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第十一篇笔记又拖了五天才写——按计划，明天都应该写(14)了。不过现在我的生活已经重新恢复了正常，每天看书、写作不止，应该可以在本月内赶上进度。
今天写完一篇和水果有关的科普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又长了不少知识。我的主要参考书有两本，一本是Jared Diamond (1997)的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0年出了谢延光译的中译本），另一本是James F. Hancock (2004)的Plant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of Crop Species (2nd ed.)。Diamond的这本书是少有的名著，它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之后被许多文献所引用（包括Hancock的这本书），又是一本优秀的科普著作，能给人许多启迪和思考。这样的科普式学术著作或学术式科普著作，在欧美也并不多见。
Hancock的书则是一本教材，正如书名所述，讲的是植物的进化和农作物的起源。这本书综合了其第一版出版(1992)以来十余年间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大量成果，对这两个主题的介绍新而全面，完全可以当成一本高级科普来看。
今年我争取让每一篇科普都以专著或论文为依托，不再仅仅是头脑中的知识和网络搜索得来的材料的组合（虽然这二者也很重要）。这篇文章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另外我还首次把前一阵子读到的《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写进了文章中，以后“两希”来源的植物文化知识会更多地体现在我的科普文章中。
●前一阵子看到了国家就取消高中文理分科的可行性等征求意见的新闻。我现在正处于一个“上不着村，下不巴店”的年龄，自己在高中经历文理分科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有的话）上高中，那至少也得是18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对这则新闻并不是太关心。但是我的确有一些话想说。
我相信将来高中文理分科的取消是必然的事情，说不定十年之内就可以实现。我也相信，如果与这一政策相配套的其他政策改革（比如高校录取方式的改革）做得好的话，在文理综合的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的素质更强。于是我的担心就来了：用什么办法才能不让这些后生太过轻松地超越我们？
我想，首先是要先把自己培养成文理综合的人才。我觉得，这其实并不困难。中国的文科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实是息息相通的，都是以实证、理性（逻辑）为方法论。精通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人，没有理由无法对社会科学开窍，除非他其实并不精通这种科学方法论；反之亦然。其实，科学的方法论是很好掌握的，因为它的原则和实践方法往往都是明确的、固定的，有清晰的范式。学着用科学方法论思考问题，我觉得就像学开车，总有一天是可以上手的。
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则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有时甚至也没有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它常常要求一种“诗性智慧”，一种奔放的想象力，一种审美的直觉。然而，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审美的能力，即使在童年时因为没有很好地培养这种能力，而在成年时永远无法达到某个高度，但只要努力，恢复到一定的水平还是有可能的。总之，对于正常人来说，无论是科学方法论还是“诗性智慧”，都存在于他的大脑之中，都有发扬光大的潜力；如果不能做到文理兼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个时候，重要的是敢于自我否认的勇气，和锲而不舍学思并进的毅力。
关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争执，已经有了很多例子，我这里仅以松鼠会为例。去年一年间，我是眼看着松鼠会从一个挺不错的科普同好会，蜕变成一个向文傻献媚的街头杂耍摊的。不过，这也不能怪松鼠会的组织者和核心作者，因为正如一位深知中国的“两种文化”鸿沟的编辑所说，松鼠会一开始只是想尝试一种科普的新路子，他们本来是很有分寸的，但是他们架不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傻借此机会一浇心中块垒的流氓作法，结果便毫无退路地被这些人所挟持了。我想对有经验的人来说，这种结局是可以事先料到的，所以也没必要为此惋惜，因为这是时也，运也！我相信只有到文理综合培养出来的一代新人走向社会的时候，这个局面才能最终改善。我们这一代科普作者，都是生得太早的先行者。
其次，是要切切实实地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但真正做到的人不多，而这些做到的人往往最后都成了大师。我清楚记得，现在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的辛德勇教授在回答别人问他为什么可以取得那么深厚的史学造诣时说：“我只不过是做到了每天第一个进图书馆，最后一个从图书馆出来。”所以，“一开始我不如某个人，但是三年后一看，那个人还在原地，而我已经超过他了。”是啊，要成为学术功底深厚之人，除了勤奋（当然还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适时的灵感），别无他法。
最近还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关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翻译家李育中的新闻。虚岁已经100岁高龄的李老仍然保持着对时尚明星和语汇的关注，他喜欢刘德华和林志玲，知道“山寨”和“雷”文化。我们都应该以此为榜样，即使不一定能活到李老的岁数，也一定要像他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何况科学上已有证明，多动脑可以减缓衰老，对健康有很大好处。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经受了“文革”的摧残，很多都没有完成中学学业，遑论高等教育。这是国家的悲哀，是整个社会的悲哀，执政党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从个人层面上来讲，为什么大家的经历相同，有的就能在恢复高考之后顺利进入高校，完成迟来的学术训练，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学人，有的却彻底沦为凡人呢？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有奋进之心，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会对那些被时代摧毁的人的经历感到同情和痛心，但是我无法容忍其中一些人在后来眼红他人、抱怨不休、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的loser（失败者）心态。
同样，假如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有人在文理综合的新一代人起来之后黯然失色，结果同样成为嘁嘁嚓嚓的loser，我照样会对他们报以鄙视的目光。我从去年开始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精神是个人奋斗；尽管社会对每个人并不都是公平的，有人做出了不懈的奋斗，却因为其他原因未能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什么“背景”，又不奋斗，那他一定不会成功。
我从北大进入植物所已经一年半了。就在前不久，我再次感到自己是“明珠暗投”。植物所的学生实在无法和北大的学生相比，系统中心的学生更是如此，即便是原来我比较看好的人，最终也证明不过是庸才中的佼佼者罢了。他们安于在这种平庸的环境中工作和学习，甘于容忍国内学术界的种种不端和丑闻，甚至以更有人缘而不是“更爱真理”作为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平高的标准之一。当我发觉对这些人的劝说全都成为耳边风，这些人却反过来指责我“清高”，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说我“可怜”，甚至试图干涉我的私人生活的时候，我便彻底对系统中心的同龄人失去了信心。今后我只会和我认为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人员交往，这样可以节省出很多时间，用于结识其他学术领域的牛人，并努力在国际上打造自己的发展空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下个月中旬我要去巴黎开会，我很珍惜这个机会，相信这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开局。
●今天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我今年有这样一些计划：通读《物种起源》原文，读完《达尔文生平》，整理出一份全面、简洁的西方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年表，以及——学会讲一口地道的英式英语，写一手像理查德·道金斯那样漂亮的英式英文。
2009.02.12草
2009.02.13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