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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不喜欢受约束，年轻的时候号称“不过年，不过节，不过生日。”，如今老了，也开始在乎起这些繁文缛节起来。

今年母亲节的礼物最特别。孩子大了，甜言蜜语不会说了。今年她们送给我的礼物是参加一个读书会，意在鼓励我用英文写作。她们不识中文，知道妈妈爱写作，可惜读不懂，这几年她们陆续推荐我看了很多儿童书，每天督促我做功课。

下面是这个读书会的广告：

乡关虽重重，此地可为家
王泰瑛 生于泰国曼谷，童年和少年期大部分在香港度过，十五岁时随父母移民来美，获加州伯克莱分校英语学士学位和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国际事务硕士学位。王泰瑛曾先后在法新社，<< 亚洲华尔街日报>> ，<<国会季刊 >>和 世界银行任职。
王泰瑛的第一部长篇<< 夜幕降临摩格迪叙>>(Nightfall in Mogadishu) ，是以 非洲国家索马里为背景的惊险小说。她二零零六年底推出的传记体文学 <<浪迹天涯>> (Journey across the Four Seas, A Chinese Woman\\\’s Search for Home), 记录 她母亲李纯瑛移民美国前的五十年沧桑岁月。关于新书的详情，中、英文媒体，包括 CSPAN读书频道和<< 新世界时报 >>已有广泛报道。
除了新书讨论外，王泰瑛还将同 大家分享她作为亚裔美国人在美洲新大陆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
其它相关背景材料，请查 阅王泰瑛网址：[Veronicali.com]

去了以后才知道，王泰瑛跟我们家渊源极深，她的祖父王云五，与我的曾叔祖高梦旦是同事。

我们家这一支是从福州东街衍生出来的，这一支传到清代中叶，是35世的高国城和36世的高体安。体安生了三个儿子；文骐，文骏，文驱。这也叫：福，禄，寿三房。高体安在福州东门外的上杭路（现为65号）建立了一个祠堂，叫“景祺堂”。

文骐有四个儿子：高彬，高腾，高璧，高铣。

高彬是我曾祖父的祖父。

高彬生两个儿子，绍曾与毓珍，两房生了四个孙子，他们在堂兄弟中统一排行分别排4，6，9，11。我的曾祖父子勋行九，他在福建船政学堂求学，担任过清朝浙江新城，定海，象山，石门等地的知县，福建南路观察使。他追随过李鸿章，在1896年随李到莫斯科参加过：中俄密约“的签订。在民国时期，担当过上海税务局局长。叔祖父梦旦行十一。侄辈们叫他“十一叔”，我父亲叫他“十一公公”，还有四公公风歧，当过御史钦差大臣，由于他对清朝的贡献，皇帝封他父亲（高绍曾）与祖父（高彬）为诰赠与累赠光禄大夫。六公公而谦，清末留学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清朝时期当过外务部左宰，驻意大利公使，云南，四川布政使；民国时期外交部次长。

《史海钩沉》里记载： 高梦旦（1870—1936），名凤谦，字梦旦，福建长乐人。少时不登科场，不入仕途，好实用之学。1901年被浙江大学堂聘为总教习，次年率留学生赴日，并任留日学生监督。他在日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认识到日本所以兴盛，原因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于小学，从而生发了编写适合中国小学生用的教科书的愿望。1903年冬回国，恰逢商务印书馆办编译所，遂被邀入馆。

高梦旦进馆后，即被聘为编译所国文部部长，主持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的过程中，他与张元济等每编一课都要反复讨论，直到大家提不出意见才定稿。他们编写的教科书一经出版，即风行全国，获得巨大成功。新式学校发展后，急需新式工具书，于是高梦旦向张元济建议编写《新字典》和《辞源》。很快编译所设立了辞典部，开始了新式辞典的编写工作，他亲自参与编写。这两部辞书的出版编辑，开了我国出版现代工具书的先河。高梦旦为张元济出谋划策，为商务选定了不少切合社会需要的好选题，被张倚为左右手，1918年升任编译所长。

五四运动后，高梦旦感到商务的编译工作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又认为自己不懂外文，不适于担任编译所长，于是产生了举才让贤的思想，提出辞去所长职务，并亲赴北京，邀请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来商务主持编译所。胡利用假期到商务考察了一个月，虽没有上任，但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高退而任出版部长，襄助王云五。

高梦旦一生淡泊名利，以事业为重，在商务有极高的威望。

附：

高梦旦先生小传

胡适

选自《胡适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著作有《胡适文存》《胡适学术文集》等。

民国十年的春末夏初，高梦旦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我。他说，他现在决定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继任者。他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高先生的付托。
那年暑假期中，我在上海住了四十五天，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每天他家中送饭来，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总是和他同吃午饭。
我知道他和馆中的老前辈张菊生先生，鲍咸昌先生，李拔可先生，对我的意思都很诚恳。但是我研究的结果，我始终承认我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配做这件事。我很诚恳的辞谢了高先生。他问我意中有谁可任这事。我推荐王云五先生，并且介绍他和馆中各位老辈相见。他们会见了两次之后，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后，高先生就请王云五先生每天到编译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给他看，和他从前指示给我看一样。一个月之后，高先生就辞去了编译所所长，请王先生继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部部长，尽心尽力地襄助①〔襄助〕从旁帮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业。
民国十九年，王云五先生做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理〔总理〕经理。。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商务印书馆的闸北各厂都被日本军队烧毁了。兵祸稍定，王先生决定要做恢复的工作。高先生和张菊生先生本来都已退休了，当那危急的时期，他们每天都到馆中来襄助王先生办事。两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干，就做到了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奇迹。
我特记载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美谈。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荐他自代，这并不足奇怪。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
高梦旦先生，福建长乐县人，原名凤谦，晚年只用他的表字“梦旦”为名。“梦旦”是在茫茫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最足以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他早年自号“崇有”，取晋人裴①〔裴（ｗěｉ）(267—300)〕西晋哲学家。著有《崇有论》，反对何晏、王弼的“贵无”学说，认为“始生者，自生也”，“无不能生有”，“有”是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基础，并从肯定“有”，即肯定事物的客观存在中，论证了“长幼之序”“贵贱之级”的绝对必要。《崇有论》之旨，也最可以表现他一生崇尚实事痛恨清谈的精神。
因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赏也最能了解这个新鲜的世界。因为他崇尚实事，所以他不梦想那光明可以立刻来临，他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的慢慢来的。最要紧的条件只是人人尽他的一点一滴的责任，贡献他一分一秒的光明。高梦旦先生晚年发表了几件改革的建议，标题引一个朋友的一句话：“都是小问题，并且不难办到。”这句引语最能写出他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认为不难做到的小问题。他的赏识我，也是因为我一生只提出一两个小问题，锲而不舍的做去，不敢好高骛远，不敢轻谈根本改革，够得上做他的一个小同志。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他的侄儿、侄女们都说：“十一叔是圣人。”这个圣人不是圣庙里陪吃冷猪肉的圣人，是一个处处能体谅人，能了解人，能帮助人，能热烈的爱人的，新时代的圣人。他爱朋友，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他爱真理，崇拜自由，信仰科学。因为他信仰科学，所以他痛恨玄谈，痛恨迷信，痛恨中医。因为他爱国家社会，所以他爱护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样。他爱敬张菊生先生，就如同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他爱惜我们一班年轻的朋友，就如同他爱护他自己的儿女一样。
他的最可爱之处，是因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没有利心，没有名心，没有胜心。人都说他冲淡，其实他是浓挚热烈。在他那浓挚热烈的心里，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胜利，别人的成功胜利都使他欢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胜利一样。因为浓挚热烈，所以冲淡的好像没有自己了。
高先生生于公历一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死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葬在上海虹桥公墓。葬后第四个月，他的朋友胡适在太平洋船上写这篇小传。
一九三六，十一，二十六。

附二：

科玄之争的主将丁文江有一首“寿高梦旦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说官话”乃是提倡国语运动的通俗说法，而“骂中医”则是“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这运动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傅斯年等等一批学者。

柳蝉

Sunday, May 13, 2007 2:51PM (母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