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一贯甘当权力的奴仆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中国应该建一个超级粒子对撞机,叫做“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项目,需要投资300多亿元人民币。这么大一个项目,当时争论很大。支持的一方包括一些很著名的物理学家,像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格拉肖,还有大家熟悉的霍金。李政道和几十名在美国大学当教授的华裔物理学家,曾经联名写了一篇文章支持这个项目。数学家邱成桐做的工作跟理论物理关系很大,他也支持这个项目。

 

最先反对的是一个台湾人、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他毕业后并没有继续从事物理方面的研究,而是改行当了商人,但觉得自己还是业内人士,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反对中国建对撞机。因此引起了中国媒体的注意,这事就炒起来了。反对的一方还有杨振宁、何祚庥,他们也都是搞理论物理的,也写了文章反对。

 

有一个网红写了一篇《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用武侠小说的笔法把这件事妖魔化,说成是一帮国际理论物理学家对此争权夺利。里面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却在当时影响很大,至少很多外行人都受到了误导。但不管怎么样,反对的一方力量很弱,要么是外行,要么早就脱离了物理研究一线,退休或者转行了,但争论的最后结果反而是项目被叫停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到何祚庥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提到了这事,他说因为杨振宁当时给中国一号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反对中国建这个项目。一号领导人批示说,看来此事还不成熟。批示一下来,当然没人敢反对,这个项目也就黄了。

 

杨振宁反对中国建超级对撞机是一贯的,他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理由,他一向认为高能物理已经走到了尽头,再研究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发现了。他也不是现在才这么说,很早以前就一直这么说。上世纪80年代,他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在以后10年间,高能物理最重要的发现就是:The party is over(派对已经结束)”,大家别玩了,不用再做研究了。

 

其实从那以后,高能物理的研究还有一些重大发现,说明杨振宁的预言是错的。例如2012年发现了希格斯粒子,被称为“上帝粒子”,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辩解说,希格斯粒子不是啥新东西,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预言了。这其实是狡辩,因为理论上的预言还需要实验验证才能成立,不能因为以前已经预言过,就贬低实验工作。不然的话,探测到引力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100年前爱因斯坦就已经预言过了,为什么探测到引力波还能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按照杨振宁的逻辑,物理学都没有必要再做研究了,因为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

 

杨振宁反对中国建对撞机还有一条理由,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必要投入那么多钱建对撞机。杨振宁不是现在才以这条理由反对中国建高能物理大项目。早在1972年,中国还在搞文革,当时准备建一个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到中国访问听说后就反对。中国科学院还找了一些人跟杨振宁座谈,要跟他辩论,想说服他。何祚庥也参与了那一次辩论,他当时是支持建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但杨振宁仍然坚决反对。邓小平接见他时,杨振宁也向邓小平表示反对中国建正负电子对撞机。

 

但当时不只是中国的物理学家支持,国际的物理学家也支持中国建对撞机。1980年,杨振宁的对头李政道牵头,在广东开了一次会,把国际上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都请来,包括吴建雄,杨振宁也参加了会议。大家最后签名支持中国建对撞机,杨振宁是唯一一个反对的,没有签名。最终,中国政府还是决定要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应该是邓小平拍板的。因为一比较,支持的是一大批著名的物理学家,反对的只有杨振宁一个,中国政府拍板时当然会倾向于支持的这一方。这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中国现在跟文革时期、80年代完全不一样,已经是世界GDP第二大经济实体,比那时有钱多了,400亿人民币是拿得出的。但是,杨振宁同样反对,还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的反对理由。

 

对高能物理研究不看好也罢,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很落后,没必要花这么多钱来建也罢,不管杨振宁出于什么原因反对,当然都是他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但一个科学项目要不要建、值不值得花那么多钱,本应该通过科学辩论来解决,大家把该建、不该建的理由都摆出来,争完了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建。但是,杨振宁在明面上也公开跟人家争,私下里却向一号领导人写信。一号领导人懂什么物理?他的物理知识还不如一般人,相当于找了一个大外行来拍板。在中国的体制下,一号领导人一拍板,当然就没有人敢反对了,谁也不敢说一号领导人不懂物理。大领导听信了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的话就拍板叫停,项目就黄了,这不是正常的程序,而是借助政治的力量干预科学的讨论。

 

有人说,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美国在1993年也叫停了一个对撞机,叫做“超导超级对撞机”,也是由国会拍板叫停的。但那跟中国不一样,并不是因为某个物理学家反对建对撞机,给美国总统写封信,总统就拍板给否决了。美国总统没这个权力,美国这种拨款是由国会决定的。国会决定叫停前,先开了听证会,把支持和反对建对撞机的物理学家都找来陈述理由,最后由国会的两院议员投票决定要不要建。反对建的超过了支持建的,这事才叫停。为了建超级对撞机,美国原来的预算是40亿美元,但花了20亿美元隧道还没挖好,预计还需要投入90多亿美元才能完成,所以很多国会议员认为投入太大,这也是被叫停的原因之一。

 

像这种大型的科研项目,因为需要政府的大笔投资,所以最终的确需要政府决定,但整个过程应该透明,应该先有一番科学的争论,不应该由某一个人说了算,更不应该由外行说了算。杨振宁利用自己的关系、名气给一号领导人写信上折子,这不是正常程序,而是在借助政治力量。这体现了杨振宁对政治权力的崇拜,甘当政治权力的奴仆。

 

杨振宁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并不是现在才这样,也是一贯的。我以前介绍过,在文革期间,杨振宁曾经几次访问中国。回美国后就开始到处接受采访、做讲座,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人类的奇迹。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吹捧毛泽东,说毛主席在物理方面造诣很深,可以跟他讨论最前沿的物理问题。文革时是这样,文革之后还是这样,他对文革时的表现从来就没有什么反省,后来更是一直在表现自己对权力的崇拜。十几年前,他曾经在清华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说再过50年、100年,后人回顾20世纪历史的时候,会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人类学会了用科技增进生产力,一个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所以,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里,一定要有毛泽东、邓小平。”把中华民族的崛起当作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事件之一,完全是杨振宁作为中国人的自恋,我不认为这事会重要到这种程度。退一步说,姑且承认这是最重要的事件,那也不等于就要承认那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就是人类最伟大的人物。

 

杨振宁这么说其实是一种中国的传统观念,把政治人物看得无比重要。但在国际上就未必会那样认为。特别是把历史尺度放大一点,站在后人的角度来回顾,就会认为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政治家大多了。例如,中国人都认为唐朝是一个很伟大的朝代、李世民是多么伟大的好皇帝,如果在国际上去问外国人,没几个知道李世民,还不如知道李白、杜甫的多。再比如回顾两三百年前,我们会认为英国的崛起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是不是最伟大、最重大另说),但有几个人会认为那时期的英国国王、女王或者首相是最伟大的人物、最伟大的英国人呢?那段时期最伟大的英国人肯定公认是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

 

所以从历史的、国际的眼光来看,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比政治家伟大。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来回顾20世纪中国的历史,会认为那段时间最伟大的中国人应该是鲁迅那样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不是像邓小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如果把杨振宁也归为那个时期的中国人,那么再过几百年,外国人知道杨振宁的肯定要比知道毛泽东、邓小平的多得多。只要学物理,总会知道“宇称不守恒”和“杨-米尔斯方程”,就会知道有杨振宁这么一个人。但是,过几百年又会有多少外国人还知道毛泽东、邓小平?

 

作为一个科学家,杨振宁反而瞧不起科学家,反而去崇拜政治家、政治权力。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很大,但人格很卑微。他崇拜政治权力、缺乏独立人格、甘当权力的奴仆,而且一贯如此。

 

2021.10.16录制

2024.01.2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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