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的存档

莫言,莫言你莫莫言

2013年6月17日星期一

作者:诺贝尔奖获得者 莫言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 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我叔叔的女儿 比我大四个月,当时我们都是四五岁的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位姐姐每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而我总是认为奶奶偏心,将那片大些的给了姐姐。于是就把姐 姐手中的那片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后又发现自己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这样三抢两抢姐姐就哭了。婶婶的脸也就拉长了。我当然从一上饭桌时就眼 泪哗哗地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息着。奶奶自然是站在姐姐的一面,数落着我的不是。婶婶说的话更加难听。母亲向婶婶和奶奶连声赔着不是,抱怨着我的肚子大, 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了这样一个大肚子的儿子。

      吃完了那片红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但又必须吃。于是就边吃边哭,和着泪水往下咽。我们这茬人,到底是依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呢?我不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 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但还是有一些人强撑着将 村子里的死尸拖到村子外边去,很多吃死人吃红了眼睛的疯狗就在那里等待着,死尸一放下,狗们就扑上去,将死者吞下去。过去我对戏文里将穷人使用的是皮毛棺 材的话不太理解,现在就明白了何谓皮毛棺材。后来有些书写过那时人吃人的事情,我觉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现象。据说我们村的马四曾经从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 割肉烧吃,但没有确证,因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 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于是就不再吃土。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 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 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 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 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 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 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饿到极处时,国家发来了救济粮,豆饼,每人半斤。 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仿佛在口腔里化掉了。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分给他家的两斤豆饼在往家走的路 上就吃完了,回到家后,就开始口渴,然后就喝凉水,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候的人,肠胃像纸一样薄,一点脂肪也 没有。大人水肿,我们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都特别地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 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赵一曼女士用过的那个差不多。

 

(少儿暂不宜)小孩子就是要好好学习乖乖听话…不然……

2013年6月17日星期一

9岁娃娃被劳教,几千“小劳教”被饿死

    1942年6月10日捷克利迪村88位儿童被纳粹德国残忍屠杀,这事成了惊天大案,7年后,1949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开会,为保障儿童权利,反对虐待或杀害儿童,设立了6月1日国际儿童节,中国人丁玲参加并作报告。

    时间恰好又过去了7年,即“从1958年开始,来自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

    “峨边县属于四川小凉山地带,地广人稀,人称‘中国百慕大’,‘死亡谷’的黑竹沟就在这里。1957年四川省监狱系统派出两名干部,去勘察适合设立劳改农场的具体地点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的峨边县中选。”

    以上摘自2013年5月30日的《南方周末》登载的《妈妈,我要回家》中的两段文字。这是纪录片《大堡小劳教》寻访的一段历史。

    偶然读到这篇文章,我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越读越叫我感到恐惧,这些孩子许多还没有锄头高,“一举起锄头,人就仰过去了,罚站也无济于事,开荒定额只好作罢。”

    这个地方不适合农业发展,成年“右派”在这里劳作苦干一年的结果是收获的玉米,一个月不到就吃光了。因为小凉山地区海拔近2000米风大雾大日照少,土壤贫瘠,不适合发展农业生产。

    小 劳教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才九岁,他们有些人一直在叫喊“妈妈,我要回家!”这么小的娃娃,这么贫瘠不堪的土地,按理说,这样的劳教农场,根本不应该存 在,更不应该继续坚持办下去,但问题恰恰是这些人民的解放者,存心要把几千人彻底“解放”到底,连同他们的性命,他们有家也回不了。

    1959年的大饥荒,大堡小劳教不能幸免遇难,甚至可以说,这些孩子更是绝对的不能逃脱被饿死的人为恶运。

    “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地里翻的时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嘴还吱吱直叫,而蟋蟀就不那么甘心被吃掉,它会咬人的舌头。陈同均吃蚯蚓。当地蚯蚓特别大,都有四五十厘米长,我两头一掐,中间泥巴用水一抹就吃。”

    孩子们吃过种子,“挖出来就吃掉,甚至包括用福尔马林泡过,粪水浇过的萝卜,最好吃的是推屎粑(屎壳郎)。”

    吃 一切不可以吃的东西,但还是逃不过死神的手。“林宪君现在还记得一个名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怕这个孩子死在队里,叫他背到十几里外的医 务室去,一路上,萧复新和他讲自己的身世:3岁父亲去世,母亲靠捡垃圾养他到17岁。饿得难受,偷了农民几块红薯,就劳教了。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 妈一眼……说得林宪君也掉起了眼泪。刚掉了没几滴,感觉自己后勃颈的呼吸没有了。怎么办?背回队不行,而医务室也不收死人,我只好说‘萧复新,原 谅我!没办法,锄头也没有,不能埋你,只好把你水葬了。’他把萧复新扔到了一旁的河里。”

    也有幸存者,王玉凤14岁被母亲送到大堡农场劳教,因为长得漂亮被选进农场的京剧团学戏,她偷了剧团一锅猪蹄炖花生,藏在山洞里,饿了就去吃。熬到了大堡作业区被撤销,她和一个“小劳教”结了婚。

    还有一些小人儿也熬到了1961年被解放军“解放”的一天。但这些幸存的孩子已不能回家,背负着“劳教人员”的恶名,也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只好作为“工人”留在农场工作,有的被安排到铁厂工作。

    究竟有多少孩子被共和国之手送进“劳改”农场,是五千?还是六千?幸存的“半拉子人”又有多少?根本没有数字。劫后余生的“劳教”者去寻访祭奠当年死去的“难友”,没有坟茔,只好用布条拴在树上代替,两年后,这些树也消失了。

    共和国成功的抹掉了这页历史。如果不是当年被劳教的人追寻这旷世苦难的旧迹拍了个《大堡小劳教》纪录片,这段历史,恐怕将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

    我想,当年德国法西斯屠杀了88名儿童,成为惊动全球大案,被全世界同声谴责,主其事者也可能受到了惩罚。我们这个共和国,单在大堡这个地方,这三年的时光,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杀害了几千名儿童,是不是又会悄没声息的以中国特色方式不了了之?

    我三四遍的读《南方周末》这篇文章,我的一个感想是,大堡事件体现的歹毒、邪恶是人们无法想象的,但偏偏发生了,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共和国之手又营造了多少更大更无法想象的事件呢?

    就在同一天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红校守望》的文章,河南周口市的夏祖海,他主持的民主中学坚持毛泽东思想教育十八载,他在学校里打出一个红色横幅,宣布“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使我不理解的是,德国法西斯杀害88名儿童,成了历史大事件,法西斯在全世界在德国遭到了谴责和有效的禁止,在我们中国杀害或以其它方式毁灭了不知其数的儿童,但我们还有人在公开打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古怪?

   “妈妈,我要回家”妈妈听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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