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的存档

点评一下2011年春晚对联”佳作”

2011年2月18日星期五

第一副联:

对句:一百八声钟响,一呼百应八方和
出句:五十六朵花开,五色十光六合春

一百八声钟来对五十六朵花(56个民族)?对不上嘛。还不如改成:
一百八个汉吼,一呼百应 八方和

哈哈,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第二副联:
出句:《游子吟》《乡愁》,《静夜思》《荷塘月色》
对句:《普天乐》“春晚”,《丰年瑞》《玉腊梅枝》

个人认为,这个上联是五副出句中最有意思的,也是最难对的。全句由四个文学名篇组成,浑然天成,表达出游子思乡的意境。下联如果完全对上的话,意境最好是游子归故乡的情景,而且格式上最好也是这样的:

唐诗名 现代诗名 唐诗名 现代文(或诗)名

或者

古诗名 现代诗(文)名 古诗名 现代文(诗)名

退而求其次,还可以用古文名,词牌名,戏曲名,或其他的。


但春晚选定的这个“佳作”真是有点太勉强了,除了“春晚”,其他三个都是词牌名,而这个什么“春晚”根本就没有对上《乡愁》。倒是优秀作中有一些还不错,比如:

《群英会》《故土》,《齐天乐》《大地春风》

意境不错,但查了一下,《大地春风》原来是一首民歌,可惜。

《丽人行》《雨巷》,《红楼梦》《绿野仙踪》

对仗,格式都不错。

本人两周前也凑了几句,意境一般,姑且算是无情对吧:

《新婚别》《雨巷》,《从军行》《林海雪原》
《老将行》《雨巷》,《红楼梦》《林海雪原》
《西施咏》《春怨》,《红楼梦》《林海雪原》

西施咏》《古意春宫怨》《南屏晚钟

第三副联:
出句:虎步腾空去,悄然兔耳听春步
对句:鸿篇任我裁,灿矣龙章续锦篇

这副还凑合,但锦篇与鸿篇有一些重复,改成新篇是不是更好一些?

第四幅联:
出句:百善孝为先,常回家看看
对句:千秋民作本,多俯首听听

立意不错,但孝是百善之一,而民不是千秋。倒是优秀作里面有一些更好的,比如:

四时春在首,当乘兴游游

第五副联:
出句:春晚迎春春不晚
对句:岁寒守岁岁无寒

这副对联算是对的最好的一个了。

本人也凑了一句:民主为民民作主。应时之作,平仄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呵呵。

 

蔡定剑:为民主辩护

2011年2月12日星期六

蔡定剑与方舟子,陈光标一起被选为2010中国榜样年度人物,分别代表了民主,科学和慈善,都是当前中国需要的。可惜蔡定剑教授去年去世了,终年才54岁。我去年有一篇博客文章,反驳“民主不适合现在中国的国情”,这里再转贴蔡先生的一篇文章,以此纪念英年早逝的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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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主辩护——对当前反民主理论的回答》
蔡定剑

实现民主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写入了宪法。它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人民今后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一股反民主的理论思潮悄然升起,它与过去长期以来以“国情论”拒绝民主的理论汇合,成为当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障碍。

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与“少数”

对民主的指责主要来自两方面:民主存在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民主的多数决定并没有真正实现过,实际上都是少数人在决定,多数论是虚假的。

多数人的暴政是民主制最大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新的学术发现。但是,民主的价值大大优于它的危险性,专制暴政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甚于多数人的暴政。况且,现代民主制的完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已能有效地克服多数人暴政的危险。二战以后对民主制最大的完善,就是创造了一套有效的制度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其中几项最重要的制度:一是违宪审查;二是在保障人权方面的法治大大加强,个人权利在对抗来自政府或其他多数人的侵害方面,得到更有效的法律特别是司法的保障;三是媒体作为第四种力量,有效地发挥着保护弱者、维护正义、监督政府和强势群体的作用;四是非政府组织、法团主义等有效地发挥了保护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利和自卫的作用。二战以后六十多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在民主制成熟的国家,多数人的暴政在制度上已经得到有效的防卫。

至于对民主多数是虚假的指责,的确,我们确实不能断定现在的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因为现有的各种投票和表决制都没有要求投票决定一项内容都必须有所有公民的绝对多数通过,这样做是不太可能和不现实的。民主表决制一般只是按参加表决的人的相对或绝对多数决定问题。对参加投票或表决的有效性是否有最低参加人的限度也并不一定。对没有参加投票的可能大多数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民主制是否有真正的多数决定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能从制度上设置一种可以由多数人决定的制度。反民主论者不理解代议制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程序保障。民主制与专制制度同样也许是少数人在统治,但不同的是这些“少数人”是通过一定的程序由民意产生的,他们做出决定不是个人恣意独断,而是要根据一定的程序采集民意,他们的行为要受到多数人有效的监督。民主就在于有一套由民意影响和做出决定的程序保障,而不在于是否真正由多数还是少数人做出决定。民主的正当性就在于大家都公认这种程序,而不一定是它的结果。但如果多数人不同意这个结果,可以改变这个结果。

民主与社会稳定

在有些人看来,民主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战争主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争城掠地,二是争夺统治权。尽管民主制度有各种弊端,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它被证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和暴力的最适当工具。民主制度带来社会稳定不仅是对人民有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安全和生命最好的保障。

民主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也是被世界近代史所证明。北欧的瑞典、丹麦等国自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以来,三百多年没有战争和社会动乱。瑞典尽管是多党制,但八十多年来由于社会民主党实行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绝大多数时候由它执政,社会非常稳定和谐。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国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和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民主成熟的国家会发生最高权的暴力争夺。尽管在民主国家也会发生最高领导人因政治丑闻导致罢免或辞职甚至被谋杀等,但都不至于引起政权危机和社会动乱,这就是民主制最大的好处。

认为民主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依据是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民国之初的民主之乱。这完全是一种曲解。这些例子其实都是自称民主制的威权政府的例子。不能把民主转型前的制度与民主制混为一谈,把非民主制的弊端当作民主制的问题加以批判。发展中国家搞民主出现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从专制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问题。专制向民主制发展与飞机起飞和卫星发射的原理相似,起飞和发射阶段的危险性最大,进入轨道以后才是稳定的,一般不会出现事故。难道我们因为惧怕发射时的危险就不发射卫星了吗?正确的态度是如何尽量减少发射时的危险系数。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府未经考验,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民主与经济发展

反民主论者另一个理由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容易造成贫困。他们认为,穷人对面包感兴趣而不是对民主感兴趣。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已经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都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都是经济落后国家。这是一种客观事实。民主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一是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被认为是威权体制下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例子。“拉美化”在中国许多学者那里常常被认为是因实行民主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缺乏效率、社会贫富不均的代名词。它被认为是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造成贫困的有力证明。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导致“拉美化”现象出现的不是民主政府,而是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这也正好说明,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威权统治只是在有些情况下也能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发展没有可持续性,而且有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出现倒退。我们知道,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是在19世纪从西方殖民统治下独立的,独立后大多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建立民主制,而是军人文人交替统治。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势力渗入拉丁美洲国家,支持军人独裁统治,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发展,从而使拉美国家步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动荡时期,频繁出现军人政变。军人统治需要财团或民众的支持,所以上台的军人政权不是与财团勾结,就是鼓动民众,社会政策不是权钱结合掠夺性的,就是民粹主义的。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丛生、社会动乱的“拉美化”现象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支持那里的军人统治,转而支持民主化。所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

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或是在专制体制下造成的,而较少的例子能说明贫困是民主引起的。只是民主不一定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民主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民主制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自由市场。因为经济发展远不止民主一个因素,还有法治、管理、自然条件和人的因素等。在民主社会,公民政治权利能够有效地防止经济灾难,它使人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需要,要求适当的公共行动。政府能否对民众的疾苦做出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民众的压力,公民权利的行使就能刺激政府的行为。没有哪个独立、民主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民主与腐败

腐败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毒瘤,难以根治。反民主论者认为,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甚至荒谬地提出“民主是催生腐败的制度根源之一”。他们的论据是拉美、非洲、东南亚、前苏联、东欧等地区民主化以后都腐败了。

从某个角度讲,民主选举必然会出现贿选和黑金政治,但民主有更多抑制腐败的因素,如公共预算和议会的审查监督制度,阳光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媒体监督,公众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等等。不能把向民主过渡政府的腐败算在民主政府的头上。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非民主国家的腐败则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以后往往是伴随腐败被葬送的。

民主与公民素质

中国长期以来流行“公民素质论”或“国情论”,认为中国公民素质低,特别是9亿农民,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发展民主。

尽管民主的实行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有密切关系,但是,决定一个社会公民是否有参政热情和要求,主要不是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而是经济利益。一位法国专家告诉我他正在进行一项移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他说,在法国,来自北非的移民也常被指责缺少民主素质。调查显示,这些人也像其他人一样去教堂,也送子女上学,也关注自己周围的事,也对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感兴趣,这些现象说明他们是有兴趣和热情参与政治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参与?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参与的渠道。这种情况说明公民没有政治参与热情是体制有问题,而不是他们的素质有问题。指责公民缺少民主素质是把因果搞颠倒了。

在任何社会,民主制度确实需要统治者与精英推动和建设,作为普通民众虽然不能创建民主制度,但没有人是不能享受民主的。古希腊的民主制与西方近代民主制建立,并不是当时社会公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的,而是利益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民主不是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给不给做的问题。说公民素质差搞不了民主显然只是个伪问题和托词而已。

我看世界杯的历程

2010年7月1日星期四

78年时还太小,没有赶上。

82年时家里刚买了一个黑白电视,记得看了一场决赛,意大利胜德国,也是看了一个热闹。

86年时支持普拉蒂尼,很高兴看到他们很早就淘汰了82年的冠军意大利,下一场熬 夜看了法国巴西的世纪大战,欣喜地看到法国进入半决赛,再下一场法国输给德国,十分沮丧。对马拉多纳的手球很气愤,但又惊喜地看到他两次从中场把球带进球门,一次对英格兰,一次对比利时。决赛时当然希望阿根廷拿下德国,果然如愿以偿。

90年时支持荷兰,可惜他们太令人失望了。同时为巴西惋惜不已,对阿根廷基本靠防守,坚持到加时赛后再踢点球晋级痛恨不已。最后阿根廷在决赛下半场被罚了一个点球而输给德国,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94年时看好巴西,并准确地预测了巴西与意大利在决赛相遇,而且巴西夺冠。那次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当时是学生,几个同学开车去了一次现场,最后嫌门口的黄牛票价太贵,都没舍得掏钱进去看一场,记得好像是墨西哥的一场小组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98年时继续支持巴西,但也同时希望法国能拿一次冠军,让普拉蒂尼高兴一次。决赛巴西居然能0:3输掉,让我无话可说。赛后有人议论说这是一场假球。

2002年时继续支持巴西,他们太强大了,夺冠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2006年时已经无所谓了,就希望能看到一些精彩比赛。

世界杯足球之华山论剑

2010年6月30日星期三

金庸小说里头的华山派历来有气宗与剑宗两个流派,气宗讲究以内力制胜,剑宗则讲究以招数取胜。

在世界杯足球的发展历史上,也早已形成了两大流派,传统欧洲打法和拉丁技术流派,前者类似气宗,依赖身体条件,追求速度力量,大刀阔斧,长传冲吊,简练而实用。后者类似剑宗,讲究个人技术,强调带球突破,短传配合,穿针引线,打法细腻,进攻犀利而又漂亮。

当然,顶尖高手都是既有内力而又招数精奇。现代超一流的球队也是这样,传统欧洲派的代表德国,荷兰等顶尖球员的个人技术,传接配合也是一流,拉丁派的代表巴西,阿根廷,西班牙球员的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强壮。

大约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两个流派开始相互融合,而未来的足球发展必定是两个流派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当然足球气宗会继续依赖其身体条件,而足球剑宗会继续强调技术配合。。。

点评两场2010年世界杯1/8决赛:巴西对智利,荷兰对斯洛伐克

2010年6月30日星期三
巴西这场应该是开赛以来发挥最出色的一场了,前三十分钟双方各有攻守,都创造出 了一些机会,都没有进球,很多情况是传球或射门就差了一点而已,但不能说进攻没有招数。另外27分钟左右时巴西有一个角球,3号队长把球停下来,立马被智利铲倒,这个球应该判点球。
巴西进球的那个角球,3号被防得(拉拽)顶不到球,好在后排插上的4号顶进了。
第二个球就不必多说了,最漂亮的一个,典型的巴西式配合,传球,最后晃过守门员进球。
第三个球传球队员18号从中场带球到前场,立下头功,11号的刁钻巧射也不得不佩服。如果换成欧洲二流前锋的大力劲射,多半也射不进。

另外巴西的防守也很成功,靠技术,站位,意识(主要是对对方传球线路的判断),而且出脚断球迅速,基本没有给智利太多的机会。实在是羡慕巴西的人才济济,有些后卫要是去别的国家,都可以踢中场甚至前锋。

比赛结束前十分钟,巴西主力球星9,10,11号(第二个进球的参与者)全部换下,上了一些替补,发现巴西这些前场替补与主力差别还是比较明显,板凳深度似乎不如西班牙。

荷兰队比较运气,两个进球,一个主要是靠11号鲁本的个人技术,当然后场那个长传也是十分准确。另一个进球,则是凭借经验,利用对方经验不足的弱点,打了一个偷袭。荷兰还有一些远射机会,但都没有抓住。

斯洛伐克机会也是相当多,可惜没有进球。最好的一个机会是11号Vittek禁区前沿直接面对守门员的劲射,直接冲守门员而去,结果可想而知,要是换成巴西前锋,这个球必进无疑。

大胆预测一下今年的世界杯

2010年6月10日星期四
小组出线情况:
A. France, Mexico
B. Argentina, Nigeria
C. England, USA
D. Germany, Ghana
E. Netherlands, Denmark
F. Italy, Slovakia
G. Brazil, Portugal
H. Spain, Chile

Quarterfinals:
Nigeria: England
Argentina: USA
Netherlands: Brazil
Italy: Spain

Semi-finals:
England: Brazil
Argentina: Spain

Final: Brazil beats Spain.

对英格兰能否进四强有所怀疑,先这么着。比赛开始后,预测再随时调整吧。:)

关于雪的一些打油诗

2010年2月27日星期六

近日北美大雪不断,适逢新语丝读书论坛上一些网友在讨论旧体诗,于是便想起古诗词有不少关于雪的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等等等等,这些名篇虽然都与雪有关,其主题却并不是雪。而毛泽东的名篇沁园春,虽然以雪为题,全篇重点其实却是后面的风流人物。

想来想去,倒想起来一首真正以雪为主题的短诗,可能不是那么有名,但也算流传千古了,而且是打油诗的开山鼻祖:

江上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黑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姓张的唐代人,以打油为业,人称”张打油”。自张打油写了这首《雪诗》以后,这类俚俗语句的诗篇便被人称作打油诗了。

既然提到了有关雪的打油诗,又想起前些时候网友Latino2也愤怒地当了一回诗人:

车顶上,
积雪三尺三;
hood里,
电池木有电。
死丢必得啊!
大前天灯忘了关!

网友cornbug便开了一句玩笑: The girl next door could help.

于是我就即兴写了一首英文打油诗:

The Sun is red
The sky is blue
The snow is white on top of my car
As high as three feet and more
The car is dead
The man is stupid
The girl is so sweet from next door
To come over and warm my heart

无独有偶,我那8岁儿子最近在学校课堂上也写了一首英文短句:

Snowman

Snowy around and fat
Often fun to play with
Realistic and cold

似乎也颇得”白狗身上肿”的谐趣了。

 

20年前的那些天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

20年了,贴一篇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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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苦难中国最后的血腥?

     

  已经六年了,每年此时,心中常常默念的是两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可是今天,读了朋友们的回忆文章之后,我却忍不住拿起了笔。

  那一年,我大学快要毕业了。因为考研究生需要口试,于是我到了北京,那是五月七日吧。大概是五月九日,口试结束了,但我并没有马上离开。那时候学生运动刚刚平息了一阵子,虽然还有小股学生偶尔上街游行。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酝酿一次更大的行动——绝食请愿。

  五月十三日,绝食学生们进入天安门广场。随后的几天,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因为我当时住在玉泉路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那里,所以就跟着中科院的队伍走了几次。说来也巧得很,走在前面打着“中国科学院”大旗的一位年轻小伙子正是我报考的那个研究所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后来我入所后,他还例行公事地问我动乱中的表现,大家相视一笑,也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市面上的秩序并没有因为大游行而搞得混乱不堪,恰恰相反,那时几乎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笑意,就连商店里的售货员也不例外。能通公共汽车的地方也不象以前那么秩序混乱了,仿佛这次激动人心的运动一时之间净化了人们的心灵,谁不希望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好起来呢?大学生们更是到处受到热情的欢迎,我想,当年解放军进城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

  年轻的我当时真是感觉好极了,觉得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尽管年初我刚刚考了托福,但在那以前我已经准备来北京读研究生了。走在复兴门到天安门广场的大街上,我不禁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定暗暗感到庆幸。

  在北京百万游行的人海中,我也就算个外围的散兵游勇而已,完全不清楚高自联是怎么操作的,王丹、柴玲、吾尔开希这些人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对当局的动向更是毫无觉察。由于信息不灵,再加上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我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当时社会各界都在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赵紫阳或是李鹏出来跟学生们对对话,表个态,把绝食的学生劝回去,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就会慢慢平息下去,接下来大家就看政府反腐败的具体行动了,万万没有料到事情竟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读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才发现当时的情形之所以没有按照我预想的方式发展下去,有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于一些学生的“我们干革命,他们摘桃子”的自私心理在作怪。难道这些学生已忘掉这场运动的初衷了吗?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想从这场运动中得到什么才会感到心满意足?

  我的同学也跟我有着一样的判断,另外我身上带的钱也快花光了,便用剩下的钱买了张火车票,于五月十七日跟同学一起离开了北京。临走时到北京大学三角地附近的一个学生组织联络处拿了一些传单。这些传单使得我俩在那节车厢上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后来我实在不得不硬下心来面对那一双双恳切的目光,骗他们说传单真地已经发完了,这才使我得以留下一部分传单带回杭州。大概我们的骗术很不高明,他们也许从我们的眼睛中看出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们也不再强求。其中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因为没得到传单而感到很委屈,我俩都很害怕她会哭出来,于是我的同学在南京下车时悄悄塞给了她一张,虽然我们都很怀疑她是否能真地看懂。

  在119次列车上度过的那个夜晚真是令我终生难忘。我那同学多才多艺,自弹自唱一曲“只要月亮照在我身上,心儿象白云飘呀飘”,至今仍在耳边回响,而我们当时的心情则正如那个电视剧的名字所言——凯旋在子夜。

  回到杭州,先不回家,而是直奔浙大。刚进校园,赫然入目的标语竟然矛头直指赵紫阳,我在北京时听说赵总书记算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我马上意识到这场学生运动有些混乱而且目的不很明确,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一种“干革命”的豪情已经完全控制了我。刚把从北京带回来的传单帖出去,还没有考虑接下去该干什么,便从电视里看到了李鹏总理色厉内荏的讲话。我母亲一下子就慌了,急忙把我召回家中,要把我看在家里。我当然不干,我们家还是很民主的,经过一番对话,我父母给了我有条件的自由,两个条件:一不绝食,二不去北京。我母亲还是很不放心,但我父亲的一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让他自己去闯闯吧,以后他会明白的。”当时杭州也已经有很多学生在武林广场绝食,声援北京学生,我想,也不能大家都不吃饭吧,既然我在天安门广场那会儿都没坐到绝食圈子里去,那么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北京戒严令发布后(也许是“六·四”开枪后),浙大同学成立了一个叫“浙大学生救国阵线委员会”的组织,大概起这个名字的人觉得那时候已经是国将不国了。我们班活跃分子分到的任务是负责宣传和募捐。白天我们走在杭州炎夏的大街小巷,晚上则在宿舍里收听美国之音、BBC、和台湾电台的播音。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台湾电台夸张得太厉害,极不可信,而美国之音则要好得多。募捐则是为了绝食学生,我和另一个同学抱着一个硬纸壳糊的盒子,走了一下午,回来一数,有三千多块钱,我们把钱交给了“上级”,后来大概又转交红十字会了吧。当时捐款的人形形色色,从小学生到退休的老人,有城里职工,有从乡下来的,有作生意的,有来旅游的,还有抱着孩子的家庭主妇,有些场面是很感人的,可惜我这拙笔无力将它们一一写出。

  戒严后的十几天里,一开始人心惶惶的,稍后得知戒严部队在进城的路上举步维艰,而且北京市民继续上街,北京学生继续占领着天安门广场,戒严令简直有如儿戏,大家就都有些轻松。有些人开始乐观起来,有些人则很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引发内战?这种担忧起源于戒严部队三十八军倒戈的谣言,后来才知道,这个谣言也是无风不起浪的结果,原三十八军军长拒不执行带兵进京的命令(真是好样的!),他被撤职,后来又上了军事法庭。

  十几天就这样过去了,“六·四”开枪的消息传到杭州的校园,正是半夜。一下子群情激愤,就连平时冷眼旁观我们忙来忙去的一些同学,这时也都高唱着国际歌走上街头。其后的几天,同学们悲愤的心情急于得到发泄,杭州市市内公交系统全线瘫痪,还好没有发生打砸抢、烧商店的现象,某些大城市的确发生了这种事情。当时很少有同学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也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出要深入工厂企业,争取罢工罢市;有人提出去火车站卧轨拦截过往列车,造成交通系统更大的瘫痪,好象当时确有人这么做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响应北京学生的空校运动,都回家去。有不同意见指出,北京学生的空校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外地的理应坚守阵地,大家都回家了,力量一分散,学生运动不攻自破。事后看来,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多余的,是这场运动巨大的惯性使然。

  “六·四”以后的那个暑假,跟我一起募捐的那位同学想去浙江乡下躲起来,避避风头,让我跟他一起去,因为我们募捐的那天,有不少人经过时给我们拍了照,他怀疑其中可能有奸细。我觉得躲起来没有必要,跟他说,要是连你我这样的都要给抓进去,那中国的监狱怕是再造一倍都不够用呢,何况你这一躲,岂不更显得你心虚吗?他想想,觉得我说的有理,也就没下乡。不知怎地,我那时突然有个古怪念头,终于忍住没有跟他说,那就是,万一真被抓起来了,也许我会被逼上梁山,全心全意投身于民主事业,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关于自己的未来,一直不敢想得太多,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那时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即使在某些人(比如我的父母)看来,我们是被少数民主精英利用了,我亦不悔,直到永远。

  后来浙江省确实没有对学生搞秋后算帐。只是听说有一个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被抓了起来,因为他跟美国之音的记者说了些什么,而美国之音广播时提到了他的名字,大概上面认为影响较大,不得不抓。那个全国闻名的肖斌就是因为类似行为而被判了十年,也不知这个学生后来怎么样了。我的同学们都平安无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据说,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也许不是他,而是省委宣传部长),在向中央汇报时,说浙江省是“动而不乱”,没能做到跟中央保持一致(中央的结论是北京暴乱,全国动乱),果然不久就被撤换了。

  六月九日傍晚,浙大学生在学校大操场为“六·四”死难者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我的同学们痛哭流涕。也许是“愤怒出诗人”吧,就连从来都不会作诗的我,脑子里却也突然冒出了这么两句:

    就让这一代流尽华夏民族最后的血泪
    就让这一次成为苦难中国最后的血腥

  从那以后,杭州街头便一下子平静下来,只是这种平静并不能掩盖人们心头的不平。

〔写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

由Latino2的水痘理论所想到的

2009年4月3日星期五

新语丝资深网友Latino2在读书论坛发表了他研究多年的成果:“水痘理论”(见后面的附录)。其实,作为一个理呆而言,只要在脑子里做一些仿真实验,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出水痘,也能做到和异性交往时行为坦坦荡荡的,讲话时直接看着异性的眼睛,态度很真诚。

这是我们理呆对社会实践派Latino2的水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需要进一步研究大脑,搞清楚如何通过电刺激,让脑干中分泌出毒品安非他命,从而产生坠入爱河的体验。

 

然后就可以开设Happy Club,里面一个个单间,每个顾客控制一个电极按钮给自己的大脑提供适当的电击,一个个作如痴如醉状。

 

这些单间可以分成出水痘体验室,得道成仙体验室,成名成家得诺贝尔奖体验室,等等,甚至还可以满足一些顾客的特殊要求,比如体验一下让中国实现民主的满足快感,体验一下让中国足球队拿到世界杯的狂喜。

 

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这一切。Smile

 

参考文献:
Dr. Fang, 谈性说爱:

http://www.xys.org/fang/doc/science/tanxing.txt
Dr. Fang, 快乐就在大脑中: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ingdian/pleasure.txt

 

附录: Latino2水痘理论

http://www.xys.org/forum/db/4/2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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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 出差去了。 今天简介哈水痘理论。 

水痘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各人情况不同,但大同小异。

1。 出外遇就像出水痘,早晚要出的,出过就好了, 越早出危害越小。

2。 无论丈夫多么忠实,都逃不出水痘定理 。当新好男人和出水痘不矛盾。 但水痘理论只对秦人有效, 不能随便外延其适用范围。因为老中的文化传统, 使得老中在情感依附上和白大哥等不一样。

4。 必须要有真实的感情投入的才算出痘,逢场作戏占点小便宜那种不炕特。到风流场所鬼混的更不抗特, 那叫腐败,不算出痘,也为正经男人所不齿。 区分在于有没有真实的感情投入。 全身心投入的, 尤其是那种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经历, 才是痘出的最全的, 这种痘一旦出过, 终生会有免疫作用。

5。 如果你到了40岁还没有出过水痘的, 那你是高危群体的一份子。中年以后想保持晚节比较难, 并且越晚出水痘的紧迫感越强烈, 人就变得越WS。 比较典型的像赵大叔那种, 老房子着火, 不可收拾。 在37, 8岁前出过的最好。 就像老邓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引起的, 出过了,就好了。出过痘的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种人和异性交往时行为坦坦荡荡的,讲话时直接看着异性的眼睛,态度很真诚。

7。 出水痘是可遇不可求,为出而出的叫WSN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下回再分析你的案例, 并解释出水痘的五个阶段。

For further elaborations, 请到隔壁洗脚池去听老帮菜的讲座。

最后, 祝出痘顺利!

 

也来说说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的事情

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

最近新语丝在讨论王澄提起的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的事情。直白认为这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去无偿支援别的国家”。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派遣医疗队远赴非洲,也并不一定完全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去”无偿”支援别的国家。

回顾一下历史,1963年4月应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邀请,中国首次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考虑到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尚且向非洲国家进行粮食和经济援助,那么63年派遣一个医疗队对那时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就更是责无旁贷了。1971年,中国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正是因为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的提议以及投票支持下,联合国大会才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将台湾的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近年来,中国也是靠着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才多次阻止台湾重返联合国,多次否决关于中国人权的提案,甚至成功申办奥运会也有着非洲兄弟的一份功劳。中国是否应该这么做暂且不论,但应该看到无偿援助非洲的政治利益所在。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利益之外,还有经济上的回报,比如中国取得在苏丹的石油开采权,也未必与长期援助非洲国家无关。

另外,中国近年来致力建设和谐社会,在争取社会公平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2005年6月,卫生部启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每年组织一万名大中城市医院的医务人员分赴数百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西藏、新疆地区的一些县级医院和基层卫生院,进行医疗支援。至于具体成果如何,卫生部有责任向公众通报。

再来比较一下两者的投资预算。中央财政每年安排大约1~2亿元人民币作为援外医疗队的预算,而”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按照每名派驻医师每年2.2万元给予补助,如此算来,一年的预算至少2.2亿元。另外,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4亿元,用来资助城乡低保对象、五保户等困难人群参保,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

综上所述,解决中国农民的医疗问题投资更大,见效较慢。而援助非洲投资相对较小,政治收益很大。当然,如何权衡社会公平与政府投资效益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审查中央财政预算的一项重要议题。具体到是否应该减少向非洲派出医疗队,是否增加对农村医疗的投资,应该由人大代表们充分讨论后向政府提出议案,而不是对政府提出的所有财政预算一律投赞成票。

最后,赞赏一下韩木所说的,”新语丝鼓励摆事实讲道理,即使对那些罔顾基本事实和科学常识、甚至装傻充愣欺世盗名的中医骗子、学术大师、环保精英们的口诛笔伐,也是建立在事实、证据和分析说理的基础上,这是这个平台的根本特点和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