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邻居
刘大奇和王光妮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刘大奇在我眼里一直有一点传奇色彩，这里写一点回忆他的故事。
我家住的院子里的房子分三等，甲种宿舍、乙种宿舍和平房。两岁前，我家住甲种宿舍里差一点的一种楼房，三家合用厨房。在我两岁多的那个暑假，一天傍晚父母空前绝后地要带我去散步，让我颇意外，原来他们是去看新房子的。新房子离家不远，100米外而已，一楼东，两大南、一小北加一个厨房。一切都很好，只是上一户人家在厨房里烧柴，可以想象墙会多么黑。
几天后，我们搬进了新家，从此我们有了五家新的邻居。
刘大奇和王光妮的家就住在二楼西，面积更大一些，主人房多一个套间。我去过他家少数几次，只记得他家的浴缸是白色搪瓷的，比俺家水磨石的高级。刘大奇是院子里的老二，也是父亲的老领导。王光妮非常漂亮。他们有两女一子。
刘大奇年纪比父亲大不少。他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父亲是东北人，在北京西单附近行（中）医。毕业后正值抗战，受共产党的派遣，在石友三的部队工作，石友三反共后撤出。石友三后来成了汉奸，1940年被部下活埋。
1946年左右刘大奇在吉林通化的宣传部（？）工作，兼任某中学校长。王光妮是这间中学的学生，两人就结婚了。我不确切知道两人的年龄，可以想象相差15岁左右。他们的三个孩子，按照刘大奇共产党要做人民公仆的想法，取了同意的名字。
解放后刘大奇命运比较坎坷。
1950年他去上海招聘高级知识分子来T大学工作，路上不小心把公款丢了。他当时没有声张，而是问自己的父亲要钱补上了。这件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党内的批评审查。
1952年T大学在S市的几个系搬了校区，也并了大系，我父亲毕业后就分配在这个系工作，刘大奇任系主任。55年院系调整，成立M大学，他成为筹委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毛泽飞。毛泽飞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后来在M大学正式成立后毛泽飞是老大，刘大奇老二。
1957年毛泽飞将刘大奇上报右派。
第一次省委不批，但毛泽飞仍将刘大奇按右派对待，所以刘大奇在57年后就无法工作了，连粮食定量都减了；
第二次再报，省委仍不批；
第三次再报时（每次报都有新材料，希望打成反党集团和宗派小集团），已是1962年。省委派工作组（部教育司司长和另一大学的校长为工作组组长）拿着省委不同意将刘大奇划右派的决定来学校贯彻执行，同时调查学校的工作；这时也是学校一位管后勤的科长因为没给毛泽飞安排好车，被他骂到跳井（没死）后不久。大家反映强烈，最后毛泽飞被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干部级别降两级，下放到基层去劳动锻炼。这样刘大奇1962年恢复了工作，主持教学。
我变成他家邻居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刘大奇再次受到冲击。当时还有学生跑到已调离千里之外的毛泽飞处调查情况，毛泽飞也想翻案就跑回学校报复。那时我还小，听姐姐说一次刘大奇被打到很惨，被人扔在一楼门洞，还不让他的家人下来扶他回家。那时院子到处是漫画和“打倒”，我看着刘大奇长得和刘少奇还真有几分像，至少他们的鼻子都挺大的。
大概在1968年学校成立刘大奇专案组再次为刘大奇的右派问题做调查，当时的组长支持毛泽飞的看法。到了1969年，许多人的工作开始得以恢复，那个组长不肯改变又结不了案，革委会的学生就要当时没事干的父亲加入专案组结案。在仔细阅读了所有材料之后，父亲得出了刘大奇不是右派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专案组里工宣队代表的支持。这样父亲在革委会上和后来的全校大会上为刘大奇的右派问题做了总结性报告，使他获得了“解放”。（这里放个插曲，当时父亲的记忆极好，对很多资料的细节如数家珍，在做报告时旁引佐证十分自如，让一些人大为惊讶，可能也为父亲带来些威慑力。比如某个人在报告后第一时间气势汹汹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说我说过刘大奇如何如何。。。”，父亲随手翻出他自己写的材料递给他“你是这么说的，我讲错了吗？”，那人看完脸都憋红了也没说出反驳的话，只好退下去了。以后再也无人质疑。）后来，刘大奇就调去附近城市的另一个大学当副院长了，我也就无法再见到他了。
我大学期间某人去世了，刘大奇来参加追悼会，会后不见了踪影。他的司机只好通知了当时他在医学院将毕业的儿子，儿子就跑到他父亲的老朋友老邻居家里来找，这是我多年后又一次见到他的家人。那天也有点戏剧性。他敲门进来，我认得出他（他长得很帅，像妈妈），但不记得他的名字。但父亲却能脱口叫出他的名字，而且说“你们三个的名字有意思，我都记得”，让他意外高兴，所以一老一少相谈甚欢。
大概是1985年春节，刘大奇已退下来了，夫妻俩来家里串门。老人讲了一些文革期间他如何在门锁里藏粮票的故事。老人谈笑风生，看上去很年轻很健康的样子，令我印象深刻。他们走了之后，父亲就提到了当年王光妮到他们办公室来，搞到小年轻们说不出话的事。这故事一讲，使她两年前从JFF那里赢得了王光妮的名字。
今天我从父亲那里知道，刘大奇已在2005年去世。
我小时候的邻居
刘大奇和王光妮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刘大奇在我眼里一直有一点传奇色彩，这里写一点回忆他的故事。
我家住的院子里的房子分三等，甲种宿舍、乙种宿舍和平房。两岁前，我家住甲种宿舍里差一点的一种楼房，三家合用厨房。在我两岁多的那个暑假，一天傍晚父母空前绝后地要带我去散步，让我颇意外，原来他们是去看新房子的。新房子离家不远，100米外而已，一楼东，两大南、一小北加一个厨房。一切都很好，只是上一户人家在厨房里烧柴，可以想象墙会多么黑。
几天后，我们搬进了新家，从此我们有了五家新的邻居。
刘大奇和王光妮的家就住在二楼西，面积更大一些，主人房多一个套间。我去过他家少数几次，只记得他家的浴缸是白色搪瓷的，比俺家水磨石的高级。刘大奇是院子里的老二，也是父亲的老领导。王光妮非常漂亮。他们有两女一子。
刘大奇年纪比父亲大不少。他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父亲是东北人，在北京西单附近行（中）医。毕业后正值抗战，受共产党的派遣，在石友三的部队工作，石友三反共后撤出。石友三后来成了汉奸，1940年被部下活埋。
1946年左右刘大奇在吉林通化的宣传部（？）工作，兼任某中学校长。王光妮是这间中学的学生，两人就结婚了。我不确切知道两人的年龄，可以想象相差15岁左右。他们的三个孩子，按照刘大奇共产党要做人民公仆的想法，取了同意的名字。
解放后刘大奇命运比较坎坷。
1950年他去上海招聘高级知识分子来T大学工作，路上不小心把公款丢了。他当时没有声张，而是问自己的父亲要钱补上了。这件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党内的批评审查。
1952年T大学在S市的几个系搬了校区，也并了大系，我父亲毕业后就分配在这个系工作，刘大奇任系主任。55年院系调整，成立M大学，他成为筹委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是毛泽飞。毛泽飞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后来在M大学正式成立后毛泽飞是老大，刘大奇老二。
1957年毛泽飞将刘大奇上报右派。
第一次省委不批，但毛泽飞仍将刘大奇按右派对待，所以刘大奇在57年后就无法工作了，连粮食定量都减了；
第二次再报，省委仍不批；
第三次再报时（每次报都有新材料，希望打成反党集团和宗派小集团），已是1962年。省委派工作组（部教育司司长和另一大学的校长为工作组组长）拿着省委不同意将刘大奇划右派的决定来学校贯彻执行，同时调查学校的工作；这时也是学校一位管后勤的科长因为没给毛泽飞安排好车，被他骂到跳井（没死）后不久。大家反映强烈，最后毛泽飞被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干部级别降两级，下放到基层去劳动锻炼。这样刘大奇1962年恢复了工作，主持教学。
我变成他家邻居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刘大奇再次受到冲击。当时还有学生跑到已调离千里之外的毛泽飞处调查情况，毛泽飞也想翻案就跑回学校报复。那时我还小，听姐姐说一次刘大奇被打到很惨，被人扔在一楼门洞，还不让他的家人下来扶他回家。那时院子到处是漫画和“打倒”，我看着刘大奇长得和刘少奇还真有几分像，至少他们的鼻子都挺大的。
大概在1968年学校成立刘大奇专案组再次为刘大奇的右派问题做调查，当时的组长支持毛泽飞的看法。到了1969年，许多人的工作开始得以恢复，那个组长不肯改变又结不了案，革委会的学生就要当时没事干的父亲加入专案组结案。在仔细阅读了所有材料之后，父亲得出了刘大奇不是右派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专案组里工宣队代表的支持。这样父亲在革委会上和后来的全校大会上为刘大奇的右派问题做了总结性报告，使他获得了“解放”。（这里放个插曲，当时父亲的记忆极好，对很多资料的细节如数家珍，在做报告时旁引佐证十分自如，让一些人大为惊讶，可能也为父亲带来些威慑力。比如某个人在报告后第一时间气势汹汹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说我说过刘大奇如何如何。。。”，父亲随手翻出他自己写的材料递给他“你是这么说的，我讲错了吗？”，那人看完脸都憋红了也没说出反驳的话，只好退下去了。以后再也无人质疑。）后来，刘大奇就调去附近城市的另一个大学当副院长了，我也就无法再见到他了。
我大学期间某人去世了，刘大奇来参加追悼会，会后不见了踪影。他的司机只好通知了当时他在医学院将毕业的儿子，儿子就跑到他父亲的老朋友老邻居家里来找，这是我多年后又一次见到他的家人。那天也有点戏剧性。他敲门进来，我认得出他（他长得很帅，像妈妈），但不记得他的名字。但父亲却能脱口叫出他的名字，而且说“你们三个的名字有意思，我都记得”，让他意外高兴，所以一老一少相谈甚欢。
大概是1985年春节，刘大奇已退下来了，夫妻俩来家里串门。老人讲了一些文革期间他如何在门锁里藏粮票的故事。老人谈笑风生，看上去很年轻很健康的样子，令我印象深刻。他们走了之后，父亲就提到了当年王光妮到他们办公室来，搞到小年轻们说不出话的事。这故事一讲，使她两年前从JFF那里赢得了王光妮的名字。
今天我从父亲那里知道，刘大奇已在2005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