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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5日，星期一

                         张功耀

久雨初晴

信步云麓，

凭栏俯瞰，

叹山下霾封。

十里橙黄，

斜阳吐暮，

灰雾蒙蒙。

湘江两岸，

天心四周，

依稀危楼峥嵘。

细端详，

辨古街旧巷，

偶得隐踪。

自然不尚奢华，

怎禁得梦回旧时空？

湿柳舞烟花，

春去春来，

宜酒宜诗，

衣冠雍容。

渔樵笠翁，

小桥红门，

藏入绿丛不知冬。

问苍穹，

古今无限人，

谁负枯荣？

《鹧鸪天》

————赠梳词

指间弯月为谁留，

君梳云鬓我梳愁。

晚春风暖碧窗下，

旧梦花飘海蜃楼。

000

人静好，岁温柔，

婉披丝发曼回眸。

千难万劫都无语，

却话从前小小羞。

垂泪相看本不该，

多情应是此生灾。

眼中问语音如旧，

世上逢年花自开。

从别后，两安哉。

长城草木俱尘埃。

茫茫人海君还在，

万水千山归去来。

——————作者：夏虫

黄浦飘猪总不该，

红桃绽雪岂春灾。

冰潜北国寒消逝，

陌上南坡蕊盛开。

思量起，已唉哉。

白花血帜堕尘埃。

城楼挥手人何在，

画像新涂彩色来。

______fly的大作再狗尾也要续貂也。。。

我
其实
特别喜欢
坐那种很大的公交车。
晃晃悠悠、慢慢腾腾。
穿过一个城市。

我

需要找个

舒服的位子。
车厢得空，
少有人在眼前晃动。
时间最好是
下午三四点，
阳光不重，
却能映出街景的明媚。

我

还可以仰望着
以45度的角度流泪。。。

（谁该给谁改文章？呵呵）

《春末闲谈》

鲁迅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②。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面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赢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③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④，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⑤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⑥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⑦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⑨，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⑩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⑾，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⑿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⒀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⒁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⒂。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⒃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⒄。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⒅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署名冥昭。

《蠕范》
    　　
    　　偶然在旧书店里买了一部《蠕范》，京山李元著，元系乾隆时人，著有关于声韵的书，为世所知。此书凡八卷，分为《物理》《物匹》《物生》《物化》等十六章，徐志鼎序云，“大块一蠕境也。……顾同一蠕也，区而别之，不一蠕也，类而范之，归于一蠕也。”这可以说是一部生物概说。以十六项目包罗一切鸟兽虫鱼的生活状态，列举类似的事物为纲，注释各个事物为目，古来格物穷理的概要盖已具于是。有人序《百廿虫吟》云，诚以格物之功通于修齐治平，天下莫载之理即莫破所由推，这样说法未免太言重了，而且也很有点儿帖括的嫌疑，但是大旨我实在是同意的。“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y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是民八所写小文《祖先崇拜》里的几句话，至今我却还是这样想。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健全的动物，不幸人们数典忘祖，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鹿和羚羊遇见老虎，跑得快时保住性命，跑不脱便干脆的被吃了，老虎也老实的饱吃一顿而去，决没有什么膺惩以及破邪显正的费话。在交尾期固然要闹上一场，但他们决不借口无后为大而聚麀，更不会衔了一块肉骨头去买母狗的笑，至于鹿活草淫羊藿这种传说自然也并无其事。我们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许多玄妙的说明，拿了这样文明人的行为去和禽兽比较，那是多么可惭愧呀。人类变为家畜之后，退化当然是免不掉的，不过夸大狂的人类反以为这是生物的标准生活，实在是太不成话了。要提醒他们的迷梦，最好还是吩咐他们去请教蚂蚁，不，不论任何昆虫鸟兽，均可得到智慧。读一本《昆虫记》，胜过一堆圣经贤传远矣，我之称赞生物学为最有益的青年必读书盖以此也。
    　　《蠕范》是中国十八世纪时的作品，中国博物学向来又原是文人的馀技，除了《诗经》《离骚》《尔雅》《本草》的注疏以外没有什么动植物的学问，所以这部书仍然跳不出这窠臼，一方面虽然可以称之曰生物概说，实在也可以叫作造化奇谈，因为里边满装着变化奇怪的传说和故事。二千多年前亚列士多德著《动物志》，凡经其实验者纪录都很精密，至今学者无异言，所未见者乃以传说为据，有极离奇者。我们著者则专取这些，有的含有哲理，有的富于诗趣，这都很有意思，所缺少的便只是科学的真实。这样说来。《蠕范》的系统还是出于《禽经》，不过更发挥光大罢了。卷六《物知》第十二的起头这一节话便很有趣，其文曰：
    　　“物知巫，鸂鶒善敕，蜾蠃善咒，水鸠善写，鹳善符，虎善卜，鴷善禁。”差不多太乙真人的那许多把戏都在这里了。关于啄木原注云，‘好斲木食虫，以舌钩出食之，善为雷公禁法，曲爪画地为印，则穴塞自开，飞即以翼墁之。这所说大抵即根据《埤雅》，《本草纲目》引《博物志》亦如此说，仿佛记得《阅微草堂笔记》里也曾提及，有奴子某还实验过云，可以想见流传的久远了。我们在北平每年看见啄木鸟在庭树上或爬或笑，或丁丁的啄，并不见他画什么符印，而这种俗信还总隐伏在心里。记起小时候看《万宝全书》之类，颇想一试那些小巫术，但是每个药方除普通药材以外总有一味啄木鸟的舌头或是熊油，只好罢休。啄木鸟舌头的好处何在？假如不全是处方者的故意刁难，那么我想这仍是由于他的知巫的缘故罢。
    　　至于蜾蠃的故事，其由来远矣。《诗·小宛》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前汉时，《淮南子》中有贞虫之称。扬雄《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这可以算是最早的说明。后汉许慎《说文》云：天地之性，细腰纯雄无子。郑玄《毛诗笺》云：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其子。吴陆玑《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得更为详明，云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为其子，里语曰，咒云象我象我。《酉阳杂俎·广动植》有蠮螉一项，虽不注重负子，而描写甚有意趣，文云：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时方知不独负桑虫也。以后注《诗经》《尔雅》者大抵固执负子说，不肯轻易变动，别方面《本草》学者到底有点不同，因为不全是文人，所以较为切实了。晋陶弘景在《本草注》里反对旧说道：
    　　“今一种蜂黑色腰甚细，衔泥于人屋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馀枚满中，仍塞口，以拟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之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耶？岂圣人有缺，多皆类此？”《本草》学者除一二例外大都从陶说，宋车若水《脚气集》中云，“蜾蠃取螟岭，产子于其身上，借其膏血以为养，蜾赢大，螟蛉枯，非变化也，”很说得简要，可以当作此派学说的结束。至于蒲卢的麻醉防腐剂注射手术的巧妙，到了法国法布耳出来始完全了解，所以《昆虫记》的几篇又差不多该算作这问题的新添注脚也。
    　　但是陶隐居的说法在文人看去总觉得太杀风景，有些人即使不是为的卫道，也总愿意回到玄妙的路上去。清道光时钱步曾作《百廿虫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诗集，其蒲卢一诗后有两段附记，对于《诗疏》与《脚气集》两说，加以判断曰：
    　　“余曾细察之，蜾蠃好窠于书卷笔管中，其所取物或小青虫或小蜘蛛，先练泥作房，积四五虫，再以泥隔之，满而后止。虫被负者悉如醉如痴，能运动而不能行走，一旦启户而出。残泥零落，遗蜕在焉，似乎气感为确。至扬子云类我类我之说则大谬，盖蒲卢于营巢时以口匀泥，嘤嘤切切然，至负子时则默无声息矣。天地自然之化，不待祝辞也，且蒲卢乌能通人语耶，子云乌能通蒲卢语耶，古人粗疏臆断，一何可笑。”其又记云：
    　　“壬午秋试侨寓西湖李氏可庄，其地树木丛杂，虫豸最多。一日余在廊下靧面，瞥见一蒲卢较常所见者稍大，拖一臧螂贸贸而来，力稍倦，息片时复衔而走，臧螂亦如中酒的然，逡巡缘柱入孔穴间，乃知蒲卢所负不独蜘蛛青虫也。”钱氏观察颇是细密，所云被负的虫如醉如痴，能运动而不能行走，与李时珍引《解颐新语》云其虫不死不生相同，很能写出麻醉剂的效力，别人多未注意及此，却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气感之说，一定要叫自青虫以至臧螂都蜕化为雄蜂，岂不是好奇太过之故乎。同治中汪曰桢著《湖雅》九卷，记湖州物产，文理密察，其记蠮螉乃取陶说，并批判诸说云：
    　　“案陶弘景云云，寇宗奭【1】李时珍及《尔雅翼》并从陶说，是也。邵晋涵《尔雅正义》力辟陶说，王念孙《广雅疏证》既从陶说，又引苏颂谓如粟之子即祝虫所成，游移两可，皆非也。生子时尚未负虫，安得强指为虫所化乎？”汪氏对于好奇的文人又很加以嘲笑，在“记蚊”这一节下云：
    　　“道光辛卯，吾友海宁许心如丙鸿与余论近人《山海经图》之诞妄，时适多蚊，因戏仿《山海经》说之云，虫身而长喙，鸟翼而豹脚，且曰，设依此为图，必身如大蛹，有长喙，背上有二鸟翼，腹下有四豹脚，成一非虫非禽非兽之形，谁复知为蚊者。余曰，是也，但所仿犹嫌未备，请续之曰，昼伏夜飞，鸣声如雷，是食人。相与拊掌。笑言如昨，忽已四十馀年，偶然忆及，附识于此，博览者一笑，亦可为著述家好为诞妄之戒也。”
    　　我对于《蠕范》一书很有点好感，所以想写一篇小文讲他，但是写下去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变成指摘了。这是怎的呢？我当初读了造化奇谈觉得喜欢，同时又希望他可以当作生物概说，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也是没法的事。总之《蠕范》我想是还值得读的，虽然如作生物学读那须得另外去找，然而这在中国旧书里恐怕一时也找不出罢。
    　　（二十二年十月）

    　　
    　　（1933年10月14日刊《大公报》，暑名岂明）

蜾赢俗叫螟蛉虫
周建人

古人因为“察物未精”（郝懿行批评古人的话），误为蜾赢这种细腰蜂只有雄的，没有雌的，它只能捕捉叫做螟蛉的小青虫封在泥房里，养成为自己的儿子以传代。因了这种传说，人们遂叫领别人的儿子为己子为“螟蛉子”（又称义子），并且通俗又叫蜾赢为螟蛉虫了。
　　我幼时，夏天早晨，祖母常指着在窗棂上行走的身子呈蓝黑色的细腰蜂说：“螟蛉虫来了。”母亲也常这样说的。她们两人原生长在距离很遥远的不同的农村里，都用同一的名称，可见螟蛉虫这名称是很通用的了。螟蛉虫与拖脚黄蜂同属胡蜂类，但不像拖脚黄蜂的吓人。拖脚黄蜂是身子黄色的蜂，常常用植物纤维在屋檐下做成灰黑色的倒挂莲蓬形的巢，因此为人们所习见和熟知。鸟飞行时常常把脚缩在腹部下面，鹤飞行时却把两条长脚直挺挺地伸在尾巴下面。拖脚黄蜂飞行时第三对脚却拖在腹下面，因此有“拖脚黄蜂”的名称。人如触犯它，它就用刺刺人。乡下父老之辈说：它能追逐人到九里之远，因此又叫它九里（虫台）。但这是夸张之谈，靠不住的。拖脚黄蜂既有此恶名，被人看见就常被扑杀。螟蛉虫却有抚养他虫之子为己子的善行，人们就另眼相看，从不扑杀它，它的确也从不伤害人。
　　夏天的早上，螟蛉虫不仅常常来窗棂上行走，它又常常来荷花缸边探头探脑地爬行。荷花缸里水浅时，四边有软泥露出水外，我推测它是来采取软泥去造泥房的。
　　夏天傍晚也常常看到螟蛉虫。这时候蜘蛛恰好已修好网，栖息网中央，准备捉飞来的虫子吃。螟蛉虫此时也来了，在网下面一撞一撞地飞行，好像在找寻东西似的。过几天后，你如稍稍留意，就会发觉，那蛛网已破旧，而且已积有灰尘，分明网已空了，蜘蛛已被螟蛉虫拖去。
　　原来螟蛉虫有不同的种类，它们并不都捉小青虫的，有的确实在捉蜘蛛。在我故乡放荷花缸的庭中向南的窗门格子上，夏季做着不少泥房（又叫育儿室），形状略像带壳的榛子，已经封人俘虏和产下卵的泥房上面是圆圆的，没有突起物。我拆开几个泥房来看，藏的都是蜘蛛。蜘蛛都是活的，但像睡着似的，脚略能动弹，但不会爬行。动物学者告诉我们说，螟蛉虫把俘虏封入泥房时，常用尾针刺它一下，好像打了麻药针，俘虏就麻醉了，但是仍活着，所以不会腐烂，螟蛉虫的幼虫孵出后，就可以张口吃鲜肉。到了把存粮吃完时，它也长大了，就化为蛹，再化为成虫，穿破泥房飞去。如拆开残存的泥房来看，泥房内残留着蛹的外皮或更有少许吃残的东西，那南窗的泥房都封藏着蜘蛛，可见那螟蛉虫的幼虫是吃蜘蛛的。
　　可是有一次我从盆栽的一株小树的枝上的一个泥房里拆出来的却不是蜘蛛而是数条尺蠖。尺蠖是蛾类的幼虫，因为行走时一伸一屈像古时用弓量地的形状，故名。那尺蠖却不像被封藏的蜘蛛的如醉如痴，它们落到盆面就跳跃，很鲜活的，莫非它们没有打过麻醉针吗？至今是一个存留的疑问。
　　后来在上海的万国公墓里，看到有的讲究的坟的外围有石头的围槛，上部凿着花，花纹间有不少螟蛉虫泥房。我拆开几个来看，封藏的又是另一种动物，几条幼小的毛虫，也是很鲜活的，不像蜘蛛的沉醉，但活泼不及以前所见的尺蠖。
　　可是不论活泼的程度怎样，如果贮藏的活粮食能挣扎，对于螟蛉虫的卵或幼小的幼虫都是不安全的。如果卵在活动的蛾蝶幼虫中间，幼虫挣扎起来，卵会被挤坏或弄碎，这是很危险的。但昆虫学者告诉我们：原来螟蛉虫的卵不生产在活粮食的堆上面或中间，它却挂在一段短短细丝状物的下面，细丝状物则悬挂在房顶下面，离开活粮食的。下面的俘虏在扭动，也触不到它。螟蛉虫的幼虫孵化出来后，缘卵壳而下，头能触到粮食，咬来吃，如果活粮食有所动弹，幼虫就立刻缩回去，离开了粮食，下面的骚动伤害不到它。到了幼虫适当壮大，活粮食此时已愈加衰弱无能，它就下来在粮食堆上安心咬吃了。
　　捕小动物喂幼虫的不只是螟蛉虫，还有其他不少种的胡蜂类的膜翅目动物也是这样的。比螟蛉虫较大形的细腰蜂（学名Sphex），捕趋织给它的幼虫做粮食。趋织这名称从浙东以至北京等地都这样叫，只是上海却叫作催绩，都是促织（“四生谱”上用此名）的意思。通常把趋织念成“趋趋”的声音，一般不知道趋织二字怎么写，有些通俗小书上往往写作蛐蛐。一旦使用拼音文字后，这等问题当然解决了。
　　我幼时看到过比螟蛉虫较大的细腰蜂捕捉蟑螂（亦称蜚蠊）的情况。那细腰蜂咬住蟑螂的一根须，两方用力拉，好像拔河，又好像拉锯，有时被细腰蜂拉走，有时被蟑螂拉回去。起初蟑螂显得很有力气，被细腰蜂拉走一段，蟑螂即猛力退回去。但过一些时候，蟑螂渐渐显得不支，六肢乏力，终于被细腰蜂拉去。蟑螂是这样容易疲乏的吗？显然不是的，大概被蜂捉住时，已被打了一针麻醉剂，到此时毒发，渐渐支持不住了。
　　蜾赢不是拿别种虫抚养为己子，却是给己子做粮食的。这一点，郝懿行已早看到了。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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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 原载《中学生》1935年5月第55号

　　天气暖起来了，蜘蛛又出来在檐前做网。这使我记起幼时曾猜过一个谜，谜语是： 
　　 
　　南阳诸葛亮， 
　　稳坐中军帐， 
　　排起八卦阵， 
　　单捉飞来将。 

　　此后我就留心这八条脚的“诸葛亮”怎样捉拿飞将，并且看出，它有各种各样捉拿的方法。如果蚊、蚋等小虫飞去，触在网上，急待挣扎时，蜘蛛忽然赶到，急忙地把它捉住，咬在“嘴”里，或者就吸食它的汁液，或者咬了回到网中央或檐下去了。好像我们咬片面包或饼干的不费力气。如果投入网里的不是这等小虫，却是气力较大的飞虫，它急忙跑来，便放出丝来，用脚拿了丝向飞虫去缚。直到那牺牲者挣扎不动为止。如果来的飞将是带枪的，例如蜜蜂；蜘蛛见它被网粘住，赶到前面，用丝向飞将身上绕一下，转身便走，恐怕被它的标枪投着。但走不多远，又回转去，再绕一下，又走开。随后是接连绕几转，跑开一次，等到看着那飞将挣扎的力量已弱，才靠近它的身边，把它细细捆缚。有时捆缚的丝密到像一个布袋。蜜蜂被包在这样的袋中时，往往还会发吱吱的微声。但是小孩们常爱蜜蜂，不喜欢蜘蛛，如被他们看见，往往把蜜蜂救下来了。 
　　但是最难捉的是披甲的飞将，比方有一个甲虫飞入网里，被兜住了，但是它的甲很厚，很重；不但如此，而且它的力气很耐久。它的六条脚东一推西一撑，好容易把这条腿缚住，那条腿又伸出来了。有时候缚了几转，又被它滑脱，啪的一声跌在地上。蜘蛛只能恨然地在网上望一望。这倒还没有什么要紧，最可怕的是碰见蜾赢。它静悄悄地忽然来了；振动它的翅膀，刺刺地向网里去一撞，急又离开。网起了振动，蜘蛛以为已有物网住，匆匆地赶去捕捉时，不提防蜾赢用了最敏捷的手段，突然把它用足抱住，迅速飞去。蜘蛛被它袭击时，很难得幸免的。它被捕去，被蜾赢用刺刺得它全身麻木，封在泥房里，给蜾赢的儿女长大起来的时候当面包吃。空的蛛网从此不再行修补，逐日破坏下去，至飞散、消灭。 
　　蜘蛛在生物界中是“名件”，这是一处地方的俗话，包含有名、特别或可贵的东西之意，它织网的技能之高妙，几乎使人诧异。它的身体的机构之巧妙也足使人惊奇。它的腹内有数种腺，藏着液体，都能从腹部末端放出来。一种叫做壶状腺，放出来的液体，过空气凝结成丝，用以做最初的棚架和辐射线。一种叫做葡萄状腺，放出来的液体也固结为丝，用以做螺旋形的线；一种腺叫做复合腺，放出来的液体不会凝结成丝，却是黏液，和前一种腺液同时放出来，附在丝下，因了物理作用，凝成一粒粒的细珠状，使丝很黏。还有管状腺，是做产卵的袋用的，一种梨状腺是把丝黏着时用的。 
　　蜘蛛的丝，即使放弃了科学上的观察和闲暇时的观赏，从实用上来看也是很有意思的。蚕的丝，柞蚕的丝可以织网，蜘蛛的丝为什么不拿来做东西呢？这问题是许多人想到过的。小孩们用竹扎成一个圈，装上一个柄子，竹圈上兜上蛛网，可以捉他所要的飞虫，当作一种捕虫网。西洋有人想养蜘蛛，取它的丝织东西，以代蚕丝。闻说试验者曾取蛛丝织过手套、袜子等东西，只是蜘蛛饲养不容易，它要吃昆虫，而且胃口又很好，吃得又很精细，专吸食昆虫的汁液。饲养起来，比采了桑叶饲蚕费事得多，因此只好作罢了。 
　　天文学家想在他们的天文镜中装上极细的丝，遥望天空时，视野中有了细的行条，可以比较星的位置。他们先用蚕丝，把一根蚕丝的两股分开，但是还嫌太粗。1820年，一个英国的仪器制造家名叫忒劳顿（Troushton）的，设法改用蜘蛛丝。他用的是一种背上有十字纹的称为园蛛的丝。不但比一般蚕丝更细，而且很韧，又不会扭曲。取丝的时候只要把蜘蛛小心谨慎地固定在一个架上，放出来的丝头粘在一个卷丝器上，把卷丝器转动，便可以抽出很长的丝。蚕丝一股有一吋（1吋等于0.0254米）的二十分之一的粗，园蛛的丝细到只有大约一时的一万五千到二万分之一光景，比蚕丝细得多了。 
　　可是有些蜘蛛并不都做网，泥土上跑来跑去的狼蜘蛛，壁上的蝇虎，蟢子即壁钱，还有八脚，都不做网，丝却是有的。蝇虎经过，常有一支丝绷着；从高处跃下时，也常常挂一根丝，不结网的蜘蛛也食肉，不过他们捕取食物用力搏取，不是用丝去绑缚的。 

     太祖是个粗人，什么话都敢说:”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

   “太祖为什么支持中医？”其实，他支持中医不过是觉得“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中医有个好处：中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张功耀前几天，分析来分析去，长篇大论全不如太祖自己的讲话有说服力：

以下文献主要来自文革中内部资料〈红太阳文献〉〈毛泽东思想万岁〉两书，只有第（三）则〈在钱##、张#汇报卫生工作的插话指示〉摘录，来之网络，〈毛泽东思想万岁〉书中有此文，但没有摘录的这几句。

（一）

关于中医问题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医的认识还是在当时的水平线之上。今天看来，他的所谓“应有唯物辩证的一个医”就是和稀泥，但他也认为“金、木、水、火、土的理论可以加予批判”、“讲中医药理恐有困难”。）
(一九五四年冬)
     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在手工业、农业的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对金、木、水、火、土的理论可以加予批判，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保护和发扬。批判必须懂得，什么叫科学，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叫科学。西医是否科学，也带有唯心的，像机械唯物也需要加以改造。中国应有一个医，不应该长久的有两医，西医名称是不妥当的，应有唯物辩证的一个医。有的人看不起中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也有人把中医强调得太夸大了，也是不对的。中医医院要有重点的试办，中医进修问题，对其进修基础课是对的，应加入经验交流课程，讲中医药理恐有困难。

（二）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上批示：

“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三）

〈在钱##、张#汇报卫生工作的插话指示〉摘录

1965年6月2日

毛：你们研究过中医没有？

答：我们没有研究过。

毛：中医有个好处：中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答：许多病不治也可以好。

毛：比骗人的医生要好

（四）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如对中医举行考验，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另外，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得医院等）。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也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思想要改变。

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一、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二、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使中医到医院里作诊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顾虑。

三、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譬如，有些药材因培植时间较长，由种植到培植收获需二、三年以上，如白芍为四年生植物，黄连为六年植物，个体农民往往没有力量种植，又如有利产药地区，如甘肃、青海交通不便，生产的药材不能及时运出，农民往往把药材当作燃料了。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设制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过去由于难懂，再加不重视，无人整理。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并组织他们（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为了实现以上种种工作，首先在于纠正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只要思想上有改变，上述各种工作才能贯彻。今后那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如作不好这个工作，就将被撤职。

（五）

〈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1月26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者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人力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转给舟子看，原文在这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d38fc01012fqa.html

先上图片

这是牛满江教授给道教全真华山派第十九代掌门边治中道长所著《中国道家秘传养生长寿术》的亲笔题签：

 

 

 

 

 

 

  这种长寿术好哇，牛教授还给它提供了生物学的证据哩：

牛满江教授向中国道家内丹养生术名家边治中道长学习中国道家内丹养生长寿术之后，经过四年的亲身修炼、体悟和做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后，进一步确认，边治中道长亲传、倡导的中国道家养生长寿术“是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宝库中挖掘出来的强身长寿的宝贵经验，是人体细胞养生术，应称之为‘返老还童术’”。牛满江教授还真诚地向全人类推荐道：“我学练这种功法已经四年，受益非浅；真诚地希望此术能在世界开花，使全人类受益。”

我看了看介绍此术的网页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1ac4f9be0690c66c0101d43f1142bd6a00209d0843e91735b305017e4ac54230705a3d20d6716db3a4b9a862101411767f7c5c7d20c9bf985295c953a7135599141659942f3931d769d75ca1dfeaf6eb6e7af2593d9838fc20f0f9c044f6d8087c9004203cb1baf033095d3c415431e07bae96372fe2f3673c26657b643a2b6256f7186f2d8&p=882a9645d2d21aed19bfc52d0215d30a&newp=882a9645d28c1bbe49b2ce2d0215d33e5c5bc4387ebad1117b9bc959823b01&user=baidu&fm=sc&query=%B1%DF%D6%CE%D6%D0+%C5%A3%C2%FA%BD%AD&qid=e7ee4a0b1a89daab&p1=3

还真是星光灿烂呢，修内丹的名人不少。我们来认识一下牛教授的丹友：

1、牛满江：世界著名生物遗传科学家
2、王定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人大常委、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夫人
3、 倪弄畔：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 4、张瑞芳：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5、徐仁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原院长
6、张殿华：中国中医研究院原副院长
7、荣高棠：原国家体委主任

还有一位牛教授的师弟更是牛人，不，是神仙：

“苏华仁道长，道号苏德仙，1996 年160 岁（呱？）坐化、至今金刚肉身不坏的丹道养生老人吴云青的入室掌门弟子；

苏华仁道长年轻时云游四海，寻仙问道，曾师从117 岁的丹道高师唐道成、当代道功名家边治中、当代道功名师李岚峰、终南山百岁道医李理祥、当代佛门禅宗泰斗虚云法师、九华山佛学院首座法师释明心、佛门密宗泰斗释圆照，有缘得内丹秘传。

苏道长曾于1980 年出任中国禅宗祖庭少林寺副住持，现任中国十大名山罗浮山轩辕庵、紫云洞道长，中山大学兼职教授，世界传统养生文化学会创始人。

攻克联合国公布十七种疑难杂症中的十六种（艾滋病除外），医治患者上万余人。

与世界著名易道泰斗唐明邦、董应周等同道，精心编著《中国道家养生与现代生命科学系列丛书》（共十二册），苏道长任总主编。

苏华仁道长数十年从事内丹养生修炼，已达先天境界，对各种内丹养生理论和功法有全面而独到精炼解释，如今，挥手之间，口中金津玉液泉涌无穷，身轻如燕、行走无声、皮肤已炼至橘子色，是不可多见的理论与实修兼具，有正宗传承、用生命体证丹道绝学的道家高人。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1ac4f9be0690c66c0101d43f1142bd6a00209d0843e91735b305017e4ac54230705a3d20d6716db3a4b9a862101411767f7c5c7d20c9bf985295c953a7135599141658544fe901a32c157c107b6b25bf0ba863395aad1d9d55e52cf44050ddab6d404&p=882a9645d59916f70be29478577a8e34&newp=997dc64ad6c511a05bed97684b058e145c5bc4387ebad71078&user=baidu&fm=sc&query=%B1%DF%D6%CE%D6%D0+%C5%A3%C2%FA%BD%AD&qid=a6f4b34f1a8ca70f&p1=6

攻克联合国公布十七种疑难杂症中的十六种，艾滋病除外。恩，恩，艾滋病除外，艾滋病除外，艾滋病人最好不要找上门来。。。

  对了，中国新华社讯：世界著名生物科学家牛满江教授于200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哇，果然，有，效，哇！活得好长。。。。。牛，满，江。。。。

  殷海光是被李敖尊称为“老师”的人。

我们来看，李敖怎样劝他的“老师”拿国民党的钱：

“在殷海光被迫离开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调虎离山，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殷海光很困惑，特来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　　　　

　　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十五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蔽而食之’，但他们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蔽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蔽，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

   原来在李敖眼里，自己的“老师”是可以去教育部当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谈不上拿国民党的钱；而鲁迅当教育部的特约著述员，却是不妥的。。。。

    另外说一句；“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这句话是绝对错误的。鲁迅当教育部的特约著述员是1927年12月——1931年12月，而鲁迅去世是1936年，莫非李大师自己掏了大把黄金替教育部付了鲁迅五、六年薪水？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b0f9d10100srgz.html

孙先生的《鲁迅让李敖等名流露出马脚》一文也很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b0f9d10100f3sc.html

鲁迅收受国民党津贴究竟怎么回事？

                 __兼析孙乃修先生的无良评说  

                                   孙可为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问题的提出
     1927年12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聘请鲁迅为大学院兼职特约著述员。鲁迅接受了此项聘约，每月得津贴300元。对于此事，鲁迅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有记载，《鲁迅全集》出版后，人人可以见到，不是什么秘密。
     200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乃修先生，在网络上发表《看鲁迅骨头之软硬》一文，以发现新大陆似的口吻宣称“鲁迅钻营和领取蒋介石政府的津贴长达四年之久”。然后以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等手法攻击鲁迅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无异议，对屠刀亦无抗议”；“拿了政府津贴，观点马上不同”；“拿了津贴不承认，说谎”；“缺点钙或缺点男人骨头”等等。但了解这一事件经过的人清楚：这些指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鲁迅受聘是事实，但一直是被动的；最后受聘也是“受而不受束”的宗旨；决定受聘后立即坦然告诉了好些人；对国民党更是照“骂”不误，愈骂愈烈；并且参加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实际斗争，以致被国民党通缉；四年后即被裁撤，而别人受聘有的长达一、二十年。这些事实，作为研究人员的孙乃修先生不知为什么不清楚？！
    时下有一类学者很会炒作自已，他们知道一般读者对历史上的一些人文事迹多不了解，越是耸人听闻越有市场，即便有人花时间去核查事实，待到弄清真相，“轰动效应”早已发生，他的大名已经远播，当事人的“德行”或“丑行”已经流布，所以他们的目的总能达到。这次孙乃修先生的所为似乎也有这般收获。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林治贤先生不久前出版了他的新著《鲁迅的最后十年》，其中关于鲁迅受聘大学院是这样写的：“恰好这时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旧人蔡元培意欲聘他为‘特约著述员’，并且答应受聘后仍可自由撰述，他便受了聘书，决定稳拿政府月薪三百元，再来做骂政府的著作。”应当说这是忠于事实的记述，但却有读者大不以为然，而理由就是“孙乃修先生不是这样说的”！这位读者在自已的博客中认为林治贤的《鲁迅的最后十年》有许多好处，但又有明显不足，接着写道：“单就是蔡元培意欲聘他为特约著述员，并且答应受聘后仍可自由撰述，他便受了聘书一句就有问题。孙乃修《看鲁迅骨头之软硬》一文中认为：鲁迅能够拿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笔津贴，并非这个政府主动给他的，而是通过各种人去幕后活动、向党国权力人物说情才得到的。”（见姚宏越网易博客）
    有鉴于这种是非混浊的局面，我们有必要对鲁迅收受大学院津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翔实的钩沉。而且，这对于了解鲁迅的真实和真实的鲁迅亦很有意义，因为围绕这一事件所反映出来的鲁迅当时的处境、战斗、工作、生活和他的智慧、策略、为人、性格等等，实才是太丰富了。

                             二、国民政府“大学院”的产生与沿革
    “大学院”的成立，与近代教育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紧密相关。他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即从事国民教育研究，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将原有学制中的“通儒院”改称为“大学院”，这是“大学院”建制的首次出现。以后他与另一个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多次合作，创建和发展了“留法俭学会”等社会教育促进机构，组织大批青年学子赴欧洲学习，周恩来、邓小平、徐悲鸿、洗星海、钱三强等都曾受益其中。与此同时，蔡、李两人长期在欧游学，深入考察欧美，特别是法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形成了自已的教育思想。1922年3月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明确提出了他们教育思想的两个核心：一是主张教育独立于政治，“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社会的影响。”二是提倡“大学院”行政体制，“主张仿法国制，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一区有一所大学，全区的教育事业都由大学办理。”
蔡、李两人为实现自已的教育理想，作了长达一、二十年的努力，但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动荡不定，反动逆流层出不穷，历届实权人物根本无心于国民教育，因此他们的教育理想始终得不到实现。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进行以后，历史的偶然才给了他们一次短暂的机会。
     1926年北伐革命发生时，蔡、李两人虽为国民党元老，并被国民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他们实际关心和从事的仍是文化教育事业。蔡从欧洲回国，正准备北上复任北京大学校长；李则组织清理了故宫财产，刚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时北京尚在反动军阀控制之下，发生了一系列血腥事件，先是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段琪瑞执政府抢杀请愿的爱国学生；不久，传出接掌政局的奉系军阀将缉捕进步人士的五十人黑名单，其中包括李大钊、鲁迅、李石曾等等；又不久，著名报人邵漂萍被奉系军阀杀害。在这种情况下，蔡遂决定滞留沪杭，不再北上；李也从北京南下，来到江浙。第二年（1927年）初，北伐继续节节胜利，江浙沪相继克复，蒋介石加快了一年前中山舰事件就已露端倪的反革命政变步伐，并通过亲信竭力拉拢有声望的国民党元老人物。蔡、李二人，在蒋介石一伙阴谋家的蒙蔽下，出于对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诚，出于当时对共产党的不了解和怀疑，也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旋涡中心，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策，提出和通过了排斥共产党的“清党”决议，为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提供了所谓依据。当然，他们对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事先并不了解，事后又马上进行了反对，企图挽救一些革命者的生命，但从客观上说，他们在国共两党的斗争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明显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惟其如此，当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们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于是他们马上心无旁鹜地提出了大学院计划，而那些政治野心家正忙于攫取和巩固党、政、军大权，对于他们教育方面的计划也就无暇或不屑于反对。这样，“大学院”终于获得了出笼的机会。
     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李石曾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被会议形成决议；6月13日，蔡、李二人提议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又形成决议；6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次月，决定在粤、浙、苏三省试行大学区。至此，“大学院”算是在中国正式实施了。
      但是，这种“独立于政治和政党”之外的大学院制，天生是不能在中国持久的。大学院和试点的三个大学区产生以后，遭到多方制肘和质议，实质性的工作很难展开。特别是大学院与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所谓“训政”体制不相容，加之蔡元培又企图远离国民政府而将大学院迁至北京，因此引起蒋介石不满。国民党五中全会就于1928年8月14日作出了取消大学院、重新设置教育部的决议，蔡元培就此提出辞职。这样，所谓“大学院”制，仅历时一年就夭折了。
     这时，“中央研究院”总算没有消亡。中央研究院的成立略早于大学院，目的是推进学术研究。大学院成立后，一度隶属于大学院，1928年4月又从大学院分出成为独立机构，由蔡元培任院长。“大学院”改教育部后，蔡对中央研究院苦心经营，克服政治压力、经费短缺、战争动乱等各种困难，使其延续下来，并保持相对独立。至1949年，经蔡元培和以后历任院长的努力，中央研究院已创设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天文、气象、语言历史、动植物、心理、数学、医学、近代物理等13个研究所，选出81位院士。国民党撤出大陆时，中央研究院迁至台湾，少量院士及资料随同前往，极大部分研究人员留在大陆，成为日后新中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研究院”是短命的“大学院”体制遗下的一个残片。
    综上所述，所谓“国民政府大学院”，是几个教育家利用当时自身的特殊身份，倡议设立的教育行政兼学术研究机构。倡导者的主观意图是想让教育（学术）独立于政党和政治之外，各地的教育通过大学来管理和指导。它在当时所显示的社会形象主要是北洋政府被打倒之后重新创建的一种新的教育研究机构，除此之外至少当时还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正因为它有这种脱离党派和政治的倾向，因此它在中国必然是短命的。

                                  三、鲁迅受聘大学院的经过
    鲁迅受聘大学院的过程比较复杂，前后历时大半年。在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中，至少有18处提到此事。从这些文字反映，开始鲁迅对大学院一事知之甚少，及至几方友人先后替他推荐并告知他后，他也并不十分积极，一是认为大学院未必能办起来，二是认为即便办起来于自己未必合适，三是认为执事当局亦未必能将自己列入。直到蔡元培派人将聘书送到他手里，且知仍可“自由著作”后，才最后接受。先后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7年五、六月间，有人推荐鲁迅担任拟议中的浙江大学研究员，结果不了了之。
北伐军克复浙江后，国民政府浙江省省务委员会决定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为筹备委员。正在杭州的同乡学生章廷谦和同乡学人郑奠向蔡元培推荐鲁迅为研究员，并在事后告诉了鲁迅。鲁迅在向友人感谢以后，表明了两点：一是认为自己的言行立场不会符合研究院的需要，在1927年6月12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指史学家顾颉刚——笔者）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47页）二是认为执政当局未必真想办成大学研究院，他在上述同一信中说：“浙江的研究院一定当在筹备与未筹备之间。”稍后，给章廷谦的另一信中又说：“所谓研究院者，将来当并‘自然科学’而无之。……至于浙江大学，恕我直言，骗局而已，即当事诸公，请他们问问自己，岂但毫无把握，可曾当作一件事乎？”（《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58页）后来，浙江大学研究院也确如鲁迅所料，不了了之。
    第二阶段，1927年下半年，鲁迅对大学院聘任一事持犹豫、观望态度。
蔡元培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后，为支持社会上的知名学者从事研究，特在大学院中设置兼职的“特约著述员”一职。其时鲁迅终生挚友许寿裳正任大学院秘书（后为秘书长），便向蔡力荐鲁迅和另一位学者江绍原。鲁迅知道后仍很犹豫，多有不感兴趣之言，他给江绍原写信说：“我想此事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或较少。”（《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1卷586页）言下之意，他自己因与人争斗较多而不宜。在另外几封信中也都反映了类似情绪，如：“季茀所说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致江绍原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89页）“许寿裳先生在南京大学院做秘书，他们要请我译书，但我还没有去的意思。”（致廖立峨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88页）“……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92页）。
    那么为什么鲁迅会这么犹豫，甚至抵触呢？我想主要有两因：首先，对这个职位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以为需去南京大学院现场办公，以为要专为大学院著书、译书等等，如果这样不自由，鲁迅当然不愿意接受，所以他说：“不想去吃”、“没有去的意思”等等。其次，因为蔡元培极富包容性，对于文教界学人，不论左中右，他都容纳，其中包括与鲁迅尖锐对立的《现代评论》派一帮人以及与鲁迅交恶甚深的顾颉刚等等。特别是此前不久，刚发生过一件事。1927年春，顾颉刚声言要同鲁迅打官司，两人的矛盾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皆知。而恰在这时，蔡元培应顾颉刚之邀，到厦门小住了几天，接近的人又是宴请，又是演讲，很是热闹。现在蔡要聘特约著述员，免不了也会聘这些人。鲁迅对此自然很不以为然，所以他在论及此事时就情不自禁地会发泄这方面的情绪，对聘任事一再表示“气闷之至”、“不可耐”、“无聊”等等。
     第三阶段，1927年12月，正式受聘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著述员”。
    1927年10月3日以后，鲁迅在上海定居下来，慢慢地弄清了特约著述员的工作状况，一是不用去南京上班，二是仍可自由著作。这些与他不再准备外出谋职专心写作的打算基本一致，遂改变了不想接受任职的态度。但这时南京方面却又出了状况，鲁迅（周树人或周豫才）的名字在初定的名单中被人去掉了，后经许寿裳提请蔡元培挽回，最后才以周豫才的名字正式列入。
    1927年12月8日晚，蔡元培派人送函和聘书给鲁迅，鲁迅予以接受。当天日记中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卷684页）第二天在给人的信中说：“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书信·271219致邰文铭》，《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1卷604页）

                                     四、鲁迅接受津贴的主观动因
    对于大学院的聘任，鲁迅当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而他最终选择了接受。那么如何理解鲁迅接受的主观动因呢？大略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这符合鲁迅一贯的人生哲学。
    他曾告诫青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联系他自己的实践来理解，所谓生存，就是要保存生命，要活下去，战斗时实行壕堑战，避免无谓的牺牲；所谓温饱，就是要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要解决生计问题；所谓发展，就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断地为社会进步而奋斗。而“生存”、“温饱”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鲁迅很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就见得最要紧了。”   

    这种对“经济”重要性的定位，也一直影响着他自己的人生。鲁迅根本的人生目标，可以说从青年时代就定下了，那就是用文艺改造国民的思想，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这种志向终生没有改变，但在进行具体的人生安排和抉择时，常常会顾及经济和生存问题。1909年，他对在日本的初期文学活动尚处意犹未尽之中，但为了家人的生计问题，还是回到国内当起了教书匠。辛亥革命后，他在教育部做“官”，虽然经常“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鲁迅日记语），但为了生计，一边从事研究和进行“呐喊”，一边还是无奈地坚持了八年的官僚生涯。1926年8月开始相继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执教，一面固然是斗争的需要，但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积一点钱”。
    在日常写作和处事中，对于“经济”问题，鲁迅固然并不斤斤计较，但必要时也常常坦然以对，直言不讳。他在《病后杂谈》中直接调侃自己：“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卷、第  页）他还为了版税而与人打官司；为了惩戒个别书局对标点符号不计稿费的做法而故意将文章连成密密麻麻的一片，最后都以胜利而告终。
    总之，他从来不故作“清高”，装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他虽然没有“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主张，但为了实现根本的人生目标，在把握具体途径时常常不为世俗所累，不做书呆子。对于接受“大学院”的聘约和津贴，显然也是基于这样的态度。
    第二，接受津贴也符合鲁迅当时的实际需要。
    1927年10月，鲁迅初到上海，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大。从支出方面讲有三大需求：一是家庭重荷需要承担。在北京，有母亲和朱安需要赡养，一般按月寄去100元，作为极讲孝道的鲁迅一日都不会延误；在上海，自己与许广平刚组建新家庭，有必然的开销，何况上海乃十里洋场，居家不易。二是他周围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如果可能，乐得行“劫富济贫”之善。三是创作极需没有经济压力的环境。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这是他的切身感受，自然也是1927年面临的实际问题。
    那么这时鲁迅的收入情况又怎样呢？鲁迅自幼家道中落，没有什么祖传遗产；曾计划与许广平分头苦干两年，好好做点事，也“积一点钱”，结果没有实现；同时因为看透了社会和教育界的混浊，不想再“酱”在里面任公职或教职，准备专心一意从事写作。也就是说，他从这时开始已无任何其他收入，只能靠卖文为生。而靠稿费维持生计实属大不易，鲁迅在《并非闲话（三）》中说过：“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酬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扩果，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指兼职教书——笔者）。”“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哪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这里说得幽默和夸张，但从总体上说，即便像鲁迅那样的大作家，要靠稿费维持生计实在很没有把握，特别是在动荡的旧中国，出版事业极不正常和发达，根本不能确保作家的稳定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另有一笔稳定的收入，对于鲁迅来说确实也是需要。
     第三、接受津贴的条件符合当时鲁迅能够接受的范围。
     鲁迅为了生计有时会委屈自己，但有他的底线，一旦触及这根底线，他便会决绝地采取行动。1926年夏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月薪400元，且没有欠薪的情况，待遇是很优厚的。但是环境很不愉快，一方面他感到教员之间有互相倾轧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感到学校对教员不够尊重，譬如对教员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予热情支持；对教员的意见进行蔑视，甚至说“这里是有钱人说话的地方”等等。他终于无法忍受，决定离去，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定走了。”后来到了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待遇不错，地位颇高，但稍后，他所厌恶的“研究系”、“现代评论”派中人也到中大任职，加之“4·12”、“4·15”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相继发生，捕去不少学生，他出面营救，无效。于是他置“苦干两年，积一点钱”的计划于不顾，坚决地辞职离开了。
    据此分析，对于大学院的聘请，鲁迅肯定是经过权衡，各种情况尚能接受方才答应的。首先从大学院的社会形象而言，如本文第二节所说，主要是一个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机构。而蔡元培本人，虽然在蒋介石一伙阴谋叛变北伐革命的过程中，以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被狠狠地利用了一下，但在这外界短时期内是无人知晓的，何况他对蒋的屠杀政策亦持反对态度，因此人们很难把他与蒋介石的血腥屠杀联系在一起。否则，被“吓得目瞪口呆”、对蒋介石大屠杀耿耿于怀的鲁迅是不可能接受大学院聘约的。其次，受聘后将受何种约束也是鲁迅考虑的重点。开始以为必须去南京上班，那样既不符合他专事写作的打算，又会随时见到那些他所讨厌的人，或者写作受到约束，因此他一再表示“不想去吃”。后来了解到不用去坐班，且可“自由著作”，解决了他的种种顾虑，于是最终决定应聘。特别是受聘以后，大学院似乎信守“听其自由著作”的诺言，没有以大学院的名义对其作过什么干涉，因此鲁迅总共受聘了四年。
                

                                   五、受聘期间鲁迅对国民党做了些什么
     鲁迅受聘后的第二年，大学院被撤销，改称教育部，但原有的聘任得以延续。鲁迅受聘先后共四年。在这期间，鲁迅对国民党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开其“骂”。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杂文大都收在《三闲集》和《二心集》中，共65篇，其中，有几十篇都是“骂”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闲文人的。这里略举几例。1928年4月6日《申报》报导：国民党在湖南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女性，全城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加以共魁郭亮之首节，又悬之司门口示众……”鲁迅以点评这则新闻为由写了《铲共大观》一文，揭露蒋介石继续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14岁的孩童亦不能幸免），立场鲜明地指出：“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
    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大举入侵我国，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爱国学生多次集会游行要求抗日。12月17日，蒋介石下令军警镇压，30余名学生被杀。之后，国民政府又“通电”全国，诬陷学生越轨。对此，鲁迅立即作《友邦惊诧论》进行驳斥，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抢毙人民”。揭露国民党治下“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戳，电刑逼供。”愤然怒斥蒋介石及其外国主子：“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第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实际斗争。
     为了争取人民的基本权利，鲁迅直接参加了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活动。这是个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的进步组织，成立于1930年5月。同年三月在《萌芽月刊》一卷三期上发表成立宣言，公开抗议蒋介石不给人民以任何自由：“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号召人们“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鲁迅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于同年二月十三日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不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就以此为由，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获此信息，一面离家避难，一面表示决不屈服，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他们）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
     第三，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推进革命文艺运动。
鲁迅领衔发起了“左联”这个团结进步作家开展革命文艺运动的群众组织，于1930年3月2日亲赴会场参加成立大会，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一著名演讲。此后，他对“左联”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精神上、经济上都竭力给予支持，有时甚至抱病出席“左联”举办的创作活动，象劳苦的农夫耕耘他的田地一般。当国民党反动派向“左联”举起屠刀的时候，鲁迅更是毫不退让，与之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1931年2月7日，国民党秘密杀害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革命者，鲁迅本人也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随时有被逮捕和暗害的可能。他一面防范，一面立即采取行动与之斗争。他与冯雪峰紧急创办《萌芽》杂志，编出“战死者专号”，亲作《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与前驱的血》，愤怒控诉统治者血腥罪恶，直斥他们是“黑暗的动物”，号召话着的人们“不断的斗争。”鲁迅还把这一事件捅到国际上，与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起草了《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然后连同他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起交史沫特莱在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1931年6月第七卷）发表，引起美国、德国、英国等五十多位作家和诗人对国民党的抗议，弄得国民党很被动。

                                   六、鲁迅的津贴都派了什么用场
    鲁迅兼任特约著述员（特约编缉），四年中共收了49个月津贴，计14700元，相当于大学教授的收入。那么鲁迅拿这笔钱作了什么用呢？简括地说，是全部“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了。主要是派了四方面用场——
     其一、连同稿费、版税收入，支持他专心写作，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在1927年底到1931年底受聘的四年期间，鲁迅发表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有《唐宗传奇集》、《而已集》、《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嵇康集》（已校好）、《三闲集》等5部；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有《小约翰》、《毁灭》、《十月》、《艺术论》、《壁下译丛》等15部（种）；编辑出版的画册有《近代木刻选集》、《士敏土之图》、《新俄画选》等5部；编辑或参与编辑的刊物有《语丝》、《奔流》、《朝花》、《萌芽》、《前哨》、《十字街头》等7种；为别人校订的创作或翻译作品有柔石的小说《二月》、贺非翻译的《静静的顿河》等9部（种）；还应邀为大中学校演讲近20场，为外国学者作个别辅导，甚至为青年木刻讲习班当翻译等等，等等。
     其二、根据写作和研究的需要，购置了大量书籍资料。学习和购书是鲁迅一向的习惯，笔者根据鲁迅《日记》大略统计，鲁迅自1912年至1936年，购买国内外小说、戏剧、美术作品、文艺理论、辞典、笺谱等各类书籍和拓本、造象、刻石、墓志、墓砖、残碑等等约3830笔（每笔若干册），总计用去书款13424.789元（极少量为友人赠书。1922年的购书笔数没有计入，因为鲁迅日记被日军宪兵队从上海许广平寓所抄走后少了1922年的一本，这一年的购书情况无从查考，仅从许寿裳编写鲁迅年谱时抄下的资料中查知这一年用去的书款数）。由上可知，鲁迅每年购买书藉资料的费用就在530元以上。而1928年至1931年四年，正是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读书和介绍外国文艺理论最集中的时期，因此购书尤其多，共用去5333元，相当于大学院全部津贴的小半。
    其三、热情资助青年从事文艺活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自“五四”以来，他一惯从各方面扶持文学青年，在这四年中则用更多的财力慷慨地支持文艺创作的新生力量。1928年初，柔石等三个文学青年创办“朝花社”，经费不够，鲁迅予以支持，先出数百元；仍不够，再出数百元；经营亏损，鲁迅又给补上，共花去近一千元。另一个青年张友松，告诉鲁迅他姐姐是从事社会活动遇害的，家里困难，现在想印点书，请求帮助，鲁迅觉得应该同情，资助给他500元。1929年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个素不相识的邮局青年孙用寄给的翻译手搞《勇敢的约翰》，觉得内容可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就帮他联系出版，但因作者是新人一般书局都不收，后经鲁迅用时两年、与各方往返通信35封，才得以出版，但也是鲁迅先垫付了制版费、又垫付了给作者的版税才操作成功。至于鲁迅垫付的费用，其实是收不回的，因为要到书全部卖光才可收回成本。（以上均据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1938年10月16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一期）经不完全统计，四年中他资助文学青年和促进木刻艺术、推动左联文学刊物等项的费用在3000元左右。
    其四、无私救助妇女、青年、朋友，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海婴的保姆阿花，是因不满旧式婚姻从绍兴农村逃到上海谋生的，开始鲁迅家不了解，后夫家上门追逼，弄得阿花惊慌失措。鲁迅了解后给他们调解，夫家非要阿花偿还“赎金”150元不可，阿花无法，由鲁迅、许广平给她代付，说好在以后工资中慢慢偿还。一个多月后，阿花找好了男朋友，鲁迅就让她马上离去过新的生活了。有一个过去的学生在外地，寄给鲁迅一张当票，要求鲁迅为他将当押的物品赎出并设法送回家中，鲁迅念他在外不易，都照办了。又有一个旧日同事的儿子得急病，多处不能治，鲁迅托人送他进了一家较好医院，结帐时又为其支付了一千多元医药费。如此这般的例子可说举不胜举，大略计算，这四年中鲁迅接济别人的款项在2000元以上。
综上各项，四年中鲁迅资助各方面的支出和购买书籍资料已在一万元以上，接近津贴的全部。而他的日常生活则尽量简单，除偶而外出看电影时出于安全和照顾孩子考虑而比较“奢侈”外，其他是非常节俭，以他所吸香烟为例，连一元买一百枝都舍不得，要许广平改成一元买二百枝的。

                                        七、鲁迅为什么被裁撤
    鲁迅与国民党的“梁子”，自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就已经结下了，此后是愈结愈深，至死没有松解。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人曾经试图把它解开。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国民政府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其中1930年12月至1931年6月这段时间，蒋介石亲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据许广平说，有一次“有人去向蒋介石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其时已将特约著述员改称为特约编辑——笔者注）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辑、并已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极其奸滑，他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见锡金《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1978年1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辑）
这件事，可以从日本学者增田涉教授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增田涉是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其年青时专程到上海向鲁迅请教，鲁迅在寓所亲自为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历时近一年，是鲁迅的友人兼学生。增田涉于1947年写作的《鲁迅的印象》（初名《鲁迅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年轻时曾因为喝酒而挥动起菜刀来。这样的鲁迅，在我心里所反映的，只是市井的普通人。”“可是，另一面又觉得他是伟大的人。那就在于他不屈于权力，对权力的压迫到处勇敢地战斗，毫不妥协的精神——而且是战斗就战斗到底的精神。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吧，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
    鲁迅拒绝蒋介石收买的回忆在近一、二十年间又有新的发现。据古远清先生《是谁暗中保护着鲁迅》一文说，他在1997年访问台湾时，遇到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的张放先生。张放先生曾这样告诉他：“1949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国民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是如此。蒋委员长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比如，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到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通过蒋梦麟带了中宣部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本养病，这是事实。”（见《中华读书报2001..8.19》）这里所述事件，从文中提到的“中宣部”、“送他去日本疗养”、“蒋梦麟”等细节看，应是与许广平所说的为同一事件。总之，一系列资料确切说明，蒋介石曾亲自安排，煞费苦心地去“软”过鲁迅，但鲁迅没有接受，明确回绝了。
    鲁迅的软硬不吃，自然激起国民党政府的忌恨。1932年初，教育部趁上海“一、二八”战争发生、财政拨款减少、人员紧缩之机，将“周豫才”（鲁迅）裁撤了。当时，许寿裳曾请蔡元培出面挽回，但无效。于是，对鲁迅的聘约到1931年底正式结束。（当然，鲁迅被裁也可解释为是因为他“绝无成绩”，但这显然不能成立。对此，本文下面将有专门分析。）

                                          八、廓清评说中的浊流
     对于鲁迅接受大学院聘约和津贴一事，人们自有评说的权利，如果进行实事求是的钩沉和客观的评说，对于了解那时的文化教育体制、国民党与文化人的关系演变、鲁迅的性格特点等等均不无意义。但是，时下围绕这一事件却有一团浊流泛起。这浊流的一个特点是断章取义、主观臆造，然后对鲁迅人格进行随意判断和恶意丑化，正如“瞎子摸象”，摸到身子便说是墙壁，摸到四脚便说是柱子，摸到鼻子又说是皮带。只不过瞎子是真的看不清，而掀浊流的是故意歪曲。例如：
     ——孙乃修在《看鲁迅骨头之软硬》一文中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南京蒋介石政府大学院这笔钱，鲁迅心很虚，怕火一样躲避这一事实，不敢承认。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谦，他居然否认其事：‘大学院一案，并无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所以说不到去不去。’”接着孙乃修借此贬损鲁迅说：“对帮他谋职的这位朋友也说谎，可见心虚。”

     这完全是孙乃修先生的恶意编造！
     事实是怎样的呢？1927年12月，鲁迅接受大学院聘约后，立即写信告诉了一些朋友，其中1927年12月26日的信中，将此事也明确告知了章廷谦。五个月后，章廷谦另又听到谣传，说鲁迅要直接去南京大学院就职，便在信中问及此事，鲁迅于1928年5月4日的回信中作了否定，说：“大学院一案，并无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所以说不到‘去不去’。”很清楚，这里所说的“大学院一案”与先前的受聘是两回事。可孙乃修先生故意将它们搞在一起。如果不了解事情全部，单看他的文章，恐怕每个读者都会骂：“鲁迅真不是东西！”好在有《鲁迅全集》在，孙乃修先生的文字也就只能徒显其卑劣了。当然，这于读者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至少可以知道，孙乃修这类人的所谓“研究”是怎么回事了。
     ——台湾学者李敖先生曾捧着金子上电视台，义愤填赝地指说，鲁迅从国民党那里拿了相当于多少多少的金子，他特别光火于鲁迅的“拿干薪”，不干活，说很不地道，很不“高风亮节”。
    那么，鲁迅真的不干活吗？大学院对受聘人的约定是“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按照这个口径，鲁迅不仅不是不干活，而是干得很多，干得很好。上面已经统计了鲁迅四年的工作，这是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拿了政府一点津贴，做了如此巨量工作，对中国现代文艺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而且完全符合大学院“以津贴支持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自由著作”的初衷。无论对国家、对社会、对大学院，鲁迅都是问心无愧！有良知的人当说，鲁迅确实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李敖先生振振有辞地说，鲁迅自己也是承认“绝无成绩”的。我要告诉李先生，这是您没有读懂鲁迅文章的缘故。的确，在教育部将他裁撤以后，鲁迅给许寿裳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藉，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     

    鲁迅这段话是不能按字面来理解的。第一，以鲁迅洞悉世事的能力，当然知道自己被裁完全是因为拒绝了蒋介石的收买和自己从事一系列革命活动的缘故，而且很可能也是当局将进一步对他施加迫害的信号。但他觉得对于尚未与国民党公开决裂、对自己的革命活动又未必全部了解的蔡、许两位朋友来说，没有道明真相的必要，因此主动找了个“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来作为被裁的原因，一方面用以安慰朋友，另一方面也是定个调子，以免别有用心的人做文章。第二，鲁迅故意扯进《嵇康集》来说事，目的也不是真的要表白成绩的有无，而是为了冲淡被裁背后所包含的凶险的政治含义，以此为朋友提供必要时（如有人追查为什么把鲁迅拉进来）应对的资料，也为自己的安全增加一点保护色。否则他完全可以把这几年已有的和正有的成果如《唐宗传奇集》、新修订的《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已有校好的清样）和大批翻译作品（许多不是直接冒犯国民党的）报上去，但他没有报，不屑于报。可见所谓“绝无成绩”等等，其实是鲁迅使的一种障眼法。
     当然，鲁迅自己也清楚，他虽然为社会做了很多事，但真正为国民党所欢迎的事情确实没有做。这一点如果鲁迅地下有知，也许会自愧不如李敖的。因为据李先生自己在《李敖回忆录》中说，他经人推荐，也接受过国民党政府的职位，进过“文献会”，每月拿过“津贴新台币一千元。”但与鲁迅有所不同，鲁迅是不上班，也不报成果，而他不仅天天抖抖地去上班，而且货真价实地为国民党“文献会”做了事。至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同是反对国民党，那么是拿了津贴仍不为它做事有骨气呢，还是拿了津贴就为它做事有骨气呢？要说“高风亮节”，又是哪个高哪个亮呢？
    以上分析的仅是浊流中的两例，其他尚多，但货色差不多，篇幅关系，就此打住了。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