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望之先生今年五月在旧金山过世，那个时候我们正在西班牙，消息是事后才由宗教所的同事陈老太太从芝加哥打来电话告知的。

其实事前我们已经有些预感。上次打电话过去，他说话的气喘声很大，只讲了一点功夫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我们赶紧收了线，嘱他立刻休息。过年的时候望之先生曾寄来一封电邮，讲到他身体不好，需要经常鼻插氧气管供氧，还要吃药。他在信中说：“我是一九二七年出生，很快就是八十岁了。自己成了一名‘患病老人’，也是很自然的事。过去我一心放在学术上，现在不得不封笔了（只有少量的善后工作需做完）。我为之深感遗憾，但也无可奈何。我今后的目标只能是‘安度余年’了。我在饮食上没有困难（有人每天给我送菜），我自己应多找些生活乐趣，如看看有趣的闲书以及电视节目等。生活的改变需要同时做好心理上的调适。在这方面我作了努力，但还应特别注意，争取经常能做到心平气和。……”。现在想想，望之先生的话真有“其鸣也哀”的味道了。

然而真正得知望之先生过世的消息，我心里还是不免一沉，随後马上想到的却是原先和望之先生通话时几次说过的同一句话：“如果您现在不把经历过的旧事写出来，今後那段历史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如今人去楼空，果然应了我的旧话。在网间随手搜索了一下，找到的讯息迄今只有望之先生侄女的一篇回忆文字和宗教所关于望之先生过世的例行通报，尚不及某个歌星产下六磅的女婴，或是某位富商纠缠小其近二十岁的女佣这类八卦新闻来得及时和详尽。望之先生故去近半年，悄然无痕，身后萧索。我和望之先生既没有共过事，交往也很浮泛，年龄和经历相差就更大，但世事既是如此，我觉得还是尽我所知写下望之先生的点滴旧事，既算是送行旧人，也算是清理旧忆。

望之先生我是先知其事，後识其人。

最初是我的总角之交也夫先生在七九年考取了宗教所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就是赵复三和高望之二位先生。当年的赵复三先生是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风头甚健，百忙之中哪有功夫顾及几个研究生的学业，全部的指导于是全落在望之先生一个人的肩上。也夫和我自然偶尔谈起望之先生的为人和学养，从他那里我渐渐知道望之先生在共产党内的资历其实不浅，在上海的圣约翰和北平的清华都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而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在北大治校的时候望之先生做过校长办公室的主任。当然，望之先生象那个年代许多涉足政治的文化人一样，虽有激烈慷慨的一面，也有单纯迂阔的一面，自然在宦海里很是沉浮跌宕了一番。好在终归早年有过不错的专业训练，本身其实还是文人的性情，所以文革後劫难不死，逃得性命，便从北大转到宗教所，担任所内科研处的领导，而且身兼基督教研究室的主任。据说望之先生的英文是早年教会学校里养成的童子功，後来在清华又是主修法文，副修德文，有了这几件利器，在闭关锁国近三十年後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望之先生自然能够显露一番身手。当然，也夫偶然也会对望之先生的为人有所评判，在修身方面我深知也夫是个有洁癖的性情中人，既是从他口中说出望之先生是个少见的谦谦君子，我当然也是深信不疑。后来妻子小青毕业後调到宗教所的基督教室，就在望之先生的手下，我也就多多少少间接知道一点望之先生的为人，特别是在不能免俗的种种政治运动里搪塞上峰压力，保护治下同事的作为。

让我对望之先生的学养有番了解的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我在德国读书将要结尾的那年，突然接到考古所里的来信，说到当年八月在斯图加特有个国际历史学家年会，届时社科院会派个代表团来，夏鼐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就便参加。後来收到会议的论文集，发现里面还有望之先生的文字，我还以为他也要到会，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以为可以和相见恨晚的望之先生碰面。但后来与代表团大队人马在法兰克福机场会合的时候，我除了见到季羡林、刘大年、齐世荣等人之外并没有见到望之先生，一问才知道望之先生只是提交了论文，人并没有到。不过在大会之余，看到论文集里望之先生讲犹太教在中国的一篇很使我心仪。那个时候，我正对这段历史十分着迷，用心细读了一番，准备回国之後找望之先生当面请益。後来知道，望之先生的这篇研究文字确有功力，後来收进在华犹太人沙博里的《犹太人在中国》的集子里边。

回国之後就是一通穷忙，竟忘记与望之先生及时联络。没有想到，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与望之先生首次谋面。那大约是回国数月之後，德国汉诺威大学的苏维德教授到宗教所来访。大约是望之先生听说我刚从德国归来，就嘱小青约我陪同苏维德到处走走，晚上安排到海淀剧场去听中央乐团的音乐会。我也间接听说望之先生刚刚新婚，太太就是中央乐团的钢琴手。

那晚在海淀剧场门口见面的印象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我想，原因大概是望之先生和蔼可亲的作派罢。笑眯眯的一张脸，眼镜后面闪动的目光让人很快就消除了陌生局促的感觉。这种目光在文革过后已经很少见到，大多数的场合下，我见到的目光不是自作矜持，就是戒心十足。还记得当初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牛津大学来华的留学生戴维蒙着个几乎可以遮住整个面孔的口罩偷偷到我家来访，他就曾经对我说过，在北大两年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一眼判断出谁是领导，谁真正“拿事”。我好奇地问他如何判断。他说，这样的领导一般不会笑，或者笑起来很难看。如果戴维的话当得真，那么那天晚上望之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则是完全相反：或者他不是领导，或者他不真正“拿事”。其实，望之先生不但当过领导，而且很是“拿过事”。那天晚上，看到望之先生的脸，我突然记起戴维的话，忍不住笑了，只是没有说给望之先生听。

望之先生的确当过领导。我早就知道望之先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听曾经与望之先生同过学的陈太太说起，望之先生当初从上海圣约翰转来清华的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在文理学院的地下负责人了。解放以后不久，随着院系合并，望之先生调到了北大，成了校长办公室的主任。後来北大搞运动，望之先生勉为其难地作会议主持人，有人批判校长马寅初，递上台来的条子对马老不恭，望之先生还想遮掩过去，不想却被马先生看到，一把夺去，看了看条子，先是对台下说：“台下有人问我到底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要说我是马寅初的马！”然后对望之先生说：“你不要贪污嘛！”窘得望之先生涨红了脸。

随着马寅初校长的被逐走，陆平先生带着他的一班新人马进校出掌北京大学。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尽管先生完全是上面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来，原先与马寅初完全没有瓜葛。但新班人马上任，旧人就要腾地方。可是望之先生的资历并不浅，一般来说也不大好动。不过运动接二连三，于是没有几年功夫，就利用所谓“反右倾”，将望之先生莫名其妙地被打翻在地，踢出校长办公室。据说先是体力劳动，然后到历史系管理图书。关于他的这段经历，尽管后来我与先生慢慢熟络起来，但我从不敢问，惟恐触到他的痛处。还是很多年以后，找到旁人回忆北京大学文革中拷打教授的文章，才从字里行间读到，当年望之先生被关在历史系的劳改“牛棚”，除了每日遭到人身羞辱和体罚之外，还有人左右开弓打先生的耳光，连他的眼镜都被打碎在地。

文革过后，陆平先生平反了，望之先生也平反了，天下最糊涂的糊涂账就这样一笔勾销。

这就是原先我对望之先生过去的一知半解。后来我与望之先生有更多的过从，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反倒是这次去国之後的事情了。这时的望之先生已经完完全全退出中国社会的激流，到美国养老定居来了。

一九九Ｏ年初，我在斯坦福大学作访客，得知望之先生就住在不远的旧金山，于是连忙与他联系。後来虽然我们迁居到波士顿，他一直定居在旧金山，一东一西，到他去世彼此也再没有谋面，但一直保持着电话和电邮往还。我从来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计划者，而不是个实践者。兴趣很容易转移。然而在这种转来转去的计划里也就得以时时和望之先生探讨不同的题目。透过对诸多往事的讨论，我渐渐地发现，先生对这些题目来讲原本是个从未发掘的宝库。

我曾经对解放初期北平高校的左右两派人物发生兴趣，想了解解放前教会学校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在教会学校里的发展，说到这些，望之先生似乎并不大愿意谈到自己的经历，但有一个看法却令我很感以外。他说，总体而言，教会学校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比一般大学要人数众多，思想更坚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连忙问他的道理。就我的教育而言，都说是穷人闹革命，富人反革命，为何一般认为教会学校的富家子弟反倒更加革命。望之先生似乎早就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便对我说，就北平三所知名大学北大、清华和燕京而言，反倒是燕京大学共产党的势力最大，清华次之，北大较弱。其中当然有司徒雷登校长对学生的保护有力，还有当局对美国教会学校中学潮处理的投鼠忌器，但学生成员上的整体左倾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听了望之先生的这番道理，我感慨道，当初富家子弟还有想到穷人，如今有钱人家还有几个能想到百姓的呢。望之先生只是笑笑，说你若不信，不妨深入下去，做做个案和统计，看看我说得对也不对。可惜的是，这个题目至今我也没有动手。

继而我又计划对大学里“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进行了解。望之先生当时是清华文学院的党负责人，向我如数家珍般地说起许多逸闻往事，像冯友兰冗长而迟迟不能过关的检讨，像对钱钟书“崇洋媚外”的调查。让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如今已经事过境迁几十年，他每次说到这里就还会叹气道：那次派去保护这几位教授的人手还是太少，险些出了乱子。他的口气好像就是在为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在懊悔一样。

接着我又想了解五三年院系调整合并中教授调动的情况，望之先生都能记得，给我一个满意的解答。譬如我问到雷海宗，他承认当年调雷先生到南开，确实有消除雷先生影响的用意。我顺便就问到调郑天挺先生是否也是这个用意呢，望之先生忙说，不，不，那个时候，对郑先生是作为依靠力量调南开的。再例如齐思和、杨人缏、向达诸先生的安排当年是如何考虑，望之先生都还能记忆清楚。说到后来，我顺便想到，当时是否有利用院系合并，正好将教会学校拆散的计划，譬如燕京、辅仁不都是那个时候消失的么？我想他应该很知道，没有想到，对这样一个看来十分明显的结果，先生却竟有些冬烘地说：“是啊，你说的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咦，好像是这样的哎。”他似乎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地惊奇。我笑道，像您这个样子，党怎么能放心把计划交给您来实施呢？

不过，从和先生每次的谈话中，我都感到受益匪浅，而且这些看似平常，但极难获得的旧事轶闻似乎就在闲言碎语里面瞬间即来，瞬间就又消失了。于是我就有些性急，劝先生得空的时候不妨写下来。先生听了总是笑笑说，我还有许多重要的学术计划没有完成，哪里有时间想到这些。言外之意，我所感兴趣的东西都是些他认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次我问得急了，他还说：我看你还是应该钻研自己的专业，不要放弃，这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先放一放再说。记得我那两本忆旧的集子出版之後，顺便寄给先生闲时读读，聊以解闷。他收到后在电话里没有象旁人那样敷衍地夸奖，反倒是有些动情地认真规劝我说：写得好是好，但据我看，就你们的资质和能力，还是把主要精力坚持放到学术上为好。

听到他这样推心置腹的话，尽管我心里并不以为然，还是希望他能抽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经历，但到嘴边的话也只好又吞了下去。如今想来，每次我和先生通话之后，放下电话，他可能一直慨叹我的不上进，而我想到的则是若是有天先生不在了，他肚子里的这些货色肯定也就要随之而去。我真搞不懂，为何我和先生对别的事情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那么多共同的看法，可是对于就在身边刚刚发生过的历史，先生却不愿触动，也不珍惜呢？或许先生自有先生的道理。

半年不到，望之先生果然走了，带走了他的经历，带走了他丰富而尚未梳理过的经历。听说，望之先生最后学术工作研究的是《孝经》，一两千年前的《孝经》。

一　病因

　　抑郁症是什么引起的，目前还没有定论。可能跟遗传、生化、环境和心理因素有关。比如某些疾病会诱发抑郁症；儿时的一些特殊经历，成年后也会诱发抑郁。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关键是，抑郁症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而且不能算疑难杂症。问题是，很多抑郁症患者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医治。之所以很多病人死亡，最知名的有张国荣等，不外乎是病人讳疾忌医，认为心理疾病不是一种“正常”的“疾病” 。周围的人不理解不支持导致的悲惨后果。抑郁症至今没有得到重视，很多人仍然把抑郁症当成丢人的事情。浙大海归博士涂序新跳楼自杀，网上一片痛惜声之余，也出现不少指责声。

有五种人得抑郁症的可能性比较大，分别是：
　1）有家族抑郁症史的人。抑郁有可能是遗传基因决定，所以这种人得抑郁症的可能性比常人要高２－３倍。
　2）女人。数据表明，女人得病的概率是男人的两倍，可能是因为女人比较会说出来，而男人得了病后闷在心里靠毒品和酒精解决；也可能是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焦虑而引发抑郁。
　3）处在压力之下的人。失恋，失去亲人，失去工作，甚至买房子搬家等，都会导致抑郁。这么一说好象每个人都会得抑郁症了，但并不是每个处在压力之下的人都是以得抑郁症告终的。
　　4）理想主义者，是高危病群。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要求，不能接受错误和失败，对任何结果都很难满意。这类人一般会因工作或学习原因得抑郁症。
　　5）有其它疾病的人，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疾病的患者。一些药物，也会导致抑郁症。

二　机理

　一个能正常运作的大脑，是一个巨大的信息中心，控制了你的一切，从心跳，到行动，到情绪。大脑是由数十亿的称为神经元的神经细胞组成的。这些神经细胞，通过神经递质，接受来自你身体各处的信号或者发送信号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人脑里面的某些化学物质，包括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当这些神经递质，不能在神经细胞之间正常地传递信息时，抑郁症就发生了。比如用手机通话时，常常会遇到信号不好的情况 -我们扯破了嗓子，也听不见对方要说的话，那么，信息在我们之间，就无法传递了。抑郁症也一样。各种治疗抑郁症的方法，包括抗抑郁的药物，可以通过提高某些神经递质的量，帮助你加强微弱的信号，或者改进神经细胞处理信号的能力，以保证脑子的重要消息，可以清楚地传出去。用手机打比方，就是我们可以换个信号好的公司，换个接收信号能力强的手机，或者买个手机信号增强器。 
三　症状

　　虽然抑郁症属于“精神类的疾病”，临床上抑郁症的生理症状往往不会少于心理症状。如果你有以下的症状出现，并持续了两星期，你该去看医生了。

1）你感到凄惨和哀伤。
2）你突然变得有气无力，早上无法起床。
3）平时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的事情，现在都没法完成。
4）你对平时喜欢做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突然没有性欲，平时逛街能给你带来的快感突然消失，平时喜欢吃的食物也索然无味。
5）一点点小事都能让你非常焦虑。
6）你不想见人，或者一个人单独呆的时候感到害怕，停止一切社交活动。
7）你感到自己思维不清。
8）你感到自己的人生很失败，有内疚感。
9）你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
10）你觉得活着真是太没意思了，不如死去。
11）你觉得看不见将来，没有希望，觉得你以前做的一切都是个极大的错误，很多小事能让你感到愤怒，对自己失去信心。
12）你觉得生活对你来说，真是不公平，你花很多时间去想你过去犯的错误或将来可能犯的错误。
13）无法入睡，或早醒，感觉自己整夜都在做恶梦。
14）浑身疼，可又查不出来。
15）呼吸困难，胸闷，查出来心肺一切正常。
16）感觉自己得了脑瘤或其它癌症，查出来一切正常。
　　等等。

四　治疗

在治疗抑郁症上，有三点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亲朋的支持。

１）亲朋好友的支持，在治疗抑郁症上面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大多数抑郁病人不能自理，需要亲朋好友去督促他们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流血了，你一定会尽快帮助他止血，止血越快，受到的伤害就越小。抑郁症也是一样，早期发现  、及早治疗可以会使得抑郁症尽快痊愈、防止将来的复发。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早期症状，使得很多抑郁症患者延误了治愈抑郁症的最佳时机，甚至导致了患者自杀，发生不必要发生的悲剧。

很多人是无法体会抑郁症患者所感受的那种悲观和无助，他们不是懒惰，而是正在遭受跟生理伤残一样的病痛折磨。
　　告诉抑郁症患者“振作起来”是毫无意义，他们如果能振作，早就振作了。同样的道理，指责抑郁症患者“不够坚强”也是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得了抑郁症，仍然活着，已经坚强得不能再坚强了。
　　自杀倾向是抑郁症患者最可怕的症状。如果你周围的患者有自杀的倾向表现出来，你应该打９１１或立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同样，对患者来说，要认识到自杀倾向是抑郁症症状表现之一，是一念之差，打９１１，起码能保住一命。因抑郁症状自杀成功的话，没有后悔药吃，你去了极乐世界，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带来的伤害，是终身的。

以下几点可以做为自杀倾向，要引起警惕：
表现出绝望和无助
表现出极端的负罪感和羞愧
性格和外表的明显变化（比如一个平时爱打扮的人突然变得邋遢）
突然变得敏感易怒
饮食和睡眠的习惯的改变
学习或工作成绩明显下滑
对将来失去兴趣
明显的口头或书面上表露出自杀的愿望
突然开始散尽自己的财产

　　如何区别抑郁和一般的情绪低落？【下面几句是否不用问号？】持续多久了，（有没有两个星期以上？），跟平时的他有明显不同吗？对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失去兴趣？
　　如果确认是抑郁而不是简单的情绪低落，你能做的最大的帮助就是鼓励患者寻求治疗，包括帮助患者打电话约医生。当然，你还可以做更多的支持。
　　必须说明，不论你以前有没有得过抑郁症，有没有过抑郁的感受，跟一个抑郁病人打交道不是一件容易事。抑郁症患者有可能抵触你的帮助，或者无休止地索取你的帮助。他们非常孤独，正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亲人，当你看到他“无病呻吟”长期地躺在床上靠你伺候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他在装病而嫌弃他，久病床前尚无孝子呢。但是，请你一定记住，你面对的是一个正在遭受着极大痛苦的病人，他需要你的帮助才会有活下去的勇气。

２）抗抑郁剂（Antidepressants）

抗抑郁药物不是开心果， 而且也不是万能的。
　　抗抑郁药物特指由医生开的处方药，并且只能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吃的药物，有一定的副作用。临床已经证明，抗抑郁剂是治疗抑郁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很多重症患者也许要终生靠药物维持。吃药的人不能代表他们是性格上有缺陷的人或者是弱者，相反，敢于面对疾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正是强者的表现。得抑郁症，不是你的错。
　　抗抑郁剂是否是最佳的治疗方法要看患者抑郁的程度、年龄和病史。一般来讲，未成年患者，心理治疗应为首选。是否服用抗抑郁剂跟个人的承受副作用的能力也有关。一些对副作用特别敏感的人，可能需要用别的治疗方法。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心理治疗配合药物治疗最有效。

抗抑郁剂的种类很多。临床已经证明，抗抑郁剂不会导致上瘾。

SSRIs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是目前用得最普遍的抗抑郁剂，Fluoxetine （Prozac） ，Sertraline （Zoloft） Paroxetine （Paxil）等，均属于SSRIs。SSRIs可以帮助提高脑子里5－羟色胺的水平，从而减缓抑郁的症状。当你开始服用SSRIs时，你感受的也许全是副作用，比如说口干舌燥，恶心头疼，睡眠混乱，失去性欲等。你需要密切跟医生联系，坚持服药，因为，一般需要４－８个星期，药效才能显示，副作用也会逐渐消失。而且，每个人适用于哪种药都有不同，有时需要跟医生合作很长时间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药物。治疗抑郁症最大的障碍是病人的耐心。抗抑郁剂通常要坚持服用至少六个月，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才能停止。很多病人，因为不尊医嘱，擅自停药，使得抑郁经常复发。（其它类药物不在此一一列出）

3） 心理治疗
　　药物疗法结合心理疗法是治疗抑郁症最有效的方法。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种秘密闷在心里，长久以往，不利心理健康。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呕吐疗法”，把心里的秘密，全部吐出来，对抑郁症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

　　在没有抗抑郁剂时，治疗抑郁症主要是靠心理治疗。现在，很多抑郁症由家庭医生来治，很多人不再去寻求心理治疗了。我认为，治疗抑郁症，最好找专科医生，即精神科醫生(Psychiatrist)，至少前几次一定要找精神科醫生。以后的维持，可找家庭医生。

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看医生” 当作一句骂人的话，这里的“医生”，我想是特指“心理医生” 。
　　
在英文里是没有心理医生这个词汇的，一般叫心理咨询师(psychologis)。心理咨询师没有处方权，药物治疗得通过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是中国文化语境下通俗的叫法，是欧美范畴里的心理咨询师加上主要通过药物治疗的精神科医生。其实有心理咨询师，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有了心理咨询师，你再也不会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去烦你的亲人好友，关键是那些说不出口的事情，全部可以向心理咨询师述说。不论有没有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该在特定的时候，去看一下心理咨询师心。

锻炼身体显然对治疗抑郁症有很大的帮助，其难度在于病人很难走出这一步。亲友如果能督促病人，对防治抑郁、加快康复有很大的作用。

后记

　　关于抑郁症的研究，随着科学的发展，近几年来，有突飞猛进的进展。２００３年，科学家发现了抑郁基因；２００５年五月，对抑郁基因的机理的研究，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有兴趣的朋友，请参考：
　　http://www.nimh.nih.gov/health/publications/depression/index.shtml

　　注：本文所谈的抑郁症，只限于depression。Bipolar(躁郁症)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很多人常常混淆depression和bipolar。对躁郁症（manic depressive disorder），又称两极情绪违常（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或bipolar disorder），感兴趣者请参考：
　　http://www.nimh.nih.gov/health/topics/bipolar-disorder/index.shtml　　
　　另，有网友指出，Depression在中文翻成抑郁症并不是很好的翻译，容易误导，因一直都是这样翻译的，故此文仍译为抑郁症。
　　本文的观点，只代表作者对抑郁症的的粗浅理解，请患者尽快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参考网络：

　　http://www.nimh.nih.gov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
　　http://www.nmha.org (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http://www.depression.com
　　http://www.mentalhealth.com
　　http://www.psycheducation.org

　　柳蝉

今年对我们高家来讲，真是多事之秋。去年十月七日，大伯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至今。早上给家里打电话，听说二伯两天以前因为呼吸问题住进了医院，目前情况好转，他要求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医生同意了。公寓管理人员这几天帮他换了新地毯，一屋子的书，暂时装在了纸箱子里。可是谁能够想到，晚上得到噩耗，今天下午旧金山时间两点二十分，二伯因心肺衰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二伯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名沨字望之，望是姜太公望。

 一九四六年二伯毕业于沪江大学附中，同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四七年被清华录取，转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修法文，副修德文，1947年起在清华以学生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隶属彭佩云领导，是清华大学文理学院地下党负责人。（当时朱镕基任清华大学工学院地下党负责人。）一九五一年毕业，去军委外事组短暂工作后，即去北京大学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宋运郊先生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文里有提到二伯.

二伯后来去了北大历史系，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任世界宗教史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兼基督教史研究室主任。出国后，一直在做学问，这几年在研究“孝经”.

 二伯最好的应该还是英文。我的小姑婆艾其，燕京大学毕业，英文也很好，那时候跟她后来的先生（美国人）谈恋爱，可能是因为懒得写，二伯在上高中，就包揽了为她写情书。

 二伯有过两次婚姻，无子女，对侄儿侄女视如己出。记得他两次结婚，都把新娘子带到南京三弟，四弟家里，大家欢聚一堂。

 二伯一直关心侄儿侄女的成长，有一年他送我的生日礼物，是一套《安徒生童话全集》，我非常兴奋，这套书当时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财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豌豆公主》，《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这套童话一直伴随我长大成人。我们开始学英文后，二伯来信强调了看原著的重要性，每一位晚辈，他都挑了合适的英文原著，给我的，是Gone with the Wind,(飘) 和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

 我读大学的时候二伯在金陵神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常常带着同学去他那里玩。他每次都会把我们带到新街口的冰激凌店，买很多冰激凌请我们吃。

 二零零四年我在旧金山，跟二伯住得不远，他请我去他家里吃饭，那时候有一位沈先生照顾他，每天给他送饭，我们吃的就是沈先生送来的饭。父母来的时候，我们带着二伯一起去了优胜美地，二伯玩得非常开心。离开旧金山前，二伯来送行，请我去馆子里吃饭，我问他能不能写一些从前家里的事情，他说：“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二伯更重要的工作就是写书，如今他的几本书的手稿，留在旧金山的公寓里，还有满满一屋子书，这是他的遗产。

 二伯在去年写了遗嘱，主要内容是，遗体火化，海葬，不办葬礼。二伯一生都在帮助他人，家财散尽，所剩钱款，仅够办最简单的后事。

 漫漫长夜，吾不能眠，泪流满面，万分悲伤，思念我的二伯。

 柳蝉

 5/18/2007

 高望之著作：

 高望之《北京大学与民主运动》。该文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史」会议上宣读。

 高望之：《中国历史上的犹太教和犹太人》，刊《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高望之：《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若干问题》，1983年打印稿。

 [埃及] 阿·费克里著，高望之等译：《埃及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世界史编年手册, (美)威廉·兰格主编;高望之等译, 三联书店, 1981

 《英汉大词典》（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八月，主编陆谷孙，参加部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