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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灾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今年中国春节前，南方地区的雪灾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中国19个省份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537.9亿人民币。灾害引起了社会的严重关注，不少有识之士也开始了对灾害的反思。然而很少有人反思政府在灾害过程中的职责。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2005年印度洋海啸灾难过程中印尼政府的失职行为，或许对我们有所裨益。2005年5月27日早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日惹地区发生里氏5．9级强烈地震，由此引发了强烈海啸，结果造成57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然而在海啸发生前，印尼政府收到了来自美国和日本海啸预警机构发出的警报，但是印尼政府却未能及时将这一消息通报公众。从收到美国方面的预警消息到海啸袭击爪哇岛，其间有将近40分钟的时间。如果政府处理得力，在这40分钟时间内完全有可能疏散滞留在海滩上的所有游客，甚至能疏散沿海地区的民众，使海啸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可能。然而由于政府的失职，这一灾难最终却血淋淋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让世界为之颤栗。这一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据报道在这次雪灾之前，中国气象局曾经向国家领导部门报告过雪灾的可能性，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我们在去年12月份曾经给国家发过一个报告，就是说要警惕突发的暴风雪天气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影响。当时我们依据的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在东太平洋出现了，我们叫做拉尼娜现象。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我们感到，去年12月份天气异常地暖。暖冬的天气呢，会容易造成一个大的范围的变化。
所以我们当时给有关部门，报了一个这种可能性。”（http://news.sohu.com/20080206/n255090145.shtml）

从许小峰先生的话来看，气象局基本尽职，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向国家、社会以及有关部门通报必须的气象情报。那么气象局所说的“国家”应该是他的领导部门，即国务院，因为气象局直属国务院领导。那么国务院在收到气象局的报告后，有没有作出及时、迅速的反应呢？雪灾天气是从1月10日开始的，即使气象局的灾害报告是在12月底提交给国务院，那么这期间也应该有10几天的时间，在这10几天时间内可以做许多应急工作。比如立即组织计划灾害预案，通报各省自治区有关领导部门，要求组织计划应急预案，严阵以待。如果这一切都能根据正常的行政指责按部就班进行，灾害不至于向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如此严峻，我们也不至于付出如此之高的经济代价（175.9万人转移，房屋倒塌22.3万间，房屋损坏86.2万间），甚至60条生命的代价（http://www.jx.xinhuanet.com/news/2008-02/08/content_12424462.htm）。

然而，气象局提交的灾害报告在官僚管理部门面前很可能被视为若干废纸，很可能在一连串的“已阅”（而实际上根本没“阅”过）签字后锁进了文件柜，或者压在某些领导案头的镇纸下被更加重要的“繁忙的工作”遗忘了。尽管户外已是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国务院大院的所有办公室里依旧温暖如春，工作人员们衣着衬衫，享受着暖气带来的舒适和惬意。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他们体会或感受雪灾可能带来的严寒以及严寒带来的恐怖甚至死亡，可能是一种幻想了——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小人之心，国家气象局的灾害性报告，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官僚环境下被我们的某些大领导们所遗忘或疏忽了。然而个别领导的遗忘或疏忽所带来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

近日来，南方的天气正在转暖，雪灾的直接威胁也渐渐远去，救灾的工作正在各地进行，灾民们要吃饭，要取暖，要安家，要点灯，要团聚……一切的一切最后依然由灾民们自己承担，与那些近乎渎职的官僚们似乎毫不相干。官僚们依旧坐在暖暖的办公室里，依旧手端茶杯，一边品茗，一边浏览报纸上的各地新闻，或者电话亲朋好友说些不着边际不痛不痒的话题打发时间，盼着早些下班睡个午觉，或者回家买菜做饭。至于灾民们的痛苦他们哪里体会得到？

然而，对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如何避免下次的雪灾，如何能让我们在下次的雪灾之前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指导。这需要政府在这方面深刻反思，彻底改变工作作风，真正为民着想，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由纳税人养着而不为纳税人服务。

温总理8天内3次访问灾区，中国的新闻报道引导受众感受总理的亲民形象。在我看来，这种面对面的亲民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亲”，身为一国之总理，最大的亲民是成功地领导一个高效率的国务院，如果国务院所有部门都能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何须总理8天3次访问灾区？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灾区了！那岂不是中国百姓的大幸？

司令不是用来拚刺刀的，总理不是用来掉眼泪的，国家主席也不是用来扛大包的。否则还要你个司令、总理、国家元首作什么？作秀可以休矣，每个人干好自己应该干好的工作，这，比什么都有效。

鼠年到齐欢笑，送你八鼠乐逍遥：鼠你幸福，鼠你美满，鼠你健康，鼠你好肴，鼠你有才，鼠你能干，鼠你好运，鼠钱没完。用此八鼠给您拜年了。

“鼠”九寒冬又一朝，“年”年都盼春节到。“吉”言利事垒成堡，“祥”降福至家富饶。祝鼠年吉祥，春节快乐。

轻轻的猪走了，正如老鼠轻轻的来。挥挥尾巴，带来我的关怀：一祝平安康泰，二祝财源滚滚来，三祝岁岁常如愿、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祝您在2008年里有：“鼠”不尽的快乐！“鼠”不尽的收获！“鼠”不尽的幸福！“鼠”不尽的健康！“鼠”不尽的美满生活！

除夕门铃叫,开门五鼠到：吉祥红松鼠，平安大袋鼠,幸运小鼹鼠,福气跳跳鼠,开心米老鼠,齐把新春报!

天苍苍，野茫茫，今年奖金很渺茫！水弯弯，路长长，没钱的日子太漫长！楼高高，人忙忙，今夜能否与你结伴抢米铺……暗号：米老鼠来了！

就知道春节那天你会被铺天盖地的短信包围，英明的我今天就让祝福跨过高山越过高楼大厦穿过大街小巷，像个小老鼠一样钻进你的手机：鼠年大吉！

二零零捌新时尚，福娃拜年送吉祥，新居安在鸟巢上，洗澡就去水立方，金鼠来家财运旺，基金散户两相忙，年假带薪肉价降，嫦娥带咱逛月亮。

中国话，祝福您——鼠钞票：喜刷刷；鼠幸福：醉清风；鼠快乐：日不落；鼠生活：甜甜的。奥运年，你我他，鼠于2008十四亿人民幸福快乐一大家！

鼠钱啦鼠钱啦，鼠着鼠着过年啦。鼠年提前拜年啦！祝你鼠年金钱数不完，美好愿望早实现！幸福快乐常相伴！祝春节快乐！

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不缺乏智慧，他们的创作，真实地记录了当代社会的现状，比得上当今任何御用文人的所谓文学作品。要过年了，摘录两段供各位慢慢把玩品味：

（1）
小事开大会，
大事开小会，
重要的事情不开会。

（2）
狠抓就是开会，
管理就是收费，
重视就是标语，
落实就是动嘴，
验收就是喝醉，
检查就是宴会，
研究就是扯皮，
政绩就是神吹，
汇报就是掺水，
涨价就是接轨。

（3）
满腔热血投身社会，
摸爬滚打终日疲惫；
低三下四谋取地位，
常年奔波天天喝醉；
收入可怜啥都嫌贵，
交往叩头处处破费；
有用本事已经作废，
不学无术擅长开会；
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溜须拍马寻找机会；
青春年华如此狼狈，
苟且偷生窝囊一辈！

（4）
开啥会不清楚，开会坐哪清楚；
谁送礼不清楚，谁没送清楚；
谁干得好不好不清楚，该提拔谁清楚；
和谁睡不清楚，睡觉干什么清楚。

再说那狗日的给教授定级

周口店人

生活在中国的那些老老实实做研究搞科研的教授实在可怜。他们不仅被那些投机钻营的分子给毁了清誉（有不少混混，但同样号称教授），还要不断地受到无知官僚们的愚弄，而且，你不接受这种愚弄还不行，“谁让你不幸生在了中国？”给教授们定岗定级就是愚弄这些教授们的手段之一。其直接后果便是打击科学研究者的创造热情，毁灭中国的学术创造力。为什么要这么说？

教学评估是从根本上不相信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教育部扮演了一个“工头”的角色，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完全被看成工头们皮鞭监督下的劳工，似乎一刻不来监督，劳工们就会偷懒，中国的管理许多都是出于这种对人的不尊重，把人当傻瓜或者当小孩，似乎没有他们的“悉心关照”，中国的老百姓就什么都不会做或者一定做错，只有管理者才是最聪明的。从电影书籍的出版审查到互联网信息的控制，甚至到曾经的电台收听限制，人民群众完全被当成了“愚氓”来管理的。似乎没有他们的引导和管理，人民就要受骗上当，或者人民就会变坏。教学评估本质上也完全是基于这种“中国特色”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极端思维方式的运作下，这才有了狗日的劳民伤财的高校教学评估。

本来，在科研上政府只需要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能够安心从事科学研究的环境就可以了，其中包括研究的硬件条件，让学者们足以安心研究的生活条件和发表见解的自由。物质上满足研究的需要，让教授们们学术上独立，思想上自由。其他的不必多管，我相信中国的科学家不比任何国家的差，只要如此坚持几年，中国的学术一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应该有可能。

但是教育部不这么想，他们不仅弄出个教学评估来浪费教学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现在还弄出个给教授们定级的劳什子来折磨教授们。其客观效果不仅为那些不学无术的、依靠权势投机钻营的人提供了大捞一把的机会，还搅乱了科学研究者本来一心平静从事科学研究的心。假如有人故意嘲讽一下说，教育部的某些官员看不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教授们安心搞研究，看着不顺眼，想方设法弄出些动静来干扰他们一下。先弄出个教学评估整一下，折腾够了，再弄个教授定级来，就好像在狗们中丢下了一两根肉骨头。让教授狗们相互咬起来，让他们无法把注意力投入到研究课题中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其无法深入思考那些应该思考的问题。让教授们互相撕咬，咬得越凶越好，每隔三年逼着他们咬一次。看他们还没有时间精力做研究去！面对这样的嘲讽，我想教育部的官员们大概也有口难辩吧？

我后悔在前一篇《狗日的教学评估和教授定岗定级》中说了“岗位设置不是不要搞，关键是怎么搞”，也后悔列出了几条所谓的条件和标准，后来新语丝上的网友“尽我皆知”对那篇网文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有道理（但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我不欣赏）。但是我很欣赏他说的“让圈子里的人玩，让官员走开，纳税人看紧自己的钱包，只给诚实的人赞助”的观点。新语丝21日新到资料中“不亮”先生说得很好：“对于政府来说，欲发挥和鼓励人们在科研和大学教育上的创造性劳动，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创造和维持一个符合这一领域生产力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良好环境，让人们在合理的规则下尽情发挥。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就是整治严重的学术腐败，还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育人员一个公道。”“不亮”先生的不明白也是我的不明白：“教育部为什么不利用日益增长的国家经济条件去参考别人相对先进的做法，而是向后看，去搞这套发扬行政忽悠，抽取人们对科学和教育本身的注意力的官本位的复辟呢？”

所以，中国的教授们，请你们不要太在意那狗日的定级，您应该继续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刻苦钻研，万一您在学校被评了个最低级的教授，那些投机钻营者评上了更高级别，您也别生气，别受到这种外来因素的干扰，继续搞您的研究。如果您因为此事放弃了研究工作，或者耽误了研究工作，其不让那狗日的得逞了？所以啊，为了祖国，为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您应该继续努力。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狗日的教学评估和教授定岗定级

周口店人

高校教学评估全国上下一片怨声载道，几乎达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不仅仅劳民伤财（所有被评估的学校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各校经费都捉襟见肘），而且败坏了学风。所谓的评估指标可以用逼良为娼四个字来形容。一些高校的教师不得不放下手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日以继夜加班加点“造假”，一些若干年前的考卷如果已经不存在了，则要求“造出”来，不仅要造出考卷，还要造出成绩。几年前上过的课，如果没有教案就要补齐教案，不少教授上课的内容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上课讲完了文章也可能发表了，至于一些老生常谈的基本原理什么的，大概全都在肚子里了，非要补出个什么教案来，纯属浪费时间精力。还有的没有教研会议的记录，要求造出那些所谓的教研活动的记录出来。这就是所谓制度或系统逼迫大家造假了。

现在几乎所有高校的教师都在呼吁停止这种愚蠢的评估活动（本人曾经在试行教学评估初期就给教育部写信呼吁停止这种无谓的折磨），新语丝以及其他网络媒体也发表过多位教授的呼吁，但教育部似乎耳聋一般，依旧我行我素。这就怨不得那些教授们骂教育部的娘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再明显不过的失误，国务院或人大为什么还不追究教育部的责任。如果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体制下，我想教育部早就被社会质疑了，教育部部长的职位能不能保住都成问题。

教育部如果要真正进行教学评估，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目前的方式无论如何都很难杜绝直接或间接的舞弊行为。而避免这种舞弊可能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委托社会上的某个信誉较好的第三方专业调查公司，让他们对大学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即可，我相信这一调查结果一定能真实反映各所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管理质量，包括各种问题。这一方法要比目前的评估方式简单得多、客观公正得多。

与教学评估问题相似的是最近的教授定岗定级。在当今全国高校清一色官本位的体制下，进行教授定岗定级，其结果也只能是官本位的体现。教育部在07年5月7日颁布的《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的通知》中规定，“高等学校正高级教师岗位名称为教授一级岗位、教授二级岗位、教授三级岗位、教授四级岗位，分别对应一至四级专业技术岗位；副高级教师岗位名称为副教授一级岗位、副教授二级岗位、副教授三级岗位，分别对应五至七级专业技术岗位；中级教师岗位名称为讲师一级岗位、讲师二级岗位、讲师三级岗位，分别对应八至十级专业技术岗位；初级教师岗位名称为助教一级岗位、助教二级岗位，分别对应十一级、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那么如何评定这12个等级？恐怕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了，所有高校几乎没有人不关心这“如何评定”的条件，因为有了这个条件，评定就能相对客观公正。只要符合条件，就可评定，不符合条件就不能评定。

那么教育部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呢？说来非常搞笑，教育部所说的“高等学校三类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有四个：(1)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行；(3)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这四个条件中，（1）（2）（4）三项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具备（1）（2）两项，在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任职，不具备（4）任何人都不愿意任职。也就是说，学校中目前正常在岗的人都符合这三项条件。因此我说这三项条件毫无意义。那么关键就在第三项条件：“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可是在这一最最关键的条件上，教育部耍了滑头，他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可操作的程序，没有提供任何可操作的标准！因此，实际上就是没有标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全国所有的大学教师在评定职称或评定岗位时，都希望有一个客观、公正、透明的标准和程序，这个标准和程序能够客观公正地衡量出一位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

怕就怕没有标准，怕就怕各个学校自行制定标准。只要标准由“自己”制定，对某些群体或阶层的人来说，事情就好办。要让某人能够定为某高级岗，只要把评定标准稍作调整向某人倾斜一下即可。比如要某基层增补一位××委员，要求年龄40-45岁，女性，研究生毕业，少数民族……只要根据上面的这个标准，最后就是某个特定的人，毫无悬念。

由于教育部没有提出任何可供操作的具体标准，各所大学只能自行其事。在当今官本位的国情下，要想岗位定级不变成官本位，不演变成一场学官们的狂欢盛宴都难！全国各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向学官们严重“倾斜”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鼓励了某些不学无术的人投机于行政职务，靠着权力获取学术资源，由于这些人的钻营，许多实实在在从事科学研究学者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因此，现在推行的这套专业岗位设置工作并没有起到推进工作的作用，相反，它向那些科研出色而不会钻营的教授们兜头浇了一盆凉水，让那些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倍受打击，其结果便是伪币驱逐良币，黄钟毁弃而瓦釜雷鸣！

岗位设置不是不要搞，关键是怎么搞。我认为只有在充分实行教授治校而不是官治高校的条件下，只有在具备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位教授的学术水准，用相对客观的学术水准来设定岗位的时候，这项工作才能对我国的科学事业和学术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如何评价一位教授的学术水准，国际上通行的主要条件和标准是：

（1）      
在核心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数；

（2）      
学术论文被引用数；

（3）      
担任专业学术刊物的编委；

（4）      
在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

（5）      
被著名大学邀请作学术演讲

（6）      
获大型科研项目资助

……

这些条件和标准都是忽悠不来的，没有一些真才实学不可能具备以上任何条件（或者高数字统计），如果实行这样的标准，那些投机者还能有机可乘吗？但是为什么明摆着的如此好操作的标准和程序，教育部却不公布或建议执行呢？

中国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习惯于发号召、下指示，而绝大多数号召和指示都没有操作性。打开各种各样的政府文件，其中“我们要……”“一定要……”“坚决……”“绝不……”这样的假大空的文风从文革至今还没有肃清，这次教育部的文件同样存在大而空泛的毛病，例如文件说“地方人事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高等学校岗位设置工作。”“高等学校党政领导班子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把这项改革作为学校改革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精心组织，稳慎实施。要深入调研，认真分析学科发展和人才队伍状况，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各地在高等学校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工作中，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坚持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对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打击报复、以权谋私的，要追究相应责任。”发了这么多的号召，下了这么多的指示，就是没有一条我们上面列举的如何操作的具体方法！不是大而空是什么？

教育部这次出台的专业岗位设置文件，在客观上提供给学官们乘机再捞一把的机会。无论教育部承认还是不承认，客观现实已经如此。

最近复旦大学管理层处理了本校三起学术造假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中国各个领域内的腐败，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大家有目共睹。对所有的腐败行为，更多人加以鄙视。我觉得这证明我们的机体还算有救，还有识别腐败是属于恶行的能力。怕只怕大部分人去羡慕腐败，巴不得自己也能腐败一把。如果发展到那一步，这个民族恐怕只能被世界抛弃，重头再来了。幸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知道腐败是一种不齿的行为。正因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具有这些基本的良知，因此，复旦大学对腐败行为的处罚，赢得了网络世界的好评，人民网的教育专栏转载了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造假丢人，处理了就不丢人》的文章，网民们对复旦大学的处理给予了高度关注。新语丝网站上连续有网民发表文章支持复旦大学的处罚。

造假在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丢人的，不仅是该单位的整体形象丢了人，领导层丢了人，甚至该单位的其他人员也会感觉丢人。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荣誉感，尤其是单位的荣誉感。如果单位蒙羞了，自己也感觉脸上无光。所以一个人丢了丑，会连累很多人。但是只要这个单位严肃处理了，那就不丢人，相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这就好像一个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不认错。死不认错的人大家都会鄙视他。但是如果一个人能承认错误，就说明他还有希望，还值得尊重。如果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更好。

中国人说“勇于承认错误”，我觉得这个“勇”字很贴切。承认错误是需要勇气的，只有勇敢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能力的人，自信的人，真正的英雄（一个单位同样如此），他们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不敢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死不认错的人，恰恰是那种虚弱的、不堪一击的、一批就倒的人。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及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说明他的无能，相反，说明他自信、他坚强、他还有前途。因此，他们能赢得众人的尊重，甚至众人的称赞！

只可惜，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一见到别人的批评就害怕，一害怕就死不认错。甚至一些在我们眼中相当伟大的学者、科学家、领导人物竟然也如此，真令人为之惋惜！假如这些人能在众人面前认个错，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并且避免今后犯同样的错误，那该有多好！可惜啊，就因为他们不认错，反而糟蹋了他们的英名。甚至有些人在群众的眼中从英雄跌落到了小人的地位。比如近来网络世界批评了我国某导弹之父Q科学家在五十年代大跃进中发表的明显违背科学规律、误导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证明“亩产万斤粮”的文章，事实证明这是极其荒谬的。有人为此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位科学家能够承认错误，很可能会赢得众人的称赞。只可惜，这位科学家至今没有对这些批评作出回应。这实在是不够聪明的自贬行为。

既然承认错误和自我批评并不损害英雄本色，甚至能赢得更多的尊重，那么为什新语丝网站每年都披露大量的学术腐败事件，但真正得到处理的为数却很少呢？原因大概有二：

（1）被批评的对象不堪一击，他所有的“成就”都是在谎言下堆积起来的，所以他一旦承认了错误，就一贫如洗，以往所有的光环荡然无存。这样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不认错，能维护一天算一天；二是认错作罢，以往的积累彻底玩完，要想做人就得重新再来。于是多数人选择了前者。

（2）某些领导人物“政绩”工程的需要，需要本单位出现几个大牛为本单位争光，最好出现几个世界级大师人物。往好里说，是单位荣誉感，往怀里说是虚荣心，更坏的说是彼此利用好往上爬，为自己也为“本单位”从国家那儿多分得一些利益。因此这些人的领导们也就纵容或容忍某些人的造假、胡吹。而这种人只不过是领导们使用的充气娃娃而已（借用一位朋友很幽默的一句评价用语）。与国家与民族毫无半点好处，相反，这种学术腐败破坏了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让善于胡吹造假的人得到了好处，而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人因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受到了打击。

复旦大学对本校学术腐败的处理，为复旦大学赢得了学术声誉，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希望这种作风和精神继续下去，并在国内其他各个高校发扬光大起来，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学术繁荣点燃星星之火。

　　随着人民对生命的期望值不断增加，医疗费用也大幅上涨。作为政府改革的突破口之一，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之不大，改革的效果我们大家也已经看到，不用我多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个四死方案：政府很头痛，百姓在骂娘，医护人员叫苦，药厂等着关门。这就是现状。最后的一条正在慢慢地实现：先有安徽华源，现有上海华联。至于那些无名小厂，就不提了，多着呢。

　　长话短说，改革的方案虽然各省市不一样，但共同的出发点都是政府把原来要承受的医疗费用，转嫁到患者自己的头上，自然引来老百姓的一片骂声。吃惯了免费的午餐，现在突然要掏腰包，怎么会有好的心情？所以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骂声一片是理所当然。天天与病人和其家属打交道，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对医改表示理解和赞同的。

　　这里我也不去讲医改了，因为医改的话题太沉重，还是留给专家们去讨论吧。今天只想说说医疗活动中的价格监管。

　　医院的所有收费都是政府制订的，任何公立医院都不得逾越，而且近十年不变，可谓天下一绝。即使今年的CPI上涨了这么多，医疗费用不仅没有上涨，其中药费还略有下降。在政府的主导下，药价已经降价了N次，可是不仅外面的患者，就连我医生也感觉不到这降价带来的喜悦。

　　还是以我最熟悉的领域为例。鬼都知道产妇分娩时会有出血，出血会引起死亡，所以新式接生的要点之一就是防止产妇子宫出血。而防止出血的有效药物就是要通过使子宫收缩发生作用如麦角新碱、催产素和前列腺素。绝大多数产妇用催产素就行了，这玩意儿便宜不说，而且半衰期很短，所以比较安全。但遇到严重的，则需要使用麦角新碱，这药对子宫的收缩作用很强，但副作用也大一些，所以就一直是个二线药。是多年前临床上还没有前列腺素的时候，麦角新碱是预防和治疗子宫出血的第二常用药物。但这个药在临床上已经消失了9年之久。之所以消失，外界天然地认为医生都开了高价的、有回扣的药，实际上催产素很便宜，才几分钱一支。麦角新碱的价格当时大约是6毛钱一支。对于这些老药，国家一直是有政策的：不准调价。这样药厂就没有了利润，要生产就得亏本。因此，逐渐消亡就成了这类老药在临床上消失的不二法门。麦角新碱没有了，医生要么只得用催产素对付，要么用价格比麦角新碱高数十倍的前列腺素。在麦角新碱刚消失的时候，市场上还没有替代药物前列腺素，所以99年某省卫生厅妇幼处因产后出血死亡病例突然增多，还为此专门发过一个文件，要大家重视，可作为佐证。

　　产家不生产了，临床医生没有其它选择，只好选择一些替代方法。后来，有产家生产前列腺素，不过价格很吓人，几十元一支，医生们不用也没有办法，总不能看病人死去。其实，如果国家把麦角新碱的价格提高3倍，我估计绝大多数国人还是付得起这个价格。“涨价3倍”听起来很吓人，但却很实惠。而不准涨价的机制，除了让这些药物永远死亡外，我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双活的局面。发改委是伟大的，他们不必过问这些小事，医院很无奈，自己既无定价权，更不可能自己生产药品。但承受国人骂声的，永远只有一个人：医生。今年的股价涨了
N倍了吧？但是哪个医药股涨了同样的倍数？看来市场的眼睛是雪亮的。据说，很多老股民根据轮涨的经验，判断医药股也会上扬，结果很多老股民都套在了医药股上。

　　这样的例子如果是个别的，我绝对不可以把它拿来说。因为这样的定价机制，决定了人的生死存亡。如果你不信，有多少老药，已经在降价的红头文件中，被逼出了临床？我想这并不需要高深莫测的医学知识，只要你对着药典在药房看看，你就可以发现这其中的奥妙。

　　药物进入医院，经历了医院自己购进，自己招标和集体招标三种方式。为了杜绝购销过程中的黑暗，大约在98年前后，开始由医院自己招标。有经验的医生很快发现，很多招标进来的药物，剂量要比以前用得大，才会有效，否则效果不佳。这里的读者很多都是具有生物学医学背景，至少也有点化学浓度方面的知识，具体的秘密我就不点破了。及至最近几年，演变为集体招标，结果是更加垄断。

　　医院的收费一方面要服从政府的定价，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赔偿和同业竞争过程中市场的洗礼，真的是两面受伤。出路何在？唯一可以节流的就是医护人员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医生作为医院的强势人群，影响稍微小一些，但护士等更加弱势的群体，就得默默地承受这最后的“晚餐”。一个内地医院卫生院的护士，月收入竟然只有400元，说出去有几个人信？我所在的医院在沿海，算比较好的，我们医院刚参加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月工资统统定为900元，奖金固定300元。之所以固定，是因为有些科室根本就拿不到一分钱的奖金。为了维持医院的运转，当然更是为了留住已经被招“骗”过来的护士，医院不得不出此下策。即便如此，每年医院都有近三分之一的老护士辞职，医院只好再招新护士。她们实在是看不到希望。以前几乎每个县和县级市都有自己的护校，专门培养护士。但经过近10年的洗礼，还有几家护校存活至今？在这个就业已经成为政府和民间头等大事的今天，全国的护士缺口竟然超过百万。即便这样，如果不是一些医学院校在招生过程中对那些急欲上大学的女生蒙骗坑拐，能够做护士的青年恐怕更加有限。

　　至于医生，外面都说医师多么多么的富有，但我看到的却是另外的景象。最近6年，我国有100万人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但却有高达40万的人没有注册（http://www.21wecan.com/webvote/zyys.jsp），也就是说，这40万人都改了行，从事了与医疗活动无关的职业。这些人带着美好的愿望学了至少5年，做了至少1年后，才有了报考执业医师的资格。可是资格有了，却最终改了行。我不知道在外国有多少医师改行，但我可以肯定，一个职业有40％的新人改行，这绝对的不正常。

　　许多人以为，医院作为国家的人，是国家养活的。是在，但那是过去时。笔者所在的医院在本地最好，拨款最多，但每年的拨款却只有区区500万，连给在职职工交四金都不够。工资，奖金，仪器等都得从医疗收入中获得，但价格又是死的。分解收费、乱收费曾经是医院创收的不二法门。可是，现在卫生局、物价局联合检查之后，这些也都成了过去时。晚年的11月15日，是开放暖气的日子，今年一直拖到12月15日，医院才很不情愿的打开了暖气的阀门。据我所知，这样节流的医院还不止我们一家。燃烧暖气的柴油涨价了，以前还能收3毛钱的空调费，现在也不容许，医院不得不出此下策。在经济上一方面把医院推向了市场，要我们抢病人，争手术，另一方面又在收费上紧紧地握着计划经济的紧箍咒。这就是政府管理医院的良方。美国的医疗负担之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真希望我们把这管理医院的经验，向全世界推广。

成文后还没有发出，报纸上刊登了12月19日新华社消息，说“明年我国稳健的财政政策不变”。从文中得知，今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1 万亿，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加40.6%，看起来这百分比不错，但别忘了，前面一句话是说，我国今年前11个月医疗卫生费支出1418.85亿，是同期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教育经费达5578.19亿元）。惭愧啊，惭愧。作为一个纳税人，我的健康支出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78%，我们的命就这么贱吗？长了脑子的人都明白问题出在何方，可偏偏就有那么多人，为什么不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还只是一味地骂医生，我看这些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脑子感冒了，不中用。

(XYS20071224)

饶毅院长回应耶鲁教授对北大学生的批评：诚信乃学术之本

　　美国耶鲁大学生物学教授Stephen Stearns于2007年秋季在北大为耶鲁到北大的交换学生上课。这些课程，也接受少量北大学生。

　　2007年12月19日，Stearns教授发出一份电子邮件，致修其课的全体同学，并附寄耶鲁驻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鲁教授和北大教授。他指出北大有学生出现考试抄袭行为，表示非常不高兴，并对由此反映的中国一些问题表示担忧。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是电子邮件收件人之一。当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出差。饶毅是第一个给Stearns教授（以及在同一邮件上所有收件人）回信的人。饶毅英文回信的大意是: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你很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知道我们过去100多年正从许多困难中恢复过来，包括我们历史上长期崇尚的诚信，有所缺失。我希望你对我们的学生，对北大，对中国，没有失去希望，因为希望是我们大家做各种努力，为求建设一个更好大学而工作的基础。

Stearns教授邮件指出：北大前几年有教授抄袭，这在美国是要被开除的。针对此问题，饶毅明确回答，在他到任后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如果教授做出这种违反学术道德的事情来，必定要被开除。

　　Stearns教授随后回给饶毅教授和其他人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支持饶毅清晰而勇敢的陈诉，并重申他很喜欢有些北大学生，而且积极支持他们今后发展，他没有对北大学生失去希望。

　　有一位学生在给Stearns和饶毅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自己是无辜的。饶毅回复该学生和Stearns表示愿意参与他们的交流，看是否有疑惑需要澄清。如果学生确实做错了，应该改正，并重新站起来。

　　饶毅院长回北京后，了解到北大校方很重视Stearns教授的意见，学校教务处已经在着手调查实情。饶毅向学生工作办公室表示，如果肇事者有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将积极配合学校和Stearns教授，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饶毅表示，即使没有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我们也应该从此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对学生要求。大家可以看到Stearns教授作为一个教师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到犯错误的学生恨其不争，也是因为他对学生爱之心切。

　　因为国内学术道德规范还不够健全,饶毅建议老师学生可以参照国外的一些经验。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不仅有原则上的解释，也有具体的例子，有助于老师学生认识什么是违规。网上链接是：

　　http://www1.od.nih.gov/oir/sourcebook/ResEthicsCases/cases-toc.htm

　　对于肇事的学生，饶毅希望：如果真有错，应该勇于承认和改正。但是决不要因为犯过错误而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应该以错误为教训，以压力成为动力，以将来更正过去。

　　对于参与讨论的学生，饶毅希望他们理解Stearns的初衷，而不因为某个方面意见有差异而反对他的主要意见。不能因为有社会原因而原谅校园问题，不能因为其它学校有问题而原谅北大，不能因为是常出现的事情而原谅一次事件，不能因为多人舞弊而原谅一个学生。

　　饶毅认为：每个北大学生都应该努力成为社会先进的典范，而不是社会落后的样本。

　　对于前来询问的媒体和电邮的其他人，饶毅希望他们既要维护社会公德，也要考虑广泛讨论所带来的给学生的压力要尽量适当。有必要避免社会过度高压，导致某个学生因为年青时犯的错误而严重影响其一生。

　　饶毅并说明，不久前曾和Stearns教授会面并交谈。饶毅了解到Stearns虽然是生物学家，却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早有了解，大学时学过相关课程。他对中国有些地方、文物、或历史的了解，要多于有些国内大学生。Stearns教授来中国教课，既给耶鲁学生上课，也教育了北大学生，也了却他的中国情怀。饶毅院长表示我们应当欢迎这样的国际友人给北大提意见，并继续保持良好的、建设性的互动。

　　饶毅收到有些学生来的邮件，提出学院和北大老师如何改进教学，以避免学生落入成规。饶毅表示希望从这次事件的讨论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建议，推动改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学生工作办公室

　　2007年12月21日

来自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网站：http://www.bio.pku.edu.cn/

翻译：Ent

致2007年秋季我在北京的学生：

今天批阅论文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两例剽窃行为。一例手法老练但是情节严重，另一例则是厚颜无耻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样总计就有三名学生因为剽窃而在我的课程中不及格。

假如我前些时候没有警告过你们，并给你们一次机会去诚实地改正你们的文章，这种事情还会多好几例。有些同学诚实地告诉了我他们都抄袭了哪些部分，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些剽窃行为让我非常苦恼，不但因为它损害了你我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因为它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北大、关于中国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你我都不愿意听到的。

它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为了当一名好老师而付出了许多努力。我花了许多时间准备课堂讲授，又花了许多时间给你们的文章写下详尽的反馈。这些工作都很辛苦。你无法想象，当改到第500篇文章的细节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除非你亲身经历。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让你们学会更清晰地思考问题，学会有说服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学会培养自己的理性，锻炼自己理解世界的能力。我做这一切，也因为我珍视你们，珍视你们的想法，而且我想，如果你们都能够清晰地思考、明智地行动的话，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在以后的人生道路里，你们当中有的人会成为身居要位的领导，我希望你们能够德才均备，因为无德无才的领导者所能带来的可怕灾难，我已经见过太多了。就算不当领导，我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在你们的生命中创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无论你们最后从事什么。而如果你欺骗的话，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当我所教的学生从别人那里偷窃话语和思想的时候，我感到受了欺骗，心情沉重如同跋涉泥沼。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给那些存心欺骗我的人上课呢？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太不值得。有比这好得多的事情可以做。

让人不安的是，剽窃已经成为整个中国行为模式的一部分。中国忽视国际知识产权。比如说，复印我的书彻头彻尾违反了国际版权协议，使我损失了收入，对我而言近乎直接的偷窃，然而北大人却对此安之若素。再比如，我只花大约一美元就能在街头和店铺买到DVD光碟，这些碟片在别国要卖上二三十美元。创作它们的艺术家因此损失的大笔收入全是被偷走的，每年几十亿。因为生产劣质商品对消费者造成潜在的健康威胁而不得不召回，中国已经是臭名昭著了。最近美国报纸上刊载的一幅漫画描绘了中央委员会被指责侵犯人权。猜他们怎么回答？“往他们牙膏里搁点东西，看他们还敢吭声不？”经济繁荣的背后，腐败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就拿矿业来说，每年大约有五千名矿工死去，就因为矿主为了省事为了利润而不惜违反法律
。(译注：cut corners
指贬义的抄近道，此为意译。)矿主的贪婪导致工人死去，象征着社会阶层之间纽带的断裂。天道已丧。

中国似乎已经迷失了她的道路。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还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直译是君子有信，不过一时想不起原话是怎么说的了。)
诚实互惠是信任与社群的基础。在一个充满欺诈和背叛的社会中，我们无法生存，这样的世界成了霍布森式的“每个人与每个人为敌”的战争，险恶而野蛮。若是我们不能相信别人发表的东西，我们就没法做科研。谁都没有理由去企图重复一个不可信的结果，不值得费那功夫；而没有重复就不会有经过验证而可信靠、可共享的知识，也就没有科学。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技术，没有技术就不会有生产力的稳步发展，经济水平的持续增长，也就不会给所有人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在你们今后的人生里，剽窃将会遇到极为严厉的惩罚。身为研究生如果剽窃，就会直接开除，没有学位。身为教员如果剽窃，就会丢掉饭碗。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信，因为北大那位把整本书翻成中文就署上自己名字出版的社会学家仅仅丢了行政职务，却仍然保有教授之位和薪水。然而事情在别处并非如此。在美国如果发现有人剽窃，此人的职业生涯可以就此毁于一旦。欧洲亦然。

我在北大遇见了如此之多的剽窃，这一事实说明了其它教授和行政官员的所作所为。他们必然是对此颇为容忍，而当发现有人剽窃时，他们未加严厉惩罚就遮掩过去，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愿丢脸。假如他们真的施以惩罚，剽窃决不会这么猖獗。

给你们当中一些人上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喜悦。我在这里遇到的年轻的头脑，和世界上任何地方比起来都毫不逊色。你们当中许多人都很勇敢，大部分人都很努力，大部分人都很诚实，有些人相当聪明。然而当我离去时，心情是复杂的。这么多前途无量的中国年轻人认为要靠作弊才能成功，让我十分伤心。比起那些被他们窃走思想的人，和那些被他们用窃来的的话语所欺骗的人，他们伤害得还要多的，是他们自己。

To my students in Beijing, Fall 2007:
While grading papers today I encountered two more cases of
plagiarism.
One was sophisticated but serious. The other was so blatant that
it
was almost unbelievable. That makes a total of three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my courses because of plagiarism.

If I had not warned you and given you the opportunity honestly
to
correct your essays, there would have been several more. I thank
those of
you who were honest and showed me what you had copied.

Plagiarism disturbs me greatly, both because it corrodes my
relationship
with you as my students, and because it tells me things about China
and
Beida that neither you nor I want to hear.

It corrodes my relationship with you because I work hard to be a
good
teacher, I take time to prepare good lectures, and I spend many
hours
providing detailed feedback on essays. It is hard work. You
cannot
imagine what it is like to correct the details of the 500th essay
until
you have done it yourself. I do that to help you learn to think
more clearly, to express yourself convincingly, and to develop your
intellectual power,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I also do it because I value you, I value your ideas, and I think
the world will be a better place when you can all think clearly and
behave
intelligently. Later in life, some of you will be leaders with
important
positions. I want you to be competent and honest, for I have seen
too often what terrible things can happen when leaders are
incompetent and dishonest. Leadership aside, I want all of you to
be able to create value in your lives, whatever you end up doing,
and you cannot do that if you deceive.

When a student whom I am teaching steals words and ideas from
an
author without acknowledgment, I feel cheated, dragged down into
the mud.
I ask myself, why should I teach people who knowingly deceive
me?
Life is too short for such things. There are better things to
do.

Disturbingly, plagiarism fits into a larger pattern of behavior in
China.
China ignores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ida
sees
nothing wrong in copying my textbook, for example, in complete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reements, causing me to lose
income,
stealing from me quite directly. No one in China seems to
care.
I can buy DVDs in stores and on the street for about one US
dollar.
They cost $20-30 outside China; the artists who produced them
are
losing enormous amounts of stolen income, b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China has become notorious for producing defective products that
have to
be recalled because the pose health threats to consumers. A recent
cartoon in an American newspaper shows the Central Committee
reacting to an accusation that they have violated human rights. The
response? “Wait until they see what we put in their toothpaste
next!” Corrup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a booming economy. For
example,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bout 5000 miners die each year
and mine owners cut corners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The social
fabric breaks when workers die because owners are greedy. The
Mandate of Heaven is lost.

China appears to have lost her way. Confucius said,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them to do to you. He also said, a
gentleman is honest. Honesty and reciprocity are the basis of trust
and community. We cannot get along in a world filled with deceit
and defection; such a world becomes a Hobbesian war of all against
all, nasty and brutal.
We cannot do science if we cannot trust what others publish. There
is no
reason to try to replicate a result if it cannot be trusted. It
would not be worth the effort. Without replication there can be no
shared knowledge that is tested and trustworthy - that is, no
science. Without science, there can be no technology. And without
technology, there can be no steady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economic growth, and a better life for all.

The penalties for plagiarism that you will encounter later in life
are very serious. If you do it as a graduate student, you can be
expelled from university, and you will not get your degree. If you
do it as a faculty member, you can lose your job. I know you may
not believe that, for the sociology professor at Beida who
translated an entire book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it with his
name on it only lost his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but kept his
professorship and salary. But things are not like that elsewhere.
When plagiarism is det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an end the
career of the person who did it. That is also true in Europe.

The fact that I have encountered this much plagiarism at Beida
tells me
something about the behavior of other professors and administrators
here.
They must tolerate a lot of it, and when they detect it, they cover
it up
without serious punishment, probably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lose face. If they did punish it, it would not be this
frequent.

I have greatly enjoyed teaching some of you. I have encountered
young minds here that are as good as any in the world. Many of you
are brave, most of you work very hard, most of you are honest, and
some of you are brilliant.

But I am leaving with very mixed feelings. It is quite sad that so
many
promising young Chinese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cheat to succeed.
They
damage themselves even more than the people from whom they steal
and the
people whom they deceive with stolen words.

Sincerely, Steve Stea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