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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下午两点，秋高气爽，马州盖城（Gaithersburg, MD） 图书馆迎来了一场很有文献价值的，生动有趣的讲座。主讲人黎方夏先生是湖南湘潭黎氏家族的后裔，1950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该校1952年停办后，转入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1955年毕业后，统一分配至西安建筑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多年。退休前为前纺织部第二设计院高级建筑师。 设计作品曾数次获部级优秀设计一，二等奖。退休后定居上海，曾在外资设计事务所发挥余热。近年来钟情于写作翻译， 文稿多次获香港《大公报》，上海《海上文坛》等杂志采用发表。

黎先生为了让这次讲座史料更全面、更准确，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在精心准备讲稿， 多次打电话到老家湖南以及上海、香港、台湾的亲戚求助。黎先生从他叔父黎泽济的《文史消闲录三编》 中有关黎氏家族里的故事开始讲起，本书作者黎泽济的父亲,爷爷和曾祖父三代都是翰林。

黎泽济的祖父，黎培敬(1826-1882)，1860年会试取中,经 (1864年)殿试为二甲第一名。（1867年升位学政，1875年）历任贵州学政（１８６７）布政使（１８６８）巡抚（１８７５）。 1880年提升为漕运总督（管理四省的运输，煤局和战船制造）。1881年又提用为江苏巡抚。黎培敬在任上，政绩卓越，深受百姓爱戴。 其中就有可圈可点的几件历史性大事。在他任贵州提学使的时候，发生清朝咸同两朝苗族起义。十几年没有考试。他到任以后，首先着手教育， 对该省各县逐个考察，督促其恢复考试，并派武生守卫考场，使考试得以顺利进行。这样在短时间内把当时所欠的八届各级科试进行补考。同时， 由于汉苗各种习惯、风俗、语言等不同，加之汉人欺压苗民之事时有发生，因而引起苗乱。黎培敬对凡有汉人欺苗民者严加惩罚， 因此缓解了民族矛盾，感化了苗民，使贵州省得到了长治久安。

在他出任漕运总督时，先除弊端漏习，人浮于事，然后开始大力整治。 为当地增建驿站，加设官营煤局，方便了百姓。疏通洪泽湖下游河道，以除水患，造战船以固海防，种护堤树10万株。在当时情况办事是要花大力气的， 实属不易。任内建设如此多项目竟仍有余银数万两，说明黎培敬善于理财，又清廉律己甚严得到传颂。

黎泽济的曾祖父，黎吉云（1794-1854）道光咸丰两朝御史。其职为弹劾违法官吏， 审判违法官员。时正值太平天国之乱，曾上奏“今该匪不杀人，不放火，所到之处，。。。。。”这只是为了提醒当朝，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做的事。 结果朝上大为不满，并没认真研究这个奏章，但也没有给他降级处分。他自己称病回乡。由此可以看出，他是想为社稷做点事情， 而不是为做官而做官。当时曾国藩有送别诗赠送他,表示对他的同情。

到了咸丰年间，又请他出来为官。一次，他说：“明日（估计和现在口语“赶明儿”一个意思）， 如果太平天国来了，要关城门。”由于听话者误解了“明日”为第二天，报告了上级，结果被处分为谎报军情，降了五级。他再次解甲归田。

泽济叔父亲，黎方夏先生的祖父黎承礼（一八六八－一九二九），字薇荪，号鲸庵。 是光绪甲午科的翰林。1894年黎承礼中进士，被皇帝委派到四川崇宁县当县官。清朝的县官是考上进士才能当，说明对基层官吏的重视。

雍正皇帝对县官的要求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守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基，一人之贤否， 关系百姓之休戚。。。。。。”说明当时皇帝对基层县官的重视。他在县官任上干了六年，后辞官回家，游山玩水，而后著文赋诗和刻印，修身养性。

1910年被聘用为湖南高等学堂监督，该学堂的前身是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 并有中国哈佛之美誉的岳麓书院。黎承礼不仅学术声望很高，而且在篆刻方面很有名。是近代名篆刻家之一。他的《湘潭五龙山碑记》被誉为传世佳作。 能不能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媲美，还得留给后人评说。《白石老人自述》中说他当年学刻印是得益于薇荪祖父。

篆刻，方寸之间，学问很大。印的字是采用小篆，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越看越有味道。 其中布局、粗细得体，有的不是四平八稳，横平竖直，而是断断续续有着一种艺术上的残缺美，并且透漏着粗旷古朴。 齐白石说自己的篆刻比诗，书，画都好，可见他是如此看重篆刻。

齐白石的女儿说，“父亲的画决不轻易送人。”但他给黎方夏先生的祖母画了寿幛和遗容， 中堂和条屏。他还送给黎方夏先生的伯父自己临的画，说明白石老人于黎家的交情之深。可惜被长沙的一场大火给烧了。 据说齐白石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画，毛主席照样付钱。因毛主席知道，齐白石说，卖画不论交情，请按润格出钱。结果，毛主席按市场价给他送了钱去。

黎方夏先生的伯父黎泽泰，做过名人的秘书，文书。但他最有名的还是印章。 近代名印人录中，他和黎承礼排在一起。抗战时期，任湖南文献处官员，50年代后期，湖南省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文史馆馆员。 他收集了齐白石印章72枚，拓印成《寄萍堂篆刻拓存》有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整理郭嵩焘（湖南，清廷第一位大使），日记61册，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研究晚清历史人物提供了宝贵资料，并且避免了文革的浩劫。谭氏兄弟对伯父黎泽泰的刻印有很大的认可。谭泽闿，谭延闿还在大公报上， 给他登广告，介绍他的印刻。1924年，伯父成立了印社，在当时算是较早的研究篆刻的组织，还出版了印刻刊物《东池印刊》， 由于各种原因，三期后停刊了。谭延闿在当了国民政府的主席期间，得了伯父很多的印章，他为此将亲自书写的扇面送给伯父。

1963年，毛主席37首诗发表，伯父选了13首刻成印章。 由毛主席同窗好友当年湖南省副省长周士钊到北京开会，转呈毛主席。他的篆刻留有八本印谱。伯父的书法也很好。50年代，他刻章不要钱，来者不拒， 黎先生却失之交臂。70年代，他写了封信给伯父，回信中写道：字胜于文。黎方夏自觉羞愧，没有很好地传承家学。2001年开始学写文章。第一篇， 投了大公报，没想到居然被发表。伯父虽没有说他字写得不好，但他还是在很用功地在练字。黎方夏先生还笑称自己写文章要加油， 现今80后，90后都是畅销书，他这30后的是不是有点落后。

黎方夏的叔父黎泽济，1915-2006年。《桑榆剩墨》的作者。终身独处。 中央大学入学考试。算术成绩较差，但作文是历史系第一名，最终被破格录取。算是传承了家学。毕业后，到了银行工作，由于出身不好，后被银行裁员。 为了避免教文史会有政治观念地问题，到上海的中学里教俄文。他靠自学，听收音机，出了两本中俄对照版的小说。退休后，买了大量的书， 并且写了百万字的杂记，读书笔记等，共三本。翻译了2本英文小说，目前还没有出版。《晚清官吏收入概况》被收录入经济学家的专著文章之列。 他对历史疑案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他是黎先生家族最后一位长辈，虽不能篆刻，但他有一些读书笔记还是被有关研究所文集采用。

黎方夏先生的外公吕苾筹，一直辅佐谭延闿的工作，辗转南北，共事二十年。 谭延闿当国家主席，他当秘书长。黎，吕和谭家均为姻亲，交往甚密。谭延闿当年为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他的外公为秘书。孙中山所有亲笔手令， 都经秘书处，外公后来搜求一百四十余件整理成《中山遗墨》印成约50册，分发当时政要。其余尚未收集的因抗战而失散了，现在不知在哪里。 谭延闿的墓亭碑上的碑文（在中山陵一侧的谭墓）是外公撰写的。按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意见拨的款修建该亭子。文革后， 碑上人名被凿掉了，但碑文还在。外公当民政厛长的时候，也为官清廉，过年很拮据，蒋介石知道后，送了2000块钱给他过年。

黎方夏的父亲黎泽清（1903-2000）没有完全传承家学。1924自费留学法国， 毕业于里昂工艺美术学院。回国后学非所用，在国民政府的部里做事，不久外公介绍他给宋子文当秘书，做了十余年。解放后为中学美术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母亲吕迪华曾就读教会办的福湘女子学校，（时和杨开慧，李淑一同学）曾跟随外公工作， 一度管理过蒋介石，宋美龄私人信件。

她与谭延闿次女谭祥（陈诚夫人）幼年时关系亲密，解放前夕谭祥去台湾， 从此天一方。１９８９年得知谭祥去世消息曾写一篇悼念文章，无法发出。便收录在叔父这册《文史消闲录》中。 非常凑巧，谭祥之子陈履安来洛城（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图书馆讲学，离黎先生住处很近，于是他便专程去和陈先生见面并当面把这本收录了悼文的书交给了他。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

近年来流行家谱热，网上现在热卖《黎氏（培敬）家谱》。 黎家老房子也被列入《中国老房子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