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提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袁隆平毫无疑问是最可能被提名的人，不是之一。非常遗憾的是，诺贝尔奖并未专设农业领域，因此最有可能和刚刚逝世的农业领域唯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伟大的小麦育种家诺曼 布劳格一样因为对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贡献而荣获和平奖。论成就，袁隆平不比布劳格差，但国际影响力可能稍显弱一些，但袁隆平仍然活跃在一线，其影响力仍然在不断放大。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最不具备公信力的诺贝尔奖项，越来越多成为政治工具，很难重新回到一个科学领域。

看到新语丝上对袁隆平的一些争论，不免想发表些看法，对作出巨大贡献科学家的尊重，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科学的尊重。刚刚看到西湖长先生对“杂交水稻”和“水稻杂交”还有水稻品种概念的澄清，对我下面的叙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不想费时间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因为关于袁先生的报道已经数不胜数，尽管报道质量参差不齐，但袁先生的重要贡献已经完整的展示出来了。我稍微总结一下：

1）证明了水稻有杂种优势。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杂交后杂种后代（F1）有优势在许多物种有应用，比如前面有人提到的骡子，在几百年前就利用了这个知识；而广为人知的是玉米杂种优势的利用，在美国19世纪的30年代就开始大面积应用了。早了中国大概40年（中国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曲折的，争论很多，李竞雄先生功不可没，这里不细述）。不同于玉米，其是天然异交作物，不但杂种优势相对较强，而且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抽雄的时候，到田间把母本的雄穗剪掉就可以了（雄穗和雌穗物理上相距较远）。而水稻是自交作物，一般人认为其不具备杂种优势，杂交水稻并没有多大的应用潜力。袁隆平首先证明了水稻有很强的杂种优势。袁隆平提出了这个概念时当时遇到了巨大阻力，尤其来自当时一些有名气科学家的阻力。

2）实现了水稻的三系配套，使杂交水稻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成为现实。和玉米不同，水稻无法通过剪雄穗实现杂交种制种，因为雄花太小，而且雄穗和雌穗物理上相距很近，人工操作得不偿失。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作为母本的亲本雄花不育，然后和提供花粉的父本种植在一起，自然杂交成F1.这个过程最关键的就是找到雄性不育的水稻，不育显然是一个不利的性状，在自然界应该很少发生，即便发生也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发现它不但需要运气还需要毅力。袁隆平在发现了水稻杂种优势后，就和他课题组成员一起花费数年在海南野外找到了一株天然的野生不育稻（是他的助手李必湖首先发现，但显然按照生物学研究的规则，这个成果应该主要记在袁隆平头上）。此后无数次的组配和研究，实现了水稻的三系配套，选育了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此间IRRI的贡献是，通过组配，袁隆平发现来自IRRI的一个材料具有很强的恢复性。IRRI，和其它的CGIAR中心一样都承担无偿向全世界分发种质资源的责任，这是CG中心的宗旨）。

如果认为以上两点不是创新的人士可以去试试看，如何在小麦上(世界三大作物之一）实现同样的梦想？小麦目前种植的99％是常规小麦。

3）无偿向全国育种单位分享发现的不育系，大大加速了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这个就不多说了，目前在科学界，尤其在育种界能做到材料无偿分享的很少，尤其是如此宝贵的材料。其价值也不可估量。杂交水稻的技术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输出的农业技术专利（美国某公司在1980年花20万美元买了这个专利）。

4）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袁隆平就战略性的提出了水稻育种三步走的构想。三系－二系－一系，从而使水稻生产从繁到简，效率由低到高。我不详细解释这个的科学内涵是什么，有兴趣的自然可以去查资料。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中国基本实现了二系的商业化生产，而真正的一系还需要努力。我不知道如果这不是一个伟大科学家才能提出的伟大构想，那应该是什么？

5）推动和领导了中国的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这是袁隆平成名后，利用他的影响力，大大推动了中国水稻的育种和应用研究。可以说中国水稻和玉米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最近2年玉米的面积和产量甚至超过水稻。但国家对水稻的投入，和水稻研究的队伍，要远远（数10倍）多于玉米。当然水稻的研究也当之无愧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这个过程中，袁隆平的贡献应该不可抹杀。尽管，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在操作超级水稻的过程中，某些过于政治化的做法，以及媒体有些不切实际或者片面的报道，个人持保留态度。

6）中国杂交水稻和常规稻的种植面积目前差不多各占半壁江山，但前者贡献了更多的产量（多多少，我就不算了，但美国科学院在授予他外籍院士的时候，说他每年为世界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不仅如此，袁隆平还不遗余力把杂交水稻的技术推广到亚洲和其它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全世界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年不劳格把他的矮杆小麦迅速推广到全世界，是因为有当年相当强大的CIMMYT作为后盾，有来得非常及时（1970获诺贝尔奖）的大奖作为推动力。如果中国政府或者某些公益组织愿意花更大的力气，杂交水稻的影响会更大。（我欣喜的看到，比尔盖茨基金会已经投入巨资支持中国科学家把中国的杂交水稻推广到非洲，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成功）。我认为，杂交水稻为中国的对外技术援助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个年近80的老人，仍然神采奕奕，仍然思维清晰，仍然战斗在一线；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的80岁是什么样子，我常常这样认为，这是育种家的优势所在，这几乎是需要头顶烈日，脚踏黄土最多的科学职业之一，也是最为环保的科学职业之一，这个职业往往也让科学家自身健康长寿。所以，让我们羡慕的同时，也多一点敬意吧。

题外话：

袁隆平并不是生物技术（尤其指转基因）的反对者，其中关于“一系”的实现，他多次提到需要用到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我本人曾聆听过他的报告，他所在的单位也有比较强大的生物技术研究队伍，我甚至还推荐过某国外生物技术公司去找袁隆平合作，而袁隆平还确实认真的和公司谈了。目前媒体的某些报道，要么曲解了袁隆平的原意，要么故意误导公众。而对为一个身兼重任80岁的老人，他似乎不大可能来澄清读者的疑虑。

农业领域唯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绿色革命”的先驱，CIMMYT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世界粮食奖的发起人，Norman Borlaug博士昨天在美国的家中逝世，享年９５岁。 Norman Borlaug曾在中国访问１０多次，曾有幸在中国农大百年校庆上听他的主题演讲。在CIMMYT曾有幸住在他的楼下（尽管那时候，他已经很少来CIMMYT了，而大约一年多以前，他通知CIMMYT把他的房间腾给更需要的人），也有幸在餐厅和他一起讨论生物技术和世界贫困，而他关于生物技术一定会领导下一次绿色革命的论断，不但激励我辈前行，更被世界无数实践渐渐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一个小时前，刚刚经过４０个小时的奔波，来到世界“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津巴布韦，看到这个消息，深有感触，写下这段话。

共同点:两者都是病毒性流行病

手足口病: 截止从今年1月1日到4月10日,全国累计报告手足口病病例115618例，其中重症773例，死亡50例。http://news.sohu.com/20090411/n263326637.shtml 没有看到更新的报道, 但山东一个省目前每天的发病人数在1000人以上,与去年全年的人数差不多,过去一周已经有5人死亡.未来2个月可能是高发期. http://news.sohu.com/20090505/n263789347.shtml

是否有有效治疗办法:有

传染性:很强

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这个事实.

甲型H1N1流感: 截止目前,全球感染病例<2000,死亡人数31. 其中中国大陆感染人数0.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 中央50亿专项资金, 几乎全民动员.

是否有有效治疗办法:有

传染性:未知, 但最新的观点是不比普通流感危险

http://news.sina.com.cn/w/2009-05-06/025717751380.shtml

建议大家侃侃钟南山院士的这个采访报道: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5-06/100917755917.shtml

如果无理辱骂是力量,那大家都去无理辱骂好了.

拜托当想当FQ爱国者的人,先仔细看清楚人家想表达什么再FQ也来得及:

1.我批评的是某些地方政府过度行政, 对密切接触者(没有症状)的接触者也采取隔离措施(如果要这么做,大家想想 AM098航班下来的人在奔赴各地的路上要接触多少人?隔离的过来么? 地方政府挑能隔离的隔离有意义么?而且各地政府标准还不一致,说明我们地方政府理解政策的差异性), 如果大家反对,请先看看卫生部的规定是什么?

2. 如果有大国风范, 外交部也没有必要事后要求各地外事办一个一个打电话做安抚工作(当然没有新闻报道), 也不会有地方政府领导感慨,想不到这个还和外交有关系.有位总理说, “外交无小事”, 毫无疑问这个事件给许多没有外交经验的地方政府上了一课.大国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家以为是GDP堆起来的?

3. 从你们这些一边到的言论,可以想象,以人为本还有多么的远? 在恐惧面前更需要的信心和鼓励, 更需要科学的指导和疏导.

4.那些是医生的人告诉我, 普通口罩如何防止病毒的传播?

5.那些是医生的人告诉我,八角茴香,板蓝根如何预防或者治疗H1N1-A感染?

6.那些医生的人告诉我,假如飞机上发现一个病人(包括携带者),他传给飞机上其他人的概率是多大? 然后飞机上其他人传给和他接触的人的概率有多大? 什么条件下可以传播?

我不是医生, 但我接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 我不但可以读懂新闻报道, 还可以读懂专业文献, 我具备综合各方信息,做出科学的判断. 我相信WHO的判断,美国CDC的判断,比中国地方政府的判断,某些自称为医生的判断更准确.

1.估计受SARS影响,政府过度估计了甲型H1N1流感的危害性;导致各地政府过度行政.对密切接触者的接触者也采取隔离就是例子.

2.处理涉外事务没有大国风范,两个明显例子: 对外籍人员隔离(目前只有中国采取如此严格的隔离措施),很容易导致人权方面的指责,墨西哥外长的抗议就是一个例子.很明显中国政府在采取行动之前,没有和相关政府很好沟通. 对接触人员采取到医院隔离,不是WHO推荐的做法.况且对连疑似都算不上的同机人员.按照中国的标准,美国总统及其接触人员应该被隔离一周以上.在停止墨来华航班(只有中国这么做),以及派包机去墨接中方人员回国的问题上(没有征得对方同意,最新的报道是双方互派),决定过于草率,估计没有征得对方国家谅解.

3.地方政府处理相关事务,不是以人为本.尽管与以前相比有进步,但与国际通行做法还差距相当的远.简单的说,就是把接触者当传染病人,缺乏必要的心理干预,人为制造恐慌.

4.媒体宣传,过分渲染,缺乏必要的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心.不是为了帮助民众了解必要的预防手段,和宣传相关的科学知识,而是以抓眼球为第一要务.两个例子: 我在上海机场等待AM098航班到达的时候,有几十个记者在等待,他们谈论和盼望的是出现一个病例,否则没有啥写的,现在果真如他们的愿了.另外一个是,多个权威组织或者科学家已经宣布,普通口罩对预防该病毒没有任何帮助.但媒体却把各种各样的戴口罩的照片当作抓眼球的最重要手段,从中央到地方媒体,无一例外.而不去正面宣传科学方法.

5.相关科学研究严重滞后.SARS的时候,被人批评.H1N1-A的时候当然也是无所作为.到底需要隔离多长时间?隔离到什么范围? 各有各的说法.检测手段如何改进,疫苗如何研制等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进展缓慢.但各种毫无根据预防药方却满天飞,尤其中医处方横行,并能得到最高卫生行政部门的认可.

我同意Henry的指正“在这里我要指出一点：对科技成果的评价和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是不同的两
回事。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

发SCI，成果鉴定除了科学意义之外，最终也说明了作出这些成果的人怎么样，也就是来评价这个人。

我猜测北帆发起这个话题的最初目的，就是因为中国目前过于追求SCI，评价一个人等同于你发了多少SCI文章，如何档次的文章，并决定你是否当教授，课题是否得到批准等。把评价人的指标过于简单化了。所以他才强调要深入科学和技术的细节来评价人才。

我当然举双手双脚赞成，并举了一个外国知名大学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评价的重要性。但同时我也清楚的知道，在中国还没有办法大范围推广这种机制。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足够数量的这种伯乐，这种高水平的裁判。所以大部分单位还只能采取相对合理，操作简单的办法，SCI。我比较中庸一点，只是建议有能力的，代表中国研究水平的某些单位开始尝试这种做法。逐步改善这种现状。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坚持SCI导向的评价体系，这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科学的发展，甚至影响国外科学家和机构对中国的看法，在中国经济总量如此瞩目的情况下，某些机构或者个人甚至为了迎合中国的心愿，给你造一些垃圾高影响因子的SCI期刊来。

Henry在询问我提到的那个例子中的教授如何得出他的结论，我是不得而知。不过我可以再提供一个我切身的例子。最近我供职的单位招聘一个初级科学家岗位（不是博士后，是独立PI，相当于大学的助理教授），我本人荣幸为评委之一。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招聘过程中，候选人发的文章只占很小的比重。其大概过程是，主席筛选10份简历，5份候选，然后发给所有评委打分，平均分前三位被邀请来面谈。候选人中，SCI文章有超过100篇的，IF影响因子加起来也有超过100的，但都没有进入前三名。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首先考察的是是否对口，是否有实际经验（工作经历），是否有国际背景，等因素，而文章只是很小的权重。来面试考察的内容就更多了，简单的说，我们评委来自各个背景，就各种科学和工作问题狂轰乱炸，就是尽力让候选人证明他自己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的更好，然后各个评委总结优缺点，一起讨论最后作出决定，同时还有参考非评委的其他科学家的意见。整个过程，我们邀请了6位候选人来面试，最后从2位中选择。我们的主席最后综合给拍板领导的建议是，一位尽管有很好经历，过去从事过多年的相关研究，我么如何给他位置，很安全；但另外一个有更大的潜力（至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丽的未来），尽管缺乏相关经验，考虑到我们招聘的是初级科学家位置，我们应该值得冒这个险让她一试。这是一个综合考察的过程，有兴趣的可以去翻阅我SINA博客详细一点的介绍。

这里我也强调一下北帆提到的题外话，在这个招聘过程中，人事部门首先就给我们发EMAIL，强调哪些话题不可以涉及，哪些因素不是考量的对象，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等等数十个之多。

其实说起来这么麻烦，判断起来缺很容易，北帆说的对，在面试的时候，只要候选人作一个小时的报告，讨论几个问题，每个评委心里其实就有了答案，行还是不行。

整个过程的花费，估计付一个人一年的工资还多，我猜测没有中国大学有这个预算去做这样的招聘。而我猜测，只要你有几篇好文章，发份简历回去，很多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就能立马拍板要你还是不要。而如果你认识其中的某些要人，这个过程将更简单。

北帆和老狼都强调，我们的千人计划，是要找裁判和教练。有了好裁判和教练就容易出冲逢陷阵的科技先锋。我不以为然。靠几个人，或者少数人改变中国科研现状无非是美好的愿望。我觉得，目前中国不需要特别的人才计划，尤其不要在一个单位把做差不多事情的人，待遇水平搞成几十倍的差别，人为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应该大力提高科技人员的阳光待遇，保证足够大的和活跃的研究群体，建立合理的进出机制，改变行政人员把持大量经费的事实，更加合理的分配经费，给科研人员足够的施展空间。如果这样，不管是裁判，还是教练还是先锋自然来了。

目前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同行评价。这是一个综合的评价方法，对一个成熟的科研体系，如美国，很适用。但这种方法，在中国暂时无法大范围推广，主要原因是，中国还不具备这种成熟的科研体系，科研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很多领域，无法找到合适（包括学术水平和利益冲突两方面）的同行来评价。举个例子，美国申请自然科学基金（NSF)，需要申请人和合作申请人，提供过去3年合作过（定义相当广泛）的人，或者发表文章共同署名的人，这些都是利益关系人，在评审的时候都需要排除在外，确保评审过程公平。而如果中国也这么做，那大部分申请将无法找到合适的小同行来评审。

对中国而言，我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SCI仍然是最好的评价指标；也同意北帆的观点：不能把科学研究的目的异化为发文章。但这两点客观是矛盾的。如果用SCI一刀切的话，大部分科研工作者将去努力追求发SCI，去找发文章的捷径。我的建议是：在中国这种现实环境下，应该允许双轨制存在。即大部分一般高校和科研单位，仍然以SCI评价为主。但对于那些顶尖科研单位，SCI文章数量有一定量的单位，比如每年超过1000篇的单位，应逐步从追求量过渡到追求质到同行评价（可以是国际同行评价）。这样会形成两性循环，逐步淘汰那些不合格的科研单位和个人，从而真正提高整体研究的水平。NIBS等少数单位似乎有这样的尝试。

同行评价的最大的好处是，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未来，而不是现在或者过去。而中国大部分人才引进和招聘，包括现在的国家级别的顶级人才引进政策也是看现在和过去（现在是一流大学的正教授）。我举一个了解的例子，记得在CORNELL大学的时候，附属的一个研究中心招聘一个助理教授，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弟子，发的文章包括SCIENCE，Nature genetics, PNAS 等主流杂志文章近10篇，另外一个默默无闻，发的文章不过几篇TAG (IF=3左右）。但最后要的是后者。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后者估计副教授的位置都拿不到，而前者毫无疑问可以拿几乎任何单位的正教授位置。一个知名教授的一句话，让我非常震惊，他说，后者将是全世界这个领域的前五。我不知道，是否这个选择就一定对，但毫无疑问，这个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例子来显示同行评价的魅力。对于科学研究来讲，每个人是有黄金时间的，一个人不大可能一辈子都非常的有创造性，但如果他已经功成名就了，比如已经是大学正教授了，其实很多情况下黄金时期已经过了。还没有成为教授的年轻人其实可能更有创造性。但是，如何判断，这种创造性其实也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显然中国目前官本位主导的人才招聘，显然招功成名就的正教授比招初出茅庐的博士后或者助理教授更安全，尽管对长远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

最近收到的一个“求助”EMAIL，想了很久，贴出来！

尊敬的x老师：

        您好！

       非常感谢您前二次对我的宝贵指导，同时也对我再一次打扰您感到抱歉。

       这一次事情比较麻烦，也是万不得已我才向您求助。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您是我，也包括很多其他的人的精神导师。我也会将事情的原原本本给您说清楚，可能要耽误您一些宝贵的时间。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是植物分子生物学的研三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但是还缺一篇发表论文。本来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学校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很低，就是中文核心期刊的前三作者（必须是实验性论文，不能是综述），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为我们学校就可以了。我研一的时候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发表过一篇文章，可惜的是署名单位不是我们学校。所以我现在必须还得有一篇发表论文，我已经把论文写好了，发给我的导师，可是被导师以论文不合格为由扣下，然后我又再准备再写另外一篇有关植物分子进化的文章（这种文章国内还比较少见），被导师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我们导师的意思是我继续做实验，视实验情况而定什么时候发文章。可是按照我们学校的规定，4月30号之前必须要有发表论文（可以变通一点），才能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所以现在事情变得很紧急了。我都急得睡不着觉。只能一边按着导师的指示继续做实验，一边写着论文催着我们导师发。但是这两方面都让我不放心，因为我前面有一个师兄到最后没有发表论文没有毕业，一个师姐运气好一点，最后万幸找了另一个学校的同学挂了个第二作者。所以现在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只能自己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本来我是打算自己写论文然后自己联系期刊投稿，但是一想没有经过导师同意去投稿太危险了，即使我写的东西与导师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从内心来讲，我是不愿意以这件事想您求助的，因为这件事太麻烦您了。虽然您曾经热情无私地帮助过我两次，毕竟我们之间还是素昧平生，而且这种事情也不是一句话，一封Email就能解决的。但是毕业的事情太大了，我已经和UBC大学一个导师初步联系好了出国的事情，我还要考GRE，托福（自己只考了雅思。本来这次联系了一个植物学的牛人，就是没有GRE成绩，另外联系了UBC这个老师，结果因为UBC大学只要托福成绩不要雅思成绩而没有申请到2009的秋季入学），准备明年出国。我不能被耽误。但是，也许这个忙只有你能帮，我们学校的导师碍于我导师的面子，是不会帮我，我同学想帮我，可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决定这种事情。所以我想是否有可能，您用您在国内的资源，帮我这个忙，您或者您认识的导师手里有一篇不重要的中文文章要发表，让我能做个第三作者。本来还有另一种方法的，我写一篇文章给您，以您的名义发了，我也只求挂个第三作者（费用也我出，文章与我现在做的课题以及与我们导师做的任何课题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从学生的道德方面来说，这样做是不允许的。

坦白地讲，实验我确实没有得到最终理想的结果，我想这也是导师要我继续做实验，不让我发文章的理由。但是我确实尽力了，且不说星期六星期天没有休息，就是2008年暑假和过年都没有回去。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联系出国的事情而把实验暂时放下。

在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复杂心情。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会因为发表论文的事情而耽误毕业的事情。因为我一向除了偶尔看一下科学通讯外，其他的中文文章看都不看的。虽然没有什么深的学术造诣，但是发一个中文文章还是绰绰有余，就单单分子进化这一块，别说中文的，就是一般般的英文SCI也不知道能发多少文章，可是今天却成了这种艰难局面，一次次的和老师交涉，一次次想发怒却又不得不隐忍不发！

最后，不论您帮不帮我这个忙，我还是要诚挚地感谢您，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也希望您能告诉我。

祝

工作顺利，家庭和睦。

                                                     学生：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