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明远

　　我知道司马南这个人的时候，是在１０多岁的年龄。那时候我奶奶因为哮喘病，经常去参加什么“气功大师”的表演。有一次她带我去某个礼堂参加一个“气功大师”表演的聚会，其间“大师”要求观众沿着双掌外延将掌心相对，然后“发功”，他说你的左掌要比右掌长出一点，你的左掌果然就比右掌长出一点；反之亦然。还有一件事，上初中的时候，某个同学借给我一本关于“神功”的书，书中声称，眯着眼睛将手掌对准灯光，就能看见些许光线，此乃人体发射出的“气功能量”，我照其试验，果不其然。经历的这两件事都使我大吃一惊，加上奶奶号称“大师”治病的功效神奇，自此对“大师”崇拜不已，时不时遵照“大师”的指示每日傍晚某时朝向“大师”所在的方位接收“神功信号”，以强身健体。但是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司马南这个人，声称“大师”是骗人的，并以种种实际行动揭穿各种伎俩。这使我在那个年龄段陷入了一种年少的苦恼当中，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该相信什么，该反对什么。

　　从这种苦恼中解脱出来是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竟然也能做到让我的手掌按照他的意愿变长或变短，我很惊讶地以为他也会发射“神功”，他告诉我，不是我的手掌按照他的意愿变长或变短，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这叫心理暗示。我怀着像科学家发现了伟大定律一样的激动心情跑去书店求证此事，经过漫长笨拙的搜索，终于在心理学教材中找到了依据。当然我不是科学家，心理学的科学论断也不是我的成果，但是自此我真正相信科学这个事物了，对未经科学验证的事物的怀疑精神也从这个时候逐步建立起来。

　　司马南、方舟子也作为我年少无知阶段的启蒙者进入了我的视野。

　　其实对我来说，这种启蒙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露了多少骗局，传播了多少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我理性的精神。

　　西方的文艺复兴开启了一个理性的科学时代，中国的五四运动以“科学、民主”的口号为开端却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转为一场民族主义的启蒙。共产党也在这场启蒙运动中深受教益并成功把中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可是五四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目的——理性启蒙却没有完全实现。没有理性精神就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法治精神。

　　最近经历了一件令我心头不愉快的事情，我住所附近的工地夜间施工，我不堪其扰，半夜三更以本市地方法规为依据将这一事件投诉到市长热线。号称明星书记主政下的市政服务，号称为民解忧的市长热线，先把你教训了一顿，从政治历史，到世界大势，到国家经济形势发展，到本市要成为全国第三大城市的战略规划，完全是一堂政治宣传课。我只表达了一个观点：“我支持国家经济发展，但无论如何要以法治为基础，倘若认为法律法规不适于本市实情，那应协调立法部门修改法律法规，不能使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吧？”没想到这些观点的表达冒犯了市长热线那头的官僚，“屌”字出口，令我瞠目结舌。

　　这就是法律与强权的关系，气得你七窍生烟还无可奈何。方舟子也打了不少官司了，按照他的说法，对中国的司法失望了，想必也对枉法行为有深刻体会。尽管方舟子主要的工作是在科普范围，看起来是普及科学知识，但是我认为这个工作的终极成果还培养整个社会的理性精神。而理性精神也是法治精神的灵魂。在一个现代的社会，商业的社会，文明的社会里面，理性、科学和法治，在思维方式上完全就是一回事。

　　我们传统的社会恰恰不是一个商业的、文明的社会，而是一个农业的、闭塞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不需要理性、科学和法治也一样能繁衍生息，也一样能够成为天朝大国。就像我一样，从小接触到的环境就是“神功”横行的环境。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我们要步入一个现代的、商业的、文明的社会里面，没有理性、没有科学、没有法治是绝对不行的了。这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传统社会遗留的现实与建立现代社会的理想所发生的冲突。

　　所以说，方舟子面对的不是一个两个的“气功大师”，不是一个两个的学术造假者，不是一个两个的中医卫道士，不是一个两个的混蛋记者或者法官，而是面对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非理性思维，一种极端顽固的势力，一种不尊重科学和法治的文化传统。不知道方舟子能不能意识到，他所从事的科普工作，他所应战的荒唐官司，其实就是一种启蒙。尽管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势，尽管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口号，却也的确是一种潜移默化、意义非凡的启蒙。任重而道远，这也不是方舟子一个人可以胜任的，只希望加入到这个伟大阵营当中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