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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永玉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交往过吗？
黄永玉在《蜜泪》一文中记叙了他和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交往：
“ 到了泉州，战地服务团倒有一个，只是从来没说过要招考新队员。这怎么办呢?两头被吊起来了。
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刚认识的，由另一个刚认识的朋友辗转介绍给他。对门是所大庙，深不可测，说是有一两千和尚。庙里还养着一个剧团，专门演唱佛经故事的。和尚是多的，来来去去都是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多和尚?和尚多了干什么?谁也不明白。庙里有两座石头高塔，从南安洪濑再过来十里地，就能远远看到它们高高的影子。庙里有许多大小院子和花圃，宝殿里是高大的涂满金箔的闭着眼睛的菩萨。一个偏僻安静的小禅堂之类的院子，冲着门的是用砖砌得漂亮之极的影壁，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绕过影壁，原来是满满一院子的玉兰花，像几千只灯盏那么闪亮，全长在一棵树上。多走几回，胆子就大了起来，干脆爬上树去摘了几枝，过两天又去摘了一次，刚上得树去，底下站着个头顶秃了几十年的老和尚，还留着稀疏的胡子。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口里咬着花枝，几下子就跳到地上。
“下来了!嘿!我当然不是泉州人。”
“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
一间萧疏的屋子。靠墙一张桌子，放了个笔筒、几枝笔、一块砚台，桌子边上摆了一堆纸，靠墙有几个写了名字的信封。床是两张长板凳架着的门板，一张草席子，床底下一双草鞋。再也没有什么了，是个又老又穷的和尚。
信封上写着“丰子恺”和“夏丏尊”的名字。
“你认得丰子恺和夏丏尊?”
“你知道丰子恺和夏丏尊?”老和尚反问。
“知道，老子很佩服，课本上有他们的文章，丰子恺老子从小就喜欢———咦!你当和尚怎么认识夏丏尊和丰子恺?”
“丰子恺以前是我的学生，夏丏尊是我的熟人……”
“哈!你个老家伙吹牛!……说说看，丰子恺哪个时候做过你的学生?……”
“……好久了……在浙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哩!”
那是真的了，这和尚真有两手，假装着一副普通和尚的样子。
“你还写字送人啊!”
“是啊!你看，写得怎么样?”和尚的口气温和之极。
“唔！不太好!没有力量，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
“平常你干什么呢?……还时常到寺里来摘花?”
“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开枪，打豺狗、野猪、野鸡……”
“哪里人啊?多大了?”
“17岁了。湖南凤凰人……”
跟老和尚做朋友时间很短，原来他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
“老子爸爸妈妈也知道你，‘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你作的。”
“曲是外国的，词呢，是我作的。”
“你给老子写张字吧!”
老和尚笑了：
“记得你说过，我写的字没有力量，你喜欢有力量的字……”
“是的，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字又有点好起来了。说吧!你给不给老子写吧?”
老和尚那么安静，微微地笑着说：
“好吧!我给你写一个条幅吧!不过，四天以内你要来取啊！记得住吗?”
去洛阳桥朋友处玩了一个礼拜，回来的第二天，寺里孤儿院的孩子李西鼎来说(李西鼎是集美的老校工“乃啊”的儿子，害鼠疫死了，李西鼎被送进了孤儿院)：
“快走吧!那个老和尚死了!”
进到那个小院，和尚侧身死在床上，像睡觉一样，一些和尚围在那里。
桌上卷好的条幅，其中一卷已经写好了名字，刚要动手，一个年轻的和尚制止了。
“这是老子的，老子就是这个名字，老子跟老和尚是朋友。”
他们居然一听就信。条幅写着这么一些字：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一音”
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倒是号啕大哭了起来。和尚呀!和尚呀!怎么不等老子回来见你一面呢?
老和尚跟孩子谈过一些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介绍一位住在另一座崇福寺里的名叫妙月法师的胖大和尚做朋友。这和尚百分之百地像鲁智深，手提一根几十斤的铁禅杖，背后时常跟一个小沙弥，挑着药箱去泉州各地给人治病，脾气却十分之好，老是笑呵呵的。一双手从来不洗，厚得像脚底板，据说会铁沙掌，崇福寺外头砖墙上扎了许多手指洞，又教人不能不信。
妙月法师会用拳头握着毛笔写颜体字，力量倒是不小，只是水平一般，弘一法师却又说有朝一日他会成正果。正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当不少人知道那个和尚和孩子的一段因缘时，都好心地把它渲染成一个合乎常情的大师如何启迪顽童在艺术上开窍的故事。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多月间偶尔的相遇而已。只是自此之后几十年间，总不免时常想起艺术交往以外的一点印象，奋然一刀两断于尘俗的坚决和心灵的蕴藉与从容，细酌起来不免震慑。在我们“俗人”处理人间烟火事务时，有没有值得引进的地方呢?”
文章是写得真是好，令人佩服。可是是“诗”还是“真”，那可不一定了。
我们从开头对大庙的描写，当然会以为黄永玉和弘一法师的交往就是在开元寺，可是从后面的描写，很容易否认这一点，他们交往（如果有的话）的地方只能是—— 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弘一法师圆寂的地方。
关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4-11/16/content_1429871.htm
在遭到一些质疑后，黄永玉在名人面对面回答曹可凡时改口了：“
曹可凡：你最近出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叫做《比我老的老头》，我们大家读了以后都感到特别的高兴，就说你一生当中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多比你老的老头，其实我想那个时候，你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并非是老头，而在你小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真正的老头，恐怕就是弘一法师，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跟弘一法师认识的事情？
黄永玉：要是我和他相处得久一点，我能写出很多生动的事。那个时候我十五六岁，刚刚从学校逃出来，住一个朋友家，住那个庙对门，我还不认识他。我们这个学校有个工人的儿子，大概七八岁，他常常来找我玩，他说我们那里有个和尚，你去一趟。当时我记得是开元寺，后来说不是开元寺，我想也不是开元寺，因为开元寺后来有人说那里没有玉兰花，我搞不清楚了。他告诉我，带我去了，那树很大，因为一个小孩能够爬上去，没有断。所以我就去摘了朵玉兰花，一个老头就在底下说：下来，下来，你摘它干什么呢？我说老子要画画。他说你下来，下来，你是哪里人呢？我说我是湖南人。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说我读书，我说我不喜欢那个学校，读那个书我老留级，我离开那个学校了。那你现在怎么样？我讲我住在朋友家。你会画画？我说老子什么都会，会唱歌，我讲了很多玩意：会打乒乓球，会这个，会那个。那你唱个歌我听听看。我就拉开嗓子，唱了个“长亭外，古道边”。你知道这是谁作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作的。我说吹牛，吹牛。怎么是吹牛呢？是我作的。我根本就不看他了，然后说你还认得丰子恺啊？他写信给丰子恺，那信就摆在桌子上，就这么一个破桌子，摆在这个课桌的下面。他说他是我的学生。我说又吹牛。
曹可凡：因为那时候丰子恺是你们特别崇拜的。
黄永玉：我最崇拜的一个人。他写字，一张张字挂着。我说你还写字送人呢。他说你觉得我写得怎么样？我说不太好。为什么不好啊？没有力，没有力量。他说哦。就这么一个人。那么大概过一二天，我就去看他一次，就这样的，中间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有一次我就说你写副字送给我吧。他说你不是说我写得没有力吗？我说现在看看有点力了。他说那你就要早点来拿，一个礼拜以内你要来拿，我写给你。我说好。那我就到罗阳桥去了，到罗阳桥朋友那里住了四五天。回来的时候，那个叫做李西鼎的小孩跑来告诉我说那个和尚死了，啊？我说怎么会死？就看看去，就跑去了。结果看到他侧着身，死在那里，旁边几个和尚在那儿料理，还有念经的。桌上有写着“黄永玉居士”用纸卷起来的东西。我要拿，和尚不让我拿。我说这是写给我的。他说不要吵，不要吵，是你的你拿走，就这样。
曹可凡：你还记得写的什么句子吗？
黄永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就是这两句。我寄给我父亲，我父亲在湖南的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当站长，后来他死在那里，这个东西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所以很多人就夸张说，黄永玉受到弘一法师的指导，艺术上的影响怎么的。如果是从佛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他有另外一些东西对我有所影响，可实际生活中他没有。那么后来如果说影响，找寻他的道路，我以后看了他不少书，这个影响可能有，但当时我和他相处时间不到一个月，我还是个极俗气的小家伙、小孩子。
就是说，黄永玉到底有没有和弘一法师交往过？黄永玉说，有，是“真”不是“诗”，但以前记错了，“我想也不是开元寺”。呵，呵，考证的人难了！
他所说的那幅字是有的，可不是送给他的，谁能说弘一法师没有再写过同样的字？他那幅，反正他自己都说是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们也不用寻找了。那“崇福寺外头砖墙上扎了许多手指洞的妙月法师”有没有我不知道，至少那手指洞我总不能相信。倒是有一位妙莲法师在最后随侍在弘一法师的身边。
妙莲法师在<<晚晴老人生西之后种种>>一文里向世人述说了大师迁化时的情景：“ 老人于去年九月初四晚八时为灭，延至初六上午入龛.下午去承天寺安座。。。。。”
去年九月初四是1942年10月13日，10月15日上午就入龛了，因为去世时是晚上，所以黄永玉说的亲眼看见“和尚侧身死在床上，像睡觉一样，一些和尚围在那里。”的那一天，只能是10月14日或15日，从情理猜度，以14日为近。
“和尚侧身死在床上，像睡觉一样”，这是的确的，有遗照为证。
另外，黄永玉画过一幅弘一法师的像，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和弘一法师的一张著名的照片很像哦。。。。。
二——黄永玉认识钱钟书吗？
问题应该是，八零年前黄永玉认识钱钟书吗？
我们读《北向之痛》，一定会认为， 八零年前黄永玉是认识钱钟书的：
北向之痛
文／黄永玉
《比我老的老头》 黄永玉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他生于一九一O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未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措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二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 “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
“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阴。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写书目和四副眼镜看书的事，在黄永玉1981年3月写的《书和回忆》一文中有相似的叙述：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二十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做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堕五里雾中。
结末提到唐吉诃德，楊絳是此书译者，似乎的确写的是钱钟书一家。仔细看，却有些矛盾：星期天四副眼镜看书在《北向之痛》里是在三里河，时间是“四人帮”覆亡之后（1976年以后），可在1981年3月写的《书和回忆》里是二十年前的一个礼拜天，相同的是都是星期天，大约不会是两件事。另外，楊絳先生有本大名鼎鼎的书，《我们三》，也和四副眼镜对不上数。
为什么怀疑八零年前黄永玉是否认识钱钟书，因为读书得间，读出矛盾来了。
看吧：
黄裳《花步集》202页——《在三里河》：
在三里河的那个大院里，住着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些是国内.国际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自然也有负责的官员。那天早上在黄永玉家里，我说起要去拜访钱钟书，永玉立即接口说，“那是住在我们这里的大儒”。这使我吃了一惊，也觉得很高兴。高兴的是钟书在朋友中赢得如此的爱重；吃惊的是“儒”这个字眼，竟自从最最卑微的地位一下子恢复了本来的身份。乍一听，是有些刺耳的，可是随即禁不住使我放声大笑了。
。。。。。
永玉并不认识这位住在身边的“大儒”，不过他说，《管锥编》出版的时候，他买了几部放在家里，随手送给来访的朋友。华君武也不认识钱钟书，他说起每天早晨在院子里散步，常常怀疑迎面走来的一位可能就是钱钟书，后来越看越象，最后下定决心，上去请教，不料却是一位研究所的教授。他不知道钱钟书根本没有散步的习惯。
。。。。。。看到了吧——黄裳明确的说“黄永玉并不认识这位住在身边的“大儒” 钱钟书，他的文章写于1980年9月22日。
记得以前有人在新语丝上质疑《北向之痛》中记载的钱钟书拒赴“国宴”的事，认为不可信，此事在《在三里河》也有叙述：
。。。。。。过了三十年，我发现他对开会的兴趣好象并没有多少提高。这时我又记起永玉说过，在“四人帮”横行的后期，他曾不只一次拒赴“国宴”。我想，在钟书看来，恐怕没有什么比关起门来看书更为有趣的了吧。
也就是说80年，黄永玉就知道此事，那时他并不认识这位住在身边的“大儒” 钱钟书，可能是得之三里河的传闻，但应该不会是编造的。
此事，楊絳有权威记载，不过是如此：
一九七五年的國慶日，鍾書得到國宴的請帖，他請了病假。下午袁水拍來說：“江青同志特地為你們準備了一輛小轎車，接兩位去游園。”鍾書說：“我國宴都沒能去。”袁說：“鍾書同志不能去，楊絳同志可以去呀。”我說：“今天阿姨放假，我還得做晚飯，還得看著病人呢。”我對袁水拍同志實在很抱歉，我并不願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們倆之間，只好對不起他了。毛主席的詩詞翻譯完畢，聽說還開了慶功會，并飛往全國各地征求意見。反正錢鍾書已不復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們只在事后聽說而已。錢鍾書的病隨即完全好了。
三—— 他们总是来得及的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诗人丛书 ,都是很小很薄的小书.其中一本,是黄永玉的<<曾经有过那种时候>>.16年后–199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黄永玉作品系列,共六种,也有一本诗集–<<老婆呀,不要哭>>,比上述那本要厚.我看书喜欢对照,对照的结果是,永玉先生还是很惜羽毛的,<<老婆呀,不要哭>>几乎收入<<曾经有过那种时候>>的所有篇章,删落的只有一篇,名字叫作<<檫呀!洗呀!>>.诗写得很有意思,可为什么删落呢?
恩,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檫呀!洗呀!
不告密,不就好了吗?
你偏告密;
不杀人,不就好了吗?
你偏杀人.
现在呢?
你到处摇尾巴,
或是
装着没事的样子,
或是
到处去乞讨
过去糟蹋过的友谊.
人民心里都有块
天安门广场,
而你
却在那里进行屠杀.
现在你害怕了,
用卑鄙和罪恶的双氧水
在洗檫血迹.
一切都来不及了.
人民都看在眼里.
使劲檫呀!
来不及了!
拼命洗呀!
来不及了!
看完了,明白了,只是有些悲哀:”16年后,诗竟然删了,他们总是来得及的…..
16年前,写的是丙戌清明，其实那次并没有怎样杀人,后来…..
他们总是来得及的…..
想起崔健的〈最后一枪 〉，那曾经被删得只剩一句歌词的 〈最后一枪 〉，
最后一枪
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只有泪水没有悲伤
如果这是最后一枪
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
哦哦，最后一枪
哦哦，最后一枪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
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
哦哦，只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哦哦，最后一枪
哦哦，最后一枪
]
四—— 黄永玉说
来两段黄永玉语录作结吧：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是一种晋入化境的乐事，某些事情的认真仿佛泼了人一身带腥味的黏液，洗刷好久也不自在。 ——《但丁和圣三一桥》
犹记得三十余年前，当时，永玉挂单于香港某报社，画些副刊报头之类。有某位在某方面颇具某等权威的仁兄批评他，说他画的楼房线条弯曲不合实际。永玉笑说：这是“我”的“画”，不是建筑蓝图。 ————《永玉，其人，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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