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在精神病院死去的女病人谈起
那次的去济南，刚好约好要和山大医学院的老郭见面。
见到老郭的同时，还见到了他从山东某地医院同来的一位颇有文名的病理科大夫，据说当时曾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过，89年的时候发表声明退出作协了。
聊啊聊，就聊得有些深了，说到前段时间全国有名的一起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死亡的事件。
我当然很好奇，毕竟那件事情全国知名，加上有一段录像流传于网上，所以更加会引起网络上的轰动，也因此，最后诊断非常谨慎。
就是老郭带来的这位朋友（因涉事敏感，名字略去）会同其他专家一起做了死因分析的“最后诊断”。
最后诊断这个词是我从阿瑟-黑利的小说《最后诊断》那里知道的，和另外一位北美的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相比，阿瑟-黑利的明显要胜出很多筹去，因为他如果要下决心去写某个行业，一定是会调研一年两年才会动笔的。所以，就小说而言，阿瑟-黑利的要厚很多，且细节很多，西德尼-谢尔顿则充满了古龙似的句子。
病理科大夫就是给一个病做最后诊断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腿被截肢了，那么，是否真的发生病变了呢，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抽样还无法完全确定，你就得决定截或者不截，只能在截下来之后经过病理解剖才能确认是不是有问题。
就有可能截错，把好腿给锯下来。
我就把自己从小说里读到的关于最后诊断的事情问老郭的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微微一笑，用味道很浓的老家山东话告诉说：现在的病理检验比以前截完在看是不是错了要大不同了，很多情况下都是开膛破肚了，从里面截了一段病变部位拿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立刻进行病理检验，确认是否真的癌变，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手段，相当于一个“暂停”键按下去。
啊？我顿时有点惊异，他又笑了，所以，现在好的病理科大夫非常难找，我在本地有时候好几个医院在同一天内排队等我去做这个诊断，可以说是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说不准哪一刻就要被叫起来了。
我又惊异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批量培养点这样的大夫啊？
谈何容易，因为做的依然是最后诊断，而时间要求比以前要短了很多，一般的小大夫哪敢说出这决定性的话，只能是看了很多病，经验极其丰富的大夫才有自信和把握说这样的话。
当谈到对于那个精神病人死后的最后诊断时，此时和法医诊断是差不多的，他告诉我说：经过对尸体的解剖，发现致死依然是心脏的原因，而和任何外伤没有关系，这也是敢于认为精神病院没有责任的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录像上护士要拿着拖把对付病人呢？我追问了一句，毕竟这也正是网友们质疑的主要证据。他又进行了解释：
这一例精神病属于狂躁型，也就是说，她会伤害人，其时，她正在攻击护士，而护士在这样的攻击下，一般的策略是给打一针，让她镇定，但是这样的病人在亢奋状态下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地让你打针，而且还攻击你，于是，用了拖把来自卫，当然，同时也希望能够让其安静下来。
这样的处理属于对于这类精神病人的常规处理，如果真要殴打精神病人，那医院和纳粹有何区别？医生的基本素质还不至于如此。
讲了一下我才明白了些，不过还是又问了一句，那，医生总是和医生算是一伙的吧，是否医医相护呢？
他回答道：那倒是有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才从其他地方的医院选取的专家，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要相信，经过规范的医学教育的人，大多数基本的医德还是有的。
我点点头，心想，这应该属于比较老道的实话了。而从专家的角度和从一个普通读者或观众的角度看，还是有不同的，果然专家不是白给的。
听完这个事情后，我本来想当夜就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不过当时距离死亡事件不久，又怕引起其他麻烦，就一直等啊等，等到现在。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杨玲所提出来的，谁能够确认这人是精神病？谁又能够去发送这个人去就医？就医之后的处理又由谁来负责？
这些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了，怕法律上都说不多清楚。
如果人家的家人全在，那么，外人是无法直接将其送医的，除非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此人有多次异常行为，且可能造成伤害他人或自残。
也就是说，如果这人仅仅是行为异常，还没有伤害到谁（包括他人和自己），那么，我们怕是不能送医的。
前段时间说到应该捐款给可能的病人送医，来确定其是否精神病，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谁才有这样的资格。
于是，看到这个人确实需要帮助，但是我们可能确实又没有任何办法去实施真正的帮助。
如果你是捐钱给他看病，那么——
1，他自以为没病，反污你有病
2，他的家人不认为他有病，只是认为世道对他不公罢了
此时，即便你想提供帮助，可是究竟应该从何做起啊？
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