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生从中学到大学要学很多哲学。欧洲虽然没这么多，但大学也要学一门哲学必修课。2009 年初我只身刚来挪威，头几个月和一群硕士生住在一栋大房子里面。有一次我听说他们也学哲学感到很新奇，于是就哲学是否有用争论过一回。我引用了费曼的一句话：哲学之于科学就像鸟类学之于鸟类（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as useful to scientists as ornithology is to birds, Richard Feynman）。当然引用名人的话是一种很糟糕的论证方式。几位硕士也是很不服气的。然后我就和他们具体讨论了一下此间哲学课到底讲什么。得到的答案是如何安排和做实验。我就告诉他们，关于如何安排和做实验至少在统计里面的文献就浩如烟海，比他们哲学课里面的那些专业和有用得多。
实际上哲学的位置在现代科学中的位置越来越尴尬。古时候人类不懂的东西多，通过哲学思辨来认识问题就能有许多结果，也很有意思。我们大多数的博士学位都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ylosophy）大概就是诸如此类的原因。然而随着人们对各个学科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留给哲学思辨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以致几乎没用了。实际上欧洲大学里面的哲学课程越来越偏重伦理（ethics）。即使如此，有的人在伦理方面也能做得很过，比如前几年有位挪威水产官员在 Tromsø 的一次水产圆桌会议上致辞：鱼有没有痛感在科学上有争议，但她个人的意见认为鱼有痛感。这样的认识显然就很边缘了。
由于哲学是如此的无用，但传统上一直有沿革，因此哲学系的学生在欧洲最好的出路大概就是做老师。工作不好找，因此哲学系也招不到好学生，而这些一般学习都学不好的哲学生还要给各个学科指点江山，这很难不成为笑话。就像我儿子的学校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哲学考得比 C 高的学生不适合做工程师。
当然也怪这些学生没有狠角色。中国过去曾有一位图书馆管理员的数理化一窍不通，他的话却能印在数理化等所有学科的教科书扉页。这是一场悲剧。现在虽然不印这样的话，但一以贯之地从小到大给孩子们灌输这些数理化的外行话那就是在消蚀民族的前途。更糟糕的，虽然殷鉴不远，伟人的话又有重登扉页之势。我因此为这个国家捏一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