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那些天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20年了，贴一篇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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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苦难中国最后的血腥？
已经六年了，每年此时，心中常常默念的是两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可是今天，读了朋友们的回忆文章之后，我却忍不住拿起了笔。
那一年，我大学快要毕业了。因为考研究生需要口试，于是我到了北京，那是五月七日吧。大概是五月九日，口试结束了，但我并没有马上离开。那时候学生运动刚刚平息了一阵子，虽然还有小股学生偶尔上街游行。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酝酿一次更大的行动——绝食请愿。
五月十三日，绝食学生们进入天安门广场。随后的几天，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因为我当时住在玉泉路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那里，所以就跟着中科院的队伍走了几次。说来也巧得很，走在前面打着“中国科学院”大旗的一位年轻小伙子正是我报考的那个研究所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后来我入所后，他还例行公事地问我动乱中的表现，大家相视一笑，也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市面上的秩序并没有因为大游行而搞得混乱不堪，恰恰相反，那时几乎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笑意，就连商店里的售货员也不例外。能通公共汽车的地方也不象以前那么秩序混乱了，仿佛这次激动人心的运动一时之间净化了人们的心灵，谁不希望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好起来呢？大学生们更是到处受到热情的欢迎，我想，当年解放军进城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
年轻的我当时真是感觉好极了，觉得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尽管年初我刚刚考了托福，但在那以前我已经准备来北京读研究生了。走在复兴门到天安门广场的大街上，我不禁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定暗暗感到庆幸。
在北京百万游行的人海中，我也就算个外围的散兵游勇而已，完全不清楚高自联是怎么操作的，王丹、柴玲、吾尔开希这些人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对当局的动向更是毫无觉察。由于信息不灵，再加上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我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当时社会各界都在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赵紫阳或是李鹏出来跟学生们对对话，表个态，把绝食的学生劝回去，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就会慢慢平息下去，接下来大家就看政府反腐败的具体行动了，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竟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才发现当时的情形之所以没有按照我预想的方式发展下去，有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于一些学生的“我们干革命，他们摘桃子”的自私心理在作怪。难道这些学生已忘掉这场运动的初衷了吗？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想从这场运动中得到什么才会感到心满意足？
我的同学也跟我有着一样的判断，另外我身上带的钱也快花光了，便用剩下的钱买了张火车票，于五月十七日跟同学一起离开了北京。临走时到北京大学三角地附近的一个学生组织联络处拿了一些传单。这些传单使得我俩在那节车厢上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后来我实在不得不硬下心来面对那一双双恳切的目光，骗他们说传单真地已经发完了，这才使我得以留下一部分传单带回杭州。大概我们的骗术很不高明，他们也许从我们的眼睛中看出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再强求。其中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因为没得到传单而感到很委屈，我俩都很害怕她会哭出来，于是我的同学在南京下车时悄悄塞给了她一张，虽然我们都很怀疑她是否能真地看懂。
在１１９次列车上度过的那个夜晚真是令我终生难忘。我那同学多才多艺，自弹自唱一曲“只要月亮照在我身上，心儿象白云飘呀飘”，至今仍在耳边回响，而我们当时的心情则正如那个电视剧的名字所言——凯旋在子夜。
回到杭州，先不回家，而是直奔浙大。刚进校园，赫然入目的标语竟然矛头直指赵紫阳，我在北京时听说赵总书记算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我马上意识到这场学生运动有些混乱而且目的不很明确，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一种“干革命”的豪情已经完全控制了我。刚把从北京带回来的传单帖出去，还没有考虑接下去该干什么，便从电视里看到了李鹏总理色厉内荏的讲话。我母亲一下子就慌了，急忙把我召回家中，要把我看在家里。我当然不干，我们家还是很民主的，经过一番对话，我父母给了我有条件的自由，两个条件：一不绝食，二不去北京。我母亲还是很不放心，但我父亲的一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让他自己去闯闯吧，以后他会明白的。”当时杭州也已经有很多学生在武林广场绝食，声援北京学生，我想，也不能大家都不吃饭吧，既然我在天安门广场那会儿都没坐到绝食圈子里去，那么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北京戒严令发布后（也许是“六·四”开枪后），浙大同学成立了一个叫“浙大学生救国阵线委员会”的组织，大概起这个名字的人觉得那时候已经是国将不国了。我们班活跃分子分到的任务是负责宣传和募捐。白天我们走在杭州炎夏的大街小巷，晚上则在宿舍里收听美国之音、ＢＢＣ、和台湾电台的播音。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台湾电台夸张得太厉害，极不可信，而美国之音则要好得多。募捐则是为了绝食学生，我和另一个同学抱着一个硬纸壳糊的盒子，走了一下午，回来一数，有三千多块钱，我们把钱交给了“上级”，后来大概又转交红十字会了吧。当时捐款的人形形色色，从小学生到退休的老人，有城里职工，有从乡下来的，有作生意的，有来旅游的，还有抱着孩子的家庭主妇，有些场面是很感人的，可惜我这拙笔无力将它们一一写出。
戒严后的十几天里，一开始人心惶惶的，稍后得知戒严部队在进城的路上举步维艰，而且北京市民继续上街，北京学生继续占领着天安门广场，戒严令简直有如儿戏，大家就都有些轻松。有些人开始乐观起来，有些人则很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引发内战？这种担忧起源于戒严部队三十八军倒戈的谣言，后来才知道，这个谣言也是无风不起浪的结果，原三十八军军长拒不执行带兵进京的命令（真是好样的！），他被撤职，后来又上了军事法庭。
十几天就这样过去了，“六·四”开枪的消息传到杭州的校园，正是半夜。一下子群情激愤，就连平时冷眼旁观我们忙来忙去的一些同学，这时也都高唱着国际歌走上街头。其后的几天，同学们悲愤的心情急于得到发泄，杭州市市内公交系统全线瘫痪，还好没有发生打砸抢、烧商店的现象，某些大城市的确发生了这种事情。当时很少有同学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也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出要深入工厂企业，争取罢工罢市；有人提出去火车站卧轨拦截过往列车，造成交通系统更大的瘫痪，好象当时确有人这么做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响应北京学生的空校运动，都回家去。有不同意见指出，北京学生的空校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外地的理应坚守阵地，大家都回家了，力量一分散，学生运动不攻自破。事后看来，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多余的，是这场运动巨大的惯性使然。
“六·四”以后的那个暑假，跟我一起募捐的那位同学想去浙江乡下躲起来，避避风头，让我跟他一起去，因为我们募捐的那天，有不少人经过时给我们拍了照，他怀疑其中可能有奸细。我觉得躲起来没有必要，跟他说，要是连你我这样的都要给抓进去，那中国的监狱怕是再造一倍都不够用呢，何况你这一躲，岂不更显得你心虚吗？他想想，觉得我说的有理，也就没下乡。不知怎地，我那时突然有个古怪念头，终于忍住没有跟他说，那就是，万一真被抓起来了，也许我会被逼上梁山，全心全意投身于民主事业，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关于自己的未来，一直不敢想得太多，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那时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即使在某些人（比如我的父母）看来，我们是被少数民主精英利用了，我亦不悔，直到永远。
后来浙江省确实没有对学生搞秋后算帐。只是听说有一个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被抓了起来，因为他跟美国之音的记者说了些什么，而美国之音广播时提到了他的名字，大概上面认为影响较大，不得不抓。那个全国闻名的肖斌就是因为类似行为而被判了十年，也不知这个学生后来怎么样了。我的同学们都平安无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据说，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也许不是他，而是省委宣传部长），在向中央汇报时，说浙江省是“动而不乱”，没能做到跟中央保持一致（中央的结论是北京暴乱，全国动乱），果然不久就被撤换了。
六月九日傍晚，浙大学生在学校大操场为“六·四”死难者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我的同学们痛哭流涕。也许是“愤怒出诗人”吧，就连从来都不会作诗的我，脑子里却也突然冒出了这么两句：
就让这一代流尽华夏民族最后的血泪
就让这一次成为苦难中国最后的血腥
从那以后，杭州街头便一下子平静下来，只是这种平静并不能掩盖人们心头的不平。
〔写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