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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人聊到当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初中的一位英语老师。那次作战似乎伤亡不少。我听村里人说在越南前线阵亡的战士，他们的骨灰有用红包袱送回来的，也有用白包袱送回来的。据说后者是被毙的逃兵，或者是不服从命令的。这位英语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自我介绍叫做温洪森。但后来我听见其他老师都喊他向党。有同学说他的弟弟就是用白包袱给送回来了，他从此就叫洪森了。

我对他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上课基本都使用方言，就他一个人用普通话。但那时当地的民风淳朴，有些词，如“姑娘”，用普通话说出来会让别人当作流氓。有一天他给我们讲一长句子，其中有“girl”一词。于是他用普通话讲啊讲啊。同学们都知道他要说到姑娘，也能感觉到他在躲避。随着他绕得越来越近，同学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就等他用普通话说“姑娘”呢。

结果洪森老师绷到最后终于没猴住，快速地用方言“姑宁子”溜了过去。全班哄堂大笑。

他当时是接替我另外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吴宏芬。吴老师极其敬业，经常想起一点东西就在早自习或者晚自习的时候跑进来给我们讲。我那时英语学得也很好。洪森老师接管之后，他总能在我的作业中找到错误。后来我每次交作业之前都让周边同学帮我检查好几遍，他依然能找出错误。以至于那一段时间我绝望得都不再想学英语了。

毕业那年我们换了一位史老师来教英语。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洪森老师。

《鲁迅全集》第一编《坟》的第一篇文章即《人之历史》。其中有一句话：

> 十传而千二十八

害得我琢磨了半天，后来才意识到鲁迅把 2¹⁰ = 1024 算成了 1028。

第二个印象是在第二篇《科学史教篇》中提到了很多名字，其中达尔文被提到的次数最多。有许多名字我以前没听说过。还好鲁迅在给出音译的同时还把原名附后，这样有些陌生的汉译名字仍然能对上来。比如奈端指牛顿。整个《鲁迅全集》总共有两篇四次提到牛顿（奈端），前三次都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全集总共有 92 次提到达尔文的名字。

第三个印象是鲁迅真能写。虽然鲁迅自嘲是为了多几个稿费。然而没有较常人十二分外的功力显然写不出这样的长文。而鲁迅的绝大多数文字发表于 1925 年之后。在这的十几年前鲁迅的笔功即已精湛如斯。

鲁迅这两篇科普文章，虽然写作于一百多年前，其中许多科学见识其实和现在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想，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打下的底子罢。从 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1895 年中国被自己曾经的学生打得一败涂地，那时候如鲁迅这样的有识之士为中国开出的药方便是科学、不可说和尊重个人。以后人的眼光看，他对科学的认识是相当不错的。

这里有两条时间线不得不说一下。鲁迅在 1902 年 2 月至 1906 年 7 月第一次旅日。同年八九月间，鲁迅再次东渡。由此可见，鲁迅写于 1907 年的这两篇文章的思想多在日本成型。日本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全面西化，采纳西方的科学和不可说，至少科学一线迄今从未断绝。而中国则是在 1949 年之前的一百多年间饱经战祸离乱。之后几十年的乱象仍然一个接一个。文不可说革则是这些乱象的登峰造极。中国有四十年的正轨则自 1978 年始。这样从鲁迅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刚刚睁眼看世界后，中国的科学史有几十年大致是中断的。

上世纪初中国许多大师虽然言过其实，但是有些大师的成就即使从今天起，中国也很难有人在一时半会儿中赶上。比如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陈省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睁眼看世界的受益者。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科学知识相较于不可说其实更容易些，这不过说一代人十几年的教育罢。真正难的是科学与不可说的传统与素质。中国和日本两国原先都没有什么科学传统。然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科学与不可说便在该国生根。在中国，在很多事物上便可见普罗大众对科学的认识仍然糊涂，国民的基本科学素养仍然在百分之个位数。不可说则愈发不可说，甚至越来越多不可说了。

这个国家民众的素质固然低，然而如夜郎国民般容易自大。大约他们愿意比的并非是科学和不可说素质。据说该国已经没了穷人，且阔了。阔且阔了，至少相对于自己的过去，人们的确阔了些。

夜郎国的民众不仅自大，而且愿意花时间编瞎话让自己感到大，譬如国学。而为国之事倘若能做到科学，它必然是世界的。至少统计如民调及民调的分析就是一门为国之学。统计学的发端是有政治的缘由的。而中国的国学往往是架笼溜鸟。国家的媒体已经发声相挺下跪，大约裹小脚的日子也不远了。

## 《英格力士》
陈冲导演了[三部片子](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11633)。其中两部，1998 年的《天浴》和去年上映的《英格力士》都涉及了文革。毫无疑问，文革对那一代人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创伤。而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被创伤的那一代人正在史无前例地创伤这一代。都说中国的轮子三百年转一圈，个头很大，势不可当。却没想到大轮子中还套着小轮子，令人猝不及防。

话说的有些远。单说陈冲导演的这部《英格力士》。故事讲的是知青疆二代遇到了以为开启他们视野的上海英语老师。这部电影我现在仍然无从可看，因此也就胡乱评论几句。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但毫无疑问，当今世界上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成果大都是用英语写就的。即使在今天，倘若可以公开，中国顶尖的研究结果也要用英语来表达。这样，许多人觉得英语老师是那些在蒙昧中的人们的一扇窗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我对非得是英语老师才是那扇窗感到深深的怀疑。05 之后我在泰安住过一段时间，家对面就是号称“一中二泰”的泰山中学。也就是说它在诺大的泰安地区排名第二。有一天这所学校的大门挂出一条横幅。挂个横幅在国内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但是奇怪的是这条横幅下面还有一行英文。这行英文单词、语法等，但凡能错的地方都有错。很遗憾，我当时没拍张照片留下来以飨读者。这行英语又在泰中大门的门楣上挂了很长日子。这就由不得我对这个学校的水平产生了不好的想象。

而实际上，大部分中国人学的基本都是哑巴英语。我读硕士时，有一次在科研楼刚要出门，刚好碰到一位老外，脸都绿了，嘴里无非就在重复一个单词：“Toilet, Toilet!”。然而他对面的那位，死活就是听不懂。我农大好歹也是在中国排名很靠前的知名学府。或许也未可知的是，听不懂“Toilet”的那位来自莱阳农学院，或者曲阜师范高中后。然而，现实令人无言以对。至于有农大博士毕业了，how are you 读成诶吃，欧，大不流油……的，今天就不详细提了。这与此间非英语母语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就能字正腔圆唱一个多小时的英语音乐剧的水平差不知哪里去了。

这样我觉得，数理化才是真正的窗。里面的那些内容没有几样是中国土生，却又潜移默化到人们不觉得是舶来品。这些内容又少有争议。而且，未来大多数学生都是要靠它们来吃饭的。如果不是关进铁屋子，仅仅给蒙昧的人们开一扇窗其实也不够。他们本来是要在那海里游泳。

## 国歌和八卦
我在中学时学的中国历史，近代史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此我为，或者本来就应该为中国近代的积弱感到羞愧。近代史末期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继而发动全面战争后，这个国家差点就亡了。倘若如此，部分后果恐怕就像就像曾经的元朝，或者清朝入主了中原。甚至今天的中国人大致要说日本语了。因此曾经的那首激励过千千万万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那段屈辱史的结束，至少在我这里是关联在一起的。因此我不能接受有人在这首曲子下面起哄，这种不接受远甚于几个无聊文人，如果有，对自己捕风捉影的八卦。

为了搞一下几个八卦自己的无聊文人而让许多人在这首曲子下面起哄，倘若地下有知，许多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会心冷。如此恶搞自己的国家的，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至于那些披着粉红色战袍的豺狼们，如果他们充满矢溺的脑袋还留下一点点脑根，不妨用这点儿仅存的脑根来想一想，谁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祸害？

阴性（-）和阳性（+）经常用于表示定性检测结果。这两个词都是中性词。也就是说阴性的结果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比如澳抗检测，阳性表示感染了乙肝病毒，阴性则表示没有。又比如说有人接种了某种疫苗，抗体检测阳性就表示接种成功。否则就是不成功。

与这两个词对应的还有所谓假阳性，或假阴性。望文生义，假阳性就是本来是阴性的，结果误检为阳性。比如没病被判断为有病。而假阴性就是指有病的没有检测出来，被诊断为没病。

在实际的检测中，尤其是医学检测中，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概率通常不为零。这时候就需要根据概率论的知识进行重复检测，从而以更高的把握来确定测定对象是否真的是阴性，或者阳性。

有的时候，一种检测手段非常糟糕，这时候概率论也帮不大上忙。比如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王辰院士[在 2 月 5 日接受采访声称](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2002091377170375.html)，
> “对于真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也不过只有 30% 至 50% 的阳性率。”

这个数据似乎和前几天在捷克、土耳其、和[西班牙](https://www.voanews.com/science-health/coronavirus-outbreak/chinese-firm-offers-replace-faulty-test-kits-sold-spain)使用中国产试剂盒的数据相吻合。

另有[报道](https://www.npr.org/sections/goatsandsoda/2020/03/27/822407626/mystery-in-wuhan-recovered-coronavirus-patients-test-negative-then-positive)，武汉康复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有 5-10% 的经检测复阳。这个现象就非常违背常识，几乎可以认定这些数字都是假阳性。

从这两组数据来看，假阳性和假阴性都这么多，可见国内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检测不是很靠谱。因此，我建议国内，也包括国外，的人这几个月还是要多加小心。西方的一些正确的防范措施，比如，最最重要的正确洗手，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少摸脸等等，还要保持一段时间，或者一直保持下去。尽管部分人群染上这个病毒很可怕，但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那么可怕。从瑞典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只要保持正确的卫生习惯，人们还是可以将病毒大致约束住的。

【按：】暂留底稿，有空再改。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来看，国内对群体免疫屏障的误解甚多。许多普通人甚至直接开骂，更不用说那些等而下之，下至深不见底的囚犯网络评论员了。但也有一些好的因素在里面。比如有人问为什么古时候天花、鼠疫可以肆虐那么久而没有形成群体免疫屏障。

这个问题本身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好就好在他把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它还好在提出了疑问，而疑问便是进步的开始。这个问题也是个坏问题，坏就坏在出现了时空错乱。

古时候，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其实就是没认识。甚至在 1918 大流感时，有相当多的人还认为天上的星星位置错误才导致了那场瘟疫。古时候瘟疫的终止原因各不相同。比如蒙古人带到欧洲的那场鼠疫的终止，据说是因为后来有新的老鼠种替代了导致鼠疫的那个老鼠种。有时候则是因为周边的人死绝了形成了疫病的地理屏障。像天花这样，直到上世纪初，即使如瑞典这样的国家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因其而夭折。

但自从人们对传染病的机制了解清楚后，印象中大约从霍乱起吧，传染病才逐渐被大致控制住了。尤其是在疫苗出现之后，如天花这样的传染病甚至永远成为历史。

这样看来，免疫屏障的概念其实至多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这里面既包括传染病的机制，也包括数学的理论在里面。这里的免疫屏障既包括对传染源的隔离治疗，同时控制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同时也寄希望于今明两年或许会出现有效的疫苗。也就是说，现代防疫，对象、目的和手段都是很明确的。古时候和现在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问为什么天花、鼠疫没有群体免疫屏障，就好比问几百年前有人得了梅毒，为什么不拿青霉素来治疗一样。

有时候有的人，他们在做某件不好的事情而受到指责时，往往会自辨称某某第三方也是这么干的。一般从道义上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就好比别人家偷盗抢劫、杀人放火，不管这第三方是否受到了惩戒，都不构成被指责的这一方同样也可以偷盗抢劫，或杀人放火的理由。

有时候被指责的事情可能不见得就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糟糕，比如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这件事情罢。有人拿 Bear Grylls 来举例，说他在野外求生的时候几乎什么野生动物都吃，而他们为什么就可以把吃野生动物交易都禁了云云。

以上就是很好的一例以个案定案的反面教材。假定一个人一次吃某种野生动物而获得该野生动物某种疾病的概率是一百万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概率。相比之下，[中国每年每十万乘客因车祸而死亡的人数是 18.8](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90%84%E5%9B%BD%E4%BA%A4%E9%80%9A%E4%BA%8B%E6%95%85%E6%AD%BB%E4%BA%A1%E7%8E%87%E5%88%97%E8%A1%A8)。合计到每天也差不多是这个级别，约为 $0.5\times 10^{-6}$ 的概率。但若一年有一百万人次吃这种野生动物，那么获得这个病的概率就是 $1-(1-10^{-6})^{10^6} >0.63$。这样年复一年，这种未知野生动物几乎肯定会把这种疾病传给人类，就像每年必然有车祸发生一样。

与车祸不同，这种病一旦有人感染，那么他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把这个疾病传染给别人，就像萨斯和新冠病毒一样。这样看来，禁止该野生动物的交易就显得完全有必要。

至于怎么实施恐怕也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如上，如果截断的是流通渠道，使每年接触这种野生动物的人数降哪怕只有两个数量级。那么每年因此患病的概率就会降到不足 1%。而如果完全禁止任何人吃野生动物，那么执法成本就会无限上升。综合这两方面，管理者总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从另外一面看，像 Bear Grylls 这样的属于专业派。他们这样一些人的知识说不定哪天会派上用场。这样抓大头，放小头，既达到控制疾病的目的，同时也保留了对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变异分子。这才是现代管理的要素。同时，随着这种师出有名的法案的积累和执行，社会的运行会更加平稳。一个国家在这样的机制下不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才是奇怪的事情。

高手对弈，如果一方计划要吃对方一子，他大概要做很多准备。我本科有个老师说围棋九段能想到盘面九步以后。这种说法对不对有待商榷。但低手很容易被对方看出意图倒是真的，更不用说哭着喊着要吃对方那一子的。这样，低手下棋，不仅往往吃不到想吃的对方的子，而且对手可以利用他吃自己某个子的企图，反将他杀个落花流水。

博弈的事情莫不如此。就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得到了第三方的好处，另外一个国家再想得到这样的好处往往就变得困难。比如转移产能，一带一路，武力一统等等。自以为是的不仅对自己的意图不加掩饰，甚至还要大力宣扬。再加上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骚操作。可以想见这些规划的下场不会很好看，甚至在有的地方会很不好看。

今天的 [BBC 科学频道报道](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52048195)，从走私到中国的穿山甲体内发现携带了 covid-19 病毒的高度近亲。

我从这个消息总结两条。第一是穿山甲是大概走私量最大的野生动物。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中认为由于穿山甲能打洞，所以吃穿山甲有通乳的效应。这种胡乱联系如同中药中的童子尿，蝙蝠屎等的思路是一样的。按这样的思路，按说电钻的通乳效果最佳。笑话归笑话，但是，这种愚昧的巫术，把很多地方的穿山甲、犀牛（to name a few）吃得绝了种。也算是中国强大之后不自觉给地球造的孽罢。

从另外一个方面，人畜共患病其实古已有之。畜牧业大致始于 13,000 年前，其历史恐怕比人类的农作物史还要长。自此之后共患病其实就一直伴随着人类。比如我小时候略记得点事的时候，老家还有连茅圈。现在年轻一点的中国人恐怕闻所未闻，更不用说见过连茅圈了。它就是茅厕连着猪圈。人拉了给猪吃。猪长大了肉给人吃。后来因为猪肉绦虫的流行，这种连茅圈就不再用了。但院子里的猪圈还是有的。我老家一直到 2000 年左右才把猪圈给填平了。

猪肉绦虫就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其它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狂犬病、禽流感、猪流感、布氏杆菌病、沙门氏菌病、结核病等，以及虱子、疥螨等各种寄生虫病。

毫无疑问，畜牧业使人类的生活质量极大地提高。因此即使有几百种人畜共患病，人类非但没有抛弃家畜家禽，以及各种宠物，反而很多时候关系很亲近。比如中文的“家”字，从其象形意义来看，即猪住在人的屋顶下面才称之为家。显然，古时候的猪比今天的和人更亲近。

人畜共患病在某地或某个群体的长期流行包含一个共进化的过程。一方面病原体会变得越来越“温和”，即它们会变得越来越不致命。另外一方面宿主也会在群体中逐渐积累抗病基因。不致命的温和病原也会导致人体产生抗体。使病原更不致命，或更少流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群体从来没见过某种人畜共患病，那么他们初次接触这种病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

人畜共患病也不仅仅限于人和家畜禽之间，比如新冠病毒、鼠疫。中世纪的那场鼠疫扫荡了欧洲几乎一半的人口，堪称人间惨剧。但它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人口大量减员导致农奴制度难以为继，个人价值升高，原先农奴的自由度大大提高。这场瘟疫也导致了黑暗世纪的神权崩塌。譬如出现了薄伽丘的启蒙作品《十日谈》。神权的崩塌使得文艺复兴成为可能。

古人们对瘟疫的病因和传播方式根本无从了解。明末的那场鼠疫流行据称使导致一千万以上人口死亡。很多时候都是局部人口死绝，形成了疫病传播的地理屏障才使瘟疫停下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历史上看，瘟疫流行固然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毕竟带给人类的灾难居多。现代社会通过疫苗、公共卫生系统几乎控制了绝大部分的传染病。在西方国家，普通人和畜禽之间，除了终端产品，实际相隔越来越远。比如在挪威，畜禽的宰杀需要许可证。类似法案固然有伦理的因素在内，但隔绝人畜共患病恐怕也应该是许可证制度的原因之一。

反过来看中国。山东半岛按说在中国也算是相对较发达地区，也只是在 2000 年以后才把猪鸡请出了家。这说明整体上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其实很晚。甚至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当前离现代社会仍有距离。

譬如现在农村的厕所改造。我老家周边的村里很少有把厕所建进屋里的。我的父母大人甚至对厕所改造都有抵触。去年下半年我回老家看他们，我妈亲口对我说：现在的厕所不能动啊，前几年我的腿不好，就是因为原先的厕所位置不对的。

这种话，连同我若干同学、朋友的其他言论，让我无言以对。然而最近几年，我对我老家的厕所越来越难以忍受，几成心理障碍了。

今年这场瘟疫毕竟来了，欧美也受到重创。学校关闭，体育活动取消，大多数人被迫待在家里。生活一下子淡出鸟来。然而纵然不能参与制造婴儿潮，不妨从多出来的时间里拿出一点来思考。就拿开头说的那件事情，真心希望有些中医粉丝们也能思考。你们有些毕竟也曾受过博士训练的。譬如你们看问题是靠实证还是道听途说，你们如何来提出和验证一个问题或想法的？

至于我则希望，这种害人害己的巫医和巫术早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更不用说还留着它祸害莫名其妙的野生动物，和引入诸如萨斯、新冠病毒这样一些新的传染病了。

我对欧美澳洲囤厕纸很是不理解。囤一大堆厕纸在家里能干啥？又不能当饭吃。英国《卫报》建议真要是危机，怎么也要买把铲子，或者其他农具。消费主义这么多年，人们把拿钱就能买到东西习以为常了。其实各国经历过上次饥荒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们一位合作伙伴 John Woolliams，爱丁堡大学教授，退休没几年。他说他小时候经常挨饿。我没他那么大，小时候也觉得饿。路上经常见到要饭的。从我到我父母这两代人间的挨过饿的就更多了。而且更惨。比如我国历史上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

买几把农具在自家院子开块菜地是（外国）那时候度时艰的好办法。遗传和统计大家 Fisher 就是一把种地好手。

挪威这方面得天独薄，没多少耕地。真若有一天有那样的危机，恐怕只好天天吃三文鱼了。

这次危机对人类的冲击现在看已经非常巨大。而再过五年十年回头看，我们会发现世界的轨迹会因此发生改变。就像九一一那次冲击一样。零三年的萨斯，世界对中国的依赖还没今天这么大。而今天世界没了中国许多行业就卡壳。四代为萨斯向全世界道歉。五代为新冠全世界甩锅。虽然号称命运共同体，却从官方到民间整一批战狼野兽，你说讽刺不讽刺。危机过后，世界各国一定会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的。因此更苦的日子是可以预见的。

如果这场疫情只有一两个指标，比如少死人，少感染，那么小学生都可能知道花大钱来隔离、封城、收治病号就可以让这两个指标好看些。然而偏偏这个世界的状态描述需要有众多指标，显而易见的比如 GDP，价格指数，工业指数，购买力，以及各种民生指数。而各种指数中所包含的指标又不知有多少。成千上万的指标让那小学生每天都看一遍，他手指和脚趾头加起来也是不够用的。

今天许多国人引以为豪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不过是集中力量去办这成千上万的指标中的一个。其实就是古语所说的挂一漏万。以前领导不管有没有水平往往也会谦虚一下说自己的讲话会挂一漏万。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以挂一漏万为荣。这不单可笑，其实很危险。

育种工作者应该很熟悉这种场景。在现代育种体系中，选择的对象其实是一个综合指数。其中包括比如各种体尺体重，生长速度，饲料效率，抗病能力，环保指标，动物福利等等诸多性状。选择指数首先要挑选其中最重要的若干性状纳入指数，依此综合指数给个体排队来选留下一代作种的个体。

古久的时候有所谓顺序选择法，就是依次一个指标一个指标地选。它的坏处很多：

第一，被选择的指标可以有很快的进展，而一旦不选，它的进展就会停滞甚至后退。而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后退几乎是必然。

第二，没有被选择的众多其它指标没进展。

第三，没有被选择的指标甚至由于之前选择在基因组中造成的扫荡效应，通常会丢失很多与其相关的优秀基因，使后期被选择的指标失去潜力。在人类社会中，可以理解成由于前期集中力量办一两样事情，导致未来办其它事情的资金和智库短缺。

显而易见，这种“挂一漏万”的办事方式是一种原始和落后的方式，它效率极端低下。而把这种效率极端低下的办事方式宣传成为值得夸耀的方式，那么这个国家进步缓慢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这句话说的肯定不是全部，因为中国近百年来动荡曲折，但望族还在。但它也说明如果败家，其实很快。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恐惧莫名。

不妨唱一遍国歌来压压惊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