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教材出版乱象 William of Occam
Nov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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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辜先生号汤生,福建人,因为家属侨居海外,所以他很小就到英国去读书,在一个著名的中学毕业,受过很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这种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很认真而彻底地教授。这乃是英国当时的传统。毕业以后,他考进伯明罕大学学工程(有人误以为他在大学学的是文学,那是错的)。

      回国以后,他的工程知识竟然没有发挥的余地。当时张之洞做两湖总督,请他做英文文案。张之洞当年提倡工业建设,办理汉冶萍煤铁等项工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为好谈时务之人。他幕府里也有外国顾问,大概不是高明的外国人士,辜先生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先生请问一个英文字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上抱了一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上说:“你自己去查去!”这件小故事是蔡孑民先生告诉我的,这可以看出辜先生牢骚抑郁和看不起庸俗外国顾问的情形。

      民国四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愚园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拉丁文的诗,说是辜鸿铭先生做的。我虽然看不懂,可是心里有种佩服的情绪,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大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J匕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3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J限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3年之间,我们课堂里有趣的故事多极了。我曾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的。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这“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 Milton)的一首长诗Lycidas。为什么Lycidas会变“洋离骚”呢?这大概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紧箍咒还要痛苦。我们翻过之后,他自己再翻。他翻的文字我早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想来,那一定也是很牵强的。还有一天把他自己一首英文诗要我们翻成中文,当然我们班上有几种译文,最后他把自已的译文写出来了,这个译文是:“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喝嘱复何为!”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译文并不很高明,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班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件故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很有趣味。辜先生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满清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300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押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300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但其本质确是一种诡辩。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的一个引伸的譬喻。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所以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是不能公开用的!”作文和说理用譬喻在逻辑上是犯大忌的,因为譬喻常常用性质不同的事物作比,并在这里面隐藏着许多遁词。

       辜先生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作深刻的讽刺。我在国外时,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Catechism)。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n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二三十个,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大约是在1920年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论文,占满第一页全面。中间插人一个辜先生的漫画像,穿着前清的顶戴朝服,后面拖了一根大辫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文化的美国”(The Uneivilized United States)。他批评美国文学的盯候说美国除了Edgar Allan Poe所著的Annabelle Lee之外,没有一首好诗。诸如此类的议论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权威的大报,却有这种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美国人倒是有种雅量,欢喜人家骂他,愈骂得痛快,他愈觉得舒服,只要你骂的技术够巧妙。像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都是用这一套方法得到美国人的祟拜。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做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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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乃天路客据《中国人的精神(该文中作春秋大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年5月第一版 北京)卷首罗家伦的回忆文章《回忆辜鸿铭先生》,后据文章篇名检索CNKI数据库下载编辑而成,已经纠正了文字转换时的几处明显错误,也许存在个别未发现者未及纠正,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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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辜鸿铭先生”有4篇评论

  1. 天路客 Says: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教育家,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命名者。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

    1897年12月21日生。少承庭训,习读文史,后曾就读于南昌英文夜校、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以作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期间曾主编《新潮》月刊,1919年五四运动中,撰写《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为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接着游历欧洲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在四大国五名校研读七年,专治历史与哲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及附中。稍后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长,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

    1928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清华大学,出任首任校长,期间整顿教育,裁并冗员,精简机构,罗致优师,扩建设施,卓有成效。1932年8月,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在大陆改名南京大学,1962年在台复校)校长,广揽名师,兴办学科,兴建校舍,延南高东大时期之校风提出“诚、朴、雄、伟”的学风,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设为中大的使命;此后虽历经抗战西迁重庆,中央大学仍蓬勃发展,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经费曾一度相当于其他四所中国名校的总和,全国名校联考三分之二的学生以该校为第一志愿。1941年调离中大,曾出任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监察院首任新疆省监察使。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首任驻印度大使兼世界各国驻印使节团团长。

    1949年到台,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12月25日在台北逝世。

    相传罗家伦就读北大时,曾写一百封情书追求北大校花。最初因相貌丑陋遭拒,最后这位校花开出三个条件:留洋博士、大学校长、夫妻同行必须保持相当距离,她才愿下嫁[2]。

    国民党党史馆的《五四名人书札》中,就有罗家伦当年所写情书,情书是用国民党专用信纸所写成。但罗家伦的妻子张维桢就读沪江大学,并非北大校花,两人于1927年11月在上海结婚,育有一女罗久芳。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时,送史学家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寅恪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又对罗家伦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3]

    李敖的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著作:

    《新人生观》
    《逝者如斯集》
    《新民族观》
    《文化教育与青年》
    《科学与立学》
    《疾风》
    《耕云集》
    《心影邀游踪集》
    《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
    《革命文献》
    《国事百年诞辰纪念丛书》

    注释:

    1.^ 胡适批阅罗家伦的作文试卷时,激赏的给了满分,但招生委员会却发现他数学零分,其它学科平平。最后由蔡元培同意破例录取。
    2.^ 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3.^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以上据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cn/%E7%BE%85%E5%AE%B6%E5%80%AB

  2. macsy Says:

    第三段“J匕”是“北”吧,想来是OCR惹的祸。

  3. 天路客 Says:

    @macsy:
    “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

    谢谢理解:)

  4. 天路客 Says:

    曾被北大录取的特殊人才

      一提到北京大学的破格招生,人们会想到罗家伦、朱自清等人,他们无一不是怪才、偏才,却被北大录取,并成为学界泰斗。北大成就了他们,他们也为北大平添了一段段佳话。

      罗家伦除了写作文几乎毫无特长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解放思想,创新学术。

      这一年夏天,北大在上海招生,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参加了考试的阅卷工作。在招生会议上,只是一个普通教授的他激动地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只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

      当时,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明确表态,支持胡适的意见。在蔡、胡二人的执意要求下,这位除了会写作文几乎毫无特长的考生,最终被北大外国文学专业录取了。他,就是罗家伦。

      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罗家伦与同学傅斯年、徐彦之一起创办了新潮社,并出版《新潮》月刊。五四运动中,罗家伦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从北大毕业8年后,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他的革命思想,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充和看不懂数学题

      同样也是数学考零分,却得以破格跨进北大校门的,还有合肥才女、“张家四姐妹”中的老四张充和。

      张充和3岁前就学会了背唐诗,七八岁开始学作对子、写诗。

      1933年9月,19岁的张充和来到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二年夏天将举行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传了出来。亲人和朋友都劝充和参加,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主要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对于前两门,张充和信心十足,因为自幼基础打得牢。但她从未接触过数学,看不出数学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的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

      考试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

      张充和的数学考了零分,但国文、史地、英语成绩都十分出色,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更是拿到了满分,总成绩相加,居然超过录取分数线。

      此时,胡适已升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在看到张充和作文的第一时间,他立刻大喊:“这个学生我要了!”但当时的北大规定,“任何一科是零分,都不能被录取”,胡适只好找到校务委员会拍桌子吵架。北大终于答应破格录取张充和,而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当年录取的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

      叶曼 “试读生”成就一代才女

      在罗家伦和张充和之后,另一位名叫叶曼的女生也因胡适的赏识被北大破格录取。叶曼70多年前曾是北大法学院政、经、法三系唯一的女生,是胡适相当器重的女才子。她还是南怀瑾盛赞的弟子,三毛、林清玄等著名作家推崇的前辈,也是当今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大学者之一,在台湾几乎家喻户晓。

      1936年,叶曼参加了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三所高校的考试。结果,北大以试读生的名义录取了她。

      叶曼在多年后这样回忆自己的“高考经过”:那一年,北大国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你生平最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或“喜欢的一件事”,或“感动的一件事”。当时,叶曼的父亲刚过世不久,她便选了“最悲哀的一件事”。“我简直是一边哭一边写这篇文章,真的是用真情写的。”

      胡适看了这篇文章,大为赏识,但因其他评委一致认为,这考生的其他科目确实差了点儿,胡适只好让步:“好了,想办法能让她来就行。”而他所想的办法,就是给叶曼安了个试读生的名号。这种做法,最终成就了一代才女。

      付贤智化学考满分

      在现代全国或某些地区统一命题、完全依靠高考成绩选拔人才的制度下,北大仍破格录取过在某些科目上非常优秀的学生。付贤智院士就是其中之一。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付贤智参加了高考,并一举考出物理98分、化学100分的优异成绩。按照当时的高考政策,他本来只能就读师范类院校,但在当时,理、化能考出这样好的成绩,确属凤毛麟角。他最终被北京大学化学系破格录取。

      1991年,付贤智获得博士学位并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两年后,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继续研究工作。1997年,他回到祖国,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光催化研究。如今,付贤智带领的光催化研究所已成为国家光催化领域唯一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他本人也成为国际光催化领域著名的专家,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州日报 2009-1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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