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剑桥大学的达尔文学院设立了‘达尔文讲座’，邀请不同领域的最杰出的学者到该学院上公开课，探讨与达尔文及其学说相关的问题。获得殊荣第一位受邀的主讲人就是卡尔波普尔，正在这次演讲中，他宣布放弃以前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不可证伪的非科学的看法。
波普尔的演讲名为‘自然选择与意识的产生’，分为四节，与本文相关的是其中的第二节－‘自然选择的科学地位’。波普尔首先说到：“经孟德尔巩固后的新达尔文主义和所有生物都起源于一种或少数几种生物的进化理论，都已经被严格检验过了。…可是达尔文对进化论最大的贡献，即自然选择理论，是很难检验的”。换句话说，遗传（A)和变异（B)没问题，自然选择（C)和进化（D)才是他准备讨论的。
波普尔做这一演讲时达尔文去世已近百年，进化论一颗种子已经变成了生物学参天大树，这时说遗传（A)和变异（B)是可证伪的理论不会有人有异议。生物遗传学和统计生物学等相关理论到那时都已相当完善，利用这些理论预测出来的遗传和变异现象完全可以用从实验室或野外观察得到的数据来检验和否证。
就拿波普尔提到的生物同祖先假设来说，这一假设在后来生物学发展过程中曾多次有机会被证伪。达尔文一开始在手稿上画的进化之树是基于对生物的地理分布、化石记录和解剖比较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而后来现代分子生物学根据对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的分析又独立绘制了生物种系发生树，印证了达尔文的预测。如果我们从分子生物学分析画出来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几棵树或者渔网状的关系树，那生物同祖先假设就会被证伪了。
A和B的可证伪性本来就不是波普尔以前质疑达尔文主义的焦点，所以他接下去讨论自然选择（C)和进化（D)的同义重复的问题。他说到：“一直以来不少反达尔文主义者，甚至一些生物学家都声称自然选择理论是同义重复，是说‘能留下较多后代的生物，留下了较多的后代’。而我也曾受到误导，认为达尔文主义几乎是不可证伪的同义重复”。
‘自然选择’的意义在生物学的历史上发生了不少变化，迷惑了很多人。达尔文最早同意使用‘适者生存’这个说法，是为了避免‘自然选择’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有超自然的存在进行选择。可是‘适者生存’的含义不清晰，孔雀的大尾巴明显不是为了适应生存，而是适应达尔文指出的‘性选择’。这就是波普尔所理解的‘能留下较多后代的生物（适者），留下了较多的后代（生存）’。再到后来，科学家意识到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不是生物个体而是基因，以重言式的说法就是：最擅长复制和传播自己的基因，复制和传播了自己。
那么波普尔为什么改变了他的观点呢？
波普尔最初的错误来源于他没注意到一件事：自然选择只是进化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当遗传（A)和变异（B)存在时，就算没有自然选择（C)，进化（D)也一样会发生，这在生物学上叫做基因漂移现象。波普尔了解到这一点后，说只要把达尔文主义换个方式提出来，就是可证伪的理论：我们可以用全称陈述说，当条件A和B存在时，一切结果D全是由C导致的。于是基因漂移就证伪了这一理论。接下来我们可以提出新的达尔文主义理论：当条件A和B存在时，除基因漂移（E)以外，一切结果D全是由C导致的。那么除了E以外，只要发现任何进化现象不是由C所导致的，就可以证伪这个理论。
提出可以被经验所证伪的猜想，然后反驳，再提出更好的可证伪猜想，这完全符合波普所主张的科学知识的成长方式。所以他显然高兴地说到：“很高兴能有机会宣布放弃原来的看法，希望我的澄清能对增进对自然选择的地位的理解有一点点贡献”。
现在，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波普尔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变化了：
波普尔曾误以为达尔文主义是永远正确的，所以他说达尔文主义是非科学的；波普尔后来发现达尔文主义并不完全正确，于是他说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理论。
了解了波普尔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可这仍不能结束我们的故事。接下来我要论述的是，波普尔的看法仍然存在错误。
我的看法是：即使不做任何重整，由遗传（A)、变异（B)和自然选择（C)推导出进化（D)，本身就是可证伪的理论。
注：越写越长了-:) 等完成（下）之后我会整理出一个带注释全版，方便对此有兴趣的人。
1977年剑桥大学的达尔文学院设立了‘达尔文讲座’，邀请不同领域的最杰出的学者到该学院上公开课，探讨与达尔文及其学说相关的问题。获得殊荣第一位受邀的主讲人就是卡尔波普尔，正在这次演讲中，他宣布放弃以前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不可证伪的非科学的看法。
波普尔的演讲名为‘自然选择与意识的产生’，分为四节，与本文相关的是其中的第二节－‘自然选择的科学地位’。波普尔首先说到：“经孟德尔巩固后的新达尔文主义和所有生物都起源于一种或少数几种生物的进化理论，都已经被严格检验过了。…可是达尔文对进化论最大的贡献，即自然选择理论，是很难检验的”。换句话说，遗传（A)和变异（B)没问题，自然选择（C)和进化（D)才是他准备讨论的。
波普尔做这一演讲时达尔文去世已近百年，进化论一颗种子已经变成了生物学参天大树，这时说遗传（A)和变异（B)是可证伪的理论不会有人有异议。生物遗传学和统计生物学等相关理论到那时都已相当完善，利用这些理论预测出来的遗传和变异现象完全可以用从实验室或野外观察得到的数据来检验和否证。
就拿波普尔提到的生物同祖先假设来说，这一假设在后来生物学发展过程中曾多次有机会被证伪。达尔文一开始在手稿上画的进化之树是基于对生物的地理分布、化石记录和解剖比较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而后来现代分子生物学根据对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的分析又独立绘制了生物种系发生树，印证了达尔文的预测。如果我们从分子生物学分析画出来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两棵树、几棵树或者渔网状的关系树，那生物同祖先假设就会被证伪了。
A和B的可证伪性本来就不是波普尔以前质疑达尔文主义的焦点，所以他接下去讨论自然选择（C)和进化（D)的同义重复的问题。他说到：“一直以来不少反达尔文主义者，甚至一些生物学家都声称自然选择理论是同义重复，是说‘能留下较多后代的生物，留下了较多的后代’。而我也曾受到误导，认为达尔文主义几乎是不可证伪的同义重复”。
‘自然选择’的意义在生物学的历史上发生了不少变化，迷惑了很多人。达尔文最早同意使用‘适者生存’这个说法，是为了避免‘自然选择’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有超自然的存在进行选择。可是‘适者生存’的含义不清晰，孔雀的大尾巴明显不是为了适应生存，而是适应达尔文指出的‘性选择’。这就是波普尔所理解的‘能留下较多后代的生物（适者），留下了较多的后代（生存）’。再到后来，科学家意识到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不是生物个体而是基因，以重言式的说法就是：最擅长复制和传播自己的基因，复制和传播了自己。
那么波普尔为什么改变了他的观点呢？
波普尔最初的错误来源于他没注意到一件事：自然选择只是进化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
当遗传（A)和变异（B)存在时，就算没有自然选择（C)，进化（D)也一样会发生，这在生物学上叫做基因漂移现象。波普尔了解到这一点后，说只要把达尔文主义换个方式提出来，就是可证伪的理论：我们可以用全称陈述说，当条件A和B存在时，一切结果D全是由C导致的。于是基因漂移就证伪了这一理论。接下来我们可以提出新的达尔文主义理论：当条件A和B存在时，除基因漂移（E)以外，一切结果D全是由C导致的。那么除了E以外，只要发现任何进化现象不是由C所导致的，就可以证伪这个理论。
提出可以被经验所证伪的猜想，然后反驳，再提出更好的可证伪猜想，这完全符合波普所主张的科学知识的成长方式。所以他显然高兴地说到：“很高兴能有机会宣布放弃原来的看法，希望我的澄清能对增进对自然选择的地位的理解有一点点贡献”。
现在，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波普尔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变化了：
波普尔曾误以为达尔文主义是永远正确的，所以他说达尔文主义是非科学的；波普尔后来发现达尔文主义并不完全正确，于是他说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理论。
了解了波普尔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可这仍不能结束我们的故事。接下来我要论述的是，波普尔的看法仍然存在错误。
我的看法是：即使不做任何重整，由遗传（A)、变异（B)和自然选择（C)推导出进化（D)，本身就是可证伪的理论。
注：越写越长了-:) 等完成（下）之后我会整理出一个带注释全版，方便对此有兴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