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望之先生今年五月在旧金山过世，那个时候我们正在西班牙，消息是事后才由宗教所的同事陈老太太从芝加哥打来电话告知的。

其实事前我们已经有些预感。上次打电话过去，他说话的气喘声很大，只讲了一点功夫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我们赶紧收了线，嘱他立刻休息。过年的时候望之先生曾寄来一封电邮，讲到他身体不好，需要经常鼻插氧气管供氧，还要吃药。他在信中说：“我是一九二七年出生，很快就是八十岁了。自己成了一名‘患病老人’，也是很自然的事。过去我一心放在学术上，现在不得不封笔了（只有少量的善后工作需做完）。我为之深感遗憾，但也无可奈何。我今后的目标只能是‘安度余年’了。我在饮食上没有困难（有人每天给我送菜），我自己应多找些生活乐趣，如看看有趣的闲书以及电视节目等。生活的改变需要同时做好心理上的调适。在这方面我作了努力，但还应特别注意，争取经常能做到心平气和。……”。现在想想，望之先生的话真有“其鸣也哀”的味道了。

然而真正得知望之先生过世的消息，我心里还是不免一沉，随後马上想到的却是原先和望之先生通话时几次说过的同一句话：“如果您现在不把经历过的旧事写出来，今後那段历史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如今人去楼空，果然应了我的旧话。在网间随手搜索了一下，找到的讯息迄今只有望之先生侄女的一篇回忆文字和宗教所关于望之先生过世的例行通报，尚不及某个歌星产下六磅的女婴，或是某位富商纠缠小其近二十岁的女佣这类八卦新闻来得及时和详尽。望之先生故去近半年，悄然无痕，身后萧索。我和望之先生既没有共过事，交往也很浮泛，年龄和经历相差就更大，但世事既是如此，我觉得还是尽我所知写下望之先生的点滴旧事，既算是送行旧人，也算是清理旧忆。

望之先生我是先知其事，後识其人。

最初是我的总角之交也夫先生在七九年考取了宗教所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就是赵复三和高望之二位先生。当年的赵复三先生是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风头甚健，百忙之中哪有功夫顾及几个研究生的学业，全部的指导于是全落在望之先生一个人的肩上。也夫和我自然偶尔谈起望之先生的为人和学养，从他那里我渐渐知道望之先生在共产党内的资历其实不浅，在上海的圣约翰和北平的清华都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而马寅初先生五十年代在北大治校的时候望之先生做过校长办公室的主任。当然，望之先生象那个年代许多涉足政治的文化人一样，虽有激烈慷慨的一面，也有单纯迂阔的一面，自然在宦海里很是沉浮跌宕了一番。好在终归早年有过不错的专业训练，本身其实还是文人的性情，所以文革後劫难不死，逃得性命，便从北大转到宗教所，担任所内科研处的领导，而且身兼基督教研究室的主任。据说望之先生的英文是早年教会学校里养成的童子功，後来在清华又是主修法文，副修德文，有了这几件利器，在闭关锁国近三十年後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望之先生自然能够显露一番身手。当然，也夫偶然也会对望之先生的为人有所评判，在修身方面我深知也夫是个有洁癖的性情中人，既是从他口中说出望之先生是个少见的谦谦君子，我当然也是深信不疑。后来妻子小青毕业後调到宗教所的基督教室，就在望之先生的手下，我也就多多少少间接知道一点望之先生的为人，特别是在不能免俗的种种政治运动里搪塞上峰压力，保护治下同事的作为。

让我对望之先生的学养有番了解的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我在德国读书将要结尾的那年，突然接到考古所里的来信，说到当年八月在斯图加特有个国际历史学家年会，届时社科院会派个代表团来，夏鼐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就便参加。後来收到会议的论文集，发现里面还有望之先生的文字，我还以为他也要到会，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以为可以和相见恨晚的望之先生碰面。但后来与代表团大队人马在法兰克福机场会合的时候，我除了见到季羡林、刘大年、齐世荣等人之外并没有见到望之先生，一问才知道望之先生只是提交了论文，人并没有到。不过在大会之余，看到论文集里望之先生讲犹太教在中国的一篇很使我心仪。那个时候，我正对这段历史十分着迷，用心细读了一番，准备回国之後找望之先生当面请益。後来知道，望之先生的这篇研究文字确有功力，後来收进在华犹太人沙博里的《犹太人在中国》的集子里边。

回国之後就是一通穷忙，竟忘记与望之先生及时联络。没有想到，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与望之先生首次谋面。那大约是回国数月之後，德国汉诺威大学的苏维德教授到宗教所来访。大约是望之先生听说我刚从德国归来，就嘱小青约我陪同苏维德到处走走，晚上安排到海淀剧场去听中央乐团的音乐会。我也间接听说望之先生刚刚新婚，太太就是中央乐团的钢琴手。

那晚在海淀剧场门口见面的印象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我想，原因大概是望之先生和蔼可亲的作派罢。笑眯眯的一张脸，眼镜后面闪动的目光让人很快就消除了陌生局促的感觉。这种目光在文革过后已经很少见到，大多数的场合下，我见到的目光不是自作矜持，就是戒心十足。还记得当初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牛津大学来华的留学生戴维蒙着个几乎可以遮住整个面孔的口罩偷偷到我家来访，他就曾经对我说过，在北大两年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一眼判断出谁是领导，谁真正“拿事”。我好奇地问他如何判断。他说，这样的领导一般不会笑，或者笑起来很难看。如果戴维的话当得真，那么那天晚上望之先生留给我的印象则是完全相反：或者他不是领导，或者他不真正“拿事”。其实，望之先生不但当过领导，而且很是“拿过事”。那天晚上，看到望之先生的脸，我突然记起戴维的话，忍不住笑了，只是没有说给望之先生听。

望之先生的确当过领导。我早就知道望之先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听曾经与望之先生同过学的陈太太说起，望之先生当初从上海圣约翰转来清华的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在文理学院的地下负责人了。解放以后不久，随着院系合并，望之先生调到了北大，成了校长办公室的主任。後来北大搞运动，望之先生勉为其难地作会议主持人，有人批判校长马寅初，递上台来的条子对马老不恭，望之先生还想遮掩过去，不想却被马先生看到，一把夺去，看了看条子，先是对台下说：“台下有人问我到底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要说我是马寅初的马！”然后对望之先生说：“你不要贪污嘛！”窘得望之先生涨红了脸。

随着马寅初校长的被逐走，陆平先生带着他的一班新人马进校出掌北京大学。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尽管先生完全是上面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来，原先与马寅初完全没有瓜葛。但新班人马上任，旧人就要腾地方。可是望之先生的资历并不浅，一般来说也不大好动。不过运动接二连三，于是没有几年功夫，就利用所谓“反右倾”，将望之先生莫名其妙地被打翻在地，踢出校长办公室。据说先是体力劳动，然后到历史系管理图书。关于他的这段经历，尽管后来我与先生慢慢熟络起来，但我从不敢问，惟恐触到他的痛处。还是很多年以后，找到旁人回忆北京大学文革中拷打教授的文章，才从字里行间读到，当年望之先生被关在历史系的劳改“牛棚”，除了每日遭到人身羞辱和体罚之外，还有人左右开弓打先生的耳光，连他的眼镜都被打碎在地。

文革过后，陆平先生平反了，望之先生也平反了，天下最糊涂的糊涂账就这样一笔勾销。

这就是原先我对望之先生过去的一知半解。后来我与望之先生有更多的过从，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反倒是这次去国之後的事情了。这时的望之先生已经完完全全退出中国社会的激流，到美国养老定居来了。

一九九Ｏ年初，我在斯坦福大学作访客，得知望之先生就住在不远的旧金山，于是连忙与他联系。後来虽然我们迁居到波士顿，他一直定居在旧金山，一东一西，到他去世彼此也再没有谋面，但一直保持着电话和电邮往还。我从来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计划者，而不是个实践者。兴趣很容易转移。然而在这种转来转去的计划里也就得以时时和望之先生探讨不同的题目。透过对诸多往事的讨论，我渐渐地发现，先生对这些题目来讲原本是个从未发掘的宝库。

我曾经对解放初期北平高校的左右两派人物发生兴趣，想了解解放前教会学校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在教会学校里的发展，说到这些，望之先生似乎并不大愿意谈到自己的经历，但有一个看法却令我很感以外。他说，总体而言，教会学校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比一般大学要人数众多，思想更坚定。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连忙问他的道理。就我的教育而言，都说是穷人闹革命，富人反革命，为何一般认为教会学校的富家子弟反倒更加革命。望之先生似乎早就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便对我说，就北平三所知名大学北大、清华和燕京而言，反倒是燕京大学共产党的势力最大，清华次之，北大较弱。其中当然有司徒雷登校长对学生的保护有力，还有当局对美国教会学校中学潮处理的投鼠忌器，但学生成员上的整体左倾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听了望之先生的这番道理，我感慨道，当初富家子弟还有想到穷人，如今有钱人家还有几个能想到百姓的呢。望之先生只是笑笑，说你若不信，不妨深入下去，做做个案和统计，看看我说得对也不对。可惜的是，这个题目至今我也没有动手。

继而我又计划对大学里“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进行了解。望之先生当时是清华文学院的党负责人，向我如数家珍般地说起许多逸闻往事，像冯友兰冗长而迟迟不能过关的检讨，像对钱钟书“崇洋媚外”的调查。让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如今已经事过境迁几十年，他每次说到这里就还会叹气道：那次派去保护这几位教授的人手还是太少，险些出了乱子。他的口气好像就是在为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在懊悔一样。

接着我又想了解五三年院系调整合并中教授调动的情况，望之先生都能记得，给我一个满意的解答。譬如我问到雷海宗，他承认当年调雷先生到南开，确实有消除雷先生影响的用意。我顺便就问到调郑天挺先生是否也是这个用意呢，望之先生忙说，不，不，那个时候，对郑先生是作为依靠力量调南开的。再例如齐思和、杨人缏、向达诸先生的安排当年是如何考虑，望之先生都还能记忆清楚。说到后来，我顺便想到，当时是否有利用院系合并，正好将教会学校拆散的计划，譬如燕京、辅仁不都是那个时候消失的么？我想他应该很知道，没有想到，对这样一个看来十分明显的结果，先生却竟有些冬烘地说：“是啊，你说的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呢？咦，好像是这样的哎。”他似乎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地惊奇。我笑道，像您这个样子，党怎么能放心把计划交给您来实施呢？

不过，从和先生每次的谈话中，我都感到受益匪浅，而且这些看似平常，但极难获得的旧事轶闻似乎就在闲言碎语里面瞬间即来，瞬间就又消失了。于是我就有些性急，劝先生得空的时候不妨写下来。先生听了总是笑笑说，我还有许多重要的学术计划没有完成，哪里有时间想到这些。言外之意，我所感兴趣的东西都是些他认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次我问得急了，他还说：我看你还是应该钻研自己的专业，不要放弃，这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以先放一放再说。记得我那两本忆旧的集子出版之後，顺便寄给先生闲时读读，聊以解闷。他收到后在电话里没有象旁人那样敷衍地夸奖，反倒是有些动情地认真规劝我说：写得好是好，但据我看，就你们的资质和能力，还是把主要精力坚持放到学术上为好。

听到他这样推心置腹的话，尽管我心里并不以为然，还是希望他能抽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经历，但到嘴边的话也只好又吞了下去。如今想来，每次我和先生通话之后，放下电话，他可能一直慨叹我的不上进，而我想到的则是若是有天先生不在了，他肚子里的这些货色肯定也就要随之而去。我真搞不懂，为何我和先生对别的事情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那么多共同的看法，可是对于就在身边刚刚发生过的历史，先生却不愿触动，也不珍惜呢？或许先生自有先生的道理。

半年不到，望之先生果然走了，带走了他的经历，带走了他丰富而尚未梳理过的经历。听说，望之先生最后学术工作研究的是《孝经》，一两千年前的《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