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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春仍在？
　　——《文史消闲录》编余随笔
　　
　　张国功
　　
　　在出版社做编辑几年，作者中年纪最大的，是写《文史消闲录》的黎泽济先生。前年底黎先生将一摞书稿托人交给我的时候，他还想很快就能将书出版，以纪念自己在2001年的米寿之禧。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出版难”的原因，书稿在我手中一搁就是一年多，最后只好托与领导相熟者从中说项，还让黎先生交了数千元补贴款，才得以促成其问世。书一印出来，我就打电话告诉黎先生，他要的五十本样书，我会托人送到他家中。此前他在电话中一再叮嘱：自己孤老之身，近来年衰体弱，生活全赖钟点工照料，无法下楼远道领取样书包裹，因此千万不要从铁路发送，而要分开从邮局寄发。隔着电话，黎先生的话听起来让人有几分凄凉。
　　《文史消闲录》是一册笔记体文字，也是先生继《桑榆剩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之后的第二册结集。当我在书房里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核对书稿中的大量文史引文时，一位研究西学的朋友翻了翻书稿说，那不过是一些“遗老遗少”式的东西罢了。面前的书稿大都刊发于香港《大公报》名栏目“大公园”、“艺林”及台湾《中报》、《大成》月刊、《湖南文献季刊》、《中央日报》、《新生报》等报刊副刊，竖行繁体，还是复印件，看上去极其零乱，确实让成天心仪于域外理论的朋友感觉到一股“遗老遗少”的气息。说起来，黎先生从身份上讲就是一位典型的文化遗老。黎先生出自湘潭名门大族。祖父黎培敬，咸丰十年进士，后由学政、布政使而至巡抚，治理贵州长达十四年，官声卓著。《清史稿》本传上说由于他的励精图治，一向“黔苗俶扰，讴诵寂寥”的贵州，“士民始复知文教”，可见是泽惠一方的一代儒臣。后代的史家常将他与王阳明、胡林翼相提并称为在史以来三位由中原入黔的大政治家。父亲黎承礼，光绪甲午年翰林，但此后仅在川蜀等地任州县小吏，一生襟抱未曾开。清末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前身）后，他出任监督（即校长），以湘中名儒身份作育人才。但此后不久军阀割据，革命迭兴，时局纷扰无休，地当要冲的湘省更是多事之区。叶德辉之死，让人难免物伤其类。前朝遗老耆旧，由此大多凄惶自危，避地无由。已经息影乡园的黎承礼悯乱伤时，在寄与故交谭延闿的诗中曾感慨说：“浮生吾计与天休，垂老翻成避地游。旧雨久容高霸史，横流今已遍神州。”可谓是这一类人心态的深沉写照——在陈寅恪、王国维等学人之诗中，我们亦常见有神州横流的无端感叹。到黎泽济先生一辈，则三代承风，依旧世泽绵延，书香流溢。先生兄长黎泽清（叔平）、泽泰等，精通金石、画艺、文史等，在当时皆有名声，与父亲一起得入马国权所编《近代印人传》。先生自己，承世代家学之熏陶，更得现代教育之养成，在30年代得入白下“南雍”——中央大学史学系，师从一代名家朱希祖、沈刚伯、缪凤林、金毓黻、郭廷以等受学，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功底与学问基础——先生早年即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宗白华主编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作品。不久日寇入侵，殷忧多难，儒林士子大举西迁南渡，慷慨悲歌。黎先生也夹在中央大学师生队伍中，转徙播迁至重庆，弦歌不辍，以贵公子之身领受战乱劫难。此后的岁月，天地玄黄，黎氏一门风雅，屡经沧桑世变。国难家变，交于一身，先生自然多有透骨惊心之感，久蓄于胸。及至八十年代从中学讲坛退休后，先生闲读文史，内容广涉人物风习、文林艺苑等，不少与湘省相关，尤多日记、年谱、传记一类，如《忘山庐日记》、《郭嵩焘日记》、《王湘绮诗文》、《积微翁回忆录》、《花随人圣庵摭忆》、《坦园日记》、《钏影楼回忆录》、《翁文恭公日记》、《陈垣来往书信集》等；时间则大体近于晚清民国一截。《文史消闲录》中，一部分即是先生读书所得的文史摘记；而老来流连旧年文史，难免勾起自家身世。读书摘编之时，偶有所感，先生辄以深思妙笔点染一二，即成正宗之笔记体文字。湘中名流，如郭嵩焘、谭延闿、王闿运、曾广钧、陈仲恂、易实甫、齐白石、余肇康、夏寿田、黄秋岳、陈伯弢、周世钊、俞大维、杨重子等人，先生与他们或为世家通好，或有师生之谊；湖外则有陈三立、张謇、李瑞清、章行严等人。耳濡目染，亲承音旨之际，先生于一代旧人之风采神貌，深有感受。《文史》中不少篇什，即是这种历史记忆的片断拾零。先生以传神之笔，记下了青春年少时与故交旧友的往来交游，更记下了世乱家变给一介书生带来的影响，以及穷通际遇里的人生炎凉，如感慨“世变相乘，故家旧藏，都归劫火”一类的文字，以及描述故友旧交在时代变革中或老成凋零或遭遇不测或流徙海外的命运，可以见出其无法抑止的伤怀慨叹。读过南宋孟元老、明末张宗子一类深情文字者，当更能体会出其中之况味。
　　除了对文史极有兴趣的素心人，或者是湖湘一地对乡邦先贤感兴趣的读书人，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翻开《文史消闲录》一书。在今天这个欲说还休的读书语境中，专业性学术刊物上充斥的，是由关键词、概要及三步论述法等“现代性”名目所阉制出的面目可憎的“学术论文”；而在令人目迷五色的大众报刊中，大行其道的则是小女人散文、网络断语等一类快餐文字。笔记那种始于汉魏《风俗通义》、《世说新语》，而风神萧散、不绝如缕的结晶，则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存身之地。粗糙的人文尘嚣，正日益磨损着人们潜心感受涵泳笔记那种小家碧玉式文字的闲情逸致。“漫钞”、“新语”、“旧闻”、“备乘”、“笔记”、“辍耕”、“归潜”、“杂忆”、“闻见录”、“丛话”、“漫墨”、“类稿”、“札记”、“过眼录”一类融知识性、趣味性、史料性于一体的文字，逐渐成为现代文人陌生隔膜的远年旧景。以近年的原创性笔记体文字为例，除了顾国华先生编撰的《文坛杂忆》正、续编（上海书店出版，2000），寡陋如我，实在举不出还有哪种笔记体文字在读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郑逸梅先生一去，留下的是一种文体的绝响。即使如旧年笔记，命运也堪忧。今年5月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就刊出记者文章说，在读书界影响颇好的上海书店版《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遭遇挫折而为继维艰。
　　余杰大量阅读清末民国笔记，写成《尴尬时代》（“长河随笔丛书”之一，岳麓书社，1999）一书。他在序言《一面破碎的镜子》中分析说：笔记以一种描述历史的方式稍稍保留了历史的原生态。如果说以二十六史为代表的正史，是一面把脓疮照得艳若桃李的镜子，那么笔记则是一面破碎的镜子，每一个破碎的镜片里，都能看出大大小小的历史的真相来。他又说：“末代所有的一切都在衰败，而只有笔记兴盛。笔记也许就是一种末代的文体，因为到了末代，文人感触最深切，前面的一切还看不透彻，朦胧而暧昧，他们无法整合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图景来，所以选择了零碎的笔记文体。只有笔记在描写他们当下的生存处境时，才显得游刃有余。”这种将笔记文体与时代精神相系联的分析，发人深省。但笔记是否就是“一种末代的文体”，值得讨论。而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上说，笔记很难说不是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生态孕育出的产物。确切地说，文化世家与笔记体文字之间，有着一种幽潜而重要的关联。从清末民国汗牛充栋的笔记来看，作者多是两类人物：其一是新兴文化媒体中的记者编辑等新时代的“零余者”与边缘人；其二则是由名门世家而坠入困顿的遗老耆旧、公子名士。前者以职业之便，得以多见博闻社会时事，而又养成了综核剖析之能力；后者以身份之故，得以广泛交游，阅尽世态人心，且有敏感于时局变革、人生顿挫之心地。二者相通的地方，从知识与史料积累上讲，就是腹笥极丰，娴于旧闻新知，所以信手写来即成掌故妙文，言之有物而多有可读性；更重要的是，从心态上讲，就是能不以读书与文字为“敲门砖”，而能抱着一种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的心态随意翻书，遣兴为文。由于心态自由，故在眼界上不免流于博闻主义与趣味至上，往往风神摇曳一派瓜棚灯下的情形。而在今天，名门世家早已在世道变迁中风流云散，在这棵旧年大树的庇荫下衣食无忧的古典读书种子，早已蜕变为职业性的读书人，任何一种读书活动，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在体制化的文化语境中换取书生养家糊口所需的柴米油盐。“一种文章吾最爱，六朝文章晚唐诗”式的自娱性读书心态，早已“此情可待成追忆”了，而取而代之的是为孜孜矻矻谋食逐利的功利性读书；游优从容、往复涵泳的读书风情，大多在急促的竞逐奔求声中化作了不可再得的记忆。今天的读书人，需要的不是自娱遣兴的笔记文字，而是可以供其跻身“学界”的高头讲章与长篇大论。从根本上说，笔记文字的被冷落，是文化生态变迁的深层结果。它像一种风向标一样，意味深长地折射出了人文消息的流转变迁。
　　对旧年文化世家与文心学脉的关系论述得最直接者，莫过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中所言：“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但旧时士族大家，一直处在庶族力量的无情挤压与污损之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历史进程中不绝如缕的千古同慨。时光流转，到今天，“世代蝉嫣先泽永，百年家世水萍留”（俞平伯诗），历史上根深叶茂、檐重院深的文化世家，早已在时代潮流的冲刷之下难以为继。而近百年来政治上的急风暴雨，则更是使宁静积厚的那方文化、道德甚至是血缘的重地无法保全而总被雨打风吹去。今天的读书人谈起旧年文化世家的消失，常常引用俞曲园的诗句“花落春仍在”，而我却怀疑，这至多只是我们一个聊以自慰的前尘旧梦罢了。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中对笔记文字一往情深，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这就好像当历史递嬗的仓促步履从政治的前厅一直暴闯到宁静的文化后花园，你还能指望人们匆忙之间留心一下那些曾经温润如玉的旧藏物什之类么？由黎泽济先生的一册《文史消闲录》，乱扯出这么多闲话，实在是跑得太远了些，且打住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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