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26
在我看来，有时过程比结果还重要。
我和中国科协的不解之缘
在编辑“2009年学术反腐言论集”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的讲话引起我的关注。可以说，韩启德院士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是中肯的。
今年九月在重庆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和“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韩启德院士表示：要“将已经发生的学术不端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深刻进行剖析…让他们在科学研究的领域再无立锥之地。”“ 让做出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受到严格的行政惩罚甚至通过法律完成刑事处罚，也让其他想犯规的人感到压力和风险。”“我作为科协主席勇气很大，如果社会认同这个机制就好办了，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该科协认定，科协责无旁贷。” 这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我举报学术造假多年，所接触的部门和领导，不是推诿，就是拖着不办。更有佯装同情我实则包庇造假者的。所以看到韩启德院士的讲话就想，这下反对学术不端，是否要动真格的了？
韩启德院士，中国科协，是何缘由让我有一种亲切感呢？哦，我想起来了！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派我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协为青少年举办的一项活动。那是1964年，在首都剧场聆听科学家钱三强的科学报告。置身于宏伟的殿堂，顿觉科学之神圣。回来后还激动不已。我和同学给科协写了封信，就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谈了我们的看法。科协的干部还回信鼓励我们呢。看着45年前的这封回信，想起那个年代科学的纯洁和热情的我们，后来对学术打假的执著原来是缘于青少年时代对科学的崇拜和信仰呵。
我举报学术造假是从1998年开始的。在医院、学校、教委即天津市范围内不予理睬的情况下，我根据当时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行为准则》和《全国性学会科技期刊道德公约》向全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 投诉。全国科协的工作人员当面接受了我的举报，还说我提出的以科协的名义建立一个接受科技人员举报的学术打假网站的建议很好，答应向领导报告。
后来中国科协的同志告诉我，我的举报受阻于中华医学会。原来，这个学会的元老们也讲哥们儿义气，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呵。那是2001年的事了。我不甘心，于是决定亲自登门，去向在京的医学院士请教。
2001年7月6日，我从中国科协和中国工程院出来，骑着自行车去了北大人民医院、北大医院等，最后到了北大医学部。在韩启德校长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叫肖渊的秘书。他说不凑巧韩校长出国了，有什么事他可以转告。我说明了来意。肖秘书说韩校长是很重视学术打假的有关资料你带来了吗？我把揭露学术造假的软盘递给他，他立即将材料存入电脑打印了出来。我说举报文章已在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上“立此存照”了。他记下了《新语丝》的网址，还给了我一个联系电话，说你放心韩校长一回来就立即向他汇报。
从北大医学部出来，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在那天的备忘录中写道：“北大医学部韩启德校长出国，把软盘给其秘书肖渊打印，肖记下打假网址，并告我联系电话。今天闷热，昨天刚补的自行车胎，又爆了。”
肖秘书在领导不在的情况下，对一个陌生人的来访如此热情又认真负责，着实令人感动。和以往在天津的感受不一样，他们没让我坐冷板凳。秘书的素质和作风常常反映出领导的水平。虽然没能见到，但与其秘书短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倒让我觉得韩启德院士应该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人。
后来，从天津医大这边传来消息说：“听说你把事情闹大了。”我的内心却很平静。闹大了？怎不见解决？起码说明我的举报已经转下来了。还是天津这边顶着不办啊。
此事又过了8年。今年国庆节期间，参加朋友孩子的结婚宴，一个久违的同事告诉我：“你举报学术造假影响很大，国外都知道了。你知道吗？杂志社来调查啦。不过让他们请了一顿给摆平啦。”对我的举报以为对手只是不予理睬，却原来还很忙哩。请一顿就能摆平？我不信。已发表在正式期刊上论文造假数据也能摆平？我也不信。或许，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吧。
最近，全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表示，科协的学会应主动的投入到学术道德建设工作当中去。最近科协已经开始抓这方面的工作，待有初步眉目后向媒体公布。
默默地翘首企盼着，锲而不舍地坚持着。是社会气象学中的干打雷不下雨，还是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八年前就向科协投诉过学术造假的我，难道真的和中国科协有一种不解之缘吗？
Dec 12
2009年学术反腐言论集 (三)
如果认认真真的处理一两起造假事件，而且是有假必究，不只是拿一两个造假者来当替罪羊，而是所有涉嫌造假的人都一一处理了，这样以后敢造假的人就少了。
网站和（传统）媒体，我觉得（传统）媒体可能更重要，因为网站的公信力还是不够强。如果在传统媒体上曝光的话，这些造假人会更紧张一些，我觉得主要是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还包括对学校，还有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不只是说对造假者的监督。现在出了造假的事件，（如果）学校不处理，媒体就追着学校，有一个问责的制度，管理部门不处理，我们（媒体）也要追究他，给他形成一种舆论的压力。
学校一般不太愿意主动处理造假的事情…其实这样做对学校的名声反而更坏，如果发现造假认认真真地处理了，这样反而会得分，会争回面子的，本来造假是丢脸的，但是认真处理了就不再丢脸了。(以上自《搜狐名博有约专访方舟子：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2009年3月25日)
现在学术界的学术腐败，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大家已经集体无意识了。(《今日观察》评论员 何帆)
为了能够达到发表，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行贿，这都是腐败。而且一些人只要有了规定的发表的论文数，或者发表的论文的级别，他就能评一个什么 (职称)，然后他就变成了什么学术带头人，变成了评审委员。实际上可能是不学无术的。然后他掌握了评审的权力，变成了一种学官、学阀、学霸，那么他带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现行学术管理体制，逼良为娼。(易中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以上自2009年04月24日CCTV2《今日观察》学术造假：谁是幕后推手？）
中国并不缺科学家，但是缺科普专家、学术打假人士。我想我在科普、学术打假领域能够发挥的作用，要比做具体的科研，更大一些。
在学术规范、学术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知名学者、学校以前的贡献就容忍他们去造假。知名学者、学校有假，更应该揭露，因为他们造假的欺骗性更强，造成的危害更大，社会影响更坏。
建设一个防止造假的良好体制和对造假者进行监督处罚都是必不可少的，很难说哪个更重要。再好的体制也无法完全避免造假，所以仍需要在发现造假时加以打击。
(我打假的最大特色是)：有根有据，直截了当，指名道姓，不留情面。（以上自《湘声报》方舟子：独孤求胜 不依不饶 2009年4月3日）
更忧心的是，许多学术丑闻，几乎都不是高校制度化纠察和学术机制发现的，而是依靠网络监督，借助互联网这个“隐性的翅膀”才大白于天下的。失去了纠偏、监督功能的学术机制，只能是恶性的机制。（《今晚报》周刊论坛：大学“灯塔”效应为何日益暗淡 09年6月21日）
学术在濒死之中，这是肯定的。但学术状态是被制造和加予的，更为根本性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没有学术自治，学术被纳入高度的权力治理结构之中，使得学术独立成为奢望，学术正在死亡，貌似学术的东西生长出来，抄袭只是表象之一。学术界自我清洁的可能已不存在，权力运行方式对学术发展逻辑取而代之，使得学术机构成了官场的分部，社会权力在低约束或无约束状态下产生的种种弊端映射到学术上来，于是有丑闻的校长不会辞职，大学会为有丑闻的校长掩盖，人心的评价已经没有作用。（刘海波：学术濒死的一个表象 2009-6-22天涯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 key=0&PostID=17825186&BlogID=1162449）
一定要严厉打击那些有学术不端行为的当权者、官员、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人。至少起到震慑的作用。
一些学术不端行为，涉及校长、院士等等“权势”，一旦涉及这些人，光靠学术规范，无法制约他们，举报人害怕打击报复，也不敢出来举报。(以上自“葛剑雄 学术规范管不了有权有势者 2009年07月01日新民周刊”)
中国的学术造假问题要比其他国家都更严重，是一种大面积的、多层次的学术造假，所以我宁愿称它为学术腐败。
学生没有得到必要的指导和监督，难免会有人抄袭。导师如果因此被连累了，是
活该，谁让他没有尽到导师的责任呢？
在当前能够做的，一方面要加强舆论监督，引起社会各界对学术造假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要对被揭露出来的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公开、公正地进行处理。在浙大药学院贺海波事件时教育部提出来对学术造假要“零容忍”，这个口号听上去不错，但是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在那以后，又有很多起造假事件被揭露，其中包括几起浙大的，何曾见到调查、处理，还不是被容忍了？科技部在两年半以前颁布了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条例，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但至今也没有见过他们处理过一起造假事件。(以上自《方舟子就学术腐败问题答《新民周刊》记者问》http://xys3.dxiong.com/xys/netters/Fang- Zhouzi/interview/xinmin2.txt)
4年以前，香港有一个公司的一位女性，她已经做到一个很好的中档层次的经理位置了，后来被查出来好多年以前她在申请公司较低的助理位置时，曾伪造了一个美国很好大学的学历，然后她被录取了，她的工作能力挺强的，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几年后步步上升，一直做到了middle－level即中层经理职位，她才被发现几年之前的学历是假的。结果对她的法律处置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第一，她从被录进公司以后一直到这个事情爆发为止的所有现金收入中，必须把因为有了这个伪造学历带来的收入区别交回，比如，你如果没有这个学历时，起点工资是5000元，有了这个学历后你的起点工资是8000元，这个累积下来的跟这个qualification(资格) 有关的钱要追究回来；除此之外，她被开除，还被判了6个月的坐牢，因为伪造证书在香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城市，(人们会认为)如果你在这个小事上可以伪造证书，那么大事上也可以伪造证书。
因为有了这个严格的法律制度，一些海外的“海龟”们到中国内地敢吹牛、敢造假，但他们很少有人敢跑到香港来造假，因为这个惩罚太厉害了！如果中国内地没有在相关法律领域里一步步建立起来像这样严格的法制程序的话，你要想遏制研究领域、高教领域、学术领域的这种剽窃行为，是没希望的！即使你每天在讲这个事情，讲10年、20年，都没希望！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好的制度慢慢地发展起来，都大部分是靠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
在国内能够把这种事情揭露出来的人，如果说是去揭露自己本单位的，还要冒风险，有些人只好用假名去揭露，只有极少的人敢用真名去揭露。对于这种人，我们要给予很高的评价，很不容易。（以上自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目前情况下，遏制学术剽窃不可能” http://xys3.dxio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0 /dingxueliang.txt）
中国学术造假如此泛滥和猖獗的核心问题在于造假的成本太低、风险太小。在很多例子中，造假者受到的处罚最多就是被开除所任职务，取消其教授资格，但人仍可留校工作。
现在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对这些人给予严厉的惩处。如果惩处的力度非常大，惩处的措施更加的严厉，我相信，造假者在造假的同时，也会顾虑，我今后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出于所谓的面子和单位的名誉，甚至对这个造假者给予辩护和庇护。（向松祚《今日观察》评论员）
美国的科研诚信办公室非常务实，每一年不断地公布抄袭者和学术不端者的处罚结果，用这种公开透明的处罚去钳制学术不端的行为。所以美国教授，在学术圈子里，如果名誉有了污点，对将来的为人师表和再找工作都是一个极大的影响。最后其铁腕政策是终止雇佣，如果老师、学者出现了这种污点，那没有学校会去雇佣他们。种种铁腕政策制衡了学术不端行为，还了学校一片清净、干净的环境。
就像美国80年代一样，我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正是需要软实力的时候，所以不妨对学校的这种学术风气来一个整风，也利用一些铁腕政策彻底地清一清学术不端的行径。(沈竹《今日观察》评论员）（以上2009年07月10日央视经济频道今日观察：学术造假事件为何日益泛滥？）
当今世界，往往讳言“私愤”，好象一谈到私愤，就是打击报复，动机不纯，内容不可相信。一些有权势者在面对别人的批评时，也喜欢用这样的武器…不过现在也不必太在意别人的指责。公开说出自己的私愤也是一种光明磊落，这个世界上假如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权益和私愤抗争到底，那么“公愤”和“为国除弊”也就实现了。（二木：为米辰峰“泄私愤”一辩 http://xys3.dxio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0 /chengchongde11.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