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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 2009 @ 10: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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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 2009 @ 10:23 pm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之无愧

如果中国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提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袁隆平毫无疑问是最可能被提名的人,不是之一。非常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并未专设农业领域,因此最有可能和刚刚逝世的农业领域唯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伟大的小麦育种家诺曼 布劳格一样因为对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贡献而荣获和平奖。论成就,袁隆平不比布劳格差,但国际影响力可能稍显弱一些,但袁隆平仍然活跃在一线,其影响力仍然在不断放大。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最不具备公信力的诺贝尔奖项,越来越多成为政治工具,很难重新回到一个科学领域。

看到新语丝上对袁隆平的一些争论,不免想发表些看法,对作出巨大贡献科学家的尊重,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科学的尊重。刚刚看到西湖长先生对“杂交水稻”和“水稻杂交”还有水稻品种概念的澄清,对我下面的叙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不想费时间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因为关于袁先生的报道已经数不胜数,尽管报道质量参差不齐,但袁先生的重要贡献已经完整的展示出来了。我稍微总结一下:

1)证明了水稻有杂种优势。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杂交后杂种后代(F1)有优势在许多物种有应用,比如前面有人提到的骡子,在几百年前就利用了这个知识;而广为人知的是玉米杂种优势的利用,在美国19世纪的30年代就开始大面积应用了。早了中国大概40年(中国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曲折的,争论很多,李竞雄先生功不可没,这里不细述)。不同于玉米,其是天然异交作物,不但杂种优势相对较强,而且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抽雄的时候,到田间把母本的雄穗剪掉就可以了(雄穗和雌穗物理上相距较远)。而水稻是自交作物,一般人认为其不具备杂种优势,杂交水稻并没有多大的应用潜力。袁隆平首先证明了水稻有很强的杂种优势。袁隆平提出了这个概念时当时遇到了巨大阻力,尤其来自当时一些有名气科学家的阻力。

2)实现了水稻的三系配套,使杂交水稻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成为现实。和玉米不同,水稻无法通过剪雄穗实现杂交种制种,因为雄花太小,而且雄穗和雌穗物理上相距很近,人工操作得不偿失。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作为母本的亲本雄花不育,然后和提供花粉的父本种植在一起,自然杂交成F1.这个过程最关键的就是找到雄性不育的水稻,不育显然是一个不利的性状,在自然界应该很少发生,即便发生也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发现它不但需要运气还需要毅力。袁隆平在发现了水稻杂种优势后,就和他课题组成员一起花费数年在海南野外找到了一株天然的野生不育稻(是他的助手李必湖首先发现,但显然按照生物学研究的规则,这个成果应该主要记在袁隆平头上)。此后无数次的组配和研究,实现了水稻的三系配套,选育了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此间IRRI的贡献是,通过组配,袁隆平发现来自IRRI的一个材料具有很强的恢复性。IRRI,和其它的CGIAR中心一样都承担无偿向全世界分发种质资源的责任,这是CG中心的宗旨)。

如果认为以上两点不是创新的人士可以去试试看,如何在小麦上(世界三大作物之一)实现同样的梦想?小麦目前种植的99%是常规小麦。

3)无偿向全国育种单位分享发现的不育系,大大加速了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这个就不多说了,目前在科学界,尤其在育种界能做到材料无偿分享的很少,尤其是如此宝贵的材料。其价值也不可估量。杂交水稻的技术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输出的农业技术专利(美国某公司在1980年花20万美元买了这个专利)。

4)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袁隆平就战略性的提出了水稻育种三步走的构想。三系-二系-一系,从而使水稻生产从繁到简,效率由低到高。我不详细解释这个的科学内涵是什么,有兴趣的自然可以去查资料。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中国基本实现了二系的商业化生产,而真正的一系还需要努力。我不知道如果这不是一个伟大科学家才能提出的伟大构想,那应该是什么?

5)推动和领导了中国的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这是袁隆平成名后,利用他的影响力,大大推动了中国水稻的育种和应用研究。可以说中国水稻和玉米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最近2年玉米的面积和产量甚至超过水稻。但国家对水稻的投入,和水稻研究的队伍,要远远(数10倍)多于玉米。当然水稻的研究也当之无愧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这个过程中,袁隆平的贡献应该不可抹杀。尽管,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在操作超级水稻的过程中,某些过于政治化的做法,以及媒体有些不切实际或者片面的报道,个人持保留态度。

6)中国杂交水稻和常规稻的种植面积目前差不多各占半壁江山,但前者贡献了更多的产量(多多少,我就不算了,但美国科学院在授予他外籍院士的时候,说他每年为世界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不仅如此,袁隆平还不遗余力把杂交水稻的技术推广到亚洲和其它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全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年不劳格把他的矮杆小麦迅速推广到全世界,是因为有当年相当强大的CIMMYT作为后盾,有来得非常及时(1970获诺贝尔奖)的大奖作为推动力。如果中国政府或者某些公益组织愿意花更大的力气,杂交水稻的影响会更大。(我欣喜的看到,比尔盖茨基金会已经投入巨资支持中国科学家把中国的杂交水稻推广到非洲,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成功)。我认为,杂交水稻为中国的对外技术援助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个年近80的老人,仍然神采奕奕,仍然思维清晰,仍然战斗在一线;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的80岁是什么样子,我常常这样认为,这是育种家的优势所在,这几乎是需要头顶烈日,脚踏黄土最多的科学职业之一,也是最为环保的科学职业之一,这个职业往往也让科学家自身健康长寿。所以,让我们羡慕的同时,也多一点敬意吧。

题外话:

袁隆平并不是生物技术(尤其指转基因)的反对者,其中关于“一系”的实现,他多次提到需要用到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我本人曾聆听过他的报告,他所在的单位也有比较强大的生物技术研究队伍,我甚至还推荐过某国外生物技术公司去找袁隆平合作,而袁隆平还确实认真的和公司谈了。目前媒体的某些报道,要么曲解了袁隆平的原意,要么故意误导公众。而对为一个身兼重任80岁的老人,他似乎不大可能来澄清读者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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