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注射液大踏步迈向死亡

30 05 2009年

新近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第22期)》,又曝光了一个大牌中药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存在严重不良反应。这次,药监局故伎重演,抓了一个西药(抗生素)作陪。只是手段太拙劣,使得SFDA庇护中药的立场昭然若揭。上一期与“清开灵注射液”同列警示席的是“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这一期,SFDA则拉来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搞笑的是,药监局列举的关于“左氧氟沙星注射液”不良反应的6个“严重病例”、“典型病例”,无一例死亡的。“双黄连注射液”,举了4个病例,其中有2例死亡。

说实话,如果不是药监局缺乏基本的专业素养,其庇护中药注射液的“拳拳之心”、小人之举还不那么容易暴露。左氧氟沙星算是“老药”了,临床大量使用已经10多年,据网上消息说最近几年在抗生素药物的销量中稳居“霸主”地位。它以“免皮试、适应症广、价格便宜、不良反应小”而深受临床医生喜爱。虽然由于喹诺酮类药物的特点、临床上的滥用以及禽畜养殖业更为触目惊心的滥用,使得细菌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迅速上升,但是,其在临床中仍有很好的应用,特别是在呼吸系统。当然,在中国对抗生素的监管几乎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左氧氟沙星的用量估计仍将有大幅度的增长。药监局是否有借机打击其风头的“小久久”,咱不得而知,但是,左氧氟沙星的良好的安全性在学术界是得到肯定的。

“清开灵注射液”倒下之后,我院停止了中药注射液在门诊的使用。时隔才一个多月,又一大牌“双黄连注射液”倒下了,我在《中药注射液的死刑判决书》中提出的一点希望——“希望这一禁令能够永远有效,同时在病房也得到贯彻、执行,在全国铺开、推广,让这个成分不太清楚、疗效很不肯定、危害不容小视的药物“畸胎”停止对国人健康的危害和对医疗费用的浪费”,如今已经部分实现了,我院已经全面停止中药注射液的使用。

随着药监局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一期期发出来,中药注射液正大踏步迈向死亡。当然,一个“年销售额已经超过200亿元,每年有4亿人次使用”的中药注射剂产业,决不会坐以待毙。困兽犹斗,中药注射剂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药厂,一定会使用各种手段试图去扭转颓势,做垂死挣扎。我已经在《医师报》上看到“清开灵”的鼓噪,今天的《人民日报》7版“不吐不快”一栏,一个叫“王君平”的人写了篇《中药注射液该不该停用》的文章,以“如2003年,非典肆虐时,清开灵注射液就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之类假大空的无耻谰言为中药注射液正名、打气。该文很快被新华网转载。

对于药厂老板来说,首要的,当然是对药监局进行攻关,最好把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给停了。当然,这需要一个不怕吃枪子的“郑筱萸第二”的配合。不过,纵然药监局、卫生部里有100个“郑筱萸第二”也改变不了中药注射液灭亡的宿命,奉劝药厂老板们认清大形势,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中药注射液殉葬着实不值。

2009.5.30



计生政策乃是“大人道”

19 05 2009年

最近,在新语丝上看到了两篇抨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文章。而在此之前,Amsel就已经在新语丝博客上连发了《闲聊反省“计划生育”》系列,将“人口控制论”称为“官办伪科学”,连写带转,至今整了约10篇文章。我看了四五篇之后,觉得他是在一些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因而也就对他后续的几篇文章提不起兴趣去点击。

Amsel“人口控制论”称为“伪科学”的理由是:它不是“科学”,却自称“科学”,所以就是“伪科学”。照这样的逻辑,数学(或中国的数学)似乎也该被扣上“伪科学”的大帽子,因为像我这样把数学称为“科学”的人,恐怕是很多的,其中也有数学界的人,而方舟子先生已经说过了,数学是科学的工具,不是科学,估计这也是国际主流观点。

对于“和平”网友的《这样的政策不人道》一文,没有与之论辩的必要,因为他只是在发泄一下内心的不满。因为自己“孤独”、“苦恼与负担”,所以他要迁怒、咒骂“一胎化,不人道!”他似乎并不准备与人讲理。只是不知他对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而选择只生一胎的家庭如何解读,按他的逻辑,应该严厉谴责这些父母“不人道”。

“唐吉诃德”在《“人道”的计生政策其实很无“道”》一文中,倒是一本正经地论述了一番,可惜,由于其对基本事实和逻辑的把握存在错误,所以结论就谬之千里了。

比如,在论证“中国能养得起20亿人口吗”时,“唐吉诃德”就很机械地运用“人口密度”去论证。江南鱼米水乡与边疆的荒漠地区,它们所能够支持的“人口密度”能够一样吗?即使自然条件相近,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不一样,社会生产力水平可以相差甚远,所能支持的“人口密度”也会大不相同,怎么能够简单地用“人口密度”去对比呢?

“唐吉诃德”显然也有点意识到置自然条件于不顾去比较“人口密度”很荒谬,于是就举自然条件比中国还差的日本作为例子,来否定计划生育政策之必要性。可是,他并不知道,以日本一国之资源,完全支持不了日本庞大的人口。

是个人都得吃饭。要论证中国能不能养得起“20亿人口”的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粮食问题。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我特地去查了一下资料,日本这40年来,50%多的食物都要靠进口,有些年份食物自给率甚至低于40%。说白了,是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帮忙养着日本人,这其中就有中国人。2006年,日本进口的食物21.9%来自美国,17%来自中国。

现在国内有学者声称,中国的耕地保护政策应该废除,粮食不够吃,大不了进口,还更经济。这样的人,不是无知到极点,就是用心险恶了。这个世界,养活一个人口还不算太多的发达的日本也许还行,但是,一定养不起一个人口10多倍于日本的需要靠别人来供养的不发达的中国。

这几年,世界粮食价格暴涨,已经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引发了粮食危机,出现社会混乱和动荡。就在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全球10亿人口面临饥荒”的警告。不过,我们的“唐吉诃德”们却视而不见,专心致志地批判计生政策,真不愧是“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先生还有一条幼稚的意见:“类似计划生育这样的”基本国策”,须象三峡工程的决策那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有大量的调查研究,有慎重的科学决策,有详尽的科学分析.”三峡工程从论证到开工建设,期间经历30多年的“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计生政策从重要性上说可能要三峡工程高出几倍,在复杂性、难度方面比三峡工程恐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想必更应该像三峡工程那样花个三五十年来论证。依此类推,像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这样比三峡工程重要百倍以上、难度也大很多的工程,更应该大量的调查研究”、“慎重的科学决策”、“详尽的科学分析”了,估计没个100年是得不出较肯定结论的,咱们还是继续吃“大锅饭”、骂“资本主义的罪恶”吧!

与向着风车怪物勇敢冲锋的“唐吉诃德”们不一样,我清楚地看到以控制人口数量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极大的“人道”。



屁股决定脑袋

10 05 2009年

常常听到“屁股决定脑袋”这样一个说法,但当我为着写这篇文章去Google时,却没能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及权威一点的解释。从生物学或生理学的角度看,这句话是讲不通的。不过,它所引申的意思还是比较容易明白的。我的理解有两层。第一层是:一个人屁股所坐的岗位、职位,决定了其脑袋的想法,进而决定其嘴巴的说法。这层意思在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现实的,有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思。第二层是:一个人的立场,决定了其所思、所想、所言。这层意思比上一层更抽象一点,但我觉得更深刻、更准确。

“屁股决定脑袋”带有贬损的意味,常常用以说明人们出于自身或小群体的利益考虑,不顾事实、逻辑,固执己见。

前些天,一位患儿的父亲刘正飞在新语丝上发了篇《海龟后的痛》(XYS20090506)的文章,控诉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发生“重大的医疗事故”,医死了他两岁多的孩子,并“殴打家属”。很快有多位网友发文声援、同情,表达自己的判断和愤怒,并给出建议。

对于一个不幸的孩子,一位不幸的父亲,一个不幸的家庭,我深表同情,不准备过多评论刘正飞的文章。然而,对于一些网友很成问题的立场、逻辑、态度,对其偏激的、错误的观点,我倒想做点评论。

中国的医院、医生与病人是一种什么关系?

是合作的关系,还是对立的关系,亦或是敌对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治疗与被治疗、救人与被救的关系?还是侮辱与被侮辱、欺诈与被欺诈、害人与被害、谋杀与被谋杀的关系?

为着减少不必要的争论,我指的是主流,是主要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将范围缩小到医患矛盾最为尖锐的大中型国有医院。有些私营医院,比如曾经曝光的一些打着治疗不孕不育旗号的民营医院,实际上是干着诈骗勾当的。对于成色比较复杂,我了解比较少的私营医院,不作讨论和评价。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医院、医生是这个社会有益的、非常必要的部分,还是一个有害的、应该铲除的部分?

有些人连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关系都搞不清楚,或者因为自己偏激、极端的性格、习惯,一屁股就坐到了和医院、医生敌对的立场上,提出一些极为可笑的观点、主张。例如,一个自称“沉默”的网友(XYS20090507)一上来就将一个普通的医疗事件定性为“谋杀”,并煞有介事地建议当事人寻求政治、外交干涉。

国内主流媒体经年累月(除医护人员牺牲、奉献的SARS期间)、连篇累牍地报道、炒作“看病难”、“看病贵”,说医生拿红包、收回扣,说医生不负责任、态度不好,炒作医疗纠纷,给很多老百姓造成了“医生很坏、很黑、很不道德、很不负责任,医院很暴利”的印象,在思想上制造了跟医院、医生的对立情绪。在医疗纠纷中,很多人一屁股就坐在与医院对立的患者的立场上,根本不看事实,不辨是非,指责医生不负责任,把“好好的人”治死。

包括有些医疗从业人员,在非与自己相关的事件上,也缺乏基本的专业素养,像很多业余人员一样信口开河。比如一位叫“张定兴”的网友(XYS20090507),看他行文,像是个医生,但是,却没有做医生起码的严谨的态度,张口就是“小孩的死因,与输液有关”。他有什么根据吗?就根据刘正飞的一点介绍(他可能都没看明白,所以就认为“输液治疗是第二天才开始的”,而刘文中并无此说明或暗示),他就能够断定“小孩的死因,与输液有关”,真是神啊!那么,张定兴先生能否告诉我们,该患儿的死因是什么呢?是急性左心衰,还是过敏性休克,还是暴发性心肌炎?抑或是其他。如果张定兴先生对该患儿的死因也不清楚的话,他是凭的什么认定其死因“与输液有关”?

我以前曾看过一则材料,说在对致死性刑事案件的调查进行统计后发现,90%(凭印象,准确性待考证,我没Google到)都是死者“先动手”的。这个结论不难理解。对于利害冲突,特别是冲突非常尖锐的双方中的一方的陈述不可轻信,这是最基本的道理。然而,我们的一些网友,仅仅根据医疗纠纷中患方的一面之辞,就义愤填膺,对当事医院、医生大加谴责、挞伐,除了用“屁股决定脑袋”来解释,说明这些朋友思维、逻辑、立场很成问题之外,得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公正地看待该医疗纠纷,我们现在还很难判断刘谦谦小朋友的确切死因,甚至都很难做出各种可能性大小的推测。刘文中,对症状及病情演变的描述非常粗略,没有体格检查资料及血常规检查结果。然而,就算这些资料都齐全,要推断死因也很困难。猝死本身就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是病因比较难以确定的一种临床情况。儿童的主要脏器发育尚不成熟,身体的调节、代偿功能比较差,而其又缺乏表述自身不适的能力,许多检查又难以施行,使得儿科疾病的诊断相比成人要困难得多,要在更大程度上信赖于经验,因而患儿出现“意外”情况的概率要明显比成年人高。尸检是最后的手段,往往也有效,但是,它也不总是能够给出肯定的结果,这是科学的局限,全球皆然。

顺便纠正“sdd”网友(XYS20090509)的一点错误:根据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8条规定:“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而不仅仅限于“死后48小时之内”。“sdd”网友像是一位儿科医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教导非亲非故的病患家属利用中国变态的“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从可能不存在过错的医院、医生身上捞钱。不知他是怎样一种心态。

最后,总结一部分中国民众的一些“屁股决定脑袋”的例子:

当他们在抱怨、痛骂药费、检查费很贵的时候,他们却看不到挂号费、治疗费、手术费何等低贱。

当他们看到有的医生一个月拿一两万元收入的时候,却看不到大量的医生一个月只有两三千,甚至几百元的收入,护士的收入则更低。

当他们在说医生收入高的时候,却理解不了44.8%的医生想弃职,仅有不到12%的医生愿意子女学医。

当他们在叫嚷“医院暴利”的时候,却看不到大量的医院年年亏损,艰难度日,盈利的只是少数,其利润率也是低得可怜。

当他们天天说“看病难”、“看病贵”的时候,却看不到很多他们所羡慕的国家看病比中国难得多,医疗费也要贵得多。

当他们在说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差的时候,却看不到医护人员常常遭到病患辱骂、威胁,乃至殴打。

当他们在谴责、辱骂医护人员的时候,却想不到医护人员私下也在恨恨地谴责那些三天两头就要碰到的“难伺候”的、蛮横不讲理的病人及家属。

当他们在抱怨医疗系统的时候,却想不到广大医护人员也每每对自己的现状、处境愤懑不平。

当他们看到患者因为医生的过失而致残、死亡的时候,却看不到屡屡发生的医护人员毫无过错却被病患或家属打伤、打残、打死的惨剧,理解不了广大医护人员对自已人身安全的担忧。

上面所举的那么些例子,有些网友可能会不服。其实道理跟下面的这个例子一样,问题都出在立场、思维、逻辑上。

当很多人一屁股坐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自然理解不了批判中医药、用现代科学方法检验中药对中国人民健康的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