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和新发展

      行为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模型，经济学界并没有照单全收，许多也存在着争议。以“禀赋效应”为例，有些经济学家就质疑是不是真的存在什么“禀赋效应”。肖格仁(Shogren)等人认为有关“禀赋效应”的实验人为地造成稀缺状况。改进后的实验显示并不存在“禀赋效应”。类似的结果还有加州理工学院的普洛特教授(Charles Plott)和他以前的学生，现在乔治城大学的蔡勒教授(Kathryn Zeiler)合作的系列文章。另外，实验中观察到的买主的“出价”(WTP)与卖主的“叫价”(WTA)之间的差别，也不能作为 “禀赋效应” 存在的证据。海里曼(Hanemann)证明，出价与叫价之间的差别可以在传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如果一个公共物品存在着近似的替代品，那么叫价和出价就很接近；如果没有近似替代品，叫价和出价之间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因此并不需要“禀赋效应”。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出价与叫价之间的差别可以由替代效应来解释本身，理论上并不能否定“禀赋效应”的存在，因为可能有“禀赋效应”和替代效应同时造成买卖价格不同的情形。因此“禀赋效应”的存在与否，又归结为一个量化实证的问题。

      行为经济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针对“异常”经济现象出现的新一轮“另类”理论和模型。它们可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但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不同。例如金融领域的“异常现象”，诸如“股权溢价之谜”之类，行为经济学家用信息处理方面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中“损失厌恶”的心理偏好等予以解释。另有一种理论区分了利用信息的能力(Information Exploitation)和信息可得性(Information Availability)，认为决策人利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完全理性的，只是有关经济系统的结构信息不总是完全呈现给决策人，造成决策失误。因此不需要有限理性和损失厌恶的假设，也可以解释“异常”现象的出现。许多经济学家对金融“异常”现象的研究便是基于这类“完全理性”，但“有限信息(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布拉乌和希顿(Brav)对这些模型的研究发现，从数学表达和对金融现象的预测能力来看，这两类模型都非常相似，很难将两者区别开来。

      对行为经济学批评最公开，最直接的，可能要算执教于特拉维夫大学，同时也在普林斯顿和纽约大学兼职的鲁宾斯坦教授(Ariel Rubinstein)。他的系列文章不仅指出一些“异常现象”不需要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依据传统理论模型同样可以解释，而且质疑行为经济学家做的实验程序是否严谨，数据是否可靠，结论是否合理。例如他对双曲贴现模型的批评等等。

      这表明，哪种理论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表述，不仅仅取决于它对某个局部问题的实证检验，还在于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对所有经济现象的综合预测和解释能力，同时在何种程度上还保持自身系统的完整和自洽。

      鉴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零散现状，有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进化论的角度发掘更为一般的理论基础。他们把特定的经济行为看作是个体适应社会环境，为改善自身状况不断调整和进化的结果。比如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人们宁肯一分钱不要也要拒绝对己不公的方案，可以看作是多轮博弈的情况下，通过对不合作行为的惩罚改变环境，迫使对方调整行为完成进化。有关进化与经济行为一般关系的讨论，《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年春季号出有专刊。有关进化与博弈论的讨论，见威斯康辛大学的塞缪尔森(Larry Samuelson)和桑道姆(William H. Sandholm)的系列文章和专著。一些有影响的行为经济学家认为，虽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进化对行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很难判断进化是否构成某一具体行为的必要原因。因为进化模型往往难以证伪。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恩教授等人近来又提出用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作为整合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Cohen)。她(他)们认为进化心理学不仅能够解释异常经济行为的起源，而且可以提供检验理论的方法。例如，进化心理学关于非亲属关系的合作理论证明，人们之间的合作必定是期望得到回报的。这样久而久之，他们对不回报的行为应该形成一种特殊的敏感和识别力，因此对社会交易中的欺骗行为应该具有很强的辨别力。许多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发现，人们解决有关识别欺骗行为的逻辑难题的能力，大大高于解其他类型的逻辑难题。意识到被欺骗导致愤怒情感，以致如果不对欺骗行为惩罚便会造成本身效用下降。因此，使对方认识到欺骗的代价会促进合作行为，例如雇主自愿付给雇员平均水平以上的工资，等等。作为检验理论的方法，实证研究可以致力于发现愤怒识别力的证据，以及在社会普及的程度。

      行为经济学还在不断开拓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以案例比较为基础的决策理论，探讨情感在决策行为中的作用，对认知神经科学成果的运用，等等。

结束语

      经过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行为经济学从不为人注目的小小流派演变成一个声势浩大，无人可以忽视的重要学科。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学研究思路，她的影响力涉及经济学几乎所有分支领域，并且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造成强大冲击。
   
      但是如上所述，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离建构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还有很大的差距。行为经济学的文献大多数属于揭示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与现实互相矛盾之处，同时因地制宜提出某种描述性极强，特定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的理论模型受制于两个重大缺憾：一是精确性和普遍性的矛盾。新模型要优于旧理论，必须比旧理论模型更准确地描绘经济行为的种种特征；而对某种经济行为的描绘越仔细，越精确，这个理论模型便越特殊，越难以上升到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地位。二是各种理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因为各个理论都是着眼于描述某个特定的经济行为，各自为战，难以注意彼此之间的联系，因此整体上表现为零散和不成体系。这应该是行为经济学的实际现状。

      学科体系形成和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大学本科教材的丰富程度。如果不算实验经济学类的，目前市面上供本科生使用的行为经济学教科书寥寥无几。一般是在传统经济学体系的框架下加入一些介绍行为经济学成果的章节。这方面比较有名的是康乃尔大学弗朗克教授的《微观经济学与行为》，一本介于本科和研究生水平之间的中级教材。大学有关行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大纲，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加州理工学院，哥本哈根大学，苏黎世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在内，一般没有指定的教科书，阅读材料往往是专业期刊或论文集上收录的文章。这种情况也表明行为经济学还有待发展出一个成熟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