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买了一本《以色列史》（张倩红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但一直没有细读。哈以冲突发生后，我才产生了阅读此书的强烈兴趣。下面是我读完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之后的一些读书心得，其他读书心得以后会继续贴出来。
●有人支持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其理由竟然是以色列人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占据了这片土地，阿拉伯人是后来的。且不说这种历史上早八辈子的先占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根本没有意义（同样，中国反复声明对钓鱼岛、南沙群岛的先占，主要的意义也只是为了宣传；从国家利益出发我们当然能把它们夺回来就要夺回来，但是光靠宣传肯定是夺不回来的），非要穷根究底的话，以色列人也根本不是这片土地的最早主人。《圣经》中就记载以色列的始祖亚伯拉罕其实是出生于古巴比伦王国的吾珥（今译乌尔）城。今天的考古发现证实乌尔城位于伊拉克南部的幼发拉底河畔。后来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带着亚伯拉罕到了哈兰城，位于今土耳其的南部，“肥沃新月”的顶端。他拉就死在哈拉城。之后，亚伯拉罕才继续向今巴勒斯坦地区迁徙，而那里早就有迦南人居住了，那块地方当时也叫迦南。迦南人管他们叫“哈卑路人”，在迦南语中的意思是“渡（幼发拉底）河而来的人”，后来转音为“希伯来人”。可见，连“希伯来人”这个称呼，都是别人给他们的。迦南人后来融入了阿拉伯人，要这么说的话，最终还是阿拉伯人比以色列人先占了巴勒斯坦！
当然，中国有一位“民间历史学家”宫玉海，肯定是不信这个说法的，因为据他的“考证”，犹太人就是中国上古的“有邰氏”。这个部族最初活动于西亳，后来舜把他们封到“来”这个地方；以后他们继续向西迁徙到了巴勒斯坦，但仍自称“希伯来人”，也就是“西亳来人”。另一位“民间历史学家”苏三更强，硬说亚伯利罕的妾夏甲就是“客家”，所以客家人就是夏甲之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和阿拉伯人共祖了！这些都是学术界人士在酒酣耳热、袒腹剔牙之际顺便想起来时就说一说、想不起来就算了的冷笑话。
●我在前面的笔记中说研究“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科学”意义不大，研究“为什么只有古希腊产生了科学思想”才有较大意义。其实不光是科学，连一神论的宗教都不是那么容易起源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原始宗教，却只有以色列人的是一神论，后来发展成犹太教，又从中发展出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也就是说，天下的一神论宗教都是“单系”的。
尽管可能会令一些科学主义者不快，但我还是想说，同样“好不容易”出现的一神论宗教和科学，后来都能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它们之间一定有共性。这种共性就是排他性。接受了一神论宗教的神，就不能承认别的神；接受了科学思想，就不能再容忍非科学思想胡作非为。只不过，科学的排他性是建立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之上的，有事实在眼前，这种排他性就可以表现得温文尔雅、从容不迫；而一神论宗教的排他性则不是建立在尊重客观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只好靠气势汹汹地胁迫别人相信它（不信就下地狱），才能扩展自己的领地，然而最终还是斗不过科学，甚至连自己都免不了要分化瓦解、相互攻击了。
一神论宗教和科学都出自地中海东部地区，也即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所在地，这不是偶然的。如果说地中海东部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诞生（详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论述），那么多个水平相当的部族在这一地区的相遇、交流则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虽然也有多个部族在这里相遇，但是其中却只有一个部族鹤立鸡群。当一个孤独的胜者是可怕的，因为与这样的胜利相伴的一定是自满和短视。这道理看来对个人、对集体、对社会都是相通的。
●殷罡先生说，以色列人不会永远和伊朗人（波斯人）为敌，因为波斯人对以色列人有大恩。这大恩有两次：一是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焚毁圣殿，灭掉了犹大国，把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一圣殿时代结束；后来是波斯皇帝居鲁士在前538年灭掉了新巴比伦，允许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由此开始了第二圣殿时代。二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后，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迫害更甚，不仅在耶路撒冷城大建基督教堂，还不允许犹太人在大部分时间内进入城中；公元614年，波斯进攻拜占庭，夺取了耶路撒冷，焚烧教堂，杀害僧侣，并把全城交给犹太人管理。不过，这次犹太人还没有来得及重建圣殿，三年后，拜占庭的基督徒就又杀回了耶路撒冷，犹太人不仅再次不能进城，连离城5公里以内的地方都不让居住了。
波斯人以前一直相信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后来皈依伊斯兰教。但他们主要信仰的是什叶派，由此和主要信仰逊尼派的阿拉伯人相互敌对。说来有趣，什叶派的一些和逊尼派不同的主张，恰恰又是从犹太教那里获得的灵感。然而，时过境迁，二战以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蠢蠢欲动，但阿拉伯国家凭着强大的专制统治，压制了这些势力，反而是奉行西式民主的伊朗无法抵挡原教旨主义煽动起的民众情绪。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国王巴列维被迫流亡国外，宗教领袖霍梅尼上台，伊朗社会在很多方面一下子倒退了几个世纪。直到今天，虽然伊朗一直继续着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但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仍然远未消除。把西方文明当成大敌的伊朗宗教领袖和领导人，也因此一并把和西方国家关系紧密的以色列当成大敌。历史就是这样幽默、这样残酷。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徒在历史上长期歧视、迫害犹太人，是犹太人自己造成的后果。在摩西时代，犹太人还是游牧民族，那时定型的律法（也即《摩西五经》中的律法）对游牧生活是合适的。但是，在犹太人在巴基斯坦地区建立王国之后，大部分犹太人改游牧为农耕，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不免使原有的律法显得落后，所以不愿遵行律法的人越来越多，人心涣散，这也是最后造成“巴比伦之囚”惨剧的一个原因。
不过，“巴比伦之囚”虽然是犹太人刻骨铭心的哀痛，但比起后来的基督徒来，巴比伦人待犹太人要好得多。所以在居鲁士攻灭新巴比伦，释放犹太人之后，大多数犹太人并不愿意抛弃自己在巴比伦的家业返回耶路撒冷，返回的那些人，几乎都是最虔诚的信徒，或是穷人。他们决心要吸取历史教训，重振律法。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圣经·以斯拉记》记载，大祭司以斯拉要求所有娶异族女子的人一律休掉他们的妻子，所生的混血孩子也不能要。这样的确在血统上净化了犹太民族，但从此也彻底让犹太教成为专属于一个民族的宗教，彻底失去了成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
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征服了巴勒斯坦地区，罗马人以及其代理暴虐的统治激起了犹太人的反抗。但是犹太人怎么可能敌得过强大的罗马帝国？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不免要有一些人失望、认命，用宗教麻痹自己，幻想将来会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这时候，犹太教再次显得落后于时代了，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就大胆对犹太教做了改革，由此创立了基督教。然而，同样挣扎于罗马人淫威之下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其他民族，为了迎合这些民族的需求，基督教绝不可能继续宣称自己只是犹太人一族的宗教，于是它就宣称自己是全世界的宗教，这样就彻底和犹太教划清了界限。
无数事实证明，恨和爱一样是促人振作的巨大动力，对于底层的穷苦人民——特别是自认为loser的人——来说，有时恨甚至比爱还要重要。但是，他们不敢恨压迫他们的罗马人，结果就挑了无辜的犹太人当出气筒，就像今天中国的一些愤青幻想日本人、美国人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一样。严肃史学界不承认“耶稣和他的门徒”确有其人，只承认可能有原型，但他们的故事都是后来才编出来的。这些编故事的人显然已经以犹太人为敌了，所以他们就宣称，上帝和耶稣立的新约已经取代了和摩西立的旧约，犹太人不仅已经被上帝抛弃了，而且还是耶稣基督的敌人。当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313年立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犹太人的噩运便再次大大地降临了。
总之，犹太教作为一种民族宗教，让犹太人这样一个三千多年前就成型的民族能够克服种种艰难困苦，一直保留到今天，的确功不可没；然而，这种种艰难困苦，同样也是犹太教带给犹太人的。《圣经》所说的“人类的原罪”，就是这个事实的诗意化表达。犹太人的可怜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国家，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要么保留民族性而承受苦难，要么享受荣华却遗失本原，二者必须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明白这一点，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犹太人那么急切地想要复国了。
●公元66年，犹太人因不满罗马总督弗洛鲁斯的残暴统治，发动了反罗马大起义，史称“犹太战争”。起义持续了7年而最终失败，失败的最后一幕是相当惨烈的：起义领袖以利阿撒尔率近千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固守死海边上的马萨达要塞，在罗马人重重围攻之下，要塞马上就要失守之际，他们最终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男人先杀死自家的妇女和儿童，再选出10人杀死其他男人，最后再由1人杀死其他9人，并放火焚毁要塞，最后这一人也自杀了。只有两名妇女和五名儿童因为躲在地下水道里而死里逃生，并向罗马人讲述了这最后的经历。从此以后，这种宁死不屈的马萨达精神就成为犹太人的宝贵精神，今天，马萨达城堡成了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色列军人入伍时都要在这里宣誓，在誓辞中要庄重声明：“马萨达再也不会陷落！”
中国历史上和马萨达之围堪比拟的是唐代的睢阳之围。公元757年，在安史之乱叛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县）终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在战马、麻雀、老鼠都被吃完之后，守将张巡下令搜捕全城的妇女杀死——之后再烹煮作为食物。张巡还以身做责地先杀了自己心爱的小妾。睢阳最终陷落，张巡不屈而死。同样是敌众我寡，同样是明知必死，马萨达战士和张巡干了相同的事，就是杀害妇女儿童；只不过，马萨达战士杀人仅仅是为了不让她们落到罗马人手里，杀人之后自己也自杀了；张巡杀人却是为了充当军粮，拼命使自己活下去，宁可落到敌人手里死也不自杀。
今天看来，马萨达战士和张巡杀害妇女儿童的做法都是十分残忍的，但是张巡的丑恶要大得多，因为他是以食人肉这种败坏更大的道德的行为，去追求一种相对较小的道德（忠诚），不用说今人了，连儒家都不能容忍这种做法。在睢阳之围结束不久，就已经有人非议张巡的行为了，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批评者，而以王夫之的批评最深刻。其实“舍生取义”是犹太教和儒家共同信奉的伦理观，只不过，犹太教用神来吓唬人，所以几乎没有人敢干出格的事；儒家却“不语怪力乱神”，从而使中国人养成了实用主义的传统，关键时刻只要实用，敢于干一切出格的事，从而也就背离了儒家精神。
今天以色列歌颂马萨达，当然不是为了歌颂这种“蔑视人权”的做法，只是歌颂一种精神，这种歌颂也只有在犹太文化语境下才最为合理。至于张巡的行为，即使再怎么有意淡化其灭绝人性的一面，也不宜在今天——也就是中国重建现代社会道德的时候——继续歌颂。凡是在今天还歌颂张巡或水浒“英雄”的人，都是我的思想仇敌。
●牛年初一和硕士导师通了电话。他有两条训诫我牢记在心：其一，一定要在某个独特、但并不过分狭窄的学术领域独占鳌头，使别人一提到这个领域就会首先想到你。其二，一定要面向世界，多用英语和国外学者交流；只要融入国际学术圈，发SCI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不用忧虑。
2009.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