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15

●今天在西单佳能体验中心,作为“自然之友”植物组的指导老师,作了“北京小西山的植物生命世界”的讲座。这是我第三次作科普讲座。前两次也都是为“自然之友”作的,也都是在同一地点;第一次到了很多人,但是我讲得很烂,第二次我虽然自觉讲得不错,但到的人很少,总之,都不算成功,所以我也没在网志上提这回事。这第三次讲座的准备很仓促,在去西单的出租车上我还在整理照片,不过貌似效果还不错,到的人也挺多。有一位《新知客》的记者刘夏给了我一本她们今年2月号的杂志,真是感激不尽,因为在从西单回植物所的2小时的公交车上,我就靠它免于“虚度时光”啦。

  这次知道我这个网志还真是有不少朋友在看的,第一反应是紧张。看来以后还是少骂点人为好,哈哈。

●自从开始写这个Commentarii de Triduo Omni系列笔记以来,好些朋友表示了佩服之心。我想说的是,一点都不必佩服,因为我友李广益给我发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在美国研究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写的学习心得,看完之后,我被彻底雷倒了,或者用“雷”的最高级来说,我被彻底靐倒了。下面我就摘录这篇心得里面一些触目惊心的段落(以蓝色表示),并附上雷后体会:

  我现在的生活,称为yardlife。学校的中心地带是一个被圈起来的yard,往来的游人的热闹不改变它的幽静。yard是一颗巨大的孤独的心脏,每个人有自己专注的事,每天工作12小时是生活的常态,学习8小时以下是不道德,也不敢的。要保持优异的记录,简历上不容许留下败笔。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遇到的高年级以色列同学说:“我在这里是第七年,我没有后悔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我也没见过一个不勤奋的同学。如果不勤奋,就不会来这里了。”他的神情和气质就是那种沉着坚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人生应该如何实现的人。就冲这一句,“我没有后悔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我大为惭愧仰视。

雷后体会:在办公室坐12小时,这对我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这12小时里很多时间都用来上网了,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常常不到8小时。以此标准衡量,我也是不道德的了。
  我在美国就像是农民工子弟在城里上学。壮观的图书馆,密集的资源,一群启蒙很早且极其勤奋的人聚在一起,聚成一间大牛棚。牛人同学大多出身优越,从小的学习环境非我可比,都上过扎实的语言训练课,有人从12岁开始学拉丁语和希腊语,有人高中修过几门大学的法语文学课,有人每年至少去十个国家。有一位甚至说:“过去的6个暑假,我都没有浪费,都在上语言班。”
雷后体会:在欧美做人文学科研究,会多门语言是必须的本领。就拿我现在研究的植物学文献和植物学史来说吧,按我的研究计划,如果真要做出点令人满意的成果,我应该至少懂以下11门语言: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瑞典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日语、韩语、蒙古语和藏语。其中,前5门用于阅读西方植物学文献,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是研究西方历史和西方文献必须掌握的工具,后4门则用于研究东亚植物学文献。而我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英语达到了可以流利看文献的水平,德语、拉丁语、日语和蒙古语只是单词背得熟而已,俄语只懂一点皮毛,法语、瑞典语、古希腊语、韩语和藏语的学习压根还没开始。

  我的出身一点也不优越,怎样才能多少追上那些学者世家的子弟?别无它法,只能是继续拼命了。

  语言学习方面,阅读高于一切。语言不好的原因就是阅读不够。……遇到现在的同学L,她本科修了中文、法语、西班牙语三个学位。我问她修过多少门法语文学课,她说八门。问她读了多少法文书,她说,小说大概30多部,戏剧大概30多部,诗歌就不好数了。顿时我就沮丧得不行了。……我法文不好,写作不行,根本原因就是“书读少了”。对于文科同学,读书才是根本,……。

雷后体会:我本科学的是理科,硕士学的是文科,博士生的头一年,差点又选了一个理科的研究题目,但最终还是定了一个文科题目。现在我必须把自己当成文科生——而且是一个基础很差的文科生——看待。所以,看到这段文字,我总感觉,也有人在背后向我戳戳点点,说我“书读少了”。去年11-12月,我给自己定了看完20本书的任务,现在想来,其实这个任务并没有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但是到2008年结束的时候,我只看完6本,刚刚达标,离及格还差得很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只能归结于自己不努力。

  2月已经过去了一半,3月又要出国,所以我现在给自己定下两个月看完10本书的任务。这次不能再懈怠了。

  终于有一天,我开了窍,去买了一个ipod。为什么下这个决心呢?因为被一位西班牙语系同学震撼到死。一起到外校上《神曲》的课,坐她的车回来,她在车上不放音乐,放意大利童话,无辜地问我:你没有意见吧?这是个严肃的同学,我完全相信她ipod满载着教育的内容。她意大利文比我好,我无地自容,第二天就到店里买了一个80G的ipod classic,从此成了ipod支持者。现在我走路自觉ipod,终于可以少想低俗的事情,给生活增加文化了。(去年我问一名古典系同学,走路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他说,背希腊拉丁词汇变位。我抓狂地想,真是读书种子啊。)

雷后体会:我没有ipod,但我有一个魅族MP3,买的目的就是听古典音乐和外语。可惜,买回来之后,却很少听,古典音乐也很少听,外语也很少听。我走路的时候,倒是也想过拉丁语动词的变位,但是这只是花架子罢了。没有根本性的练习习惯,光有点花架子有什么用呢?

  当然,在多次地雷倒、爬起、再雷倒、再爬起之后,我还要装做清醒地补充两点:一,学语言多,看书多,只是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两个一般条件而已,根本条件还在于有缜密的理性头脑,和发现、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否则不过是两脚录音机或两脚书橱罢了;二,学的东西再多,如果只是在象牙塔里和一拨自鸣清高的同行自娱自乐,在我看来仍然属于浪费人生。只有把所学的东西传播出去,让大众理解你的研究,这才能实现研究的全部意义。比起研究比较文学的人来,我格外看重这一点,因为传统植物学作为博物学的一部分,本来就是很容易大众化的东西;每一个植物学家都有责任向公众讲诉植物世界的奥秘。

●那么,我说一下最近要看的一些书吧:

(1) Cowan JM, 1952. The Journeys and Plant Introductions of George Forrest V.M.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这是一本植物采集史文献,简要介绍了英国植物采集家George Forrest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采集情况。

(2) Hepper FN, 1989. Plant Hunting for Kew.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这也是介绍英国王家植物园邱园的植物采集史的,不过是一本普及性读物,图文并茂。

(3) [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

  希腊神话有两大源头,一是荷马-赫西俄德诗教,二是俄耳甫斯诗教。赫西俄德的作品很短,《神谱》又是从开天辟地开始,叙述神的诞生和谱系,所以我觉得可以作为希腊神话文献研读的第一本书。现在我还只能看中译本,将来肯定要看原文的。

(4) 吴应祥《植物与希腊神话》,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

  这本书的题目很吸引人,内容应该也很有意思。作者吴应祥是植物所的一位老先生,园艺学家,已经去世。他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料想文献功底不会太差。但是,我将来肯定会写一本类似题材的书,超过它。

  先列这四本吧,避免眼高“脑”低,呵呵。

  另外,我从Google Book上下载了英国著名植物学家John Lindley的两本经典之作:An Introduction to Botany (4th ed., 2vols., 1848)和The Elements of Botany, structural and physiological with … Glossary of technical Terms (1849)。不过第二本少了正文开始的10页。这两本书对于拉丁植物形态学术语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假如我要做一个在线的植物学拉丁语词典的话,这两本书是必看的。Lindley的其他著作也都可以从Google Book上下载,实在是太爽了。

2009.02.15

Feb 12

●我曾经说过,国外的新潮艺术家往往想方法把科技结合到艺术里面,而国内的“新潮艺术家”只会复古、抽象、夸张、变态。这个观点其实是芥末老辛最早告诉我的,后来,我看到的很多事实,都不断地证明着这个观点。

比如,最近在新浪看到一篇介绍国外“光涂鸦”(light graffiti)的新闻,就觉得很有意思。所谓光涂鸦,就是利用长时间、低光通量曝光的摄影技术,对一个移动的光源进行拍摄,这样便可在照片上显示出这个光源的运动轨迹;如果这个运动轨迹组成了某种图形,那这就成了艺术,比如下图所示:

乍一看,这种新潮艺术似乎很简单,但是仔细一想才发现创作的困难所在——空气中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你手中的光源该挥向什么方向呢?要知道,只要挥错一点方向,就不可能显现出设计好的图形效果了。何况,上图中的图形还是简单的;如果要创作更复杂的图形,只要在挥动光源时有一点疏忽,就前功尽弃了!

新闻中说,光涂鸦艺术是在2008年兴起的,2009年应该会更为流行,我相信也一定会进入中国。只可惜,这一次中国艺术家又跟在了别人的屁股后头。

●Dies 14. Februarii est dies Sancti Valentini, quo amator ferme rosas et chocolatum puellae eius donat. Et Lius est optimus amicus meus, qui nunc in California Civitatum Foederatarum Americae litteras Sinicas studet. Et abhinc dies duodecim a me petivit, ut amatrici suae, quae est in Universitate Pekingensi, pro suo et rosae et chocolatum datum sit, dicens: “Quod rosas undecim tabernae florum in Universitate Pekingensi imperas, et eas calatho imponis. Chocolatum autem Lindtii vel Godivae emis et capsam in involucro rubro legis, calatho quoque imponis. Praeterea autem chartulam emis et in eo inscribis in forma exprimenti: ‘Carae puellae felix sit dies Sancti Valentini!’ calathoque imponis.” Dixit etiam mihi: “Quod die illo societati transmissionis velocis poscis ut eos mittas. Noli eos mittere ipse!” Feci ergo omnia, quae praeceperat.

Sit consequentia bona eis!

●这几天一直在构思一篇有关爆米花的科普小文,打算投给《新京报》,发表在下周日的《新知周刊》上。现在,这文章暂时不必写了,因为《新知周刊》的责任编辑钱烈宪(另有笔名徐来)出事了。

钱烈宪去年年底出了本新书,叫《想像中的动物》。2月14日,他到位于朝阳区的单向街沙龙进行签名售书和座谈活动,下午4点多活动结束后,钱一个人上厕所,就在厕所里被两名男子持刀刺中腹部。凶手行凶后即迅速逃跑,钱烈宪也被迅速送往朝阳医院,虽然需要动手术,但无生命危险。

这个突发事件,是芥末老辛最先通知我的。晚上快8点的时候,老辛短信问我此事是否为真。我急忙赶到办公室上网搜索,果然看到不少人的讨论,但我仍半信半疑,打电话向土摩托求证,土摩托说是真的,我才完全相信。

对于凶手的动机,网上议论纷纷。我觉得,凡是说凶手是中央政府指派的,或是把钱烈宪比作闻一多的,不是知识水平欠缺,就是脑子有问题,我是绝不会和这种人交往的。鉴于凶手行动迅速,下手老练,也不可能是什么极端愤青,因此基本可以排除此案的政治背景。由于钱烈宪的网志刊登过很多揭黑幕的文章,得罪的人太多,所以我觉得很难猜测凶手的幕后指使是谁。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个案,但它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是很大的。某些人激愤的情绪,会不会导致某些预言的“自我实现”,需要仔细观察。我现在的心情和很多朋友一样:这个2009年,果然不平凡!

2009.02.14

Feb 12

●这第十一篇笔记又拖了五天才写——按计划,明天都应该写(14)了。不过现在我的生活已经重新恢复了正常,每天看书、写作不止,应该可以在本月内赶上进度。

  今天写完一篇和水果有关的科普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又长了不少知识。我的主要参考书有两本,一本是Jared Diamond (1997)的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0年出了谢延光译的中译本),另一本是James F. Hancock (2004)的Plant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of Crop Species (2nd ed.)。Diamond的这本书是少有的名著,它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之后被许多文献所引用(包括Hancock的这本书),又是一本优秀的科普著作,能给人许多启迪和思考。这样的科普式学术著作或学术式科普著作,在欧美也并不多见。

  Hancock的书则是一本教材,正如书名所述,讲的是植物的进化和农作物的起源。这本书综合了其第一版出版(1992)以来十余年间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大量成果,对这两个主题的介绍新而全面,完全可以当成一本高级科普来看。

  今年我争取让每一篇科普都以专著或论文为依托,不再仅仅是头脑中的知识和网络搜索得来的材料的组合(虽然这二者也很重要)。这篇文章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另外我还首次把前一阵子读到的《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写进了文章中,以后“两希”来源的植物文化知识会更多地体现在我的科普文章中。

●前一阵子看到了国家就取消高中文理分科的可行性等征求意见的新闻。我现在正处于一个“上不着村,下不巴店”的年龄,自己在高中经历文理分科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有的话)上高中,那至少也得是18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对这则新闻并不是太关心。但是我的确有一些话想说。

  我相信将来高中文理分科的取消是必然的事情,说不定十年之内就可以实现。我也相信,如果与这一政策相配套的其他政策改革(比如高校录取方式的改革)做得好的话,在文理综合的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的素质更强。于是我的担心就来了:用什么办法才能不让这些后生太过轻松地超越我们?

  我想,首先是要先把自己培养成文理综合的人才。我觉得,这其实并不困难。中国的文科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实是息息相通的,都是以实证、理性(逻辑)为方法论。精通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人,没有理由无法对社会科学开窍,除非他其实并不精通这种科学方法论;反之亦然。其实,科学的方法论是很好掌握的,因为它的原则和实践方法往往都是明确的、固定的,有清晰的范式。学着用科学方法论思考问题,我觉得就像学开车,总有一天是可以上手的。

  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则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有时甚至也没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它常常要求一种“诗性智慧”,一种奔放的想象力,一种审美的直觉。然而,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审美的能力,即使在童年时因为没有很好地培养这种能力,而在成年时永远无法达到某个高度,但只要努力,恢复到一定的水平还是有可能的。总之,对于正常人来说,无论是科学方法论还是“诗性智慧”,都存在于他的大脑之中,都有发扬光大的潜力;如果不能做到文理兼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个时候,重要的是敢于自我否认的勇气,和锲而不舍学思并进的毅力。

  关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争执,已经有了很多例子,我这里仅以松鼠会为例。去年一年间,我是眼看着松鼠会从一个挺不错的科普同好会,蜕变成一个向文傻献媚的街头杂耍摊的。不过,这也不能怪松鼠会的组织者和核心作者,因为正如一位深知中国的“两种文化”鸿沟的编辑所说,松鼠会一开始只是想尝试一种科普的新路子,他们本来是很有分寸的,但是他们架不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傻借此机会一浇心中块垒的流氓作法,结果便毫无退路地被这些人所挟持了。我想对有经验的人来说,这种结局是可以事先料到的,所以也没必要为此惋惜,因为这是时也,运也!我相信只有到文理综合培养出来的一代新人走向社会的时候,这个局面才能最终改善。我们这一代科普作者,都是生得太早的先行者。

  其次,是要切切实实地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但真正做到的人不多,而这些做到的人往往最后都成了大师。我清楚记得,现在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的辛德勇教授在回答别人问他为什么可以取得那么深厚的史学造诣时说:“我只不过是做到了每天第一个进图书馆,最后一个从图书馆出来。”所以,“一开始我不如某个人,但是三年后一看,那个人还在原地,而我已经超过他了。”是啊,要成为学术功底深厚之人,除了勤奋(当然还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适时的灵感),别无他法。

  最近还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关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翻译家李育中的新闻。虚岁已经100岁高龄的李老仍然保持着对时尚明星和语汇的关注,他喜欢刘德华和林志玲,知道“山寨”和“雷”文化。我们都应该以此为榜样,即使不一定能活到李老的岁数,也一定要像他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何况科学上已有证明,多动脑可以减缓衰老,对健康有很大好处。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经受了“文革”的摧残,很多都没有完成中学学业,遑论高等教育。这是国家的悲哀,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执政党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从个人层面上来讲,为什么大家的经历相同,有的就能在恢复高考之后顺利进入高校,完成迟来的学术训练,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学人,有的却彻底沦为凡人呢?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有奋进之心,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会对那些被时代摧毁的人的经历感到同情和痛心,但是我无法容忍其中一些人在后来眼红他人、抱怨不休、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的loser(失败者)心态。

  同样,假如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有人在文理综合的新一代人起来之后黯然失色,结果同样成为嘁嘁嚓嚓的loser,我照样会对他们报以鄙视的目光。我从去年开始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精神是个人奋斗;尽管社会对每个人并不都是公平的,有人做出了不懈的奋斗,却因为其他原因未能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什么“背景”,又不奋斗,那他一定不会成功。

  我从北大进入植物所已经一年半了。就在前不久,我再次感到自己是“明珠暗投”。植物所的学生实在无法和北大的学生相比,系统中心的学生更是如此,即便是原来我比较看好的人,最终也证明不过是庸才中的佼佼者罢了。他们安于在这种平庸的环境中工作和学习,甘于容忍国内学术界的种种不端和丑闻,甚至以更有人缘而不是“更爱真理”作为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平高的标准之一。当我发觉对这些人的劝说全都成为耳边风,这些人却反过来指责我“清高”,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说我“可怜”,甚至试图干涉我的私人生活的时候,我便彻底对系统中心的同龄人失去了信心。今后我只会和我认为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人员交往,这样可以节省出很多时间,用于结识其他学术领域的牛人,并努力在国际上打造自己的发展空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下个月中旬我要去巴黎开会,我很珍惜这个机会,相信这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开局。

●今天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我今年有这样一些计划:通读《物种起源》原文,读完《达尔文生平》,整理出一份全面、简洁的西方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年表,以及——学会讲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语,写一手像理查德·道金斯那样漂亮的英式英文。

2009.02.12草

2009.02.13改

Feb 04

●这第十篇笔记本来应该在2月1日写完。因为我2月2日返回北京,而每次坐长途客车后,都不能马上进入工作状态,需要有一两天的时间调整,所以拖到今天才写。

  我最烦长途客车放烂电影,更烦放电影以外的东西(“名家”的相声小品除外)。这次在返回北京的客车上,我第二次看到了李连杰主演的《黑侠》。这种故事是典型的成人童话,编剧和导演估计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故意在片子里面安排一个“专家”,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人们幻想黑侠出现是不满于快节奏、单调、平庸、冷漠的现代都市生活,希望有点颠覆常态的刺激人物出现(不过,和以前的港产片一样,这“专家”在电影中照例是个迂腐的形象。香港的殖民文化造就了过于浓郁的市井气,我一直讨厌这一点)。可惜,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点也不空虚,所以只能觉得这种电影无聊。

  放完《黑侠》,车上接下来放的东西把我雷倒了——是一个叫“沙鸥”的中老年男性在搞什么机智问答,现场观众向他提各种问题,然后他把自己的回答编成押韵的歌词,用一些流行歌曲的曲调唱出来。观众问的问题本来就无聊,而且很多很低俗,沙鸥的回答自然也高不到哪儿去,有时候他自己低俗起来还要更甚,已经到了涉黄的边缘了。而且听他唱了几次,我发现他只会用十三辙里的“衣期”辙押韵,用做韵尾的字词,最多的就是“的”(当然是把de念成di),其次是“你”,再次是“问题”和“不可以”。这种“急智”哄哄一般人是可以的,在我看来当然只能是雕虫小技。

  回来之后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和这个“沙鸥”相关的搜索结果并不很多。如果他真的已经在全国各地唱了几千场,那应该在民间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在网上如此不出名,我想到的最可能的情况是,常上网的人文化水平总体还是较高的。这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这恰恰说明,网络“民意”绝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

●低俗和高雅的分野,不啻现在,不啻中国,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就拿古罗马来说吧,代代相传的古典文献里面很少会有涉及生殖器官和排泄物的字眼,古罗马那么多的作者,只有少数几个把这些俗词写进了他们的著述。除了几个写讽刺诗的诗人,大作家里面只有著名的演讲家、政治家基凯罗(Cicero,一般被不正确地译为西塞罗)在《致友人书》中专门讨论了拉丁语中的冒犯性词汇。

  如果不是对庞培和赫库兰尼姆两座“死城”的挖掘,后人是不会详尽地知道古罗马时代这些俗词是怎样使用的。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发生了猛烈喷发,庞培和赫库兰尼姆惨遭掩埋,这在当时当然是一场大悲剧,古罗马著名的博物学家、巨著《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就是在观察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时不幸遇难的。但是正是这场大灾难,为古罗马的历史拍摄了一份“定格”的底版,一直留存到了今天。在两座死城的街头巷尾可以发现不少的涂鸦,正是这些涂鸦展现了历史文献所没有记载的古罗马文化的另一面。比如有这样一句涂鸦就很有趣:Ut merdas edatis, qui scripseras sopionis! 句中的sopio(复数宾格为sopiones,这里的sopionis拼写有误,反映了涂鸦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是古罗马街头涂鸦者爱画的长着巨大阴@茎的男性形象。全句意为:“画大鸡@巴男人的人都去吃屎!”估计是屡受这种涂鸦之害的“业主”为了维护自家的围墙而写的激愤之语。还有一句是Felix bene futuis,意思是“菲力克斯,你操得我好舒服”,猜测应该是妓女写的。如果有人想去意大利旅游,不妨去庞培找找这两句雷人的涂鸦,哈哈。

  只要人类文明存在,俗与雅的分野就会存在。我看即便是腰间只围一块兽皮的原始人,这兽皮的围法大概也会被用来区分俗和雅。所以,还是让俗归俗,雅归雅吧。我们并不讳言自己是雅人,所以我们不会去媚俗。

●又谈到拉丁语了。这几天我继续看科大版的《植物学拉丁文》,又发现了不少错误,再揪五个如下:

(1)在第四章“植物特征拉丁文描述和特征简介解析”里,作者强作解人,却误人子弟。56-59页对长瓣毛茛(Ranunculus longipetalus)描述的分析中,对几个表示叶分裂程度的术语有误译。叶分裂的程度,由浅到深,依次是浅裂(lobatus, -lobus)、中裂(fissus)、深裂(partitus)和全裂(-sectus)。因此,tripartita usque trisecta应该是“3深裂至3全裂”,作者却译为“3深裂至3浅裂”,2-4 lobis usque 2-4 partitis应该是“2-4浅裂至2-4深裂”,作者却译为“2-4裂至2-4深裂”。毛茛属的叶形是区分种类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的误译岂不是白白增添麻烦吗?

  在这则描述里,还有一个短语是petiolus lamina aequilongus,意思是“叶柄与叶片等长”,在语法上完全没有问题。作者却非要说,lamina应该用laminae,理由是“当用aequans(相等的)和superans(超过的)时,在两个名词中,……第二个用受格”。问题是aequilongus和aequans虽然意义类似,却是两个不同的词;aequans是动词aequare的现在分词形式,用受格(宾格)是继承了aequare带宾语的搭配,但aequilongus却是一个纯粹的形容词,在表示比较时只能用夺格。而且,lamina的受格是laminam,并不是laminae。

(2)67页引用了中国学者刘君哲对其发表的新种密花车前(Plantago densiflora)所作的特征集要。这则特征集要中有一个短语是sepalis apice acutis,意思是“萼片先端锐尖”,这是完全合乎语法、合乎植物学拉丁文的惯用句式的,其中的apice是apex的夺格,具有副词性质,表示“在先端”。作者却抓住这个短语大发其议论:“笔者认为,按照原作者的用法,apice应该使用apicibus pl. abl.,以便与sepalis pl. abl.在数量上保持一致。但是,这里的主要名词是apice,而不应该是sepalis。名词sepalis应该改用所有格,句子的结构应该是sepali apice scutis……,值得商榷。”这完全是用汉语的句法套拉丁语,真要这样写出来的拉丁文,只能是Chinatin,不是Latin。

(3)紧接其后,又引用了金寨山葡萄(Vitis jinzhainensis)在发表时的特征集要,其中有短语foliis … basi … cordatis,意思是“叶片……基部……心形”,语法结构同于上面密花车前里的短语sepalis apice acutis(basi是basis的夺格,具有副词性质,表示“在基部”),明明是地道的表述,作者却再次说什么“笔者认为,cordatis要与basi的性和数保持一致,而不应该与foliis保持一致,所以,改用cordato f. sing. abl.更为合适”,可见根本不熟悉这个惯用句式。

(4)90页对草莓属学名Fragaria词源的解释是:[(拉)fragrans(香)],指花具芳香味。Fragaria和fragrans的确是同根词,但是Fragaria其实是来源于fraga(在古典拉丁文中就是“草莓”的意思)再加上后缀-aria(和……相关联的),意思是“草莓一类的植物”。而且,草莓的香味在于果实,草莓花并没有香味。

(5)104页论卫矛属Euonymus的性别时,作者说:“因为该属是乔木,应为阴性”。这是完全误解了“经典树名为阴性”的含义。应该处理为阴性的经典树名只包括那些本身为一完整的词根的树名,如fagus, morus, cedrus, pinus, quercus之类,而不包括明显是复合词的树名。Euonymus是由希腊语词根eu-(好)和onymus(有……名的)拼合而成,意思是“有嘉名的”,是个复合形容词,词尾-us明确表明了它是阳性。类似地,龙脑香属Dipterocarpus是由三个希腊语词根di-(二)、ptero-(翅)和carpus(果实)拼合而成的,指其果实具有两枚翅,词尾-us也明确表明了它是阳性。像这种复合词属名,性别的判定仍然要按一般的规则。

●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自己写一本植物学拉丁语的教材了。我这本教材的重点内容有三:一是详细介绍拉丁语的发音规则,特别是长期被人忽视的长短元音问题;二是吸收近十几年来有关植物形态学术语的新研究成果和新建议,提供一份准确、不过时的术语使用建议;三是细致分析植物学拉丁语中的惯用型和句式,提醒读者不要用汉语习惯去套拉丁语。这本教材计划在30岁之前完成,与同步建设的在线拉丁术语库配套,希望可以达到“此书一出,前书尽废”的效果。

●1月31日凌晨,罗永浩短信告知牛博国际重新开放。但我直到回北京之后才试着浏览这个网址,结果发现无法访问(至少主页如此)。问过钱烈宪,他也和我一样,不通过特殊手段就上不去。牛博看来彻底被废了。

  对于牛博,我现在不想多说什么,因为还不是时候。我所能说的是,我觉得某些部门对牛博的封杀是不可接受的,我在此明确表示反对。

  让我们重温德国牧师马丁·尼莫勒那字字浸满沉痛的诗句吧: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Als sie die Sozialdemonkraten einsperr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nkrat.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Jude.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当纳粹抓捕共产党人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纳粹关押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当纳粹抓捕工会会员的时候,
 我没有抗议;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当纳粹抓捕犹太人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纳粹抓捕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能抗议了。)
 
2009.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