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ky

余秋雨先生的教主意识

   
最近余秋雨先生有一篇奇文发表在他的博客上，这篇奇文我是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开始我不太相信是余秋雨先生的文笔，因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余秋雨先生怎么说也是受过现代教育，应该有一些民主思想和科学意识的吧？不至于满脑袋的封建余孽吧？为了求证，顺藤摸瓜去验证了余秋雨的博客，没想到还真是余先生的大作。我顿时跌破了两幅眼镜，以至于满地找到的竟是碎玻璃片。我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不是做梦啊！

   
得，定定神，喘口气。坐下来，做个深呼吸，理理思路，余先生哪儿出了问题？他大脑中的哪些树突发生短路了？看看他那篇奇文中最精彩导致我跌碎眼镜的部分：

　“我的学生遍及全国各省，他们由于受过艺术学院极富人文气息的校风薰陶，大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而且往往比其他高校的毕业生更具有表达能力、感染能力和公关能力，更适合担任行政领导，其中有不少确实也已担任省、部级的主要文化官员很长时间。那么多年过去，我与他们之间，已从师生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但师生关系还在隐隐约约地起作用，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会不听我的话，违背我的意愿。如果稍有违背，就会受到其他学生的指责。这当然并不妥当，但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老师，有资格享受中国传统师生伦理的呵护。他们的听话有一个最雄辩的证据，那就是，近十年来我受到几个奇怪文人的诽谤，有不少传媒卷入，我的那么多笔力千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气得嗷嗷叫了。他们如果出手，嬉笑怒骂十八般武艺都操纵自如，谁也不会有招架之力。但我一声令下：“不准与精神病患者厮磨”，他们也就全都扭转脸一声不吭了。我的很多学生已是名教授，他们也有了几代学生，其中有两位曾经对我说，能不能发动他们几个低班的顽皮学生在报刊和网络上与那些诽谤者过过招？我立即喝止，说不能让年轻人在过招中学坏。”

（以上见余秋雨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4efe010008lz.html）

   
首先是对余秋雨先生混乱的逻辑感到震惊。余先生说他的学生“受过艺术学院极富人文气息的校风薰陶，大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而且往往比其他高校的毕业生更具有表达能力、感染能力和公关能力”，“更适合担任行政领导”。这是什么逻辑？你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更适合担任行政领导？那何不把上海戏剧学院改名为干部学院？哈哈！还不把人肚子笑破了？我曾去拜访过上海戏剧学院，教室里，吊嗓子的、“妈麻马骂”练习语音的、练台步的、练形体造型的……什么都有，我怎么也想不通，整日这么练台步吊嗓子也能练出个干部来？你说这话也不让中国的那些干部们感觉丢死人了？难道他们个个都是演戏的？也不怕无数“××管理干部学院”的院长和学生抗议？也不怕各地到中央的无数党校抗议？你们戏剧学院的学生更适合当干部，他们的学生适合什么？适合演戏吗？岂不是大笑话？都说中国文科生不讲逻辑，今儿个我确实领教了。

   
不过，我刚说完这句话，我就被自己的话噎住了。怎么着？人家美国不就有演员竞选总统的吗？而且还真有竞选成功当选总统的，如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1981年-1989年）便是。还有影星斯瓦辛格成功竞选州长了。余先生用不着质问我，我自己质问了。你还别说，我还真希望哪天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在中国竞选总统呢！等那天到来，一定是中国真正的和谐社会到来了。不过，余先生要驳倒我先得提供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部分毕业生都担任了中国的行政领导的证据。或者，中国的行政领导都去过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也可以。呵呵！这不是我不厚道，是根据你余先生的逻辑所做的推导。

   
让我跌破眼镜的第二点是余先生的教主心态。实际上余先生已经以教主自居了。他说他的学生们“几乎没有一个会不听我的话，违背我的意愿。”“如果稍有违背……”“我一声令下”……（中间省略部分稍后分析）“他们也就全都扭转脸一声不吭了”。余先生的话让我总算领会到了什么叫作绝对服从了。让我恍如回到了40年前（等一下，余先生还有一笔40年前的旧账没有向所有中国人交代。戴厚英也曾经做过政治打手，但是后来她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你呢？），那是一个疯狂的类似宗教狂热的年代。余先生对此并不陌生，或许津津乐道，希望那种宗教般的绝对崇拜对象就是自己吧？宗教与民主自由的对立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宗教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主。如果不服从教主，用不着教主自己亲自动手，自有手下清理门户。如张志新便是被教主手下残忍割喉杀害的。这便是我上面第一个省略号的内容：“就会受到其他学生的指责”。余先生的话已经明显暴露出了他的教主心态。

根据余先生的教主心态，下面引一段恐怕是余先生最爱听的话，这些话实际上就是余先生上面所说的翻版——不，是余先生翻版了下面的话才对：

   
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

   
主啊，我愿永远服事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舍生命，愿为主作精兵，愿为主作仆人。

   
主啊，求你使用我，做你合用的器，不管山有多高，不管路有多远，我愿意努力向前。

   
主啊，求你差遣我，到你所指之地，不管浪有多高，不管风有多狂，我愿意永不回头。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

（以上摘自《圣经》）如果把上面的“主啊”全部换成“余先生啊”，余先生是不是感觉很受用？

   
细节往往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品格。余秋雨得意忘形的细节终于让我们看清了他。

   
我们这个社会在民主自由方面的进步永远不可能在余秋雨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此人与他的同事——也同样曾经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沙叶新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后者是一位有着铮铮铁骨的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汉！是一位时代的勇士，是民族的脊梁，是上海男人的骄傲（了解沙叶新，请看他的博客：http://lhhlhh.vip.bokee.com/）。而前者则是一个不敢直视“惨淡的人生”，不敢直视严酷的社会现实，却善于在虚无缥缈中风花雪夜无病呻吟舞文弄墨故作文化人的才子。年轻学子们不要再受这种人的骗，别再上当了。

   
余秋雨根本不具备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素养，即使是中国传统文人也能“闻过则喜”，更何况现代知识分子都明白，学术是在竞争和批判中发展的，没有批判和竞争学术不会得到发展。科学研究更是如此，一种新理论推翻旧有的理论通常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学术上的争论和批判同样会推动学术的发展。而余秋雨却把批评他的人称之为“奇怪的文人”，把对他的批评称之为“诽谤”。

   
我们拿批评他最中肯的金文明来说。金文明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严肃的学者，他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任上海新闻出版局特聘图书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1996年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这样一位学者，在余秋雨眼里是一位“奇怪的文人”吗？金文明先生写了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他指出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100多处差错，大多是毫无疑议的硬伤，而且都有史料佐证，金先生总共引用了170种古籍，有大量艰苦细致的考证。这些批评都很中肯，难道这些都是在诽谤他？如果余秋雨能够虚心接受，受益的一定是余秋雨，当然广大读者也会受益。然而，余秋雨却从不认错，反而将金文明的批评斥之为“诽谤”，这不仅害了他本人，也贻害了广大读者，很多青少年读者因为余秋雨不认错，认为是诽谤，所以也可能轻视了金先生的真知灼见，这不是典型的害人害己吗？

   
余秋雨的《望海楼新记》全然不顾历史事实，说曾有“陆游、范仲淹、欧阳修、岳飞、孔尚任”登过此望海楼。望海楼如余秋雨所言建于南宋绍定二年，也即公元1229年。但陆游生于1125年，死于1210年；范仲淹更早，生于989年，死于1052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死于1073年；岳飞生于1103年，死于1142年；这些死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人会从棺材里爬出来登上望海楼吗？（见拙作《一阵秋雨一阵凉——评余秋雨<望海楼新记>》新语丝06年10月9日）余秋雨犯下如此低级错误，难道还要说是人在诽谤他？

   
面对正常的学术批评，余秋雨不肯思过，却拉学生给自己壮胆恐吓批评者：“那么多笔力千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气得嗷嗷叫了。他们如果出手，嬉笑怒骂十八般武艺都操纵自如，谁也不会有招架之力。”这不是恐吓是什么？如果你的学生们真跟你一样无知，如果他们也跟你一样不顾事实，能把已经死去的人从棺材里拉出来登上观海楼，如果他们中有的担任了省部级官员，如果他们也不要面子，如果他们真会为了你这位教主“舍生取义”，我真服了你了。余秋雨大概不知道，做研究，做学术凭的是实事求是，做研究讲究的是追求真相，追求事物的本原。绝对服从老师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而能够捍卫真相，甚至为了真相挑战老师的学生才是真正的好学生。我相信，你的学生们之所以没有“出手”，是他们还知道一点科学精神，还知道一些做学问的真谛。除非他们连最起码的科学道德也不讲，除非他们被你成功洗脑，丧失了判断黑白、错误和正确的能力。

   
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余秋雨竟然“我一声令下：‘不准与精神病患者厮磨’”，我且不说这里余秋雨的“厮磨”用的不是地方，单单这“精神病患者”彻底侮辱了他自己的人格而不是批评他的人。一个把在学术上对自己进行正常批评并且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学者们称之为“精神病患者”的人，是不是自己已经先患上了恐惧症或者被迫害妄想症？是不是应该接受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病医生的治疗？

今天打开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页面，令我大跌眼镜，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07年9月20日。首页上第一栏两条新闻，一条是2005年3月24日的，另一条是2005年1月10日的，都是两年前的。点开“More”，还是这两条，没有任何新东西。第二栏“工作动态”，一共六条，依次为：

2005-04-27
2005-04-25
2005-04-25
2005-03-24
2005-01-19
点开More，多了两条，分别为：
2005-01-19
2005-01-14

在左栏滚动《通知》中点击“2004年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内自主设置的学科、专业名单发布”，弹出页面只有一行字，还是“2004年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内自主设置的学科、专业名单发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新信息。

真不知道这个司是怎么工作的，难道他们自己都不看自己的网页？这样的司该不该打板子？

该页面地址：
http://202.205.12.10:9090/xwb/

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突出报导了格林斯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赞扬以及对中国经济前讲的乐观展望。但是，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中国的经济所面临的危险。对此，中国日报只字不提。

格林斯潘指出，中国经济依然受制于陈旧落伍的意识形态，在很多领域依然受制于苏联式的经济规章，中国还缺乏政治自由，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难以跻身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的先进经济。

格林斯潘说：“中国的经济依然是僵化的，我担心中国经济不能承受美国所经历的9/11事件那样的剧烈震荡。”他说，由于缺乏政治自由，“在没有民主安全阀的情况下，感到愤怒的人民不能通过选举投票让官员下台，他们就会倾向于造反”。

——读报摘记

古老百慕大的传说

周口店人

我们这个星球的西经60度北纬35度曾经有一块广袤的土地，传说那里居住过一群人。生活生产方式跟我们类似，最初主要是农耕。估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

这种农耕生产方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慢慢分化出不同的阶层。现代人知道，凡是动物，都有各自的基因，人也不例外。基因不同，对付自然的能力也不太相同，大自然不断地筛选，优胜劣汰非常无情。这块土地上的人在生产方式方面的发展似乎也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原则。有些农户天生勤奋，并且聪明能干，只要没有太严重的自然灾害，总能有比较丰富的收获。他们治理自己的土地和作物也很有方法，比较善于总结经验，也敢于探索，所以他们的生产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农户。相反，另一些农户天性比较随便，头脑比较简单，也比较散漫，基本上由天生的惰性支配生活方式。他们不是太关心田地里的作物，只要不饿着肚子就行，当然，生活中也是如此，屋子不漏雨就行，家里能不打扫则不必打扫，能偷懒便偷懒。这两种人由于对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态度不同，慢慢分化出不同的社会阶层来。

遇到了天灾，比如当年颗粒无收，聪明能干的农户有比较丰裕的粮仓，不必担心生计，而后一种农户的日子就比较难熬了。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们不得不变卖本属于自己的土地给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户，以换取相应的粮食维持自己的生命。久而久之，一部分人土地越积越多，而另一部分人则慢慢变卖完了所有的土地，变成了我们所说的“赤贫”农民。最后他们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产者。而前一种农户则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地主。

当初这些人并不懂得什么叫做文化，什么叫做礼节。但是如我们古人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那块土地上的地主们慢慢富有了，他们不必自己下地耕种了，他们主要花时间来管理自己的财产，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保证社区的秩序，如何不因为贫富不均而造成混乱。在这之中，他们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数字和文字记载方式（最后发展成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还发展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一套“理论”，并且把这种理论转化为一种社会礼仪。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礼仪是合理的。好像我们古人的“四维八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套礼仪规范跟我们的四维八德大同小异。怎么说呢，好像更接近英法贵族的那套礼仪吧。

或许，我们把那个土地上的有钱人称为贵族更合适，他们出于自身需要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发展出了那套社会礼仪和价值观念。那些符合这些价值观念的，被认为是美的，而不符合那些价值观念的是丑的。比如，有钱，凡是有钱人都是通过这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勤劳努力聪明和智慧积累起来的。而且，这些有钱人通常会乐善好施，在灾年饥荒时节时不时地开设粥厂接济一下穷人，其中的有些人被无产者们尊称为善人。因此，有钱人是值得尊敬的，而贫穷则相反，至少是其祖上不够努力，也跟自己的努力不够有关。因此，要想致富受人尊敬，就必须代代努力，不仅要勤奋，还要聪明。而要聪明则需要接受教育等等。

大概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吧，那块土地上慢慢发展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时也发展出了这个地方独有的社会文化观念和社会价值观。这种文化观念有效地建立起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在那久远的时代，对他们的社会生产来说，真可谓是进步的。据世界历史资料记载，该地区曾经是世界首富，GDP曾经占据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堪称民富国强。由于他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成功，该地区影响了临近的一些国家。

这个地区历史上也有过很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其社会价值观念一如既往，并未发生过任何动摇。后来由于国家最高层管理者的腐败，国力开始衰弱。但民众的社会观念依旧。荣与辱，美与丑，高贵与低贱，泾渭分明，人人皆知。即使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他们也知道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合乎社会规范的，甚至是高贵的，受人尊敬的，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低贱的可耻的。当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并不遵守或者很难遵守这种规范。他们中的某些人习惯于说脏话粗话，骂人多涉及性器官，常常用肢体语言解决矛盾，少数人也有偷窃扒拿，鸡鸣狗盗等受人指责不敢光天化日行事的行为。但是由于整体社会价值观念并未发生变化，这些底层现象始终处于社会劣势地位，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但是，突然，这个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的社会价值观念都被颠倒了。原来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劣势“文化”井喷而发，取代了原有的主流文化。那种经过多少代人勤奋努力才积累了不少土地而成为地主或资本家的人，很多被镇压了，罪名是太有钱。这些底层无产者因为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成为该地区的主宰（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领导阶级”）。与此同时，由原来的社会贵族几千年创导并建立起来的社会价值观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最底层无产者的价值观念。

社会底层的无产者接管了这个地区，他们占据了这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领导地位。用他们的眼光和价值观来要求所有的一切。由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教育，尤其是一些基层管理部门，几乎全部是外行指手画脚。打乱了原先所有的社会系统。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外行们的随心所欲，他们不按常理出牌，毫无章法可言。于是乎，某些流氓无产者曾经使用过的坑蒙拐骗等等各种无耻下流的手段开始流行于世，并占据社会价值观的制高点，国家机器为这种颠覆传统的流氓观念和行为提供最强大的保障。脏话粗话成为时代的流行，“放屁”也可以作为最美的文学形式——诗的语言，大老粗成为时髦，知识分子要接受农民的教育，鼓励同类相残（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该地区开始道德沦丧，寡廉鲜耻，各种假冒伪劣，谋财害命、敲诈讷索、贩卖人口、使用童工、行贿受贿、卖官羸爵、卖淫嫖娼,窃取国库、鲸吞变卖国家资源中饱私囊，动辄上亿资产，恶行恶状层出不穷。这些人用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最多的几年时间就有了原先贵族们好几代人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没有文化的暴富。他们穿着世界上最昂贵的名牌服装戴着世界名表（他们的女人则挎着最昂贵的LV坤包）开着豪华车满世界炫耀，口吐脏话随地吐痰恶习不改，引起了世界上一些游客较多国家的不满，某国甚至不得已在厕所里用这个地区独有的文字写着“请不要站在马桶上”。那些还保留着原来主流文化，或者与世界普遍社会价值一致的老贵族、君子、安分守己行事规矩的贫民则不断受到陷害和欺诈，不少人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在担惊受怕中度日（不知哪天就可能被人骗了、诈了、拐了），底楼的家家户户安装铁栅栏。而流氓们以及那些认同流氓价值的人则如鱼得水，弹冠相庆，不亦乐乎，那地方成了他们肆意横行的天堂。

各位看官，您一定想知道这个地区最后的结果如何吧，是的，正如中国古训所说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逭，逃也）。真的很可惜，这个曾经一度扬名于世的先进地区彻底堕落了。由于该地区过于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则，他们最终激怒了上帝，上帝不得不出手给以严厉的惩罚。上帝最后将会如何惩罚他们呢？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揪心的问题，我都不敢往下写了。还是留给各位看官猜测去吧。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一定见鬼。

哈佛大学讲师《幸福课》拮要

去年，在哈佛大学有一门学生最受欢迎的选修课：“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讲师泰勒·本-沙哈尔。用四种汉堡形象第比喻了4种人生模式：

第一种，口味诱人，但却是标准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是享受眼前的快乐，但同时也埋下未来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时享乐，出卖未来幸福的人生，即“享乐主义型”；

第二种口味很差，里边全是蔬菜和有机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后更健康，但会吃得很痛苦。牺牲眼前的幸福，为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他称之为“忙碌奔波型”；

第三种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还会影响日后的健康。与此相似的人，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对未来抱期许，是“虚无主义型”；

第四种是“幸福型”汉堡，又好吃，又健康。一个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当下所做的事，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未来。

　　不幸的是，据本-沙哈尔的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忙碌奔波型”。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本-沙哈尔教他的学生，如何寻找能发挥自己优势和热情的工作。可以用以下3个关键问题，来问问自己：一，什么带给我意义？二，什么带给我快乐？三，我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要注意顺序。然后看一下答案，找出这其中的交集点，那个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工作了。

　　一个幸福的人，也会有情绪上的起伏，但整体上，能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经常被积极的情绪推动着，如欢乐和爱；很少被愤怒或内疚，这些负面情绪所控制。快乐是常态，而痛苦都是小插曲。

　　为了更好地记住“幸福课”的要点，本-沙哈尔为学生简化出10条小贴士：

　　1.遵从你内心的热情。选择对你有意义并且能让你快乐的课，不要只是为了轻松地拿一个A而选课，或选你朋友上的课，或是别人认为你应该上的课。

　　2.多和朋友们在一起。不要被日常工作缠身，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幸福感的信号，最有可能为你带来幸福。

　　3.学会失败。成功没有捷径，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总是敢于行动，也会经常失败。不要让对失败的恐惧，绊住你尝试新事物的脚步。

　　4.接受自己全然为人。失望、烦乱、悲伤是人性的一部分。接纳这些，并把它们当成自然之事，允许自己偶尔的失落和伤感。然后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5.简化生活。更多并不总代表更好，好事多了，也不一定有利。你选了太多的课吗？参加了太多的活动吗？应求精而不在多。

　　6.有规律地锻炼。体育运动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周只要3次，每次只要30分钟，就能大大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7.睡眠。虽然有时“熬通宵”是不可避免的，但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是一笔非常棒的投资。这样，在醒着的时候，你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也会更开心。

　　8.慷慨。现在，你的钱包里可能没有太多钱，你也没有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助人。“给予”和“接受”是一件事的两个面。当我们帮助别人时，我们也在帮助自己；当我们帮助自己时，也是在间接地帮助他人。

　　9.勇敢。勇气并不是不恐惧，而是心怀恐惧，仍依然向前。

　　10.表达感激。生活中，不要把你的家人、朋友、健康、教育等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是你回味无穷的礼物。记录他人的点滴恩惠，始终保持感恩之心。每天或至少每周一次，请你把它们记下来。

（本文根据《中国青年报》“哈佛讲师讲授幸福：我们越来越富有为何仍不开心”改写。

   
中国队战胜了。
   
中国队战胜了日本队。
不管“战胜”后面有没有宾语，这都无所谓，不会改变“我们”的性质，不会改变“我们”和“战胜”之间的关系。有老外说，你们汉语真有意思，不管怎么说，都是你们胜利。其实并非如此。有一类动词不是这样，它后面有没有宾语，可能完全改变前面主语的意义。例如“战败”。比如下面的例子：

   
我们战败了。
   
我们战败了对手。
前面的“我们”是战败者，后面例子中的“我们”是胜利者。所以这一类动词比较奇怪，不过在汉语中数量很少。类似的动词还有“打伤”“打肿”“打败”等就这几个。

   
这一类动词的特点是，如果它的前面只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通常是这个动词所涉及的对象，或者说动词作用力所影响到的对象。如果跟动词组合的还有另外的第二个名词，那么这第二个名词才是动作的发出者。语言学上叫作“施事”。这一类动词在英语中叫作
ergative verb
以前翻译为“作格动词”，后来不少学者主张翻译为“施格动词”。
   
南昌大学的罗天华老师在评述Dixon的 Ergativity
时举过Dyirbal语的例子：

   
（1）Kuma  nanaga-nyu
        
父亲    回来了
   
（2）yabu  banaga-nyu
        
母亲   
回来了
   
（3）Kuma 
yabu-Kgu   bura-n
        
父亲   母亲  
看见了
   
（意思是：母亲看见了父亲）
   
（4）yabu 
Kuma-Kgu   bura-n
       
母亲    
父亲     
看见了
    
（意思是：父亲看见了母亲）

如果动词只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看见”的对象，如果有两个名词，第二个名词才是动作者。而且，“看见”的对象在看的人的前面。也就是“被看见者”–“看的人”–动词。这种语言就是ergative
language，或者叫施格语言（其实叫通格语言更准确，最前面的名词是通格，通格是没有标记的）。

动词前面有两个名词的语言有很多，比如日语和韩国语等，但是这些语言的基本结构是：主语（比如“看的人”，或者动作发出者）–宾语（比如“被看见的人”，或者动作的承受者）–动词。语言学上通常把这种语言的语序描写为：SOV。可是Dyirbal语不是这样的，它的类似于O（对象）的成分在S（动作发出者）的前面。这种语言和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汉语、英语和日语都不一样。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世界上奇奇怪怪的我们从来没见过的语言多着呢。

透过中国人的面子看里子

前几天一位德国网友心下先生在一个帖子里说，曾经在中国足球队执教的德国教练施纳普纳近日在德国媒体上说到中国足球队的队员太爱自己的面子。在比赛场上，如果某个球员踢了个臭球，就会影响他的情绪，严重的话，很可能前后判若两人，状态急剧下降，甚至基本失去战斗力。这一点跟德国球员不同。德国球员也会踢出臭球，谁都可能踢出臭球，但是德国球员踢了臭球后会更加努力积极拼抢，把自己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老施的话可能有些道理，中国人普遍比较重视面子，中国就有个熟语说“打肿脸充胖子”。比如戴在手指上那看起来很粗重的金戒指，可能是空的（我见过那种外表圆润凸出而里面是与外表平行弧度而呈凹陷状的金戒指），也可能是铜的说不定。各种假名牌在中国广为畅销也是面子在作怪。

最有面子的当然是当英雄。中国足球踢不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人都想要面子当英雄，人人都想那个踢进球门的球是自己踢进去的。球场上心甘情愿当绿叶，诚心诚意给人喂球的，不多。每个人都想当球场上的马纳多那、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其结果是一盘散沙，而不是一个团队。因此，中国人不适合玩足球这一类需要下意识配合、需要团队作战精神的体育游戏。中国人比较适合不需要配合的体育游戏项目，在这些项目上，中国人可能取得好成绩。例如：乒乓球，这是一对一的单挑，中国人行。棋类比赛，也是单挑，中国人也行。羽毛球、桌球、高尔夫等球类也可以，我估计网球也可以。但是一到配合，中国人不行了。篮球需要精准配合，中国队不会好到哪里去。

前些日子我有过一篇博文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智商不高，所以他们比较尊重规则，所以才导致这两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功。那篇博文受到不少网友的质疑，那些质疑都是有道理的，其中最重要的能够成立的理由便是我所说的那份调查的真实性。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留下拷贝，不过即使留下了拷贝，这个调查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也很值得怀疑。不过，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各位看过中国人的旅游团吧？全世界的导游都一致认可日本游客最好带（前不久某国把日本游客评为最佳游客），最容易带的团队是日本旅游团。导游只要举个小旗子，所有日本游客都会乖乖地跟随着这面小旗，绝不会落下一个人。即使是自由活动，导游说了，两点在这里集合，两点钟导游点名，绝不会差一个人。相比之下，中国旅游团就不同了。我所参加的所有集体旅行，几乎没有一次开车前不等人、没有一次导游后面紧跟着所有团员的、没有一次准时集合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太聪明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小聪明、都有自己的想法。

中国人个个要面子，个个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结果闹成了窝里斗。最后闹得集体落后，整体很没面子，欲速而不达。日本人，德国人看起来每个人都不起眼，可是放在一块儿，立马变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显示出力量来了。我喜欢看德国足球和日本足球，让我赏心悦目的是德国球队和日本球队的整体作风，前后移动几乎是整体平行，队形几乎不乱，用“战车”来形容这两个国家的球队，一点不过分。球场上的十一个人就是一辆战车（而不是中国球队的十一辆自行车）。如果仔细看看日本队，德国队的每个球员，实在没有什么十分突出的，要一个一个拉出来和范志毅、郝海东、李金羽比比的，还真没几个人。

很多人都说，中国人，一个个拉出来，个个是英雄。但是放一块儿，中国人就一团糟不堪一击了，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内耗不断，导致国力削弱，甚至民不聊生。这也是中国人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人人想当老板（甚至人人想当皇上、皇后），谁也不服谁的缘故。

中国人何时才能真正理解“集体主义”？

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50000 元，不到两年工资。
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980000 元，相当于三十年工资。

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50 元左右。
在中国买双意大利皮鞋，1500 元左右。

在美国租一套三居室，1000 元左右。
在中国租一套三居室，2000 元左右。

在美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4 元。
在中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20 元。

在美国买套好点儿的西服，500 块。
在中国买套好点儿的西服，2000 块。

在美国买斤瘦猪肉，三元。
在中国买斤瘦猪肉，十元。

在美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十元。
在中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百元。

在美国买一克哈根达斯，三块！
在中国买一克哈根达斯，六十！

在美国 Holiday Inn, 七、八十块。
在中国 Holiday Inn, 七、八百块。

在美国加满一箱汽油，三十块。
在中国加满一箱汽油，三百块。

在美国买一套有土地产权的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 50 万。
在中国买一套没有地产权的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 250 万。

在美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0 元。
在中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40 元。

在美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8块！
在中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50！

在美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元。
在中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0元。

（数据取自“发展论坛”）

方舟子《自由的代价》一文，对人们理解美国为什么不施行禁枪政策
很有帮助。
在坛子里看到《赵承熙枪击惨案的启示：当今世界需要救世救心的软
力量》，竟然从枪击案得出“现在的美国社会缺乏人情味和利他爱人
的精神，因此难免滋长畸形型的人格和仇恨”，“要制止枪杀惨案，
美国首先需要废除允许私人持枪的法律”，并且制定“保护贫弱者
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依靠“宗教信仰的伟大力量”。 
文章作者用一个特殊的恶性事例，来解释普遍事例，十分荒唐。任
何事物都有利有弊，美国公民持枪自由源远流长，原本就是开国者
为了防止政权独大和公民有权捍卫自己的自由和财产权利而设计的
一条法律，具有巨大的现实及象征意义：任何组织或团体都无权垄
断暴力，政权合法性的惟一来源是人民授权，人民有权反抗和推翻
暴政。正如杰弗逊所言：“自由之树必须时常以爱国者和专制统治
者的鲜血使之更新常青，这是它的天然肥料。”
易中天说，美国当时制定宪法的总体精神是：“防官如防贼，防权
如防火，防权力滥用如防洪水。”
别忘了，枪本身并不能杀人，只有人才能杀人。更多的美国人无法
想象，如果持枪非法，只有非法的人才能获得枪支，那种情景该是
多么可怕。我想，这些都是持枪自由几经争论，终于还是得以保留
的原因。美国有个小镇规定家家必须持枪，结果犯罪率奇低，该镇
警官自豪地说：潜在的罪犯对家家户户都拥有枪支望而生畏。
说到“人情味和利他爱人的精神”，美国也许最不缺的就是这个。
《爱的博大》：
“——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
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我希望你的家人能克服你的作
为带给他们的痛苦。
 “——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
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这些是美国人写给杀人者赵承熙的话。在他的悼念石上，
同样放着橘黄色彩纸，彩纸剪成VT（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缩写）字
样，上面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家人通过媒体
道歉后，人们纷纷通过网络给予理解和安慰，认为这个错误不是赵
家人的，他们也失去了最心爱的人。”
这种对人的生命胸怀宇宙的终级人文关怀，会出现在“滋长畸形型
的人格和仇恨”的社会里吗？即使教育再好、文化再先进的社会，
也无法完全杜绝反人类性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人们只能通过积
极的心理干预等手段，尽量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
显然，文章作者对美国“保护贫弱者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了解得
太少，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穷人的福利政策相当不错，一位留美
博士引用了一分05年出版的调查报告，展览美国穷人的“惨状”：

“46％的贫困户拥有房产，一个典型贫困户所拥有的房子平均有三
个卧室、一个车库，一个阳台；美国贫困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巴
黎、伦敦、维也纳、雅典等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97％的贫困户家
里有一部彩电，50％有两个或更多彩电；76％有空调；75％有一辆
车；30％有两辆车；73％有微波炉；62％有有限电视；33％有洗碗
机。从营养消耗来看，美国贫困家庭儿童的平均蛋白质、维生素、
矿物质消耗量和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完全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他们
蛋白消耗量甚至超过健康标准一倍，也就是说，大多数贫困家庭儿
童存在过度营养问题……”
至于宗教信仰，简而言之，我的宗教情怀就是科学民主宪政自由人
权。这些东西都是１＋１＝２的死东西好东西，死就死在除了不讲
道理什么都讲，是公认的最不坏的东西；好就好在可以量化，可以
跟踪，可以检验和对比，具有普世价值，没有什么东方的科学西方
的科学之分，也没有什么东方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区别，都是全人类
智慧的结晶。
方舟子说得好：在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低到只有几个百分点
的国度，在一个煽情比理性分析更受欢迎的社会—-真理还在穿鞋，
谬误已经走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