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说明了什么？
【方舟子按：该文是根据我在2011年写的两篇文章综合、补充而成的。】
屠呦呦因为“发现治疗疟疾的新疗法（即青蒿素）”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本土科学家终于获得了国人盼望已久的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举国轰动，微博、微信都因此被刷屏，刷来刷去，主要是刷两点，有人把屠呦呦的获奖当成了中医药获得承认，感叹中医药终于走向世界，也有人因为屠呦呦是“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院士头衔），借她的获奖批评中国科研体制。这些感叹、批评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青蒿素的发现过程。
疟疾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它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疟疾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非常流行，全世界每年有接近4亿人会得疟疾，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抗疟疾的药物因为使用的时间太长了，疟原虫普遍对这些药物产生了抗药性，那么寻找新的抗疟疾药物就变成了一个很迫切的任务；而且那个时候爆发了越南战争，抗疟疾的药物就变成了一种战备必须品。为此，1967年5月23日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动员了全国60多家研究机构的500多名研究人员要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这项工作后来就取了一个代号，叫“523”项目。由于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都靠边站了，挑大梁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科研人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也参与了“523”项目，担任一个研究小组的组长。
当时确立了几个寻找抗疟疾药物的研究方向，其中一个是从中草药当中寻找。各地的研究人员搜集了一万来个民间药方，筛查了五千多种中草药和四万种化合物，结果没有发现有哪一种是有效的。屠呦呦研究小组也收集到808个号称能够用来治疗疟疾的中药药方，对其中的200余种中草药、380种的提取物进行了筛查，通过动物试验，看看这些药物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抗疟疾的作用，结果发现都不能抗疟疾。青蒿就是屠呦呦小组研究的众多草药中的一个。初步的研究发现青蒿的水煎剂不能抑制疟原虫，其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抑制率不高。屠呦呦就提出了用乙醚来提取青蒿里的有效成分，1971年证明了青蒿的乙醚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力居然达到了100%。紧接着屠呦呦小组的其他人很快就分离出了青蒿当中的有效成分，也就是青蒿素。之后云南药物所的研究小组最先用临床试验证明了青蒿素对疟疾患者有疗效。
把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当成中医药获得世界承认，是天大的误会。这是因为很多人都误把青蒿素当成了中药。其实青蒿素是从植物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也就是俗称的西药，中国药监局给它的是化学药准字号，国外也都认为它是西药。有很多化学药最初都是以植物为原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麻黄碱、达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中药。而且国外早就认可青蒿素，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已把青蒿素的衍生物列为基本药物清单中。实际上天然的青蒿素本身的抗疟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在用的都是半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比如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蒿甲醚和青蒿琥酯，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非天然的化学药。
在诺贝尔奖发布会上，诺贝尔奖委员会委员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诺贝尔奖不是在奖励中药，而是奖励对一种药物的医学研究，最多只能说该研究受到了中药的“启发”。因为青蒿素是在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查后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受到了中药的“启发”。而其实青蒿素的发现和中医、中药几乎没有关系。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统上使用的、用来治疗相同疾病的药物。中医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又名香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蒿）提取的。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用的话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从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蒿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让人误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中医由于缺乏植物学知识，经常把相似的植物混用。黄花蒿有时也会被当成青蒿使用，即便如此，里面的青蒿素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中医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疟疾的，而一旦加热到60摄氏度，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疟原虫了。屠呦呦称，她是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才恍然大悟不能加热青蒿，才想到要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其实，我国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对生药的提取有了“水-酒-醚”一整套标准程序，用乙醚提取是常规方法。在屠呦呦之前，其同事已经发现黄花蒿的水煎剂不能抗疟原虫，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不高，那么接下来尝试乙醚提取物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对学习、研究生药制剂的屠呦呦应该是常识，和《肘后备急方》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这个从《肘后备急方》获得灵感的故事，人们会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到了中医的启发，葛洪也因此成了“东晋名医”。其实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肘后备急方》则是收集民间的偏方，并没有用到阴阳五行、辨证配伍，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808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药方，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最受热捧的、最著名的药物之一。当年毛委员在苏区得了疟疾，就是靠让人专门去上海买了奎宁治好的。
所以，借屠呦呦的获奖来力挺中医药，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能借此批评中国科研体制吗？屠呦呦被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无院士头衔，似乎在中国很不受重视，获得国外大奖显得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前两无是历史造成的，她那个年龄段的中国大陆科学家都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不该以此说事。她三次评院士评不上的原因很复杂，一个原因是青蒿素是个集体大项目，参与的人众多，院士们对屠呦呦在青蒿素发现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有争议。另一个原因是参与青蒿素研究的很多人都对屠呦呦的学术和学风评价不高，特别是她存在拔高自己、贬低他人、忽略别人贡献的缺点，例如在其发表的专著中，甚至会去篡改引用文献的署名。她因此备受其同事、同行诟病，每次选院士都有很多人告状。几年前饶毅写文章论证屠呦呦是青蒿素发现的最关键人物，并组织给她颁发了由葛兰素史克赞助的一个奖，之后屠呦呦的国际荣誉接踵而来，所以饶毅对屠呦呦最终获诺贝尔奖功不可没。在以前，即使国外要奖励青蒿素的发现，也不知道该奖励谁。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举全国之力用人海战术搞出来的，屠呦呦在其中做出了关键发现，是主要功臣之一。青蒿素的发现得诺贝尔医学奖没有问题，是否由屠呦呦一人代表那么多参与者获奖会有争议，但借她的获奖批评中国现在的科研体制则大可不必。那只是特定历史时期一个不可复制的成就。我们总不能说那个时候的科研体制比现在还好吧？
没人否认中草药里可能会有有用的成分，但是一定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才能获得其有效成分，并得到世界公认。青蒿素的发现正是如此，它没有用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辩证医治等等中医理论，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我把这种做法称为“废医验药”，就是废弃中医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用科学方法验证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废医验药”的一个例子。
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这说明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其实没有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说明这种研究新药的方法效率非常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人类已经告别了盲目寻找药物的阶段，现在研发新药的主流是理性设计药物，即通过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的机理，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设计出药物，然后据此合成一系列化合物进行筛选。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研发新药的主流，而不是把财力、人力浪费在期盼奇迹的出现。诺贝尔奖表彰的是过去的成果，不是指导科研方向。千万别因为屠呦呦的获奖就又要像四十多年前那样搞全国会战想再从草药里挖掘重大成果。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对以她为代表的中国科研人员在自力更生的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卓绝地做出科研成果的表彰，值得为此自豪，但不应做过多的联想。
2015.10.6
2016年4月25日于9:24 pm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