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非医

“不得不说”医生对“猫腻药”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出了几点，然而，并没有抓住关键，而是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徘徊。现对其作简单的分析，【】中所引为“不得不说”之原话。

【首先，中国医药行业创新力低下，大多数中国药厂没有能力自主研发真正有疗效的药物】

中国医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这是实情，但与药品回扣的大行其道关系并不大。中国的彩电业、汽车制造业等很多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都不强，而回扣问题似乎并不突出。不能创新，可以仿制，依靠成本优势占领市场，这是中国企业最为擅长的，何故到了医药领域，就要靠发回扣这种违法犯罪的“下三滥”手段去推销产品？实事求是地说，国产药品的价格优势非常巨大，疗效并不见得比外企药差多少。举个例子，同为40mg装的奥美拉唑针剂，国产药一支3块多，进口的“洛赛克”一支150元左右。我基本上都用国产的，效果也很好，并没有感觉比进口的差，副作用也不明显。

【其次，中国临床药师制度未建立，医生用药无法监督】

这是象牙塔里的学究空想出来的馊主意，骗骗外行或许还行，作为临床医生的“不得不说”怎么也跟着起哄呢？

让药师来管回扣，这是天大的笑话。就算所有的药师都非常正派、敬业、负责，他们管得了医生选择用国产药还是进口药吗？管得了医生选择哪个厂家的药吗？管得了不违反用药原则的辅助用药吗？他们没这个水平，没这个胆子，也没这个权利。

【第三，国家对于抗生素已开始较严格的管理和监控，抗生素的价格也被大幅下调，抗生素的市场利润在下降。而这些猫腻药还未被管理部门重视，价格也比较虚高，利润大。】

前面刚举“夫西地酸”（我之前还真从未听说过这个药）被滥用的例子，现在却说“抗生素已开始较严格的管理和监控”，让人有点找不着北。

中国的抗生素使用之泛滥，简直到了成灾的地步，不仅是人用，还有兽用，哪里谈得上“管理和监控”，更不要说什么“严格”了。2004年发了个《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也只是做做样子，基本上属于一纸空文。

如果说，政府部门还做做样子要抓抗生素的监管，那并不是因为药品回扣，而是因为不时有专家忧心忡忡地对媒体说，抗生素再这么滥用下去，耐药菌越来越多，以后我们可能会陷入无药可用的困境。政府部门被逼着出来做做姿态，也是为以后做开脱准备。对于药品回扣，他们也会说些空话，对那些“堕落”的医生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把责任都推到那些“缺德”的医生头上。矛盾既已转嫁，他们自然可以继续悠哉悠哉，对药品回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至于那些腐败的官僚，他们是不会放过从药商那里狠捞一把的机会的，他们本来就是药品回扣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得不说”指望这些人来抓回扣，难怪要“痛心、内疚、失望，但也觉得无能为力”了。

那么，中国药品、器械回扣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许是绝大多数国家，只是我没有详细考证，不敢这么说）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在中国会这么普遍？

道德家们的指摘，我就不去理会了。这些人往往也不是什么好鸟，甚至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假道学、伪君子的典型——寻正同学的丑陋大家都见识了。

中国医药回扣问题的根源，在于极度畸形的医疗卫生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整体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导致了很多人对于市场力量的迷信，将一些本不该、也不能市场化的领域统统推向市场，一化了之，把很多政府应负的责任完全抛开，最典型的就是医疗领域。

中国医疗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国有医院，名曰“公立”、“非营利”，实际上是一个个自负赢亏的企业。因为我们的基本工资大体是固定的，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我们的工资是政府拨款的，直到有一次看到我们护士长在核算科室的收支情况，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领的工资都要列在成本里面扣除，只有部分收支节余经过复杂的换算才作为奖金发放。

市场化的最大好处就是：高效。中国的医生，拿着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医生相比低得可怜的一点工资和奖金，却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干活，就是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着。那些抱怨“看病难”的国人，就像是两眼盯着脚背，抱怨脚上没长风火轮的主，说他们无病呻吟可能有些过了，说他们孤陋寡闻，一点都没冤枉他们。新语丝网友很多是旅居海外或有海外生活经历的，没出过国的，不少也有国际视野，所以谈起医疗问题，不像其他网站一样全是“看病难、看病贵”的叫嚷。半年多来，我还几乎没在新语丝上看到过对所谓“看病难、看病贵”的批判。

如果政府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医疗市场化，也还好。可是，我们的官僚们对医生的较高收入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只愿意看到医生被市场的力量逼着加班加点、疲于奔命，甚至被市场无情淘汰，却不愿意看到医生领高一点的工资。长期以来，医疗的服务性收费被压制在一个极其低贱的水平，远不够成本。正是人民政府造就了“以药养医”这一怪胎。

既然医疗已经市场化了，那么市场就有自己的规律，这是不以某些人乃至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供求规律”：当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就要上涨，当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就要下跌。现今中国诊所、小医院门庭冷落，大医院熙熙攘攘的现象，经济学上的解释简单而明了：大医院的收费太低了，才引来这么多的病人。

医疗本来就是成本高昂的行业，尤其是人才的成本。在中国，要培养一个能够较好胜任工作的临床医生，除了12年的小学、中学教育，5年，甚至7年、8年的大学教育，还需要3年的住院医师轮转，2年左右的专科训练，往往需要22年以上的学习、实践。这个过程中还要淘汰大量的不能胜任的人员。成本非常高昂。这样培养出来的临床医生，也还是难以胜任难度较大的操作、大中型手术的。

对于成本高企、工作负荷巨大、需求又极其强劲的医生，给予那么点工资、奖金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必然要有其他的方式来补偿。最早出来担此重任的是“红包”。医改初期，“红包”之风刮遍大江南北的医院。现在较发达地区的“红包”少多了，那只是因为新兴起的“回扣”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过去“红包”执行的功能。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一位主任告诉我们，药品“回扣”是在1995年前后兴起的。“红包”、“回扣”一经出现，即成燎原之势，说明它们是非常适合中国土壤的。

去年底，“两高”作出司法解释，将医生收受药品、器械回扣的行为定性为“受贿罪”。将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纳入《刑法》，这一据说（忘了在哪里看过，未作详细考证）全世界难觅第二个的规定，是否能够起到遏制医药回扣的作用呢？我看难。对医疗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生收受“回扣”定罪，这样在全世界几乎独树一帜的法律规范，除了表明中国的医患矛盾极为尖锐，除了大大加剧医患矛盾、进一步毒害医疗行业之外，不会有什么正面的效果。我认为这两条司法解释都可归入“恶法”一类。

以违背市场规律的方式运作医疗市场，注定是要破坏医疗行业的。或者放弃对医疗服务收费的价格管制，废弃对医生收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让医生光明正大地拿着较高的收入，这是上策；或者继续维持目前的混乱局面，让“红包”、“回扣”等所谓“灰色收入”成为很多医生收入的必要补充，这是下策；或者对医疗行业实行强有力的特别监管，在维持医生低收入的情况下扫除“红包”、“回扣”，让医生成为人见人厌、无人愿意从事的职业，让医院破产、医学院校关门，有钱人出国看病，没钱人病死，这是下下策。上上策以后有机会再谈。

偶然浏览到新语丝去年的文章，其中“正和”网友的《中国医疗问题的经济解释》（XYS20080326）一文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医疗乱象的一大根源：“总之，供求失衡导致了上述光怪陆离的医药问题，但其根子只有一个：对医疗市场的行政垄断和价格管制。”我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