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ky

看看某岛国媒体的功能

在大海的对面，有一些岛屿，这些岛屿上住着一群人，他们自然地构成了一个社会。为了使每个岛民都能在这些岛屿上安居乐业，他们每个人凑钱建设足够的公共设施，建立富足的社会福利，供每个人平等享用，为了使得岛屿上的每个人享有相同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他们推举出一些人作为这个社会的管理者，赋予他们管理打点这个社会所有日常公共事务的权力。也就是相当于大户人家的管家吧。因为需要不少管家来管理，岛民们就设立了一些供管家们办事的处所，岛上的人把管家们办事的处所称为“役所”（英语是Government）。岛民们每个月从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薪水中抽出一部分（在我们这里叫做税收吧），用来维持岛屿上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同时也供养着这些管家。岛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管家来协调解决，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告诉他们，让管家们为自己提供应有的帮助。

当然，管家们也代表大多数岛民的意愿根据岛民们共同协商出来的规则，执行某些权力，对某些不遵守岛屿生活规则的个别人进行惩罚，也可以对某些对岛屿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给予奖励，对岛内的公共设施建设或岛上的公共福利作出规划，得到岛民议会认可后负责实施，他们也对所有涉及全体岛民生活健康的生产或商品进行监督，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根据规则（也就是法规吧）实施的。

岛民们也知道，任何权力如果失去了监督，就会造成腐败，管家们也可能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福利，给自己建造楼堂馆所，给自己买高级轿车，给自己发放高薪，而把如何提高岛民们的生活质量撂在一边。严重的话甚至还可能用这些权力欺压殴打岛民呢。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岛民们建立了议会制度，通过议会对管家的工作进行评价或撤换。

但是议会也不能天天开，天天开议会既没有必要，也过于浪费，议会只能定期召开。在议会罢会期间，谁来监督管家？还有一个问题，参加议会的人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如何了解岛上的民情呢？他如何得知管家的工作是好是孬呢？再加上岛上居民众多，互相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个问题，为此，岛民们创办了不少叫做Shinbwen（新闻，英语为newspaper）汉语叫作报纸的东西，还有一些无线广播、电视、互联网什么的，我们把这些都叫做媒体吧。这些媒体采编岛内岛外所有岛民们关心的事件来报道，尤其是管家们的工作。由于岛民们对管家们的工作比较关心，所以媒体每天都会有对管家工作的跟踪报道。如果管家们有意或者无意地犯了什么错误，第二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媒体就会将这些管家们的错误客观地公布出来，有些还可能给以严厉的批评。为此，管家们在工作上丝毫不敢懈怠，唯有勤勤恳恳，尽心尽责。自从有了这些媒体，岛民们也能了解这个岛上甚至岛外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他们因此能够了解几乎所有值得关注的事件，对如何把这个岛国建设得更好，如何有可能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有所了解。岛民们的不少意愿也通过这些媒体表达出来，当然管家们也通过媒体了解岛情民情，了解民众的要求，主动解决岛内的问题。否则如果岛民们对役所或者役所的某个部门不满意，就可能通过合议的方式惩罚某些管家，例如降低他们的薪酬等，实在不行还可以废除某些管家，另请高明。

由于有很多种类的报纸，报纸和报纸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大家都把追求真实作为报纸的生命线。他们都知道，如果他们制造了假新闻，或者总是报道一些岛民们不感兴趣的内容，这份报纸必然不被信任，最终失去所有买家，结果必然是倒闭，所有从业人员丢掉饭碗。所以媒体工作者们大都兢兢业业，不敢掉以轻心。

尽管管家们也可能创办一些属于管家们自己的媒体，但是岛上所有媒体完全被管家们控制，并且被管家们用来教训岛民或者试图来“正确的舆论导向”岛民们的做法，在岛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很清楚，如果管家们控制了所有媒体，并且再由管家们来“导向”，其结果只能是麻痹和蒙蔽岛民，为管家歌功颂德，掩盖管家们滥用权力，营私舞弊和各种腐败行为，这必然破坏了这个岛屿的社会生态平衡，破坏了这个岛屿社会生活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最终导致岛民们生活质量的下降，甚至被管家们奴役，这是所有岛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些岛屿的所有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始终坚持媒体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现在，虽然这些岛屿的人口已经达到1亿3千万，人口密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它却成为目前我们这个地球上最为富足的地区之一，虽然那里已经相当拥挤，常年地震不断，但还是有很多其他地区甚至大陆地区的人希望去那个岛屿生活。主要原因是岛屿上的管家始终被岛民们的媒体监督着，管家们被迫不得不把所有工作精力用来为岛民们服务。甚至主要管家的工作日程，岛上的任何人只要愿意，都能了解到。

通过这些岛屿社会运作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对管家的监督。公民们可以通过媒体了解和评价管家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使管家尽可能地廉政、公正，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并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重建我们的社会信托系统

先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的。

这位朋友在美国纽约的一所大学工作。他说，他在加入美国籍的时候，曾经填写过一分表格，上面记录了他本人几乎所有的可能被记录事情的清单，包括他有一次银行透支，因为忘了所以超过了几天时间才去银行销帐的记录。他为此大大地吃惊！没想到美国的社会信托信息管理竟然如此详细，简直事无巨细统统在案！幸好他没有任何重要违法记录，否则加入美国国籍可能就没希望了。

他们学校的每位教师每隔两年都会收到一份调查表，上面详尽地罗列了各种社会信托方面的信息，都是选择题，询问你有还是没有某些记录。例如：你在两年内有没有驾车违章，有没有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有没有吸过毒，有没有艾滋病，有没有银行信用方面的违规行为等等。他有一位同事的车轮毂常常被人偷走。虽然事情不大，但是他心里十分郁闷。有一次他看见停在他前面的一辆车的车轮毂跟他以前被偷走的一模一样，他便在这辆车前面打量，试图将这辆车的车轮毂取下来，结果还没动手，被警察发现了，结果有了违法记录。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当年末学校要求每个人填写社会信托记录那张倒霉的表格时，这位教授竟然忘记了那件事儿。在违法记录中打上了“无”。没想到，数天之后，他接到了一份被辞退公职的信函——他为此丢了一份令无数人羡慕的教授职位！在一个信托为上的社会中，任何不诚实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其实，这位教授如果不是选择“无”，而是选择“有”，根本不至于丢失教授职位，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案件。即使你得了艾滋病，学校也无权辞退你。但是如果你说谎，你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你就没有资格教育别人。

想当初克林顿因为拉链门事件，其实导致克林顿受到社会广泛质疑的并非他的拉链没有控制好，而是他一开始的不认账，说谎才是导致克林顿威信受到威胁的关键原因。

汉语中信托的近义词有：信誉、信用、诚信、信任、信守、信义等。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信托的基础上的。假定一个社会内的所有成员之间没有信托可言，这个社会必然是无序的，如同丛林中的动物世界（动世界中也可能存在特定的信托机制，如作为父母的动物对幼崽的守护和照料等），我相信这样的社会不适合任何人生活。

在一个有正常、成熟的信托机制的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社会生产成本可以降到最低程度，这也意味着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例如公司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在信托成熟的社会中，公司之间免去了信托调查的投入，可以直接进行交易。同样，任何客户购买任何商品，不用担心商品的质量以及商品价格和价值之间的相关性，银行系统也免去了大量的死帐、呆账，企业之间的帐务往来通畅无阻，整体社会效率大大提高。

在一个信托系统上受到破坏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本能地预设不信任，任何交易和社会交换行为都首先面临可信性质疑，只有在通过可信性验证之后，社会交易才能进行。否则极有可能因受骗而遭遇损失，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我想，这正是发达国家高度重视人的社会信誉的原因。

可悲的是，在中国，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信托系统受到极大破坏的时代。以前国外大学录取中国学生的手续很简单，后来由于国内某些学生的造假行为，使得国外一些大学感觉受骗上当，于是不得不逐级提高对将录取学生的信誉成本——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些学校不得不通过直接打电话给推荐教授确认了。每每遇到类似的情形，我都不得不悲叹，以致在外国教授面前自惭形秽——虽然这些不是我造成的，但是毫无疑问是我的同胞们的行为造成的！

我想，各位对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不会不了解，或许比我了解的更多更深刻。仔细想想我们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请看——因为无数的造假行为迫使许多信誉良好的企业倒闭，因为无数的伪劣商品，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无数有毒食品、无数假冒伪劣药物、无数危害人们健康的建筑材料、甚至危及人们安全的桥梁、建筑、汽车零部件等等。

因此我们如果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当务之急是要重建我们的社会信托系统。如何重建？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1）树立诚信的政府形象；2）建立社会信托记录系统。

第一点我在以往的博文中陆陆续续讨论过一些，要点是政府必须带头依法办事，并且不能朝令夕改，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长期以往，国民必然对政府产生信心。这些今天不再重复。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如何建立社会信托系统。

所谓社会信托系统指的是政府对所有社会法人（自然法人和企业法人）在社会信托方面信息记录和管理。我相信我们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只要改变一下管理思路，这项社会工程就能实现。在以往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的各级领导部门都有相应的“档案室”，其中记录了我们每个人的政治档案，有些甚至可以说做得非常详尽。如果我们把这种花费在个人政治档案管理上的投入用来建立公民社会信托信息管理，一定轻而易举。如果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其本人可以直接查询和了解的社会信托信息记录，而且他们知道这些社会信托信息记录直接与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相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珍惜他自己的社会信誉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信托上破产，那么他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

我认为，人的社会信托责任感是建立在信托责任法规建立的基础上的。我坚信“人之初，性本恶”，社会的信托系统是通过信托法规建立起来的，没有人天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社会契约。人天生就会偷懒（偷懒是人的天性），天生就知道应该用最小的劳动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用严格的社会信托契约来约束人天性中的缺陷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所必须的。中国文化过分强调了“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对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并没有好处。正因为我们的前提是“人之初，性本善”，假设别人是“善人”，忽略了约束人的法规建设，才让那些并非“善人”的人钻了空子，这些人带头破坏了社会契约，破坏了社会信托系统，并且这些人不断地影响更多的人去通过破坏社会契约获得好处（因为如果你老老实实地遵守规则，就会吃亏），最终导致社会信托系统的崩溃。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企图通过道德约束而不是通过法制约束来建立社会信托系统的，这正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各位网友，如果我们的社会也有一个详尽的、我们每个人可以自由查询自己信息的社会信托管理系统，并且我们每个人也能定期收到一份个人社会信誉信息清单，包括你某年某月某日在银行透支预期不还，或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地开车闯了红灯等等这样的记录，你还会不珍惜你的社会信誉吗？

我们差点儿被无形杀手谋杀

我们在上海市郊有一套比较简单的两居室，室内装修的时间在1999年，因为刚装修完的房间，味道非常难闻，气味刺得双眼流泪，所以很少在那里长期居住，那时一般只有周末才有人偶尔在那里。一直到2005年4月开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05年11月上旬学校为所有教职工检查身体，我跟太太的白血球全部低于医学上设定的参考下限水平。医学上的白血球下限为4.5单位，而我们都只有3.5左右。因为没有什么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们也就没有太在意。

到了2006年8月，我的右手大拇指关节开始疼痛，连汽车喇叭按钮也无法按下了。上网查询后，我怀疑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于是去医院做类风湿关节炎的检查。类风湿关节炎一般与人的免疫功能有关，于是又做了血液检查和类风湿因子的血检。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我的白血球数量已经降低到3.1个单位，如果继续下滑，到2的话，就是白血病，此时人基本上就丧失了抗菌能力，必须住进“无菌”病房了。这不能不重视。

我仔细排查了各种引起白血球降低的原因，都没有找到我自认为可信的根源。

06年8月下旬，我跟太太赴韩国任教。同年12月我们在韩国釜山一家知名医院做了血检，结果令人欣慰，我们的白血球水平开始回升。根据一般的逻辑推理，我们的白血球水平的波动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相关。根源开始显露出来：甲醛。家庭装潢中如果甲醛超标，将会造成人体白血球数量的降低，中国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0.08的单位标准，如果严重超标，例如在3的水平，将致人于死。

这时我才回想起来，2003年我曾经将一盆办公室的水栽吊兰带回家，那盆吊兰在办公室已有很长时间，由于我的细心照料，在我案头一直都是郁郁葱葱的，曾经给我带来不少愉悦。后来将它带回家，放在客厅的茶几上。但是自从带回家后，这盆吊兰就莫名其妙地开始打蔫儿，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叶子开始发黄，并且不断凋落，最后几乎惨不忍睹地变成了“季根发”。04年我们出国任教，就将这盆都快要枯萎的吊兰拜托岳父照管。没想到，它到了岳父家，竟然很快恢复了生机，重新盎然起来。后来得知，吊兰是对甲醛相当敏感的植物，也有吊兰能够吸收甲醛的说法。答案比较清楚了。

今年我们回上海度暑假，请了专门的室内空气检测公司来进行检测。这家公司来我们家取样，通过一周的分析，给我们的检测报告上写着：甲醛含量0.309，超标接近国家标准的4倍。这还是装修完8年之后检测的结果，可想而知，8年前这套房子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这证实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室内的甲醛主要来源在装修用的板材。当时装修这套房间是委托上海的一家著名公司操作的（请允许我暂时不公布这家公司的名称），包工包料，装修的同时请该公司订做了整个一面墙的书橱、一面墙的衣橱以及厨房料理台等，使用了大量的合成板材。装潢公司可能为了节约成本，使用了甲醛严重超标的合成板材。结果差点儿让我们患上白血病。上网一查，令人吃惊，2006年已经公布的通过法院解决的室内装潢案件中，有两例是因为甲醛超标造成儿童患上白血病死亡的案件。因为甲醛的比重较高，通常悬浮在一米以下的范围，所以儿童首当其冲受到危害。

据知，目前市场上的板材的环保标准主要有E0（欧洲标准，环保，对人无害），E1（中国标准，对人基本无害）。而那些超出这些标准甚至没有标号的板材，其危害就很难估计了。希望各位打算买房装修的网友千万注意。

家庭装潢中可能引起白血球减少，或者引起白血病的还有具有放射性的瓷砖。有报道，一位爱好书法的老太太家里铺设的瓷砖比较多，但是由于瓷砖质量有问题，有严重的放射性，结果这位老太太就患上了白血病。教训深刻！这里我提醒各位网友注意，如果你以后装修房屋，工程结束后，一定要请专业检测公司来检测，通过检测你再跟装潢公司结算工程款，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

对比国外，让我有一点我很不明白。现在国内大城市的房价已经基本与国际大城市接轨了（尽管工资水平相差很大。而我始终认为，衡量物价贵贱，不能使用绝对比值，而应该用工资比值才对。相对工资水平来说，中国的物价水平是世界上最贵的）。但是房子的实际价值远远不及国际水平。有两点是国内商品房与国外商品房完全不同的。一是，国外的商品房标价中包含土地的价格，买了房子同时也买下了建这套房子的土地，购买者不仅是房产的所有者，也是土地的所有者，即使是公寓式房产，所有公寓房产主都有相应的土地所有权证明（业主均分）；二是：国外的商品房相当于我们的“精装修”房，顾名思义“商品房”是“商品”，商品就是买来能够直接使用的。而我们的商品房却不是，几乎没有业主买了商品房不进行装修就能入住的。

还有重要的是，国外所有的商品房、家具等都要经过专门机构的空气检测，如果发现有空气污染，那么负责施工或生产的企业不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老板吃官司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呢？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必须对这些企业进行严格的标准化管理。尤其是关涉人民健康的所有产品（主要与入口、呼吸和生命安全的产品）应该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诸如食品、药品、汽车、桥梁、家庭装潢材料等，确保人民的健康安全。凡是由于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或玩忽职守所发生的问题，要严肃追究这些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不能让这些官员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为纳税人服务。

我们的不安全感来自何处？

趋利避害以及惰性等都是人的本能。人类的天性之一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有利于自己的好处，尽力避开对自己不利的危害，以及尽可能地用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等等。这些本无可厚非。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相信曾经存在过弱肉强食的丛林准则。由于弱肉强食的社会成本太高，因此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繁衍并无好处，人类最终在互相竞争的关系中建立起了相对公平的社会规则。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而如果有人通过不遵守规则或去额外的好处，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他也就必然要受到社会体制的惩罚，惩罚必将超过其所获取的利益。由于这一套社会规则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因此这一套社会规则必须对任何人有效，无人可以超越。

因此，一个公平稳定的社会，必然是规则至上的社会，所有人都在这套规则的约束下行事，并且这种规则是长期稳定有效的，不轻易改变的，如果不得不改变规则的话，必须征得社会全体成员的认可，因为改变规则所造成的后果是由所有社会成员承担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所有人在规则面前一律平等。那么我们每个人只要遵守规则，就一定能得到社会的认同。无论你是谁，无论是有多么的老实、无论你有多么的羸弱，只要你遵守社会规则，你就能在这个社会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因此，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老实人决不吃亏的社会，是一个不老实的人最终一定吃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安全感。因为社会规则是有效的，稳定的，无情的，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

我在前面的博文中说，中国人的种种陋习（参见“虚张声势”那篇博文）的根源是国人缺乏足够的安全感。那么我们的不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规则出了问题。

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一点一点来分析。

先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更迭。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朝代的更替归结为残酷的宫廷政变和战争杀戮。尤其是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颠覆朝廷的农民起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每次成功的政权颠覆之后总是伴随着残酷的大清洗大屠杀，这些农民政权大都会重新颁布一套社会规则。这些新社会规则基本上没有传承性。除了几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的在野太子党们也处心积虑试图篡夺王位，一旦颠覆成功，他们便可重新建立一套有利于自己及其党羽们的规则系统。这一点，从王室到地方，莫不如此。中国的社会规则系统长期处于不够稳定的状态，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深深烙在中国人的文化中。于是总有一些“识时务”的脑袋瓜特别好使的“俊杰”能够“见机行事”，从新规则中或者还没有建立起规则的领域中获取大量的好处。甚至某些“俊杰”还能够参与制定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新规则，而那些无权无势的老实人则必然屡屡吃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中有那么多的投机钻营者、而且投机钻营者总是得手的原因。

中国社会规则的多变性、不稳定性助长了社会投机分子，而且总是让大多数老实人吃亏并受到利益上的威胁，这是他们感觉不够安全的首要因素。从古代到现代，莫不如此。即使到了现当代，这一文化传统依旧左右着我们，我们的社会规则依旧缺乏长效性、稳定性。我们依旧没有建立起一套长期稳定、超越一切权势的规则系统。有一句流行语说：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真是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我们社会规则的不稳定状态。“照到哪里哪里亮”——没照到的地方自然就不亮！这反映的是一种地域的不公平，而规则应该是超越地域的！只要是中国公民，无论其生活在何处，无论他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理应享受任何社会规则所带来的权利和利益，不应受到任何地域歧视；“初一十五不一样”这反映的是时间先后的不公平。任何社会规则不应该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短时间内朝三暮四的频繁改变更是不可思议），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国民心态的稳定平和。然而我们的社会现实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多变，且毫不顾忌社会公众是否认可。因此，一旦有了新政策（其实就是新机会），大多数国人便毫不犹豫一拥而上，争先恐后，生怕一旦慢了，政策又有改变，对自己不利。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系统迫使我们国人去争抢，因为谁不争不抢，谁就吃亏！而且没有任何社会规则会同情你、保护你。这不是一个保护弱者的、保护老实人的社会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下生活，老实人没有安全感可言。

其次是中国社会规则的软弱性。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大概就数中国的法律最软弱。我说的软弱指的是下面两个意思：一是法律在某些达官贵人或者社会集团面前，软弱无力；二是法律的执行软弱无力（所谓的有法不依）。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任何社会集团均不得超越。但是在中国不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某些人，某些社会集团可以超越法律，他们甚至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怜中国的法律甚至要受到某个社会Party的“领导”，请问，这样的法律还不是形同虚设？这样的法律只能是面向弱势群体或异己的，在弱势群体与主流不合的异己分子面前，我们的法律无比强大，甚至残酷无情。回想文革时期，任何一群“红卫兵”都可以冲进任何一家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家里进行“抄家”，抄走你家任何值钱的家产，理由是封资修的东西不得保留，他们可以任意给一个人戴上高帽子游街，而罪名可能是莫名其标的“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试想，在这样的法律体制下，一些普通如你我的一般之人，能指望法律会保护我们吗？如果我们得罪了某个达官贵人，得罪了某个社会集团，法律还会保护我们吗？绝对不会，那时候法律便会成为被我们得罪的人的打手来镇压我们了。此外，中国的法律规则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详细，但存在大量的“有法不依”，既然法律可以不依，那，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意义？它还能保护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吗？所以，这是中国人缺乏安全感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是资源的匮乏。生活资源的匮乏，可能造成某些社会成员享受不到他应该享受到的资源，这也是造成我们缺乏安全感的因素之一。我们把问题简单化一下就很清楚。假定有10个人，但可供应的某项资源却不到10（小于10大于1的任意数字），那么这必然会造成十个人的不安全感，必然造成这10个人之间的争抢。相反，如果10个人却有着大于等于10的资源可以供应，那么这10个人不必为了获得资源而花费心机。这就是绝大多数生活富足的国家，他们的国民心态相对平和的原因之一。那么资源的匮乏是不是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呢？不是的。我们最后讨论资源匮乏的因素，也是因为这一因素不是造成不安全感的充分条件。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类有足够的智慧解决资源匮乏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制订出足够好的规则，由规则来控制公平性，也能解决由于资源匮乏锁造成的恐慌心理。例如得不到某项资源的人社会在其他资源上给予足够的补偿，使之感觉失去该资源和获得另外的利益二者相等，甚至获得的更多。这就不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全感。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是这样，通常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一方面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为社会成员服务，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制订出足够好的规则给那些未能得到资源的成员以补偿。这便毫无悬念地造成了社会恐慌，迫使人们自然地产生了社会不安全感。使得国人在任何方面，一有机会便急吼吼地争抢起来。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人少资源多的情况，国人们也会习惯性地争抢（有时候抢到最后，大家都有份，并且还有多余，这些人竟然也没有一丝的尴尬，真令我悲哀！）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不用举例，我想聪明的你，一定能够理解吧。

最后请允许引用我的一位好友给我的来信中说的话：培根说过：“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危害就是狡猾人被当作聪明人”，也就是说，老实人吃亏是国家最大的危害。有句话说，“民主社会就是孤立者是安全的社会”，我们也可以套用一下说“公正社会就是老实人不吃亏的社会”。我最近的三篇博文想说的主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让所有老实人能够安心自在地生活的、公平公正的天堂？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思索的问题，也是我在新浪开博撰写博文的动力。虽然这不是我的专业，但他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不能不加以关注。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本话题暂时打住。如果网友们有什么好建议请告诉我，也希望网友们对拙文给予批评和补充。

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

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

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

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

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

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

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

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

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

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

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

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

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

一样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

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

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

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

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

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

到、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

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

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

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

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

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

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

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

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

贫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

之一。
　　What for?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

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

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

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

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

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

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

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

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

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

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

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

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

对他们的期待也更多。”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

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利，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

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

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

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

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

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

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

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

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

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

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

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

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

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

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

为人类。
　　Good luck.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
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
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

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

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

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

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

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
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

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

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

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

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

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

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

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

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 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

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

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

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

开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

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

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

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

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

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

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

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

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

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

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

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

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

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

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

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

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

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

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

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

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

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

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

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

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
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

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

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

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

值观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

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

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

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

——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

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

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

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

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

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

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

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

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

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

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

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

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

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

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

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

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

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

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

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

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

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待续）

为什么中国人习惯虚张声势？

为了解答前文的问题，我们先从普遍的生物学现象说起。人类的很多社会行为都可以从最为原始的生物学现象上得到解释。香港大学朱晓农教授在语言学上所提出的“高调标小”理论就是从生物学角度解释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高音”现象。几乎绝大多数语言中表示较小、柔美、令人怜悯疼爱的对象，都使用高音调。因为在生物学上，任何物种都自然地对新生下一代加以关爱，哪怕被人认为凶残的狼也同样会保护他们狼崽。更何况人类。而几乎所有新生幼崽所发出的声音都是高调。雌性动物也同样如此。因此高调容易引起人的疼爱。在人类语言中，凡是向别人表示请求的，表示疑问（请求别人给以答复），表示同情的，表示关爱的，表示怜悯的，表示爱慕的，或者上海人所说的的那种“嗲”的，都是高调。都使用高元音，声调也偏向于升高。例如北京女国音，写字楼Office里那些喜欢使用英文名的女士们的英文名，你查一下，她们的名字保准都使用高元音。呵呵！

相反，凡是强大的动物，凶猛的动物，令人恐怖的动物，或者貌似令人恐怖的动物，它们所发出的声音通常为低沉，洪大。能发出大声的动物通常个头都比较大。在动物世界里，动物为了争夺领地、保护家族或争夺配偶权，都会发生残酷的争斗。通常，在争斗之前，双方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强大，如果这种威慑力量足以吓退对手，那就可以避免一场流血事件，这对争斗的双方来说都是最合算的（动物们同样跟我们一样懂得经济理论）。如果这种展示威力的方式表现为双方彼此不分上下，并且不得不决一雌雄，战争才会正式展开。那么动物们是如何展示自己强大的呢？通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声音，另一种是尽量展示自己硕大的身躯。例如猫在争斗前发出低沉吼叫时，会尽力拱起自己的腰，好像它的身躯高大了，公鸡则会竖起头部的所有羽毛，甚至身体的羽毛，尽力扩张自己的躯干。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动物之间在争斗时都会尽力夸张自己。而声音则是其中的一种手段。

回到我们人类社会里来。在我们人类社会中，最原始的能够表现力量的便是个头。而通常身躯强壮高大的人，声音也自然低沉（听听姚明的声音），洪亮；身躯较小的人，音调也比较高，音量也比较小（比如小鸟）。女人和孩子都是。在社会交际中，通常是社会地位高的人、有权势的人说话低沉，语速也比较慢，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语音比较高（甚至语速也会比较快）。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更为普遍。登峰造极的时代是文革时期。一个普通人一旦当上了中央首长，说话便会低沉慢速起来，甚至每说一个词都要停一下（典型的如林彪，还有陈永贵，当农民时和当中央首长时，说话的语调完全不同），以表示自己的权威。在这一点上，民主国家表现相对不明显。越是讲究等级的社会，这种现象越明显。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古代的皇帝说话，其语速和语调必然又慢又低沉。这一点毫不奇怪。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语音的高低和音量的大小和社会地位以及权势关系之间的联系了。那么，我们如何用这种从生物学引申到社会学上的道理来解释我在前面的博文中所列举的当今中国的种种社会现象呢？

先从中国人爱大声说话开始。我们假定在一个非常正常和谐并且充分安全平和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利益争夺的必要，没有任何显示自己权势和地位的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断定，人们说话完全不必大声。因为根据经济原则，人们没有必要额外付出更多的力量以驱动发音器官，大声说话总比小声说话累得多。大声说话总是有相应的社会需求的驱动。而这种驱动在我看来，是人与人之间的较劲儿。大声说话的人总希望占据优势地位，如果对方不服也同样会增加分贝。人们在争辩时总会不自觉地加大音量，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容易加大音量，以至于成为习惯呢？

这就是我们要追寻的问题的根源——缺乏安全感。

如果一个人，他缺乏安全感，对自己不够自信，他便会提高自己的音量。因为提高音量由于动物学上虚张声势的原理会给他带来信心，或许能跟他带来交际中的利益。各位可能看过类似的电影镜头：

一个八路军战士冒充敌军军官带领一些人闯关，遇上守卫的敌军士兵，当敌军士兵根据常规进行盘查时，冒充敌军军官的那个八路军挥手就给那个守卫一个耳光，同时还要高声大骂“你瞎了狗眼……”之类的，直打得对方昏头转向，丈二和尚末不着头脑，不知是何方神圣，不敢得罪，乖乖开门放人。这就是虚张声势得到的好处。有意思的是，类似的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或多或少或变相地存在着。例如我们在前面的博文中提到的某些人到了饭店自然而然地对服务员提高了嗓门，好像自己是老食客；在商店购物则假装自己好像很有钱的样子等等。

显然，虚张声势是由于其本人缺乏自信，用来吓唬人的。而其本质是其本人缺乏安全感，通过虚张声势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和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中国人普遍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呢？

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