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孙可为〈鲁迅收受国民党津贴究竟怎么回事？〉
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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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的《鲁迅让李敖等名流露出马脚》一文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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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收受国民党津贴究竟怎么回事？
__兼析孙乃修先生的无良评说
孙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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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27年12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聘请鲁迅为大学院兼职特约著述员。鲁迅接受了此项聘约，每月得津贴300元。对于此事，鲁迅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有记载，《鲁迅全集》出版后，人人可以见到，不是什么秘密。
200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乃修先生，在网络上发表《看鲁迅骨头之软硬》一文，以发现新大陆似的口吻宣称“鲁迅钻营和领取蒋介石政府的津贴长达四年之久”。然后以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等手法攻击鲁迅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无异议，对屠刀亦无抗议”；“拿了政府津贴，观点马上不同”；“拿了津贴不承认，说谎”；“缺点钙或缺点男人骨头”等等。但了解这一事件经过的人清楚：这些指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鲁迅受聘是事实，但一直是被动的；最后受聘也是“受而不受束”的宗旨；决定受聘后立即坦然告诉了好些人；对国民党更是照“骂”不误，愈骂愈烈；并且参加了一系列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实际斗争，以致被国民党通缉；四年后即被裁撤，而别人受聘有的长达一、二十年。这些事实，作为研究人员的孙乃修先生不知为什么不清楚？！
时下有一类学者很会炒作自已，他们知道一般读者对历史上的一些人文事迹多不了解，越是耸人听闻越有市场，即便有人花时间去核查事实，待到弄清真相，“轰动效应”早已发生，他的大名已经远播，当事人的“德行”或“丑行”已经流布，所以他们的目的总能达到。这次孙乃修先生的所为似乎也有这般收获。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林治贤先生不久前出版了他的新著《鲁迅的最后十年》，其中关于鲁迅受聘大学院是这样写的：“恰好这时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旧人蔡元培意欲聘他为‘特约著述员’，并且答应受聘后仍可自由撰述，他便受了聘书，决定稳拿政府月薪三百元，再来做骂政府的著作。”应当说这是忠于事实的记述，但却有读者大不以为然，而理由就是“孙乃修先生不是这样说的”！这位读者在自已的博客中认为林治贤的《鲁迅的最后十年》有许多好处，但又有明显不足，接着写道：“单就是蔡元培意欲聘他为特约著述员，并且答应受聘后仍可自由撰述，他便受了聘书一句就有问题。孙乃修《看鲁迅骨头之软硬》一文中认为：鲁迅能够拿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笔津贴，并非这个政府主动给他的，而是通过各种人去幕后活动、向党国权力人物说情才得到的。”（见姚宏越网易博客）
有鉴于这种是非混浊的局面，我们有必要对鲁迅收受大学院津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翔实的钩沉。而且，这对于了解鲁迅的真实和真实的鲁迅亦很有意义，因为围绕这一事件所反映出来的鲁迅当时的处境、战斗、工作、生活和他的智慧、策略、为人、性格等等，实才是太丰富了。
二、国民政府“大学院”的产生与沿革
“大学院”的成立，与近代教育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紧密相关。他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即从事国民教育研究，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将原有学制中的“通儒院”改称为“大学院”，这是“大学院”建制的首次出现。以后他与另一个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多次合作，创建和发展了“留法俭学会”等社会教育促进机构，组织大批青年学子赴欧洲学习，周恩来、邓小平、徐悲鸿、洗星海、钱三强等都曾受益其中。与此同时，蔡、李两人长期在欧游学，深入考察欧美，特别是法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形成了自已的教育思想。1922年3月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明确提出了他们教育思想的两个核心：一是主张教育独立于政治，“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社会的影响。”二是提倡“大学院”行政体制，“主张仿法国制，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一区有一所大学，全区的教育事业都由大学办理。”
蔡、李两人为实现自已的教育理想，作了长达一、二十年的努力，但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动荡不定，反动逆流层出不穷，历届实权人物根本无心于国民教育，因此他们的教育理想始终得不到实现。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进行以后，历史的偶然才给了他们一次短暂的机会。
1926年北伐革命发生时，蔡、李两人虽为国民党元老，并被国民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他们实际关心和从事的仍是文化教育事业。蔡从欧洲回国，正准备北上复任北京大学校长；李则组织清理了故宫财产，刚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时北京尚在反动军阀控制之下，发生了一系列血腥事件，先是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段琪瑞执政府抢杀请愿的爱国学生；不久，传出接掌政局的奉系军阀将缉捕进步人士的五十人黑名单，其中包括李大钊、鲁迅、李石曾等等；又不久，著名报人邵漂萍被奉系军阀杀害。在这种情况下，蔡遂决定滞留沪杭，不再北上；李也从北京南下，来到江浙。第二年（1927年）初，北伐继续节节胜利，江浙沪相继克复，蒋介石加快了一年前中山舰事件就已露端倪的反革命政变步伐，并通过亲信竭力拉拢有声望的国民党元老人物。蔡、李二人，在蒋介石一伙阴谋家的蒙蔽下，出于对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诚，出于当时对共产党的不了解和怀疑，也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旋涡中心，并直接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策，提出和通过了排斥共产党的“清党”决议，为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提供了所谓依据。当然，他们对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事先并不了解，事后又马上进行了反对，企图挽救一些革命者的生命，但从客观上说，他们在国共两党的斗争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明显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惟其如此，当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们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于是他们马上心无旁鹜地提出了大学院计划，而那些政治野心家正忙于攫取和巩固党、政、军大权，对于他们教育方面的计划也就无暇或不屑于反对。这样，“大学院”终于获得了出笼的机会。
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李石曾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被会议形成决议；6月13日，蔡、李二人提议设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又形成决议；6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次月，决定在粤、浙、苏三省试行大学区。至此，“大学院”算是在中国正式实施了。
但是，这种“独立于政治和政党”之外的大学院制，天生是不能在中国持久的。大学院和试点的三个大学区产生以后，遭到多方制肘和质议，实质性的工作很难展开。特别是大学院与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所谓“训政”体制不相容，加之蔡元培又企图远离国民政府而将大学院迁至北京，因此引起蒋介石不满。国民党五中全会就于1928年8月14日作出了取消大学院、重新设置教育部的决议，蔡元培就此提出辞职。这样，所谓“大学院”制，仅历时一年就夭折了。
这时，“中央研究院”总算没有消亡。中央研究院的成立略早于大学院，目的是推进学术研究。大学院成立后，一度隶属于大学院，1928年4月又从大学院分出成为独立机构，由蔡元培任院长。“大学院”改教育部后，蔡对中央研究院苦心经营，克服政治压力、经费短缺、战争动乱等各种困难，使其延续下来，并保持相对独立。至1949年，经蔡元培和以后历任院长的努力，中央研究院已创设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天文、气象、语言历史、动植物、心理、数学、医学、近代物理等13个研究所，选出81位院士。国民党撤出大陆时，中央研究院迁至台湾，少量院士及资料随同前往，极大部分研究人员留在大陆，成为日后新中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研究院”是短命的“大学院”体制遗下的一个残片。
综上所述，所谓“国民政府大学院”，是几个教育家利用当时自身的特殊身份，倡议设立的教育行政兼学术研究机构。倡导者的主观意图是想让教育（学术）独立于政党和政治之外，各地的教育通过大学来管理和指导。它在当时所显示的社会形象主要是北洋政府被打倒之后重新创建的一种新的教育研究机构，除此之外至少当时还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正因为它有这种脱离党派和政治的倾向，因此它在中国必然是短命的。
三、鲁迅受聘大学院的经过
鲁迅受聘大学院的过程比较复杂，前后历时大半年。在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中，至少有18处提到此事。从这些文字反映，开始鲁迅对大学院一事知之甚少，及至几方友人先后替他推荐并告知他后，他也并不十分积极，一是认为大学院未必能办起来，二是认为即便办起来于自己未必合适，三是认为执事当局亦未必能将自己列入。直到蔡元培派人将聘书送到他手里，且知仍可“自由著作”后，才最后接受。先后过程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7年五、六月间，有人推荐鲁迅担任拟议中的浙江大学研究员，结果不了了之。
北伐军克复浙江后，国民政府浙江省省务委员会决定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蔡元培为筹备委员。正在杭州的同乡学生章廷谦和同乡学人郑奠向蔡元培推荐鲁迅为研究员，并在事后告诉了鲁迅。鲁迅在向友人感谢以后，表明了两点：一是认为自己的言行立场不会符合研究院的需要，在1927年6月12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指史学家顾颉刚——笔者）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47页）二是认为执政当局未必真想办成大学研究院，他在上述同一信中说：“浙江的研究院一定当在筹备与未筹备之间。”稍后，给章廷谦的另一信中又说：“所谓研究院者，将来当并‘自然科学’而无之。……至于浙江大学，恕我直言，骗局而已，即当事诸公，请他们问问自己，岂但毫无把握，可曾当作一件事乎？”（《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58页）后来，浙江大学研究院也确如鲁迅所料，不了了之。
第二阶段，1927年下半年，鲁迅对大学院聘任一事持犹豫、观望态度。
蔡元培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后，为支持社会上的知名学者从事研究，特在大学院中设置兼职的“特约著述员”一职。其时鲁迅终生挚友许寿裳正任大学院秘书（后为秘书长），便向蔡力荐鲁迅和另一位学者江绍原。鲁迅知道后仍很犹豫，多有不感兴趣之言，他给江绍原写信说：“我想此事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或较少。”（《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1卷586页）言下之意，他自己因与人争斗较多而不宜。在另外几封信中也都反映了类似情绪，如：“季茀所说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致江绍原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89页）“许寿裳先生在南京大学院做秘书，他们要请我译书，但我还没有去的意思。”（致廖立峨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88页）“……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592页）。
那么为什么鲁迅会这么犹豫，甚至抵触呢？我想主要有两因：首先，对这个职位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以为需去南京大学院现场办公，以为要专为大学院著书、译书等等，如果这样不自由，鲁迅当然不愿意接受，所以他说：“不想去吃”、“没有去的意思”等等。其次，因为蔡元培极富包容性，对于文教界学人，不论左中右，他都容纳，其中包括与鲁迅尖锐对立的《现代评论》派一帮人以及与鲁迅交恶甚深的顾颉刚等等。特别是此前不久，刚发生过一件事。1927年春，顾颉刚声言要同鲁迅打官司，两人的矛盾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皆知。而恰在这时，蔡元培应顾颉刚之邀，到厦门小住了几天，接近的人又是宴请，又是演讲，很是热闹。现在蔡要聘特约著述员，免不了也会聘这些人。鲁迅对此自然很不以为然，所以他在论及此事时就情不自禁地会发泄这方面的情绪，对聘任事一再表示“气闷之至”、“不可耐”、“无聊”等等。
第三阶段，1927年12月，正式受聘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著述员”。
1927年10月3日以后，鲁迅在上海定居下来，慢慢地弄清了特约著述员的工作状况，一是不用去南京上班，二是仍可自由著作。这些与他不再准备外出谋职专心写作的打算基本一致，遂改变了不想接受任职的态度。但这时南京方面却又出了状况，鲁迅（周树人或周豫才）的名字在初定的名单中被人去掉了，后经许寿裳提请蔡元培挽回，最后才以周豫才的名字正式列入。
1927年12月8日晚，蔡元培派人送函和聘书给鲁迅，鲁迅予以接受。当天日记中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卷684页）第二天在给人的信中说：“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书信·271219致邰文铭》，《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1卷604页）
四、鲁迅接受津贴的主观动因
对于大学院的聘任，鲁迅当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而他最终选择了接受。那么如何理解鲁迅接受的主观动因呢？大略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这符合鲁迅一贯的人生哲学。
他曾告诫青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联系他自己的实践来理解，所谓生存，就是要保存生命，要活下去，战斗时实行壕堑战，避免无谓的牺牲；所谓温饱，就是要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要解决生计问题；所谓发展，就是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断地为社会进步而奋斗。而“生存”、“温饱”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鲁迅很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就见得最要紧了。”
这种对“经济”重要性的定位，也一直影响着他自己的人生。鲁迅根本的人生目标，可以说从青年时代就定下了，那就是用文艺改造国民的思想，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这种志向终生没有改变，但在进行具体的人生安排和抉择时，常常会顾及经济和生存问题。1909年，他对在日本的初期文学活动尚处意犹未尽之中，但为了家人的生计问题，还是回到国内当起了教书匠。辛亥革命后，他在教育部做“官”，虽然经常“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鲁迅日记语），但为了生计，一边从事研究和进行“呐喊”，一边还是无奈地坚持了八年的官僚生涯。1926年8月开始相继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执教，一面固然是斗争的需要，但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积一点钱”。
在日常写作和处事中，对于“经济”问题，鲁迅固然并不斤斤计较，但必要时也常常坦然以对，直言不讳。他在《病后杂谈》中直接调侃自己：“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卷、第 页）他还为了版税而与人打官司；为了惩戒个别书局对标点符号不计稿费的做法而故意将文章连成密密麻麻的一片，最后都以胜利而告终。
总之，他从来不故作“清高”，装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他虽然没有“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主张，但为了实现根本的人生目标，在把握具体途径时常常不为世俗所累，不做书呆子。对于接受“大学院”的聘约和津贴，显然也是基于这样的态度。
第二，接受津贴也符合鲁迅当时的实际需要。
1927年10月，鲁迅初到上海，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大。从支出方面讲有三大需求：一是家庭重荷需要承担。在北京，有母亲和朱安需要赡养，一般按月寄去100元，作为极讲孝道的鲁迅一日都不会延误；在上海，自己与许广平刚组建新家庭，有必然的开销，何况上海乃十里洋场，居家不易。二是他周围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如果可能，乐得行“劫富济贫”之善。三是创作极需没有经济压力的环境。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这是他的切身感受，自然也是1927年面临的实际问题。
那么这时鲁迅的收入情况又怎样呢？鲁迅自幼家道中落，没有什么祖传遗产；曾计划与许广平分头苦干两年，好好做点事，也“积一点钱”，结果没有实现；同时因为看透了社会和教育界的混浊，不想再“酱”在里面任公职或教职，准备专心一意从事写作。也就是说，他从这时开始已无任何其他收入，只能靠卖文为生。而靠稿费维持生计实属大不易，鲁迅在《并非闲话（三）》中说过：“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酬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扩果，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指兼职教书——笔者）。”“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哪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这里说得幽默和夸张，但从总体上说，即便像鲁迅那样的大作家，要靠稿费维持生计实在很没有把握，特别是在动荡的旧中国，出版事业极不正常和发达，根本不能确保作家的稳定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另有一笔稳定的收入，对于鲁迅来说确实也是需要。
第三、接受津贴的条件符合当时鲁迅能够接受的范围。
鲁迅为了生计有时会委屈自己，但有他的底线，一旦触及这根底线，他便会决绝地采取行动。1926年夏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月薪400元，且没有欠薪的情况，待遇是很优厚的。但是环境很不愉快，一方面他感到教员之间有互相倾轧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感到学校对教员不够尊重，譬如对教员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予热情支持；对教员的意见进行蔑视，甚至说“这里是有钱人说话的地方”等等。他终于无法忍受，决定离去，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定走了。”后来到了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待遇不错，地位颇高，但稍后，他所厌恶的“研究系”、“现代评论”派中人也到中大任职，加之“4·12”、“4·15”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相继发生，捕去不少学生，他出面营救，无效。于是他置“苦干两年，积一点钱”的计划于不顾，坚决地辞职离开了。
据此分析，对于大学院的聘请，鲁迅肯定是经过权衡，各种情况尚能接受方才答应的。首先从大学院的社会形象而言，如本文第二节所说，主要是一个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机构。而蔡元培本人，虽然在蒋介石一伙阴谋叛变北伐革命的过程中，以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被狠狠地利用了一下，但在这外界短时期内是无人知晓的，何况他对蒋的屠杀政策亦持反对态度，因此人们很难把他与蒋介石的血腥屠杀联系在一起。否则，被“吓得目瞪口呆”、对蒋介石大屠杀耿耿于怀的鲁迅是不可能接受大学院聘约的。其次，受聘后将受何种约束也是鲁迅考虑的重点。开始以为必须去南京上班，那样既不符合他专事写作的打算，又会随时见到那些他所讨厌的人，或者写作受到约束，因此他一再表示“不想去吃”。后来了解到不用去坐班，且可“自由著作”，解决了他的种种顾虑，于是最终决定应聘。特别是受聘以后，大学院似乎信守“听其自由著作”的诺言，没有以大学院的名义对其作过什么干涉，因此鲁迅总共受聘了四年。
五、受聘期间鲁迅对国民党做了些什么
鲁迅受聘后的第二年，大学院被撤销，改称教育部，但原有的聘任得以延续。鲁迅受聘先后共四年。在这期间，鲁迅对国民党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开其“骂”。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杂文大都收在《三闲集》和《二心集》中，共65篇，其中，有几十篇都是“骂”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闲文人的。这里略举几例。1928年4月6日《申报》报导：国民党在湖南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女性，全城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加以共魁郭亮之首节，又悬之司门口示众……”鲁迅以点评这则新闻为由写了《铲共大观》一文，揭露蒋介石继续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14岁的孩童亦不能幸免），立场鲜明地指出：“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
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大举入侵我国，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爱国学生多次集会游行要求抗日。12月17日，蒋介石下令军警镇压，30余名学生被杀。之后，国民政府又“通电”全国，诬陷学生越轨。对此，鲁迅立即作《友邦惊诧论》进行驳斥，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强占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抢毙人民”。揭露国民党治下“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戳，电刑逼供。”愤然怒斥蒋介石及其外国主子：“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第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展开实际斗争。
为了争取人民的基本权利，鲁迅直接参加了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活动。这是个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的进步组织，成立于1930年5月。同年三月在《萌芽月刊》一卷三期上发表成立宣言，公开抗议蒋介石不给人民以任何自由：“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号召人们“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鲁迅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于同年二月十三日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不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就以此为由，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获此信息，一面离家避难，一面表示决不屈服，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他们）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
第三，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推进革命文艺运动。
鲁迅领衔发起了“左联”这个团结进步作家开展革命文艺运动的群众组织，于1930年3月2日亲赴会场参加成立大会，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一著名演讲。此后，他对“左联”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精神上、经济上都竭力给予支持，有时甚至抱病出席“左联”举办的创作活动，象劳苦的农夫耕耘他的田地一般。当国民党反动派向“左联”举起屠刀的时候，鲁迅更是毫不退让，与之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1931年2月7日，国民党秘密杀害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革命者，鲁迅本人也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随时有被逮捕和暗害的可能。他一面防范，一面立即采取行动与之斗争。他与冯雪峰紧急创办《萌芽》杂志，编出“战死者专号”，亲作《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与前驱的血》，愤怒控诉统治者血腥罪恶，直斥他们是“黑暗的动物”，号召话着的人们“不断的斗争。”鲁迅还把这一事件捅到国际上，与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起草了《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然后连同他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起交史沫特莱在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1931年6月第七卷）发表，引起美国、德国、英国等五十多位作家和诗人对国民党的抗议，弄得国民党很被动。
六、鲁迅的津贴都派了什么用场
鲁迅兼任特约著述员（特约编缉），四年中共收了49个月津贴，计14700元，相当于大学教授的收入。那么鲁迅拿这笔钱作了什么用呢？简括地说，是全部“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了。主要是派了四方面用场——
其一、连同稿费、版税收入，支持他专心写作，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在1927年底到1931年底受聘的四年期间，鲁迅发表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有《唐宗传奇集》、《而已集》、《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嵇康集》（已校好）、《三闲集》等5部；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有《小约翰》、《毁灭》、《十月》、《艺术论》、《壁下译丛》等15部（种）；编辑出版的画册有《近代木刻选集》、《士敏土之图》、《新俄画选》等5部；编辑或参与编辑的刊物有《语丝》、《奔流》、《朝花》、《萌芽》、《前哨》、《十字街头》等7种；为别人校订的创作或翻译作品有柔石的小说《二月》、贺非翻译的《静静的顿河》等9部（种）；还应邀为大中学校演讲近20场，为外国学者作个别辅导，甚至为青年木刻讲习班当翻译等等，等等。
其二、根据写作和研究的需要，购置了大量书籍资料。学习和购书是鲁迅一向的习惯，笔者根据鲁迅《日记》大略统计，鲁迅自1912年至1936年，购买国内外小说、戏剧、美术作品、文艺理论、辞典、笺谱等各类书籍和拓本、造象、刻石、墓志、墓砖、残碑等等约3830笔（每笔若干册），总计用去书款13424.789元（极少量为友人赠书。1922年的购书笔数没有计入，因为鲁迅日记被日军宪兵队从上海许广平寓所抄走后少了1922年的一本，这一年的购书情况无从查考，仅从许寿裳编写鲁迅年谱时抄下的资料中查知这一年用去的书款数）。由上可知，鲁迅每年购买书藉资料的费用就在530元以上。而1928年至1931年四年，正是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读书和介绍外国文艺理论最集中的时期，因此购书尤其多，共用去5333元，相当于大学院全部津贴的小半。
其三、热情资助青年从事文艺活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自“五四”以来，他一惯从各方面扶持文学青年，在这四年中则用更多的财力慷慨地支持文艺创作的新生力量。1928年初，柔石等三个文学青年创办“朝花社”，经费不够，鲁迅予以支持，先出数百元；仍不够，再出数百元；经营亏损，鲁迅又给补上，共花去近一千元。另一个青年张友松，告诉鲁迅他姐姐是从事社会活动遇害的，家里困难，现在想印点书，请求帮助，鲁迅觉得应该同情，资助给他500元。1929年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个素不相识的邮局青年孙用寄给的翻译手搞《勇敢的约翰》，觉得内容可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就帮他联系出版，但因作者是新人一般书局都不收，后经鲁迅用时两年、与各方往返通信35封，才得以出版，但也是鲁迅先垫付了制版费、又垫付了给作者的版税才操作成功。至于鲁迅垫付的费用，其实是收不回的，因为要到书全部卖光才可收回成本。（以上均据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1938年10月16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一期）经不完全统计，四年中他资助文学青年和促进木刻艺术、推动左联文学刊物等项的费用在3000元左右。
其四、无私救助妇女、青年、朋友，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海婴的保姆阿花，是因不满旧式婚姻从绍兴农村逃到上海谋生的，开始鲁迅家不了解，后夫家上门追逼，弄得阿花惊慌失措。鲁迅了解后给他们调解，夫家非要阿花偿还“赎金”150元不可，阿花无法，由鲁迅、许广平给她代付，说好在以后工资中慢慢偿还。一个多月后，阿花找好了男朋友，鲁迅就让她马上离去过新的生活了。有一个过去的学生在外地，寄给鲁迅一张当票，要求鲁迅为他将当押的物品赎出并设法送回家中，鲁迅念他在外不易，都照办了。又有一个旧日同事的儿子得急病，多处不能治，鲁迅托人送他进了一家较好医院，结帐时又为其支付了一千多元医药费。如此这般的例子可说举不胜举，大略计算，这四年中鲁迅接济别人的款项在2000元以上。
综上各项，四年中鲁迅资助各方面的支出和购买书籍资料已在一万元以上，接近津贴的全部。而他的日常生活则尽量简单，除偶而外出看电影时出于安全和照顾孩子考虑而比较“奢侈”外，其他是非常节俭，以他所吸香烟为例，连一元买一百枝都舍不得，要许广平改成一元买二百枝的。
七、鲁迅为什么被裁撤
鲁迅与国民党的“梁子”，自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就已经结下了，此后是愈结愈深，至死没有松解。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人曾经试图把它解开。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国民政府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后，其中1930年12月至1931年6月这段时间，蒋介石亲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据许广平说，有一次“有人去向蒋介石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其时已将特约著述员改称为特约编辑——笔者注）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辑、并已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极其奸滑，他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见锡金《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1978年1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辑）
这件事，可以从日本学者增田涉教授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增田涉是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其年青时专程到上海向鲁迅请教，鲁迅在寓所亲自为他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历时近一年，是鲁迅的友人兼学生。增田涉于1947年写作的《鲁迅的印象》（初名《鲁迅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年轻时曾因为喝酒而挥动起菜刀来。这样的鲁迅，在我心里所反映的，只是市井的普通人。”“可是，另一面又觉得他是伟大的人。那就在于他不屈于权力，对权力的压迫到处勇敢地战斗，毫不妥协的精神——而且是战斗就战斗到底的精神。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吧，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
鲁迅拒绝蒋介石收买的回忆在近一、二十年间又有新的发现。据古远清先生《是谁暗中保护着鲁迅》一文说，他在1997年访问台湾时，遇到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的张放先生。张放先生曾这样告诉他：“1949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国民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是如此。蒋委员长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比如，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到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通过蒋梦麟带了中宣部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本养病，这是事实。”（见《中华读书报2001..8.19》）这里所述事件，从文中提到的“中宣部”、“送他去日本疗养”、“蒋梦麟”等细节看，应是与许广平所说的为同一事件。总之，一系列资料确切说明，蒋介石曾亲自安排，煞费苦心地去“软”过鲁迅，但鲁迅没有接受，明确回绝了。
鲁迅的软硬不吃，自然激起国民党政府的忌恨。1932年初，教育部趁上海“一、二八”战争发生、财政拨款减少、人员紧缩之机，将“周豫才”（鲁迅）裁撤了。当时，许寿裳曾请蔡元培出面挽回，但无效。于是，对鲁迅的聘约到1931年底正式结束。（当然，鲁迅被裁也可解释为是因为他“绝无成绩”，但这显然不能成立。对此，本文下面将有专门分析。）
八、廓清评说中的浊流
对于鲁迅接受大学院聘约和津贴一事，人们自有评说的权利，如果进行实事求是的钩沉和客观的评说，对于了解那时的文化教育体制、国民党与文化人的关系演变、鲁迅的性格特点等等均不无意义。但是，时下围绕这一事件却有一团浊流泛起。这浊流的一个特点是断章取义、主观臆造，然后对鲁迅人格进行随意判断和恶意丑化，正如“瞎子摸象”，摸到身子便说是墙壁，摸到四脚便说是柱子，摸到鼻子又说是皮带。只不过瞎子是真的看不清，而掀浊流的是故意歪曲。例如：
——孙乃修在《看鲁迅骨头之软硬》一文中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南京蒋介石政府大学院这笔钱，鲁迅心很虚，怕火一样躲避这一事实，不敢承认。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谦，他居然否认其事：‘大学院一案，并无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所以说不到去不去。’”接着孙乃修借此贬损鲁迅说：“对帮他谋职的这位朋友也说谎，可见心虚。”
这完全是孙乃修先生的恶意编造！
事实是怎样的呢？1927年12月，鲁迅接受大学院聘约后，立即写信告诉了一些朋友，其中1927年12月26日的信中，将此事也明确告知了章廷谦。五个月后，章廷谦另又听到谣传，说鲁迅要直接去南京大学院就职，便在信中问及此事，鲁迅于1928年5月4日的回信中作了否定，说：“大学院一案，并无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所以说不到‘去不去’。”很清楚，这里所说的“大学院一案”与先前的受聘是两回事。可孙乃修先生故意将它们搞在一起。如果不了解事情全部，单看他的文章，恐怕每个读者都会骂：“鲁迅真不是东西！”好在有《鲁迅全集》在，孙乃修先生的文字也就只能徒显其卑劣了。当然，这于读者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至少可以知道，孙乃修这类人的所谓“研究”是怎么回事了。
——台湾学者李敖先生曾捧着金子上电视台，义愤填赝地指说，鲁迅从国民党那里拿了相当于多少多少的金子，他特别光火于鲁迅的“拿干薪”，不干活，说很不地道，很不“高风亮节”。
那么，鲁迅真的不干活吗？大学院对受聘人的约定是“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按照这个口径，鲁迅不仅不是不干活，而是干得很多，干得很好。上面已经统计了鲁迅四年的工作，这是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拿了政府一点津贴，做了如此巨量工作，对中国现代文艺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而且完全符合大学院“以津贴支持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自由著作”的初衷。无论对国家、对社会、对大学院，鲁迅都是问心无愧！有良知的人当说，鲁迅确实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李敖先生振振有辞地说，鲁迅自己也是承认“绝无成绩”的。我要告诉李先生，这是您没有读懂鲁迅文章的缘故。的确，在教育部将他裁撤以后，鲁迅给许寿裳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藉，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
鲁迅这段话是不能按字面来理解的。第一，以鲁迅洞悉世事的能力，当然知道自己被裁完全是因为拒绝了蒋介石的收买和自己从事一系列革命活动的缘故，而且很可能也是当局将进一步对他施加迫害的信号。但他觉得对于尚未与国民党公开决裂、对自己的革命活动又未必全部了解的蔡、许两位朋友来说，没有道明真相的必要，因此主动找了个“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来作为被裁的原因，一方面用以安慰朋友，另一方面也是定个调子，以免别有用心的人做文章。第二，鲁迅故意扯进《嵇康集》来说事，目的也不是真的要表白成绩的有无，而是为了冲淡被裁背后所包含的凶险的政治含义，以此为朋友提供必要时（如有人追查为什么把鲁迅拉进来）应对的资料，也为自己的安全增加一点保护色。否则他完全可以把这几年已有的和正有的成果如《唐宗传奇集》、新修订的《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已有校好的清样）和大批翻译作品（许多不是直接冒犯国民党的）报上去，但他没有报，不屑于报。可见所谓“绝无成绩”等等，其实是鲁迅使的一种障眼法。
当然，鲁迅自己也清楚，他虽然为社会做了很多事，但真正为国民党所欢迎的事情确实没有做。这一点如果鲁迅地下有知，也许会自愧不如李敖的。因为据李先生自己在《李敖回忆录》中说，他经人推荐，也接受过国民党政府的职位，进过“文献会”，每月拿过“津贴新台币一千元。”但与鲁迅有所不同，鲁迅是不上班，也不报成果，而他不仅天天抖抖地去上班，而且货真价实地为国民党“文献会”做了事。至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同是反对国民党，那么是拿了津贴仍不为它做事有骨气呢，还是拿了津贴就为它做事有骨气呢？要说“高风亮节”，又是哪个高哪个亮呢？
以上分析的仅是浊流中的两例，其他尚多，但货色差不多，篇幅关系，就此打住了。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