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的落后与管理方法有关
中国科研的落后与管理方法有关
钟宁君
（博主按：此文写得比较客观，道出了国内科研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写出的一些现象本人也有经历，很值得国内各级行政部门的领导们阅读，假如你们有所启发，或许能给中国科学研究带来一丝曙光）
大约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有位著名作家新作出版后，总是销量不佳。他感到纳闷又奇怪，决定暗访作品从印刷、订购到出售各个环节。结果发现，问题出在订购环节。原来，当时新华书店垄断图书购销，而新书订单到达书店后，往往由站柜台的营业员小姑娘随意在订单上填写。而小辫子姑娘又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填写订单。如果她喜好某本书，就将订数填写多些，如果她不喜欢某本书，或者根本看不懂某本书，就将订数填得少些，或者干脆不订购。却原来，大作家的命运掌握在“小辫子”手上。搞清楚这一情况后，这位作家大呼“荒唐”，撰文呼吁结束“小辫子专政”。
大约十几年前，有篇报纸评论文章分析当时计算机图书质量低劣，盖因随便几个没有任何资质的书商就可招募一些在校大学生，找几个国外软件的Help文档，连翻译带瞎蒙，就敢出书。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只是“精通”文字编排业务，对何处该用逗号，何处该用句号，何处该用连字符，那是精致入微，而对专业内容，那是通通不懂的。由此造成当时计算机图书市场“学生写书给老师看”的奇观。
大约几年前，一位回国不久的资深学者在一篇网络文章中愤愤不平地写道：一些大学毕业才几年的后生，如果在国外也许只够给我打工的份儿，而今这些后生混了个科长处长当当，就以领导自居，对我呼三喝四，颐指气使……
如今的年青女子早已不扎小辫子了，而不幸的是，回国后上述情况都让我给碰上了。先说说国内新闻报道中频常出现的一个句式“一票否决权”，这原本是用来强调某个重要的东西。比如某单位如果出现了“超生”，那么计划生育考核就不达标，这样哪怕这个单位生产任务等其它指标完成得再好，也不能评先进，谓之曰“一票否决”。
余归来兮也晚，然很快“小辫子专政”的“一票否决权”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大凡吃科研这碗饭的人，要想立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进门头件事，就是申请科研基金。回国不久，适逢XX省招揽海归人才，设立XX人才计划专项基金。我一看基金指南，觉得正中下怀，于是认认真真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份申请该项基金的标书。那个搜肠刮肚，倾多年知识积蓄之全力以赴，志在必得的干劲，尽在不言中。按照国内通行的规定，标书必须首先送交本单位主管基金申请的行政部门审核通过，才能递送给基金部门。
我原以为，我写的标书其中专业内容在本省想必也没有几个专家能深入理解，行政人员自然不可能看得懂。虽然我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一个科学家写的东西还要经过非专业的行政人员“审核”，我还是想当然地猜想，所谓“审核”想必不外乎是“验明正身”，核对人名地名电话号码，校对一些文字差错吧？
后来才感受到，如此“蔑视公堂”将要吃什么样的苦头。当我将辛辛苦苦花了近两周写的标书小心翼翼地交到单位主管科研基金申请的行政部门时，一个并没有扎小辫子的女人匆匆花了不到五分钟时间翻了翻，就当即宣判“形式审查”不合格，然后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回去吧，今年就别申请了，明年再来吧！”—轻飘飘一句话就宣告了我这个“高层次留学回国人才”的两个星期劳心费力打了水漂。这情形让我突然觉得报刊媒体上宣传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仿佛都成了对我的嘲弄和讽刺，那感觉真比“阴沟里翻船”还窝囊。看她那满不在乎的腔调，根本不在意晚一年拿到科研基金对一个科研人员意味着什么。我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眼前这荒唐透顶的现实：一个非专业的普通行政人员却对一个科学家的未来科研生命掌握“生杀大权”！—这是何年何月何人立下的此等“家规”？难道就不怕遭到“报应”？这新型“小辫子专政”的报应自然对“小辫子”本人毫发无损，但遭到“报应”的除了国家的科研事业外又还会有谁呢？
我忽然冒出一个“恶毒”的联想。中国历史上的太监宦官，原本是封建王朝的服务人员，可有时候却能决定边关将帅的紧急军情能否“上达天庭”，甚至左右一个王朝的命运。真是今夕何年！
我至今已记不起她是否指明了标书中哪个“形式”不合格，但如果较起真来，我倒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目前官方“钦定”版的标书格式中，某些条款实在荒诞不经，不可理喻。
首先，不少标书格式要求作者填写设计的基础科研项目完成后可产生多少万元的产值，创汇多少万美元。那急功近利，咄咄逼人的架势，恨不得“今天投资，明天获利”的心态，已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除了“势利”二字，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恰当字眼能对此加以描述。爱因斯坦如果天堂有知，恐怕也会活脱脱气得要活了。
以前在国内上政治课时，记住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设计任何科研方案，总要根据前人或他人的已有成果（所谓“站在巨人肩上”），以及自己初步研究资料，提出未来待验证的理论或学说，即假说。所谓科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认为是一个不断提出新的假说和验证修正或推翻假说，直至形成新的理论的过程。因此，假说的提出，在科研方案的设计中占有中心环节。能否提出有价值的假说，还是提出“胡说”“瞎说”或“他说”，是衡量一份标书科学性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任何基金申请书或标书的格式中，都不应忽略假说这一章节。
然而，对比国内外标书格式，却让人感到十分怪异和不可思议，那就是，美国的标书格式中很好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将假说列为必不可少的章节。而中国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却在标书格式中毫无例外地将“假说”扫地出门。如果海归学者由于“习惯动作”而在标书中阐述了自己的假说，反而会被视为多此一举而导致“形式审查“不合格，真是岂有此理！
其次，国内所有标书的官方格式都要求详细填写经费预算，即所申请的经费如何花：材料费预算多少，具体需购买什么试剂，多少规格分量，购买什么仪器，什么型号，每一款项什么价格，等等……而且一旦写定，将来不可变更，绝不可“拆东墙补西墙”。据说如此严格要求，是为了“专款专用”，严肃财经纪律。有网文痛斥此规的荒谬，可谓一针见血：基础科研的精华之处是探索未知，而上述规定却要求探索未知之旅前必须先交出一份详细的地图——基金申请者如何能按部就班地精确“预算”到三年后将要用到哪些材料呢？难怪当今中国国力日盛，号称第几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多少多少亿美元，却一直缺乏与国力相称的基础科研成果。既然官方规定逼迫科学家先要交出“详细地图”，才准许“行军”，而未知之旅又不可能先有“详细地图”，那么最省事的对策自然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真难想象，假如当年毛泽东命令林彪率部出关之时，也要求他先交出一份“详细地图”才准许部队开拔，那解放军的仗还怎么打。基础科研的未知因素和复杂程度比之打仗如何？
我想，可能是我交的那份“详细地图”不合格，没能通过“小辫子”的“形式审查”吧？不是有意要与官方格式对着干，而是根本没法交这样的“地图”，连“粗略地图”也没法交，因为国内互联网的网页上有关厂商几乎都不列出仪器试剂的真实价格（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如果一定要填写经费预算，那只好瞎写了。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对于科研课题申报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还不只单单“小辫子”。按照国内所有科研基金申报的规定，当科研人员费尽心血写好一份课题标书，在提交行政部门作“形式审查”之前，首先须经本部门的领导签字同意。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部门领导都会签字同意，因为能从外面弄到钱对小集体总归是件好事，但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形：个别领导“武大郎开店”——我不行，你也别想行；或者本部门科研经费充裕，新加盟者休得“自立门户”，除非“归顺”到领导的旗下。或者因为前一晚领导与老婆吵了架正好心里不痛快，或者刚好多喝了几杯临时头脑犯糊涂，或者没有什么理由只是为了凸显领导的“存在”，总之，领导就是不愿签字。万一碰到这种“秀才遇到兵”的事儿，如果没有鱼死网破的勇气，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哪怕珍爱熬夜撰写的标书如亲生儿，也只好让它“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为了息事宁人和避免这样的“一票否决”，最简单的办法是将领导的名字也挂上，以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尽管领导本人也许对要申报的课题项目内容一窍不通，除了签字外没有任何贡献。为何中国某些科研单位的领导能成为发表论文数量惊人的“高产作者”？原来这“高产”有着制度上的保证。
在美国，虽然教授分为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几个等级，但在科研基金的申请上，只取决于实力而不问等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会赋予某个高级“骡子”审批别的骡子出来溜溜的权力。等级不同的各个教授彼此之间学术上是完全独立的，决不会有初出茅庐的助理教授申请科研基金还须所长正教授批准的规定。我也不知道全世界除了中国外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规定。据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研经费实行拨款制，后来才引进了体现公平竞争的申请制。可惜一个好的体制到中国“本土化”后就走了样。当你发现国内现有体制倾向有利于打造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是营造独立竞争环境时，还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每年一到诺贝尔奖公布前后，国内的舆论界总要热闹好一阵。一方面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增，而另一方面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迄今中国仍未实现获得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这方面甚至还比不过一些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让满腔爱国情怀的人们十分尴尬，很没面子。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分析中国为何拿不到诺贝尔奖的文章就会充斥各个媒体，见智见仁，好不热闹。笔者不想凑这个热闹，只想就上述亲身经历设问：“小辫子”们会自动放弃“专政”的权力吗？单位领导们会自动放弃审批基金申请签字的权力吗？当人们抱怨国内学者缺乏原创性基础科研成果时，是否有人反思这其中的原因？是否有人关注到，科研人员在撰写基金标书时，竟然不得不浪费将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时间精力用于杜撰经费预算和揣摩领导心思以求审批过关？从科技部官员到普罗大众，可曾有任何人质疑过基金申请规则中的“小辫子专政”和“领导签字”的合理性合法性？刘备如果有眼无珠错失了诸葛亮，将不得不自行承担亡党亡国乃至亡命的危险，会有什么人为上述荒诞不经之现实承担哪怕一点负面后果吗？最后，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我们的科技系统还有自己的信息反馈通路和自我纠错的能力吗？还是坐等漫长的日后“蝴蝶翅膀想起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