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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诗的教化，你不认为中国近当代的诗史便是教化的历史吗？汉语新诗无疑从一开始便承载着难以承载的教化的功能——请注意，其它民族的诗歌史自然也承载着教化的功能，但对近当代磨难重重的中华民族而言，这种功能格外深重。远的不说，举个发生在解放后的1967年9月至1969年10月间的广东阳春的事例吧：据《阳春县志》记载，在所谓的清剿“四类分子”运动中，全县20个公社304大队中有264个大队发生了“乱杀”事件，非正常死亡达2600多人……当我从广东著名诗人陈计会的诗作中读到这样的史实时，我除了感激诗人的责任与良心外，竟不能别无它说。
我们能够指望什么，对于我们的诗歌！
对于诗歌，我们能够指望我们什么！
在互助的佑宁寺，在民和的马场垣，在湟源的扎藏寺，等等，在这些曾经激烈的战场上，在曾经的国与国之间，在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在同一个民族之间，等等，那些真真切切地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众多劫难，难道如同围棋之劫仅仅是楸枰之游戏吗？
如果说围棋之劫考验的是弈士的智慧，是一种痛苦的幸福享受，那么，人间之劫难考验人类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把它们视作“前车之鉴”而记载到我们的历史中去吗？
我想，在这方面，诗是最好的工具，它在“教育”与“溶化”诸方面有无形胜有形的巨大价值。我相信这一点，因为真正的诗往往比人类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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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我们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历史”把为数不多的诗人誉为“殉道者”，在整个人类世界，这些“殉道者”虽然为数不多，却也分布了各国各民族。就说我们吧，远有屈原，近有昌耀，他们在书写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其实更是在为他所处的时代立传！对屈原的评述太多了，不谈，就再说说昌耀吧。前年吧，我在《诗家园》上编发了著名诗评家耿占春教授撰写的长篇诗论《作为传记的昌耀诗歌》，文中认为昌耀诗歌是“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叩询，把人类的命运置于大自然的超越善恶的‘宇宙法则’或无情的‘宇宙正义’之中，并且以期求得解脱”。这百分之百地说到点上了，问题是“宇宙法则”、“宇宙正义”是什么？是谁制定的呢？是谁来执行呢？我想，这，不论是诗人，还是诗评家，甚至读者，都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答案！
许多真理是永远不为人所知的！
许多问题的答案也是永远不能说给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听！
这便是生活，真实的生活充满狡诘，充满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于是，诗，充满诱惑，更生长永恒，如同我走过的与尚未走过但必将走过的道路一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