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故事（西北篇）
我几乎没有在乡下住的经历。除了旅游和学习以外，仅在乡下住过两次，一次是1970年在西北黄土高原的边上住了两个多月，另一次是80年代在江南老家。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院子里的大人哪里来的都有，大家都讲普通话。在1970年那次下乡前，我对乡下生活一无所知，也没听过方言。
那次下乡的直接原因是林彪的一号战备命令。动员准备工作应该是1969年12 月开始的，院子里的人十有八九都要下去。父亲上街买了许多本来用不到的东西：每人一件蓝色绒领的大衣，五六十厘米直径的水缸，还有大锅什么的。元旦一过，大家就下去了。大卡车来拉我们那天，我很及时地生病了，所以父亲就带着一家先走而把我留下了，好在母亲单位不用下乡。
母亲上班的地方比较远，中午回不来，于是白天我被寄存在邻居家。邻居朱妈妈是一个寡妇，烈士家属，一儿一女在上中学／或下乡。她的公公曾是院领导，这时也已去世，埋在本市烈士陵园。大家都下乡了，院子里变得异常安静，我也没有任何玩伴可找，只好每天在朱家看看小人书，看看朱妈妈纳鞋底做衣服打发时间。
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父亲回来接我了。他先带着我去中药店买明矾，解释说乡下的水需要沉淀。回来的路上我们没做公交车，因为去乡下的车不能开到村里，要走六七里，父亲怕我走不动，要我预演一下。我对下乡很兴奋，当然表现特好，让他放心。
到了乡下那天，下了车果然走了很久。终于走到村口，村口第一家院子地势高，养着全村第一厉害的狗。再走进来，父亲指着远远的在门口有一颗“树中树”的院子说，我们就住那里。进了院子，我一看奶奶正在房东家里擀面条呢。很快我们就吃饭了，好奇怪，才下午4点多嘛。原来我们是入乡随俗每天改吃两顿了。第二天一早，大家刚刚在朦朦胧胧中起床，我就开始叫肚子痛，又说那痛法从未有过。父亲奶奶都很紧张，不知我得了什么怪病，最后终于搞明白了，原来我饿了。从此我早餐就要吃两个馒头了。
当地人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7点不到就起床上工，九点多下工，回家吃早餐。大概10点多再上工至3点左右，约四点吃第二餐，六七点天就黑了，大家就洗洗睡了。冬天很冷，但我们因为有一次把蓆子烤煳的经历，没敢再烧炕，入睡比较难。通常睡前父亲会打开俺家那个有短波的东方红牌收音机听一会新闻。
我们院子里的格局是这样的：入了院门，左边是茅坑，秫秸秆堆等，右边是羊圈。再进来，左边的偏房就是我们的住所，再向里就是一左一右两家房东了。我们的房子是一个套间，外加一个厨房。厨房用风箱鼓风烧麦秸和玉米秸，我们还有一个带来的煤油炉。房东是兄弟俩。哥哥住左边这家，是个小学老师，我们叫他张老师。张师母是个小脚，会剪非常漂亮的窗花。他们有一女（容）一儿。张老师的弟弟弟媳一家没那么体面，弟媳为人粗鲁，三个女儿川草、霞，还有一个更小的忘了名字。两家关系紧张，两妯娌不串门。
当地吃水困难，几个窖的窖水轮流用。窖水不是地下水，而是地面水汇集的，所以比较脏。我们每天一般只取一铁桶水，我们几个孩子轮流抬回来，别人是用扁担一次担两桶。水是不能多取的，大家都自觉。这样的用水量，我们每天就只能用它做饭饮用。洗脸我和姐姐共用一盆底水，洗衣洗澡都谈不到了。我们每天用掸子使劲拍衣服，让它少点土，脏慢一点。中间母亲来过一次，给我们带来干净衣服，带走了脏的。头发自然是两个多月没洗。
我本来在城里刚开始上了不到4个月小学就停了课，这会儿和张老师说说就上了二年级。小学是一个旧庙改造的，只有三个班，一四年级一个班，二三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桌子和板凳都是厚木板架在垒起来的土坯上。我和一个漂亮小姑娘同桌，她比我大两岁，但也不比我高，说话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懂。张老师就教这个班。
容要出嫁了，她17岁，长得很漂亮。一天准新郎来串门，一路来全村都在门口看。小伙子穿了一件宝蓝色的对襟棉袄，脖子上还包了一条新的白毛巾，很精神。容在院子里不肯进屋，我就和她聊天。她告诉我初几不能动刀、初几不能扫地等等。
过年了，张师母做了很多花馍，有鱼（鱼鳍是分开做的）、老虎、小人（小人的裙子上用篦子压了花边），还染了色。馍是用高精面粉做的，雪白，据说可以放一两个月。到了初二，各家就拎着花馍等宝贝去串门了。张师母也教我和姐姐剪剪纸，我们以前所谓剪纸其实是用小刀刻纸，但张师母确实是用剪刀剪的。她家的炕非常暖和，铺着炕席摞着被子，大家围坐在炕上剪剪纸是一个很大的享受。
春节过后，容出嫁了。张老师请了村里人来吃了一顿流水席。其实算不得席，因为只摆了一张方桌，就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的棚子下，大家站着吃了面条。俺爹代表俺们城里人吃了一碗。
这个村的二队住着俺们院的头牌英语老师陈老师和女儿圆圆。陈老师长得像《乡村女教师》里的谢尔盖，女儿也特好看。一天大人在他家学习，奶奶让我和姐姐为某事叫父亲回家。陈老师房东家的狗是俺村第二厉害的，我们去时可能就有些胆战，姐姐一推院门，发现狗没栓，她怪叫一声撒腿就跑。我在她身后啥也没看见，被她搞糊涂了，也跟着她瞎跑，就被狗追上来比较温柔地咬了一口，隔着棉裤，破了一点点皮。从此俺对狗的态度就有点像老虎对黔驴了。
有一次，院里派人给我们送了些药，是牛痘疫苗，谁也不会打，也没有针筒。陈老师可能是得了太太的熏陶，发明了以下接种法：用酒精消毒上手臂皮肤，用酒精消毒过的缝衣针在皮肤上划一个十字，有一点破渗出血就好了。一个细玻璃管（不知原来干啥的），吸出一点疫苗，吹在皮肤破口处，等干。这次接种似乎与任何正规的接种效果无异，反正俺胳膊上至今有个记号。
再再后来俺们就回城了。俺的馒头量也恢复一个。
陈老师回来的晚一些，在乡下待到五月左右。他们回来后，我看到圆圆的手臂上有许多抓痕，跳蚤咬得太厉害了。后来我就成了陈老师家的常客，好像他的另一个女儿似的。他从我初三起就常帮我补补英语，我也和陈师母学做菜，帮圆圆转学等等。现在我回国还会去看他。
乡下故事（西北篇）
我几乎没有在乡下住的经历。除了旅游和学习以外，仅在乡下住过两次，一次是1970年在西北黄土高原的边上住了两个多月，另一次是80年代在江南老家。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院子里的大人哪里来的都有，大家都讲普通话。在1970年那次下乡前，我对乡下生活一无所知，也没听过方言。
那次下乡的直接原因是林彪的一号战备命令。动员准备工作应该是1969年12 月开始的，院子里的人十有八九都要下去。父亲上街买了许多本来用不到的东西：每人一件蓝色绒领的大衣，五六十厘米直径的水缸，还有大锅什么的。元旦一过，大家就下去了。大卡车来拉我们那天，我很及时地生病了，所以父亲就带着一家先走而把我留下了，好在母亲单位不用下乡。
母亲上班的地方比较远，中午回不来，于是白天我被寄存在邻居家。邻居朱妈妈是一个寡妇，烈士家属，一儿一女在上中学／或下乡。她的公公曾是院领导，这时也已去世，埋在本市烈士陵园。大家都下乡了，院子里变得异常安静，我也没有任何玩伴可找，只好每天在朱家看看小人书，看看朱妈妈纳鞋底做衣服打发时间。
过了两个星期左右，父亲回来接我了。他先带着我去中药店买明矾，解释说乡下的水需要沉淀。回来的路上我们没做公交车，因为去乡下的车不能开到村里，要走六七里，父亲怕我走不动，要我预演一下。我对下乡很兴奋，当然表现特好，让他放心。
到了乡下那天，下了车果然走了很久。终于走到村口，村口第一家院子地势高，养着全村第一厉害的狗。再走进来，父亲指着远远的在门口有一颗“树中树”的院子说，我们就住那里。进了院子，我一看奶奶正在房东家里擀面条呢。很快我们就吃饭了，好奇怪，才下午4点多嘛。原来我们是入乡随俗每天改吃两顿了。第二天一早，大家刚刚在朦朦胧胧中起床，我就开始叫肚子痛，又说那痛法从未有过。父亲奶奶都很紧张，不知我得了什么怪病，最后终于搞明白了，原来我饿了。从此我早餐就要吃两个馒头了。
当地人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7点不到就起床上工，九点多下工，回家吃早餐。大概10点多再上工至3点左右，约四点吃第二餐，六七点天就黑了，大家就洗洗睡了。冬天很冷，但我们因为有一次把蓆子烤煳的经历，没敢再烧炕，入睡比较难。通常睡前父亲会打开俺家那个有短波的东方红牌收音机听一会新闻。
我们院子里的格局是这样的：入了院门，左边是茅坑，秫秸秆堆等，右边是羊圈。再进来，左边的偏房就是我们的住所，再向里就是一左一右两家房东了。我们的房子是一个套间，外加一个厨房。厨房用风箱鼓风烧麦秸和玉米秸，我们还有一个带来的煤油炉。房东是兄弟俩。哥哥住左边这家，是个小学老师，我们叫他张老师。张师母是个小脚，会剪非常漂亮的窗花。他们有一女（容）一儿。张老师的弟弟弟媳一家没那么体面，弟媳为人粗鲁，三个女儿川草、霞，还有一个更小的忘了名字。两家关系紧张，两妯娌不串门。
当地吃水困难，几个窖的窖水轮流用。窖水不是地下水，而是地面水汇集的，所以比较脏。我们每天一般只取一铁桶水，我们几个孩子轮流抬回来，别人是用扁担一次担两桶。水是不能多取的，大家都自觉。这样的用水量，我们每天就只能用它做饭饮用。洗脸我和姐姐共用一盆底水，洗衣洗澡都谈不到了。我们每天用掸子使劲拍衣服，让它少点土，脏慢一点。中间母亲来过一次，给我们带来干净衣服，带走了脏的。头发自然是两个多月没洗。
我本来在城里刚开始上了不到4个月小学就停了课，这会儿和张老师说说就上了二年级。小学是一个旧庙改造的，只有三个班，一四年级一个班，二三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桌子和板凳都是厚木板架在垒起来的土坯上。我和一个漂亮小姑娘同桌，她比我大两岁，但也不比我高，说话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懂。张老师就教这个班。
容要出嫁了，她17岁，长得很漂亮。一天准新郎来串门，一路来全村都在门口看。小伙子穿了一件宝蓝色的对襟棉袄，脖子上还包了一条新的白毛巾，很精神。容在院子里不肯进屋，我就和她聊天。她告诉我初几不能动刀、初几不能扫地等等。
过年了，张师母做了很多花馍，有鱼（鱼鳍是分开做的）、老虎、小人（小人的裙子上用篦子压了花边），还染了色。馍是用高精面粉做的，雪白，据说可以放一两个月。到了初二，各家就拎着花馍等宝贝去串门了。张师母也教我和姐姐剪剪纸，我们以前所谓剪纸其实是用小刀刻纸，但张师母确实是用剪刀剪的。她家的炕非常暖和，铺着炕席摞着被子，大家围坐在炕上剪剪纸是一个很大的享受。
春节过后，容出嫁了。张老师请了村里人来吃了一顿流水席。其实算不得席，因为只摆了一张方桌，就在我家和他家之间的棚子下，大家站着吃了面条。俺爹代表俺们城里人吃了一碗。
这个村的二队住着俺们院的头牌英语老师陈老师和女儿圆圆。陈老师长得像《乡村女教师》里的谢尔盖，女儿也特好看。一天大人在他家学习，奶奶让我和姐姐为某事叫父亲回家。陈老师房东家的狗是俺村第二厉害的，我们去时可能就有些胆战，姐姐一推院门，发现狗没栓，她怪叫一声撒腿就跑。我在她身后啥也没看见，被她搞糊涂了，也跟着她瞎跑，就被狗追上来比较温柔地咬了一口，隔着棉裤，破了一点点皮。从此俺对狗的态度就有点像老虎对黔驴了。
有一次，院里派人给我们送了些药，是牛痘疫苗，谁也不会打，也没有针筒。陈老师可能是得了太太的熏陶，发明了以下接种法：用酒精消毒上手臂皮肤，用酒精消毒过的缝衣针在皮肤上划一个十字，有一点破渗出血就好了。一个细玻璃管（不知原来干啥的），吸出一点疫苗，吹在皮肤破口处，等干。这次接种似乎与任何正规的接种效果无异，反正俺胳膊上至今有个记号。
再再后来俺们就回城了。俺的馒头量也恢复一个。
陈老师回来的晚一些，在乡下待到五月左右。他们回来后，我看到圆圆的手臂上有许多抓痕，跳蚤咬得太厉害了。后来我就成了陈老师家的常客，好像他的另一个女儿似的。他从我初三起就常帮我补补英语，我也和陈师母学做菜，帮圆圆转学等等。现在我回国还会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