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科学和民主的名义
长久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一场启蒙运动，被当作中国现代文化的开端。当我们站在新世纪去反思近一个世纪前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我们会发现新文化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著很大的差别，也没有思想上的脉承。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整体的否认，并主张全盘西化；二是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和世界主义的推崇。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是对甲午海战失败后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的思想家的政治主张的继承，只是扛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更为耀眼的旗帜。
新文化运动中，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儒家伦理道德观，从社会、家庭、个人道德规范在内的整个伦理都遭到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无情嘲讽、解剖和鞭伐。陈独秀提出“最后的觉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全面批孔的文章，论证孔子旧礼教不适合现代社会，“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被指为“满纸的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必须被彻底打倒。李大钊指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中国人民应“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更适合新思想新文学，他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鲁迅以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来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钱玄同在反封建反孔教的批判中指出，欲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文明的民族，就必须反对旧的伦理纲常而采用西洋的新伦理。吴虞在《说孝》一文中指出，封建伦理“孝”道的真谛，是“不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总之，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儒家伦理被看著是阻碍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於是孔家店被砸烂了。在砸烂的孔家店面前有两面祭旗，一面是“德先生”，另一面是“赛先生”。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一时间仿佛“科学”与“民主”是可以点石成金的炼金术。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们之所以如此仰望“科学”与“民主”，并轻率任意糟蹋和摧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因为经过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一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经历了一而再的失败。在这中国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用全部的热情投身到没有根基的西方文化中去。殊不知我们对自己传统思想文化的背叛，就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背叛，这种背叛是没有思想基础的，背叛失败后的代价、精神创伤和苦难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是几代人也偿还不清的。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肩上扛著“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自身已经成了没有自己的灵魂─思想文化，的躯壳。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比较
西方启蒙运动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十三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后到了十八世纪才成为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主流并影响深远。启蒙运动反对的目标是宗教神权和世袭贵族对社会的统治，并建立了一套新的人文和社会价值观。
中日甲午海战后，严复开始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思想，反对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指出西方文明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和中国自救的药方。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都是对严复的思想的传承，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否认和消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眼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只是“吃人”的代名词；以“民主”和“科学”的名义砸烂孔家店并大力推崇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和世界主义。
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认识到文化有著相对性，甚至连道德都是相对的尺度，因此不能将自以为绝对真理的教条强加在其他的文化习性上。启蒙运动的这一思想影响之深远，不仅影响到后来制定《美国宪法》，也一直影响到今天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即使今天西方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思想与中国的思想文化有著互相冲突的价值观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任何思想文化都有相对性，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本身就主张各种思想文化力量互相竞争自发形成的秩序来完善人类所需要的合理制度。现代社会文明就是各种思想文化互动的产物。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接接失败并不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罪过，而是适应农业社会的中国文化不能适应工业社会了。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落后西方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而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中，中国一直是领先西方的。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管理和统治著一个比整个欧洲还要辽阔的帝国几千来而绵延不败，当西方人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著茹毛饮血的生活时，中国人已经在用智慧、法律和秩序在治理一个伟大的国家了。在这几千年中，中国的文化创造了伟大的哲学、艺术、文学和宗教。儒学之所以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当中，是因为儒学提倡的是一种平静、祥和、理性的文化，最能表达温良的中国人的性情。一直到清朝，中国一直都是令全世界羡慕和嫉妒的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世界曾经有一个文明多么灿烂的中国。
根据启蒙运动思想家文化相对性的原则，东西方文明本应一视同仁，而不是互相对立，不存在厚此薄彼，也没有此尊彼卑，不同的文明之间可以平等地融合，相互地沟通。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西方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却急不可待地握著西洋的外科手术刀轻率、无情、随意而带嘲讽和挖苦地在撕毁中国古老的文明，并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简单地定义为“吃人”，在文化上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举行“天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没有一个是启蒙主义的思想家；虽然他们扛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但简单地从整体上否认中国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全盘西化的主张本身既不民主也不科学。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只是扮演了将各色庸俗的西方思想贩卖到中国的文化掮客和文化买办。从最终结果来看，新文化运动盲目地主张西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向往中的现代化，相反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被强制阉割后，并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新思想、新伦理道德能令人信服地代替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成为普通中国人的主流信念。砸烂孔家店容易，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被砸烂后，中国并没有自动生成一个向往中的美好乌托邦的新世界，破易立难，其历史结果反而带来的是一场引发中国社会动乱并持续到现在的可怕的思想大混乱。
西方幸运的是先有文艺复兴运动，才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对文化的摧残和人性的束缚，解放了人对世界和宇宙的看法和了解；启蒙运动解放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启蒙运动中，西方思想家发现了人自己、良心和社会正义，人们向往的是人性、财富、艺术、爱情、世俗生活、自由平等和理性，而不再是宗教神权和禁欲主义。启蒙运动改变了人对自然的理解、对自身的理解，改变了西方的价值观。人的心智的解放，也使科学从神学下解放了出来，人们发现自己是可以和上帝摔跤的，人类第一次和上帝并排坐著思考宇宙和自身的问题，人终于找到了自己。启蒙运动使人类认识到是人的思想在改造著这个世界，而不是上帝。启蒙运动在很大意义上来讲是一个为后来的世纪定位的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正是从文化的相对性和对人自身认识的思想出发，不仅要求重塑哲学体系，还要重塑社会体系和生活方式以获得人应享有的自由。因为他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存在有多种可能性，完全可以发明更好的人类生存方式。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人们经过对自然、自我和人类灵魂的探索，经过人类的自我觉醒和努力，完全可以战胜无知、迷信、狂热和专制，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启蒙运动另一项成果就是对事物持普遍怀疑态度的科学精神，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就应该去挑战传统思维，去测试所有的假设以更接近真理。从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在宗教神权和封建贵族专制政治束缚下丧失了生命力、丧失自由意志的人第一次获得了解放，成为真正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人权思想，并使人权思想成为人类社会走向进步、健康与文明的主流思想的里程碑。虽然在后来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受到各种邪恶势力的挑战，但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人权理念一直是深深地吸引著全世界受压迫人民冲出迷雾的灯塔，并鼓舞了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建立民主政治的理念，使人权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人权法案》中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人权理念成为了普世的共识与真理，并以此来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是否进步与文明的标志。
启蒙运动的以解放人为目的，并建立和发展了保护人的自由平等的普世人权思想，这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旗帜和标志。任何从国家、民族、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变革都不能盗用启蒙运动的旗号，一切违反人权的政治主张、道德说教和文化向往都是与启蒙运动相违背相对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内心就面临著国破家亡巨大压力，国家复兴与民族觉醒的责任感才是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机。在强势文化面前，弱势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很容易产生文化自卑的心理，这种心理喧泄的最好对象就是向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挑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本来是很中庸、保守和理性的，但五四时期西方的思想文化冲击太强烈，在留学归来的文化精英对西方现代化向往的鼓噪下，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失去了冷静与理性变得躁动不安，以“科学”和“民主”的名义开始了对中国几千年思想文化的大清算、大批判、大讨伐，最后引起的实际上是中国人思想上的一次大混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科学”与“民主”，而不是启蒙运动的鲜明旗帜─“人权”，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的最根本的区别。人权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而不是社会文化的主流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文化运动的精英都是反封建、反传统礼教的斗士，而没有一个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人权斗士。
启蒙运动后，西方的政治走向了民主，社会步入了进步和文明；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政治却走向空前的专制和独裁，伦理道德空前地大倒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否定的余害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黑暗。
许多受启蒙运动启蒙、培养并成长起来的西方政治家本身就是伟大的道德典范和思想家，这在美国立国时表现得最突出就是伟大的道德典范华盛顿和伟大的思想家杰弗逊。这些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思想家非常清醒地明白，要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不与权力结合并得到权力的精心保护，民主就不可能扎根。美国的最大幸运在于民主制度从建立到发展一路得到了国家权力的保护，美国立国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本身就是受启蒙运动影响的伟大的道德家和思想家，就是民主制度和人权思想的保护人。美国立国时的这些深谙民主政治与人权思想的政治群星，不仅制定了实施民主政治框架的《美国宪法》，更重要的是在华盛顿做总统时的另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就是通过批准了宪法修正案的《人权法案》，这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力的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权法案》的第一修正案，它规定了国会不能立法反对任何宗教信仰，它规定了政府不能干涉人民的言论自由、舆论自由和结社的权力，它给了人民要求政府改正错误的权力。《美国宪法》告诉了政府什么能做，《人权法案》告诉了政府什么不能做；最重要的是它保护了人民免以遭受政府可能的不公正待遇。没有《人权法案》，人民既谈不上自由，也不可能有民主。人权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它是人民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基石。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人权思想取得最伟大最后胜利的世纪。
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几乎全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没有权力的时候，口中呐喊的是“自由”与“民主”，在他们得到权力后，实行的却是更加的专制与独裁。“自由”与“民主”只是他们为了获得权力而表演的道具。从维新运动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政治家没有一个是满怀自由、民主和人权热情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建国方策都不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国家，而是一个强大而有效率的专制国家。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没有准备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更不要说政府不能干涉人民的言论自由、舆论自由和结社的权力，保护公民权力不受执政者侵犯以及人民要求政府改正错误的权力。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启示
由于五四时期中国的工商业还不发达，缺乏一个独立的工商业阶级，而一个社会的工商业阶级才是社会稳定的力量，才是追求秩序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关键性因素，法律和民主是一个社会工商业阶级的天然呼声。而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仅仅只是知识分子喊得震天响的口号，而没有工商业阶级这一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民主”和“科学”仅仅只能是表面上的空谈，把它们作为五四的主要精神，是令人怀疑的。在表面现象的下面暗涌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庸俗的进化论、激进主义和功利哲学这些混乱的思潮引入中国，在中国的思想界泛滥并成为当时及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这些思想很容易在中国封建的土壤里与专制和独裁互相结合并形成怪胎，其危害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七十年的战争和动乱，专制和独裁的黑暗。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假启蒙运动之名，借西洋的外科手术刀从整体上否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没有思想基础的“文化革命”，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序曲，它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的社会、政治和中国人的思想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混乱，其思想混乱影响之深不仅促使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进一步否定，其全盘西化的主张还一直波及到“六四”和现在。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六四的历史事实证明，什么时候否定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就会打破中国人思想里平衡人们内心的道德力量，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乱，中国人的思想就会陷入混乱。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是几千年中国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任何企图从整体上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中国都会由于没有思想基础的支撑而崩溃。谁都不想品尝这种变革失败后的痛苦，但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品尝到了，其代价就是中国社会变得更加专制和独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有呐喊的自由，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新文化运动后，不仅没有帮助中国人达到启蒙的目的，不仅没有迎来“科学”与“民主”，迎来的却是专制、独裁和大黑暗，而这种专制和独裁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却更加地“科学”。等普通的中国人认识到这些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和文化骗局后，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良知发生了大塌方，整个社会思想陷入无序，社会陷入无序，精神陷入无序，这个社会不仅没有现代文明应具有的正义、道德和良心，连传统的也丢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否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与世界文化的接轨并不等于对自己文化和历史的背叛。新文化运动不仅没有使国民性得到改造，最后反而是那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被国民性所改造，蜕变成维护专制和独裁的鼓手和旗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利用并复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力量来反传统，其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就是初级的人权思想在中国文化里也早已有之，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曹操就提出“天地间，人为贵。”中国灿烂的先秦文化与哲学是足以与古希腊文化相比肩的文明，这些都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充足养料。遗憾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西洋或日本留学归来的，他们走的不是先复兴中国的思想文化，再启蒙的道路，而是用西洋的手术刀对中国古老文明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般的阉割。
今天不要说普通的中国人，甚至连代表社会主流声音和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起码的人格独立的合法性和思想自由发展的合法性，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精髓只能持把玩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极度缺乏自信，只能用眼珠子都不转的沉默来向往民主，对人权思想也只能持漠视态度，整个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传统价值观否定留下的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后遗症，已经没有了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和文化底蕴，社会只能被整体放逐到武侠、言情、痞子等庸俗文化中，整个社会变得思想浮躁和行为浮躁，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被阉割后带给我们的无言的结局。今天，我们中国人生活在现代化高科技的二十一世纪，整个社会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真正意义的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
中国要建立一个伟大而公正的社会，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多元化，现代社会文明就是各种思想与文化互动的产物。中国不可能产生象西方那种意义的启蒙运动，因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思想和人文基础，也没有产生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化传统。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将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精髓─忍让、中庸、温良、理性这些最可贵的品质和西方文化中的宽容、忏悔和民主、法制、人权思想的互动和交融。儒教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完全有着相互的兼容性，日本和新加坡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意义是揭露了中国思想文化中黑暗的一面，其开创的语言与文字的改革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意义重大，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时候比五四以后更加向往“民主”和“科学”。因此，今天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对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忏悔，也是对五四的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旗帜的继承和弘扬。
五四运动后八十多年的今天留给我们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仍然是“人”，即我们是有独立人格、有个人权力和尊严、有自由发展和有追求幸福权力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普通的中国人都认识到这个谜底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之时，就是专制、独裁和蒙昧这个斯芬克斯自杀之时；什么时候人权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开始发蒙之时，民主政治离中国也就不遥远了。
Sep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