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珮玎珰

我上小学时，学校有一次要组织灯笼会庆祝六一儿童节，我回家问爸爸做什么好。爸爸说做个鲤鱼灯吧。他用竹篾编成鱼身鱼尾，外面糊上薄到透明的白纸，再画上彩色的鱼鳞鱼鳍。鱼头难做一些，爸爸前两天下班后没做完，第三天四天下班后又挑灯夜战。我在旁帮忙拿笔拿浆糊地打下手。后来插不上手帮不上忙，先去睡了。再天早上却看见一个鱼头已经做好了，一样竹篾做的里，外面糊的白纸上用黄的黑的彩笔勾画出了鱼眼睛和鱼嘴–鱼嘴是真正张开着的！鱼头与鱼身环套上，鱼肚空着，里头有个托放蜡烛，鱼肚下又连个杆，我一摇杆，这个鱼灯可以摇头又摆尾！六一的傍晚，我小心翼翼地举着我的鲤鱼灯笼走到学校，小朋友们都艳羡赞叹：“哇！是你做的吗？”我很得意地回答：“是我—-爸爸做的！”大家都穿着白衬衫，海军蓝的长裤，白球鞋，大部分人手上都提个灯笼。我看他们的灯笼，大多数很普通，白纸糊个长椭圆型而已，好一点的是八角宫灯型。有个很气派的龙灯，可是哪有我的这个鲤鱼灯又灵巧又精致呀。老师让我举着我的鲤鱼灯走在前面，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点燃了蜡烛，排成一长列在镇中心走了一圈。我努力将灯笼举高，又保护蜡烛不倒下来，鱼灯上的纸不要甩破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夜，星星出来了，天空湛蓝碧青地高远。我们的灯笼队伍也象一长条游移的星河一样璀璨，这条河里游弋着一条美丽的锦鲤。

回到家，我兴奋地把大家的赞美之词转述给爸爸听，爸爸却只淡淡地微笑，说：“做得不够好。你爷爷做得更好。”这个我就只能想象了。我还没出生，爷爷就去世了。而他可能“伟大”亦或“盖世”的工艺作品，没有一件传承下来。据说爷爷很会手工活，扎纸灯笼尤其是好手，还因为手巧经常被人叫去帮忙做清明时祭祖烧香用的纸人纸马等。我很遗憾地问爸爸有没有学到爷爷更多的手艺，爸爸说二伯手巧，学到了一些。但是我们和二伯家隔得远，我从来没有机会看到过。二伯的小女儿爱美术，现在是一家现代美术馆的馆长。我猜测爸爸家家族成员里大约有美术细胞吧。三伯曾经是中学美术老师，他的两个儿子，现在一个是建筑系教授，另一个是美术系教授。四伯只上过小学，却无师自通写一手好毛笔字，春节和有红白喜事时，我们家、邻居家的对联都是四伯包了。大伯解放前跑台湾去了，前些年找到了还在老家的我们。原来他也喜欢舞文弄墨，时不时写了毛笔字勉励我们后辈。他的儿子和双生女儿都是美术院校毕业。看，海峡两岸的独立样本证明了爸爸家族成员有美术细胞。

很可惜，基因也不是平均分配，人人有之的，我就没这个天赋。小学里有美术课，我很喜欢。有一次，我很认真地画了一个穿裙子的白衣少女，系着鲜艳的红领巾，风儿吹起了她的长发，她裙裾飘飘。同桌的她只瞟了一眼，就很锐利地指出：“怎么她的头发往左飘，裙子往右飘，红领巾又不飘？这风怎么吹的呀？”但是这并没有挫低我涂鸦的热情。上中学了，没有美术课，我差点要生气。历史地理课上，大家都不学习，老师也讲得枯燥乏味。我就在下面画人头像，白本本上画满了，就在课本上画。课本的封面、扉页、侧边和封底上，每页都是我创作的大大小小古今中外正面侧面的人头像。后来，有个学文科的女孩高考前借我的中学历史地理课本复习备考，我翻出旧课本给她。她拿过去翻了翻，放声大笑，说：“这些人头要是都活过来了该怎么办哪？”我立马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这孩子气的爱好没有再继续下去。自己不画，但是很欣赏别人的画作和工艺品。有空会逛一逛美术馆和Art Fair。转眼自己的娃娃已到了涂鸦的年纪，家里到处是伊涂涂画画的杰作，桌子、墙壁和地板也是随手可即的“画布”。我的那三脚猫的美术水平又有了用武之地。娃娃总是拿着蜡笔或彩笔说：“妈妈画。”有人说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我无心揣测家族的美术细胞是否已经传递到了伊身上。我们可以一起涂鸦，涂鸦是我们之间乐此不疲的游戏。犹如多年前，有一位父亲做了个鲤鱼灯，照亮了他孩子的“六一”那个儿童的节日；我做不了鲤鱼灯，能和娃娃涂鸦给伊一份快乐，心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