱买官，买官后贪污，贪污后再买官，如此可以步步高升。

网友金海在《再看钱学森论教育的问题》说道：“一般来讲，仅受过大学再加上研究生的培养的人很难说是真正的人才，或者仅能属于A类人才。在这方面，应该说中国大学教育还是很成功的，因为连老外都知道，中国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基础很扎实，许多著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都喜欢中国学生。”

我记得杨振宁也说过“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之类的话。现实中多数人也是这么认为。我有个朋友，从中国来新加坡已经超过10年，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新加坡读的，却坚信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打算把孩子送回中国读书。

这些人说中国基础教育好，其根据无非是中国学生的考试成绩很好，许多著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都喜欢中国学生。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够科学。就算这两点都是事实，也不能充分证明中国基础教育比较好。

稍微有一点点统计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进行比较两个群体的时候，样本的选择非常关键。当我们拿中国学生做为例子的时候，别忘记了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在美国的导师看来，中国学生都是成绩很好基础扎实，原因很简单：能够出国留学（公费）的中国学生，一般而言在中国属于水平最好的一群,特别是早期的留学生, 别说是百里挑一,就算说是万里挑一都不为过。2008年全国高考总考生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其中将来能够出国留学在名研究机构或者导师的，能有百分之几？这些在中国成绩最顶尖的学生到了国外，学习成绩能不好？基础能不扎实？但是，这些人的水平能够代表全体中国学生的水平吗？他们能够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吗？同样地，中国学生在国际奥赛得金奖，必须考虑参加奥赛的学生都是从全国学生中层层选拔出来的，而且中国人对此比赛有特别热情付出特别多。

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的，还有一种说法：有些小留学生在中国读过几年小学后到国外读书，数学成绩比同班的外国同学好，这不是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吗？这种理由也不够充分。两国教育制度有太大的差异：教育的着重点不同，对学习难度的要求，学习时间的多寡等等。小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比较好，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比如中国小学教育的数学比重比较高，小留学生因为刚开始英文不好更愿意把学习时间花在数学上（数学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语言表达）等等。

要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好，必须按照统计学原理来设计比较模型和计算结果，否则一切的少数个案都没有用。照我看来，说什么“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好” “中国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基础很扎实”都是主观地想当然而已。明知道在创新教育方面不如外国，就臆想出应试教育比较好，其实也不一定。如果有人愿意把孩子送回中国读书将来跟1000万人来竞争，即使考上最好的北大清华也不过世界大学排名百名之外，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宁愿让孩子在新加坡跟几十万人竞争，去考取世界大学排名几十名的南大，将来要申请美国名校还更加容易。

       在阅读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不是书中的内容（大部分内容都是基本的金融常识），而是序言中关于商品价值观的几段话（见附文）。

    “效用决定价值”是现代财务金融的最基本概念之一，这就跟“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实。 “效用决定价值”包含引申出几个结论：

      1） 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人而言

      2） 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是相对的

      3） 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是可变的

       这些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是非常容易观察到并且得以证实的。碍于篇幅，我不打算在此列举例子。

       正因为这个概念是如此基础，我一直觉得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看了陈志武教授的自我介绍，才知道他当初在耶鲁大学读《金融经济学》，竟然觉得“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因为这对比他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完全是全新的概念。于是我才恍然想起来，原来我们在中学都学过的那套东西，早已在大部分人脑袋里埋下先入为主的概念。

       我能够不受那套东西的影响，也许跟我的学习态度有关。对喜欢的科目，我是反复思考深入理解；对不喜欢的科目，纯粹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考完试就忘了。因此，虽然我中学时还曾经当过政治课代表，课本里的话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但我的思想并没有受其影响。但是，对许多人来说，不管喜不喜欢，已经不知不觉地被那套东西影响了。

      难怪！我时常在报纸杂志上，网络上看到一些讨论经济的文章评论，只要是关于商品价值部分，不管是说到房价股价乃至一般日常商品，其出发点都是错误的。他们以为生产决定价值，往往从成本出发，计算出某商品应该是值多少钱。不管他们引用的数据有多么权威，计算有多么准确，但他们的基本概念是错误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靠不住的。

呜呼！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完善中国财金系统的碍脚石，可谓流毒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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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摘自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序言：

“那些年的学习中也不乏观念上的冲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一件东西、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交易行为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不创造价值。

但是，在1987年的《金融经济学》课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或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这等于说，即使要花百亿元投资、十万劳动力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的漂亮形象大楼，如果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要用它，那么，那栋楼也会一文不值；花费再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没有人要，也一文不值；再怎么费苦力做成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愿意出价钱买，那只是一堆废布。—— 这个观念对我帮助很大，特别是让我终于理解，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等等，等等。

反而看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最具体的例子是像百度、腾讯、无锡尚德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几十人创办起来，也没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至少到几年前没有），但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经营运作了几十年的武钢、一汽、二汽等，更值钱。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其建设成本，跟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关系不大；换言之，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中介服务，假如张三要创办一个造船厂，就像江苏熔盛重工集团三年前创业时候一样，他手头已经有20亿美元的造船订单，只是需要两亿美元投资。如果造船厂做成了，公司的价值能涨到20亿美元以上。问题是，张三自己无法找到投资者。在另一方，温州、香港等地很多个人和机构有很多空闲资本存在银行，赚3%的年利息，他们找不到风险相对能接受但回报很好的投资机会。”

这种情况下，挑战在于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找不到投资方，而愿意投资的又找不到合适的项目，经济发展就这样受阻。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这对张三和投资方来说，是双赢，张三的造船业务能扩张、个人财富能大大增加，而投资者的未来回报预期也远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促成这种金融投资交易，虽然李四可能只花了5天时间，劳动付出有限，但是，由于张三和投资方都信任他，他信用增强服务为张三、为投资方分别创造了数亿美元价值（他至少是使这种价值前景成为可能），那么，李四得到1000万美元（相当于所筹两亿美元资金的5%）的佣金是应该的。——当然，5%的佣金或许有些高，但是，正因为李四给交易双方带来这么大的未来财富前景，他的贡献的价值显然应该跟这种未来财富前景相连，而不该由他花的劳动时间决定。

审计不可靠，统计还能信？

关注中国经济的人，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许多统计数字比如众所周知的GDP。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99.99%都不能信。

中国的审计虽然是无牙的看门狗，但起码名义上还是个独立机构，还能起那么一点点监督其他利益部门的作用。中国的审计都那么不靠谱了，统计连看门狗都不是，凭什么证明统计数字的可靠性？那些原始的数据都是各单位自报自数，其真实可靠性根本不可考。原始的数据都不可靠，统计上来的结果还能信？

虽然不能信，但有时候必须要参考那些统计数字怎么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事倍功半“：属于“坏“事情的数字往上加，属于“功绩“的数字往下减。加减多少？看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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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转贴：
“被就业”与数字造假

韩咏红 《联合早报》(2009-07-27)
 
　　陕西应届大学毕业生“酱里合酱”（网名）最近发现自己一夕成名。他7月10日在网上发帖曝光大学的就业率灌水，他本人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学校安排与某某工业公司签署了就业协议，成了顺利就业的毕业生一员。然而，“酱里合酱”本人从来就没听过该公司，也不确定此公司是否真的存在。

　　没想到这个帖子引来热烈回响，全国不同省市的许多大学生纷纷跟进讲述自己或同学“被就业”经历。还有应届毕业生反映学校要求每人交上有单位盖章的就业证明，否则不能毕业。由此，中国互联网上衍生出一个2009年度的热门流行语——“被就业”。

　　事情在媒体上闹大了，“酱里合酱”的真实姓名与就读的大学被公开，几天前该大学公开回应，称事情是学校辅导员应当事学生要求办理的，该辅导员动机虽好但工作不严谨，将被调职。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数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现在成了学生、家长与政府共同焦心的问题。统计显示，2009年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610万，加上往届没有找到工作的100万人，2009年总计有710余万大学生需要就业。在社会总体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大学生就业困难或者大量大学生失业，难免要刺激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升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是为什么大学生就业率成为敏感词的根本原因。

　　而在另一方面，主管部门为了要“刺激”大学生就业，硬生生将高校招生计划与毕业生就业率挂钩，就业率高低能够影响高校声誉、来年的招生指标、拨款、学校领导的升迁，甚至影响地方政府政绩考核。

　　在此之上，许多农村背景的大学生想留在念书的城市发展，他们为了避免离校后户口和人事关系给打回原籍，也可能接受一个“假就业”的协议。

　　既然“就业”与“就业率”是波及面如此广泛、影响到众多群体利益的关键指标，其统计工作却是由主要的利益相关方——高校来主导，而且统计过程与结果又不完全公开透明，那么这个指标被上下其手、注水的结果几乎是无可避免。中国教育学者最近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承认“就业率”造假是多年存在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

　　事实上，统计数字的失真及其后果，也许是接下来中国需要面对的突出问题。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轨，现在又面对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大考，数据的可靠性对于政府准确判断经济走势、对症下药至关重要。

　　一些与民生经济数据的失真，则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问题的实际把握。数据失真可能是基层为掩饰过失或自我夸耀政绩层层瞒骗的结果，也可能是自满、怠惰等非主动性原因。

　　在一个现代化管理的国家，重要数据靠利益相关者统计与提供，其实是难以想象的。

　　在新疆““七·五”事件后，一些维族同情者认为，维族面对的经济困境也是导致许多人对政府不满的原因。对此，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以及汉族知识分子都反复重申，国家民族政策明显向少数民族倾斜，对于少数民族就业只可能是帮扶，绝不可能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乌鲁木齐少数民族应届大学毕业生亲口告诉我，今年跑了不少人才交流会与招聘会，不论是政府机关或者私营企业，几乎都只要汉族。

　　他们各执一词，真相究竟是什么，外界其实不容易论断。

　　在短期内，真相处在“半透明”状态会对现行制度的主导者有利，然而长期而言，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却没有被及时发现与解决，那它最终仍要爆发并反扑到整个现行秩序。这就是容忍数据与信息失真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