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说刘强东被控性侵一案
本来觉得对刘强东被控性侵一案没有必要再多说，可以开始写别的文章。但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关于此案的报道，说是采访了几个知情者，有些新情况，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8月30日晚上刘强东和指控他的明尼苏达大学女生一起参加了一次宴会。该宴会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叫Origami的日本料理店举办，大约有20人参加，那名女生当时坐在刘强东身边。参加者自带葡萄酒，还花了1900美元买清酒和食品。宴会在大约9点结束，有些人喝醉趴在桌上。指控的强奸发生在第二天凌晨1点。
华尔街日报介绍的事件新情况就这些。但是中文网上还有更详细的“真相”，号称也是知情者说的，说女生喝醉了，刘强东开车送她回公寓，然后就出事了。大概为了表示自己是知情者，有人还贴出了聚会时这名女生坐在刘强东身边的照片。
这些知情者的说法真假如何不得而知，虽然里面有些细节描述明显经不起推敲。事情经过究竟如何，等警方的调查报告好了（即使检方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决定不起诉，应该也会有报告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对“真相”的一些议论。
性侵受害者之所以很少报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心社会议论，除了谣言，还有“受害者羞辱”——把性侵的起因怪罪给受害者。某些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受害者羞辱。例如说一个女孩子不应该去参加老男人的聚会，不应该坐在“大老板”身边，不应该喝酒，不应该搭车，不应该让男人进屋等等。还好从照片上看这名女生穿着相当保守，否则还得加一条不应该穿得那么暴露。以前韩寒接受采访时对着镜头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觉得，一个女人如果同意和你单独看电影，就是同意和你上床了。”推而广之，在某些人看来，一个女人如果同意和你吃饭、搭你的车、让你进屋，就是同意和你上床了。然而“不”就是不。不管人家穿什么衣服，不管在什么环境中，只要她（或他）明确表示不愿意，甚至没有用语言或动作明确表示愿意，那么任何人都无权与她（或他）发生性行为，否则就是性侵。
明尼苏达的法律对此规定得很清楚，自愿发生性行为的意思是“一个人自由地用言语或明显的动作表示同意和一个行动者进行一种特定的性行为。如果行动者和投诉者之间以前或现在存在一种社会关系，或者投诉者没能抵抗一种特定的性行为，都不意味着就是自愿。”任何不是自愿发生的行为，就是性侵，与发生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明尼苏达的法律也规定，一个“心理无能或身体无助”的人是不可能表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有人说可能是这名女生“酒后失德事后反悔”，即使这样，同样是性侵，因为受酒精影响就属于法律规定的“心理无能”，与心理无能的人发生性行为属于3级犯罪性性行为。
正因为性侵受害者本来就要承担着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所以要特别注意保护性侵受害者的隐私，名字不能提，照片不能公布。但是在中国，特别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乃至已被定罪的罪犯的隐私，名字要隐去，照片要打马赛克，而对受害者却肆无忌惮地人肉、曝光、传播，让受害者承担更大的压力。有的人就是如此崇拜强者（包括罪犯），压迫弱者。
有人问，如果刘强东真的被认定犯一级性侵，有没有可能美国政府考虑到中美关系而干涉此案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司法是独立的，美国政府管不了司法，连总统都管不了，所以川普隔三岔五就发推特骂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迫害他，却没法阻止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特别检察官调查他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与俄国人勾结。何况刘强东一案是由地方警察局、地方检察官、地方法官管的，联邦政府更管不了。如果当地检察官最终决定不起诉刘强东，绝不会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干涉，而是因为别的原因，例如认为证据不足，或者受害者不配合，让检察官觉得没法说服陪审团，胜诉无望，就放弃了。
不要说中国了，即使在美国，即使在明尼苏达这种进步州，对性侵受害者的保护也是很不够的。不久前明尼苏达当地报纸刊登了一组系列报道，批评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对性侵案件处理不力。在两年间该警察局共接到了一千多起性侵报案，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案件从未分配警察去调查，三分之一的案件警察从未询问受害者，一半的案件没有去询问可能的证人，最终被定罪的案件还不到十分之一。
可见不仅性侵受害者报案的少，报案后被认真对待的也少。所以才要有“我也是”，所以我们才需要有一个更好地支持、保护性侵受害者的社会环境。
20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