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之一
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第一章 罗素其人
伯特兰·罗素（1872——1970）是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化巨匠之一。他参与创立的数理逻辑以及他在哲学中对这项技术的应用，开辟了逻辑和哲学研究的新纪元，使这两门古已有之的传统学问重又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罗素的生活并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学院生活。与其专门的哲学工作相交织、相适应的，还有许多充满波澜和激情的事件。他曾四次结婚，其间还有多次浪漫的恋爱事件；他曾在许多国家旅行、讲学和考察；他曾与许多著名人士有交往；他曾为儿童建立过实验学校；他曾因鼓吹不合时尚的思想而被解职，甚至坐监；他曾为倡导和平和消灭核武器而奔走呼号……所有这些生活经验，都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著作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这样说，人类经验的每一个侧面都成了他的哲学分析、评论和敏捷之笔所涉及的对象。美国哲学家奎因（1908——2000）曾这样总结罗素的一生：“罗素漫长的一生同时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在这波澜壮阔的生涯的一端，他是一位逻辑技术的改革家，既是数学家的哲学家又是哲学家的数学家。在它的另一端，他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倡导家庭变革和性道德的变革，他还与世界的政治领导人有联系，为决定人类帝国的命运而殚精竭虑。”
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罗素伯爵是著名政治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次出任首相。父亲安伯利子爵是一个温和而严肃的自由思想家，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罗素的生活是从悲剧开始的，他两岁时（1874年6月）母亲就因白喉而丧生，到三岁时（1876年1月），本来就体弱的父亲也因失去妻子的照顾，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而离开人世。他成了一个孤儿。虽然罗素的父亲对他和哥哥的抚养曾作了安排，但他们的祖父母对儿子的遗愿提出质疑，从而成功地取得了两个孩子监护人的资格。祖父于1878年去世，抚养和教育罗素的重任落在了祖母弗朗西斯夫人的肩上。她虽然有着苏格兰长老会方面的背景，却具有一位论的倾向，罗素便是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罗素在他祖父母的彭布罗克住宅度过了童年，那是一种严格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充满了虔诚、苦行和孤独，这种气氛很难说有利于自由思想。罗素觉得这种孤独是无法忍受的。“每天早上八点全家祈祷。尽管有八个佣人，食物却总如斯巴达那样的简单，并且就是这些食物，如果还算可口的话，也被认为对孩子来说太好了。一年到头都坚持洗冷水澡……我祖母只有在傍晚才允许自己坐扶手椅。烟酒是不受欢迎的，虽然严格的习俗迫使他们也要向客人敬一点酒。只有美德受到称赞，为了美德可以牺牲才智、健康、幸福和一切世俗的利益。”罗素12岁生日时，祖母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一空页上题写了一句经文：“勿随众人作恶”。罗素自称他一生都受到这条箴言的影响。童年的生活养成了他孤独、逆反、苦思冥想和特立独行的性格。
由于害怕公立学校的影响，弗朗西斯夫人决定让罗素在家里接受教育。对罗素后来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的强烈的哲学沉思，便是从这时开始的。罗素对知识论——哲学的一个重要部门——特别有兴趣，他渴望能发现某些知识是千真万确或确实可靠的，而这种确实可靠的知识，如果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在数学里一定可以找到。但接触数学不久他就发现他的信念面临严峻的考验。他后来回忆说：“在我开始学习几何之前，有人告诉我几何可以求证事物，因此当我哥哥说要教我几何时，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哥哥先教了我定义，这些我毫无困难地接受了。接下来他要教我公理。他说：‘这些是不能被证明的，但得以它们为假设，其他东西才能被证明。’听到这些话后，我的希望破灭了。我曾想，要能发现一些可以得到证明的事物该有多好，可结果却要通过未经证明的假设才能办到。我有点愤慨地望着哥哥，说道：‘如果这些假设不能被证明，我干吗要承认它们？’”尽管罗素的哲学以观点多变而著称，但知识的本性，特别是知识的确实可靠性的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
同一时期，他还陷入到宗教的烦恼中。“我花了无数时间冥思苦想[宗教信仰]问题。因为怕人感到痛苦，我不敢对任何人诉说我的沉思。我也因逐渐失却信仰而不得不保持缄默而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想，如果我不再信仰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死，我会很不快乐，然后我发现支持这些教条的理由都极不可信。我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将它们一一细细思考。我最先放弃的是自由意志。15岁时，我相信物质的运动（不论活的还死的）都完全遵循着动力学的定律进行，因此意志就不能对身体有任何影响。我时常将我的想法，用希腊字母拚写的英语记在一本‘希腊语练习’的本子里，这样做是唯恐被人发现我正在想什么。在这个本子里，我记下了我的信念：人体是一部机器。大约两年之后，我相信人死之后没有生命，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因为‘第一原因（造物主）’的论证似乎是无可反驳的。又过了一年，我读到《穆勒自传》，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他父亲教他说‘谁造了我’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马上会引出下一个问题‘谁造了上帝’，这样一来我抛弃了‘造物主’的论证而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在长期对宗教的怀疑过程中，我因为自己逐渐失掉的信仰而非常不快。但当全部过程结束时，我却惊异地发现，由于全部问题获得了解决，我感到十分愉快。”
18岁那年，他走出彭布罗克住宅的藩蓠，进入剑桥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现在他终于可以完全自由地思考了，同时那里的学术氛围也滋养了他的才华。
1892年，罗素的恋情被来自美国贵格会家庭的艾利斯·皮尔索尔·史密斯所激发，虽然此时他还是个腼腆且有点不够成熟的年轻人。尽管家人反对，但经过据理力争，两人于1894年结婚。得惠于继承父亲的大笔遗产，罗素得以从事他所喜欢的任何生涯。他的新婚妻子热衷于社会问题和与她的有闲妇女身份有关的特殊事业，罗素则追求满足心智的工作。从1895年到世纪之交，罗素考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写了一本关于德国政治前途的书：《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书中关于德国将走向独裁和战争的预言不久即被应验。他也写几何学基础、莱布尼兹（德国人，1646——1716）哲学和数理哲学方面的著作。数理哲学领域的工作最终导致他三卷本的皇皇巨著《数学原理》，这是他与他从前的老师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英国人，1861——1947）合著的，于1910年至1913年出版。在这部书里，他们试图证明被称为逻辑主义的数学哲学思想，即数学可以还原为逻辑，数学的概念都可以用逻辑的概念来定义，数学的真理都可以由逻辑的公理演绎出来。
1901年南非的布尔战争唤醒了罗素的政治意识。他最初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后来经过反思，他写了一篇题为“一个自由人的崇拜”的文章（一般被认为罗素写得最好的英语散文），其中明确表示拒绝不义战争。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心促使他于1907年竞选议员，他在讲台上主张妇女参政权。但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不走运，只得到不到四分之一的选票而被击败，他的政治抱负遇到了挫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的日子里，罗素对社会问题更加关注了。面对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战争声浪，对大众心理的浓厚兴趣使他力主和平主义。西方世界中的大多数人的心中都充满了破坏性的和乖张的冲动，任何改革方案如果能改善人类的状况，就必须首先通过教育，对普通人的心理结构进行适当的改造，特别要教育人们学会理性的思考、怀疑的态度、合作而不是竞争、善良的情感而不是争斗和偏见。
致力于和平事业也是冒了相当的风险的。罗素的敌人和朋友都嘲笑他；他被剑桥大学解了职，过去的老师背弃了他；英国政府撤回了他的护照，从而阻止他去哈佛大学讲学；当权者普遍对他不够尊重。他的名气不限于支持妇女运动和反征兵运动，他也公开撰文支持负责任的持不同政见者。1918年，他因为撰写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和平主义文章，被判处六个月的刑期。但他无所畏惧，在他的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下，他经受了监禁的考验，并且明智地利用了这段时间，写就了《数理哲学导论》和《心的分析》两本书，分别于1919年和1921年出版。
大战深深地改变了罗素的人生观，也改变了他的著作方向。他不再是个纯学者，而是开始写作新类型的书。他完全改变了对人性的观点，第一次坚信清教徒般的生活准则并不能带来人类的幸福。透过死亡的场面，他对活着的人有了一种新的爱。在这段转向期，他对妻子艾利斯越来越不满意，陆陆续续地有过好几次罗曼史。罗素对他的一位女友说过：“纯洁，我曾努力试过一次，但不会再试。”1919年，他遇到了多拉·布莱克，她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1920年，他应邀随工党代表团访问了苏俄（即后来的苏联），他热烈地希望看到他曾衷心欢迎的革命所带来的成果。但在访问期间，他对新体制却大为失望。回到英国后，他又一次顶流而行，发表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性意见，后来更进一步出版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一书，书中指出苏俄将会蜕变为一个仇视科学和艺术自由的、官僚主义盛行的国家。他发现自己同时不见容于右边的保守党人和左边的布尔什维克同情者们，于是便从公众视线中隐退，接受了北京大学为期一年（1921年）的教职。与对苏俄的印象相反，他很看好中国的前途。他写道：“中国凭借它的资源和人口，有能力在世界上成为美国之后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全世界将被中国的发展深深影响，中国的发展将证明，不论好坏，它都是下两个世纪的决定性因素。”
1927年，已骄傲地成为两个孩子父亲的罗素，对教育和性道德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引起争议的观点，是与他对人们在战争期间从斗争和杀戳获得的乐趣的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相信这些特点大多是人们早期的经历和所受教育的结果。只有对教育进行剧烈的改变，才有可能迎来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在性方面，当然不限于此，不合理的禁忌和不诚实是极端有害的。他认为传统教育要对此负责，因为它的基本做法是束缚创造性的冲动，也不鼓励自由研究的精神。
虽然鼓吹禁欲的道德家们声称被罗素在性和教育方面的观点吓坏了，实际上他的建议并没有走极端，而且他关于性方面的著作也只占他的出版著作中的一小部分。罗素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必须研究性道德，正如我也研究别的事情一样。我必须指出，如果你正在做的并不危害任何人，就没有理由谴责它。你不能仅仅根据某个古代的禁忌说它错了，就去谴责它。你应该弄清楚它有没有造成危害，这才是性道德的基础，以及所有其他道德的基础。”认为罗素是在“倡导放荡的生活，”这是过于简单化了。相反，他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在《婚姻和道德》一书中，他写道：“生活中必须有一致性；为达到目标，必须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尽管那些事情不能立即产生利益，并且并非每时每刻都具有吸引力；必须也为他人着想；应当有正确的是非标准。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制应当成为目的，我希望我们的制度和道德能把对自制的需要压缩到最大限度。”罗素认为婚前性行为没有什么错，他还认为，多数大学生可以有暂时没有孩子的婚姻关系。把罗素看作婚姻制度的敌人是一个错误，虽然他确曾反对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维持婚姻关系。使人们非常震惊的是他下面的观点：持久的婚姻并不必然排斥偶一有之的婚外情。
罗素关于教育的观点在上世纪20年代极具革命性，于是他和妻子多拉决定开办自己的私人学校。可是，这个学校并不成功。事实上，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另外，学校吸收了相当多的问题儿童，罗素在自由和纪律间形成适当平衡的见解，很难实行。罗素于1932年离开学校，它在多拉主持下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而这时他们的婚姻也完结了。1938年，罗素娶了他的第三任妻子帕特里夏·斯彭斯，她曾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罗素关于性道德和宗教的观点，在1940年纽约城市学院案中，成了突出的特点。当罗素还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时，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一致邀请他加盟城市学院，讲授逻辑和数学的研究生课程。这项任命旨在提升该校的名气，因为这时的罗素已经成为在这些高深的领域内的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和演讲者。不久，圣公会的曼宁主教便在纽约的报纸上发动了一场反对对他的任命的抗议，他宣称“罗素是一位人所共知的反宗教和反道德的吹鼓手，他还明确地为通奸辩护。”一位名叫吉恩·凯的女纳税人——其女即将就读于城市学院——向纽约最高法院提交了诉状，要求取消对罗素的任命。
在审判中，罗素的书被扣上了“淫荡、狎邪、好色、贪欲、热衷房事、色情狂、挑逗情欲、无神论、不虔诚、心胸狭隘、固执己见、谎话连篇……丧失道德”等一长串的帽子。罗素还被指控写有狎邪的诗篇，在英国领导过一个裸体集团，对同性恋表示同情。法官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他宣布了历史性的判决：基于下面三项理由，对罗素的任命是无效的：（1）罗素不是美国人；（2）他没有参加逻辑和数学方面的竞争性考试；（3）他的著作是不道德的，而且充满淫秽的内容。这项判决使罗素很难再在美国找到教职，他的经济状况也一度变得很拮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素越来越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的尊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素对共产主义的谴责与正在酝酿中的东西方冷战的气氛相契合的缘故。1949年他被授予功绩勋章，这在英国是对平民的最高荣誉。罗素回忆说：“我必须到白金汉宫去接受正式授勋。国王[乔治六世]和蔼可亲，但他对于自己不得不彬彬有礼地对待这样一个古怪的人，而且还曾是个犯人，多少有点尴尬。他说：‘你有时候的那种做法，如果被普遍采用，那是不行的。’我当时真想脱口而出：‘像你的哥哥[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还好，我忍住了，但又觉得不能冷场，于是便回答说：‘一个人应该怎么做，这取决于他的职业。比方说，一个邮递员就应当敲街上所有他有信要送的人家的门，但如果别的什么人敲起所有那些人家的门，他就会被认为是个为公众所厌恶的人。’国王避而不答，突然用别的话题岔开去。”
次年，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的“哲学著作……对道德文明所作的贡献。”获奖作品包括他的那本引起争议的《婚姻和道德》一书。应该说，这时他的声望已经达到顶点。“我真的开始感到有点不安，担心这可能意味着盲目正统观念的开始产生。我一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邪恶而成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却非常愚钝，以至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罪恶。”但耐人寻味的是，十年前纽约城市学院案中的宣判法官、检察官和吉恩·凯女士对此都表示了沉默。
1945年广岛和长畸遭到原子弹的轰炸，迫使罗素大声疾呼核战争的危险。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罗素继续致力于宣传核武器的内在危险。1954年12月23日，他发表了题为“人类的危险”的广播讲话。他在讲话的结尾说：“我希望人们暂时忘却他们之间的争吵，这样他们就会认识到，为了对立双方的生存计，对过去的胜利的期待，有充分的理由让位于对未来的胜利的期待。如果我们选择，我们的面前将是一个幸福、知识和智慧方面持续不断的进步的未来；难道我们会因为我们无法忘却我们的争吵而选择死亡？我作为人类的一员，向全人类呼吁：记住你的慈爱，忘掉其他一切。如果你们能这样做，那么就有路通向新的天堂；如果你们做不到，那么在你们面前只有玉石俱焚的死亡。”演讲获得极大成功，这为他后来与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合作起草著名的《爱因斯坦——罗素宣言》铺平了道路；这份有许多有名的科学家签字的文件交给了世界各国领导人，旨在为禁止核扩散带来希望。
在以后的有生之年里，罗素在核武器辩论中表现活跃。他发起了帕格沃什运动，这个运动聚集了世界领先级的科学家，由他们向本国政府提出避免核灾难的公正方法。1958年他被选为核裁军运动的主席，1962年10月罗素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作用。这次，罗素的努力和影响，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同意妥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罗素是最早引起公众对越南的国际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之一，这种怀疑在他的《发生在越南的战争罪行》（1968年）一书中达到高潮。他对公众事务的热情在他九十高龄后仍没有退缩。1970年1月31日下午，罗素为在开罗召开的国际议员大会口授了一份书面发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指出“诉诸过去的恐怖为现在的恐怖开脱，是一种十足的虚伪。”从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看到这仍是一个敏捷性不减当年的罗素。
两天后，即1970年2月2日上午，罗素病倒了，躺在了床上。一个小时后他走了。根据他的遗愿，葬礼上没有举行宗教仪式。
在《罗素自传》的序言“我为什么而活”里，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
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些激情犹如狂风，把我在伸展到绝望边缘的深深的苦海上东抛西掷，使我的生活没有定向。
我追求爱情，首先因为它叫我销魂，爱情令人销魂的魅力使我常常乐意为了几小时这样的快乐而牺牲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我追求爱情，又因为它能减轻孤独感——那种一个颤抖的灵魂望着世界边缘之外冰冷而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时所感到的可怕的孤独。我追求爱情，还因为爱的结合使我在一种神秘的缩影中提前看到了圣者和诗人曾经想像过的天堂。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尽管人的生活似乎还不配享有它，但它毕竟是我终于找到的东西。
我以同样的激情追求知识。我想理解人类的心灵。我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我还试图弄懂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是高居于感性流变之上的永恒力量的学说。我在这方面略有成就，但不多。
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了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可我做不到，于是我也感到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活的。如果真有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欣然重活一次。
以上简单介绍了罗素的一生，旨在让读者对罗素其人获得一个较为感性的了解。但是罗素的最大成就仍是在逻辑和哲学领域，这是他取得的那种鼎鼎大名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来源。这本小书就定位在介绍他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和贡献。对于有兴趣了解罗素人生观的读者，可以参阅本书作者编译的《罗素论人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